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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先:得跟上部队,得活着

2016-09-01

南方周末 2016-09-01
关键词:训练班红四方面军电台

口述 胡正先 采访

口述 胡正先

采访/整理 南方周末记者 刘昊

南方周末实习生 汤禹成

简介:胡正先,安徽六安人。1918年9月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爬过多座雪山,三过草地,1936年9月到达甘肃会宁,1936年10月参加西路军,后随李先念左支队到达新疆乌鲁木齐,1938年回到延安,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电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随四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原总参某部工作。

参军、学习电报技术

1932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我在安徽六安的独山镇保卫局看守连,专门负责看犯人,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走出大别山苏区,转到敌人的外围打,保卫局整编到野战部队后,就不能要我们这些娃娃了。人家动员我说:“你还没枪高,回家吧。”我说我没有家,红军就是我的家。我就一直跟着部队走。

有一次红军的电台被敌人袭击,我跟着人群往山上跑,看到两个同志,其中一个一面跑一面撕手里的本子往口里塞,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过后人家告诉我,他叫蔡威,是红四方面军电台的人员,吃的小本子是密码本,怕落到敌人手里。

第二天天亮,我遇到两个红军,他们问我,“你家大人呢?”我说我一个人跟着红军走来的。他们问:“你真那么坚决当红军吗?”然后他们就把我安排到红军总医院当看护。

队伍本来打算回大别山,但突围后情况发生变化,回不去了,就一直往西走,最后决定翻巴山到四川——那是1932年冬天。

去四川的路上我有几次差点掉队。在山坡上烧水给士兵换药时,我和一个护士被烫伤。夜里院政委决定把我们抬上。上一个山坡时,担架几乎都要竖起来,敌人的枪在扫射,我身子小,从担架缝里掉下去,痛得几乎活不成。担架手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又开始跑。

后来我们被安置到老百姓家,一个领导给了每个伤员一封信和20个钢洋,说你们在这里休息,仗打完了我来接你们。那天晚上九十点钟,村里又来了支红军部队,我正好遇到第一次参军时的连长,他让我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我一路走,顾不得痛,走到第三天,到了一个坝子,传来了吹号的声音,碰到了总医院那些人。

1934年春天,政治部的干事问我识字不识字,我回答说,大概识三四百个字吧。第二天,那干部说,你到通江总部去学无线电。

三过草地

1935年春天,我被调到电台上去见习,当通讯员。那时中央红军到了四川,要红四方面军接应红一方面军,一起会合北上。

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时,正规军有8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和政府人员,一共12万人。

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我过了三次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因为电台是机关单位。但路上行走困难,草地没有路,草都是软的,一不小心就掉到水坑里去了,水也不深,但在沼泽里,你起不来。我亲眼见到一个人泥悬到胸口,一掉进去就起不来。

过了毛儿盖(注:1935年7月28日),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南下。这是第二次过草地,比第一次更苦了。吃的更困难了,有时候根本弄不到吃的。南下我们占领了天全、芦山,但没打下雅安。

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两三个月,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在天全开班了。电台把我送去学习,教员是电台来的,会发报,也会英文。

在天全和芦山站不住脚,队伍北上,我们第三次过草地,比前两次更苦。没有吃的,就找野韭菜回来充饥,因为饥饿加上疲劳,有的学员坐下就再也没起来。

一定要到新疆

三过草地后,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注: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想在这里消灭红军。延安人烟稀少、粮食不足,供应困难,红军必须要赶快找出路。当时苏联答应援助我们一批武器,中央制定了“宁夏计划”,命令部队过黄河,到宁夏,过内蒙到外蒙,拿回这批武器。

10月24日,四方面的九军、三十军还有一方面的五军受命强渡黄河,我们无线电训练班也在其中。刚渡河,渡口就被切断了,长征后最苦的一段开始了。

过武威后,我们占了永昌,中央让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甘肃头头马步青见我们停下来,就打我们,青海马步芳的部队也被调过来,我们天天恶战,没有一天休息。

跟“马家军”对战,比过草地困难多了。我们白天不敢行军,走了一夜,天亮时刚到,吃饱睡足的敌人骑兵也到了,我们步兵跟骑兵交战,损失惨重。

那时我还不知部队为什么留在永昌,后来才知道,我们过了黄河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央要我们原地待命。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说你们就直接到新疆去,一批物资已从苏联运到新疆了。

当时已经是隆冬时节,许多同志穿的是单衣,没鞋穿。1937年1月,五军攻占了高台,之后九军进驻临泽沙河堡,总指挥部和三十军驻倪家营子。之后中央让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见我们不走,马家军几万人又猛扑过来。

在倪家营子突围那晚(注:1937年2月21日),很多伤员都躺在外面的坪上,我看到护理人员找了一些草,烧火给他们取暖,当时甘肃冰天雪地。伤员们说“你们赶快走,不要救我们”,看到的人没一个不流泪的。我们逃都很难,他们更难走了,但没有一个放弃。

大家都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到新疆,拿到援助的这批武器,然后回延安。我当时就是一条——怎么样我们也得跟上部队,得活着。 突围,活着

在祁连山的石窝山里,我们分了三路。我们训练班跟着李先念左支队,我们尽量走最艰苦的路,避免被敌人截获。

红柳园子战役是最后阶段的突围。所有人都上了战场。山不高,四周都是敌人。子弹从我的胯下穿过去,把我的战友打死了。我一路跑到山沟里,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说:“抓活的抓活的!”声音很近了,我正好碰到我们的局长,他坐在牲口上,说“赶紧跟上我跑”。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被俘虏,最后跑出来了。

在去星星峡的路上,第一天我路上捡了一点小米吃。第二天就没吃的了,碰到我的同学,他说他们在对面山上,一点水都没有,他一天喝了三次自己的小便,到了最后小便也没有了。就这样往前走,终于见到了陈云的部队,我们吃了一顿饱饭,晚上睡了一顿好觉,第二天集中到一起,走到了星星峡。

到新疆时是1937年5月,我还在训练班。我们左支队只剩下400多人。之前分的三路,唯独我们到了新疆。

之后我们在新疆学习技术和文化。我们这批部队原定1940年回延安,但我1938年就提前回来了。那年春天,我们坐上了开回延安的车,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运输车。

很多同志为革命丧失了性命。光八年抗战,中国就死伤了3500万人。所以今天我们是幸福的,没有他们的牺牲,也不会有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要忘掉牺牲的同志,也不要忘记我们革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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