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合群

摘 要：北宋东京外城来源于五代后周时期所修的罗城。北宋时期，修筑了瓮城、马面、敌楼等防御设施。城墙内外皆为夯土，十分坚固。除了加固城体之外，北宋时还对外城南墙进行外扩，以增加城市容量。城墙外围有护城河，河宽水深。

关键词：北宋东京外城 瓮城 马面 夯土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8）01（b）-0086-02

Abstract： The Dongjing outer city wal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originated from luocheng， which had been built in the late Zhou dynasty.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s defensive facilities were been built up such as barbicans， Mamian， watchtowers and so o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wall was rammed earth， very strong. In addi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outer city wall was also expanded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the city. Surrounding the wall， the moat was wide and deep.

Key Words： Dongjing outer city wal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arbican； Miamian； Rammed earth； Moat

開封的城建史，可追溯至战国魏都大梁城。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皆定都开封，称为东京。五代时期，随着开封城市的发展，“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1]之局面。扩展京城，势在必行。为此，周世宗新筑罗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从而奠定了北宋东京开封外城的基础。北宋一代，出于防御上的考虑，对这座东京罗城曾屡次增修，并改称外城，其中有史可查的即有23次之多，日常的修补不计其数，北宋末年更是达到“旦暮修整”[2]之程度。

1 北宋初年对外城的营造

早在宋太祖开宝元年（968）正月，即“发近甸丁夫增修京城，马步军副都头王廷乂护其役”[3]。宋人文莹亦曰：“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此次增修外城，规模应该不大。因为当时修城的重点在皇宫，加之北宋尚处于统一战争时期，应无精力大修京城。

太祖之后，外城修筑仍在继续，如太平兴国四年（979）九月，太宗下诏“改京城内外二十五门名”[3]。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勾当八作司谢德权言，京城外城女墙圮缺，水道壅塞，望发兵完筑，计工六十三万五千六十二，诏可。[3]”看来，这次主要是维修了女墙与水道。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月，“发卒增筑京城。七月二十四日诏内殿崇班秦怀志、白仲达增筑新旧城墙”[1]。嘉祐四年（1059）六月，仁宗“赐筑新旧京城役卒缗钱”[3]，将内、外二城同时修复，可谓工程浩大。

2 神宗年间对外城的营造

另外，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始四面筑为敌楼，作瓮城及浚治壕堑也”[4]。这次修城，历经三年，至元丰元年（1078）十月才竣工。扩筑之后达到“城周五十里百六十五步，高四丈，广五丈九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内空十步”[1]。这次应是规模最大的，据知制诰李清臣所记，经过三年之修筑，“崇墉迄[屹]然，周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横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埤堄七尺。坚若埏埴，直若引绳……板干递迁，畚锸贯序，创机轮以登土，为铁疏以固沟，肇于丙方，环于四浃……其外趾跨隍百一十有五步”[1]。运用“创机轮以登土”技术，效率大为提高。并且，从宋人刘克庄《筑城词》中“万夫喧喧不停杵，土声丁丁惊后土”之句，可以想见当时万人筑城的壮观场面。所修之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比周世宗时所修的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多了近二里。并且，从文中“其外趾跨隍百一十有五步”来看，这次外扩至城壕外。另外，按照《营造法式·壕寨制度图样》中规定的“筑城之制”，即墙顶厚度=墙厚-墙高之半，则可推知宋外城顶宽为三丈九尺（图1）。

关于这次筑城之细节，其他文献中亦有所披露。如熙宁十年（1077）九月，神宗下诏枢密院：“程昉所买修清汴木，未斥卖者，令主管官司尽付宿、泗州买石段，入内供奉官曹贻孙管押上京，增修诸门。”[3]宋人刘延世还记载：“元丰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费四百千为佣值。元佑初，公为御史，按图视开发处，来山乾艮例皆发掘，将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犹有避忌，况天子众人之君乎？其论甚切，因是罢役。浚濠时，土中得一物，状类人而无眉目，埋之他处，所掘得及舁去之人皆死，或言太岁也。又获大蛇，类龙，送金明池，是夜大风飘瓦。”[5]震地，属八卦中的东方，代表雷。

筑城之后，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开封府请修完京城，四壁留十步，以墙为卫，外容车马往来。诏止于七步外筑墙，以所减三步外添两步，共留五步为路，其官私舍屋有碍者，即止据见今地于五步外筑墙为路，仍免毁拆。”[3]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十八日，又“诏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开阔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1]元丰六年（1083）正月，提点刑狱司又上言：“被诏买修京城楠、桑、檀木等，欲依河防例，于民间等第科配。”上批曰：“只令于出产处采买，及置场募人结揽和买，不得配扰。”[3]这些木材可能用于修筑城防设施。同年（1083）二月，“己酉，诏给度僧牒千，修京城水门。”[3]元丰七年（1084）六月，“赐专一管勾制造军器所度僧牒千五百，买木修置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帮筑团敌马面，并给役兵官吏餐钱。”[3]并且，为了加强外城角的防御，当年还“封筑敌团马面”[1]。

3 哲宗及徽宗时期对外城的营造

哲宗即位后的元祐元年（1086）正月，“工部言，京城四壁城壕，止以广固人兵渐次开修，更不差夫。从之。”[3]这年闰二月，右司谏苏辙言：“访闻京城四门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筑城开壕死损人夫。”[3]至元祐三年十月，右正言刘安世所言：“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过于边郡，雉堞楼橹之迹，隐然相望。”[3]元祐四年（1089）五月，范祖禹又言：“臣伏闻开修京城壕，日役三四千人。虽和雇夫力，调发不及民，其钱不属户部，然财出于民一也，岂可不计较爱惜而枉费用之？臣闻开濠深一丈五尺、阔二百五十一步，广于汴河三倍，自古未闻有此城池也。又京城外门，正门即为方城，偏门即为瓮城，其外门皆用纯铁裹之，此祖宗时所无有也。瓮城乃边城之制，非所以施于京师。今东、西、南三面偏门，亦欲为瓮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见而为此谋也。必以为威北敌也，使北敌果渝盟南向，大臣将坐守此受敌乎？……乞指挥东、西、南三面偏门止为方城，其壕广阔可减三分之二，以惜民力。”[3]从上述诸次上言中，可见哲宗时期筑城、开壕之反对声音。这种声音，影响了城池建设，如外城城壕元丰五年（1082）已下诏疏浚，直至元祐四年（1089），只有西、北两面“已有次第”，而東、南两面“方始兴工”[3]。

在崇宁五年（1106）二月二十六日，考虑到“京师居民繁伙，居者栉比，无地可容，深虑移徙居民，毁彻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宋徽宗下诏：“可令有司度国之南，展筑京城，移置官司军营，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民居。”[1]可见，由于城内拥挤，宋廷决定南扩外城南墙，以安置军营、诸王外第等。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四日，“中书省言：‘专切提举京城所状，奉诏修筑京城，开撩濠河，修葺诸门等，可于宣和七年选日下手。今据本所选到，宜用来年二月二十四日、己正四刻后丙时，并先自京城西南角坤位下手，吉。从之。”[1]这是说从西南城角开始疏浚城壕、修复城门。

经过多年不断的修葺、加固与完善，至北宋末年，城门多数为“瓮城三层，屈曲开门”（图2），并且，“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二十指挥”。护城河“阔十余丈，壕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可见，至北宋末年，东京外城俨然成为一座防御设施齐备的封建城堡。

参考文献

[1] 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265，9273，9275-9278.

[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199，461，1522，4571，6968，7186，8008，8014，8315，8709， 8936，10098，10346，10363.

[4] 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327.

[5] 刘延世.孙公谈圃四库本（第103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