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尚龙

相亲通常不被看作是获得爱情的最高境界，但不失为一条途径，给“老实小囡”一个机会。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到了婚龄，那时男青年超过28岁、女青年超过25岁，就要被叫成“大龄青年”了；此外知青返沪，社会上有许多农场回城的未婚男女，他们大多工作不好、没有福利分房，找对象很困难。可以说那时出现了上海的第一次“待婚危机”，大型的相亲活动应运而生。

上海文联《采风报》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就举办了这样的活动。报名热线是2471490，谐音“两思切、一试就灵”。 相亲现场就在上海作协所在地——巨鹿路675号的大厅。大厅里拉了绳子，挂了许多三角形小彩旗，每一面小旗上是一个单身者的年龄、身高、单位等信息，还有照片，像个展销会。如果看中了哪面旗子上的人，就把旗摘下来，交给工作人员。下一步，工作人员去找到旗子上那个人，把看中她（他）的人情况一讲。对方如同意，就见面；不同意，就由该工作人员去回绝，旗子挂回去。这个形式，颇能体现当时的婚恋观念：一个人拿走旗子，别人就暂时看不到了，而不是几个人同时竞争，这是谈恋爱一对一的意识。而由工作人员在中间传信息，则符合当时人们含蓄、矜持的心态，有效避免拒绝和被拒绝的尴尬。

而这一时代上海民间的私人相亲，主要是在市中心的小公园：复兴公园、襄阳公园、人民公园、黄浦公园……交通方便，公交车下来就能到。而且，公园一定要小。太远太大的公园都不行，门太多，几号门几号门的，万一跑错了，相亲是不会成功的。小公园之约也有讲究。事先，相亲双方要交流信息。不是现在说的房子车子工资。那时候工资是不用问的，因为同类单位都是一样的。要紧的信息是年龄、身高、单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全民的还是集体的？因为这个劳保福利待遇差距很大。住房当然也在需要介绍的信息之列，不过，那时所谓“有房子”指的是在父母现有的住房里能有一间给小夫妻，乃至未来能搭出一个阁楼、拦出一间房间的，都包括在内。此外，诸如“伊拉爸爸是科长”、“伊有香港亲戚”之类，也算加分项，会被提一提的。

当时还有一种相亲方式是看电影。双方各自提前拿到座位相邻的电影票，直到对方落座，才算见到了第一面。也有约在电影院门口碰头的，假如介绍人正好有事不来，那么就得预先讲好“接头暗号”，比如男方上衣口袋里别支钢笔，或者女方手里拿本杂志。据说这种方式对男孩子压力较大，因为女方总是希望对方先认出自己……

那些市中心的小公园，到了本世纪初，就数人民公园异军突起。这个建造于1952年的公园，忽然就成了父母扎堆相亲胜地，演绎了无数亦庄亦谐的场面。

有些人看不上相亲，觉得相亲是别人安排，谈的不是爱情。其实，这要考虑婚恋“土壤”不同。中国年轻人社交圈比较小，文化上又认同东方人的矜持。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会很自豪地告诉人家：“阿拉小囡，弄堂里是不去白相（玩）的！”不去玩，很乖，也就失去了一份野趣和与同伴交往的能力。长大还这样的话，以前上海人叫“老实小囡”。老实小囡读得好书却不一定谈得好朋友，为啥不能用相亲来帮帮他们呢？

而父母参与也是一种难以消失的东方传统。2000年后，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恋高峰，第二次“待婚危机”出现了。他们的父母有不少退休了。那时上海还取消了普通公园门票。想想看，像人民公园这样的地方，从拉家常到谈儿女相亲，只要有一对成功的，就必定吸引更多人前去。于是，人民公园红了。

近10年来，相亲也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传统地标慢慢模糊，一个个通过网络来牵线、线下活动来见面的相亲会聚合了待婚族。

去年开始，《现代家庭》杂志与浦东两家颇有口碑的公益交友组织——范本良红娘工作室和帼苑齐家青年之友搭档，举办“现代家庭恋爱角”免费相亲活动，提出了——昨天你去人民公园相亲角，今天请来现代家庭恋爱角。就算现在通讯发达，还是有那么多人需要相亲。而不管啥年代，相亲最重视的还是可靠的渠道和信息。愿“现代家庭恋爱角”成为“给老实小囡一个机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