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

□李伯谦

图一 青关山黄色夯土台上F1、F2、F3分布示意图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1929年即开始发掘，至1986年已有60多年的历史。其间虽不断有新的发现，但总的看来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86年两座器物坑的发掘和青铜立人像、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青铜车轮形器、青铜眼睛、金杖、玉牙璋、象牙等的集中出土[1]，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社会上引起了从未有过的轰动。短短几年间，见于报纸、杂志的报道和研究文章不下数百篇，专题研究的专著亦有出版。这一重要发现带动了研究的深入，三星堆遗址是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出现的独具特色的一个青铜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

学术研究就是这样，当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同时会有更多的问题向你招手，诸如什么是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与去向、三星堆城址的规模与结构、三星堆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三星堆文化的族属等。围绕三星堆遗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靠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和平心静气的细致研究来回答。自此之后，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潜下心来，默默耕耘，一边发掘，一边思考，终于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2016年3月25日发表了三星堆考古队领队雷雨先生的文章《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2]，5月15日下午，雷雨先生又代表考古队在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做了简明扼要的汇报[3]，其要点是：

一、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遗址最高处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2005—2015年，共发现F1、F2、F3三座大型建筑基址，均建在用黄色土夯筑起来的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土台上，其中F1面积巨大，逾1000平方米，其北被其叠压的F2可能是其前身，东面不远是F3（图一）。三座大型建筑基址均属于三星堆三期至四期时废弃。根据钻探，在黄色人工夯土台上三座基址之下，尚有3～4米夯土与文化层交相叠压的红烧土堆积，推测有可能是较早的三星堆不同时期大型建筑的遗存。

二、2015年，在青关山土台三座建筑基址北面发现一条东西向的凹沟，该沟从三星堆四期至汉代慢慢被填平。凹沟北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夯土埂，后经试掘，证明这条残长140米的夯土埂(青关山城墙)始建于三星堆二期，与原定为北城墙的真武宫城墙位于一条直线上，夯筑方法亦相同，推测应同为北城墙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城墙西段的墙体（图二）。

三、2015年，在三星堆遗址东北部仓包包台地西缘经勘探试掘确认一段南北走向城墙，称为李家院子城墙，始建于三星堆遗址三期，其南端与仓包包城墙西端近直角相连，现存长度约150米，夯筑方法与仓包包城墙及三星堆南城墙基本相同。在仓包包台地东北角，勘探发现在地表以下有一拐角城墙，南接三星堆东城墙北段，西延约20米对接真武宫城墙，经试掘该称为马屁股拐角的城墙是由三星堆“东城墙北端”和“北城墙东端”残留构成，始建于三星堆三期，筑城方法与东城墙南段较一致，应为三星堆大城和仓包包小城共用的东北角（同图二）。

四、在遗址西北部，由三星堆二期始建的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大城西城墙北段、大城西城墙中段拐角及月亮湾城墙基本闭合起来的月亮湾小城，与青关山黄色夯土台及其上的大型建筑基址存在密切联系（同图二）。

五、在青关山城墙墙体下发现了“三星堆一期文化 （即宝墩文化）的夯土，台面上清理了一批三星堆一期的土坑墓葬、陶器坑和形状较大的建筑”[3]（图三、图四）。

图二 三星堆城址遗存分布示意图

图三 青关山城墙下发现的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器物坑K25

图四 K25出土的经修复的陶器

图六 H105出土的经修复的陶器

六、在遗址西北部黄色夯土台的东西向凹沟上部发现一座三星堆四期的圆形灰坑（编号为H105），出土了大量完整陶器以及金箔、穿孔玉璋、玉凿、玉斧、绿松石串饰等高等级器物（图五、图六）。通过上述发现，考古队合乎逻辑地做出了以下论断：

1.将上述第一项遗址西北部黄色夯土台及其上F1、F2、F3 和第四项由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月亮湾城墙及大城北段城墙、大城中段拐角城墙合围起来的月亮湾小城联系起来，推断此地即是三星堆王国宫城所在地点。

2.将第二、第三项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马屁股拐角城墙及以前断断续续已发现的北、东、西、南大城各片段城墙联系起来，已基本可以判定三星堆王国都城大城是一座建于三星堆二至三期、范围广大、方向偏东北、略呈梯形的城址。

3.以上第五项青关山城墙墙体下三星堆一期即宝墩文化夯土台、墓葬及形制较大的建筑基址等的发现，表明宝墩文化时期三星堆已是一处内涵丰富的大型聚落。而第一项所言 F1、F2、F3 之下尚有 3～4米厚的夯土与文化层交相叠压的红烧土堆积的存在，则预示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时期有可能也有夯土城墙的建造。

4.以上第六项青关山黄色夯土上凹沟上部三星堆四期即晚于三星堆文化的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灰坑H105及其丰富堆积的发现，表明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十二桥文化中间虽可能发生过重大变动，但在三星堆文化并未中断，金沙·十二桥文化继三星堆文化之后仍在继续发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先生在最近举行的 “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讲话中所说，“三星堆遗址从原始社会的解体，文明的孕育、诞生、发展，走向辉煌，到开始衰落，都在一个地方不间断地演进”，足足有两千年之久。这个现象中国仅见，世界罕见。是符合实际的论断[4]。

新的发现和新的论断，补充了我们以往对成都平原古代文化认识上的缺环，也改变了一些认识上的偏颇，根据这些新发现和新论断，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形成如下认识：

1.在成都平原，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金沙·十二桥文化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其间可能出现过从三星堆到金沙·十二桥这样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但其主要因素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大的变化。

2.宝墩文化在初期可能与从西边松鄱高原南下的马家窑文化及其后续文化有过接触，甚或受到一些影响，但其主体仍由当地土著文化孕育发展而产生。

3.宝墩文化是新石器文化，其中、晚期所处的时代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相当，下限或已进入文献上讲的夏代。以宝墩文化多座城址的发现为代表，其时当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说的中华文明演进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5]中的古国阶段，即我说的酋邦阶段。三星堆文化及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则已进入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阶段。我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问题时，将其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军权、王权两种模式[6]，从三星堆和金沙·十二桥呈现出来的面貌看，它们走的显然是崇尚神权的道路。

4.金沙·十二桥文化的继续发展形成了文献史学中的蜀文化，这个节点划在什么地方？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及其他文献中提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诸位君长和蜀王，如何与考古学上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相对应？似乎还较为渺茫。从考古发现的后十二桥文化诸期遗存看，反映神权的宗教色彩愈来愈淡，而世俗面貌越来越浓，蜀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转换了发展途径，值得研究。

三星堆遗址所在的长江上游成都平原，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区系之一。其文明因素产生之早、文明特征之独特、文明演进道路之曲折，口耳相传传说史学资料之丰富，都足可与长江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辽河流域及岭南地区等区系相媲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忽视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特殊性，其所做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全面的。

（本文所用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队提供。谨表衷心感谢）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2]雷雨：《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2016年3月25日第5版。

[3]中国文物报编《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材料：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4]《光明日报·文化新闻》2016年7月 26日第9版李晓东、危兆盖文《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实物标本》所引。

[5]苏秉琦：《中囯文明起源新探》(香港版)，1997 年。

[6]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