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的杜氏铸镜作坊（下）

2016-08-16张宏林

收藏家 2016年7期

□张宏林

试论汉代的杜氏铸镜作坊（下）

□张宏林

In many Mirror with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s in Han dynasty, the bronze mirrors with Du inscription seemed more chic.Such bronze mirrors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styles, which accumulate rich history, and have precious historical value.The author will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production type and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such casting workshop.

二.“杜氏”铸镜作坊的所在地及其存续时段

从各类“杜氏”镜的出土和发现情况以及镜铭纹饰中，积淀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汉代“杜氏”铸镜作坊的所在地及存续时间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1.对“杜氏”铸镜作坊所在地的推断

目前发现的“杜氏”四神规矩镜两面，其中之一传出绍兴；8面“‘杜氏’龙虎镜”中的6面，或出土于绍兴一带，或传出绍兴；仅有的2面“‘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亦或出土于绍兴，或传出绍兴；4面画像镜中的3面，传出绍兴。

从上述16面“杜氏”镜中的12面，其出土和发现地均与绍兴相关的情况来看，绍兴应该与“杜氏”铸镜作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

值得一提的是画像镜。1937年，在绍兴修造军用道路时，从“四家乡”一带偶然发现的古墓葬群中出土了300多面铜镜。这批铜镜中的绝大多数后流入日本。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博士经多方搜求，获得了其中的百余面资料，并精选出72面，于1939年编撰出版了《绍兴古镜聚英》一书。

由于《绍兴古镜聚英》中的多数资料为画像镜。经研究，学者们发现此类具有地域特色的画像镜，几乎均出土于绍兴一带，故干脆把此类具有地域特色的画像镜称之为绍兴镜。由此可见，绍兴在铜镜研究领域中的重大影响。

在没有文献记载和发现铸镜作坊或出土与之相关的“模、范”的情况下，研究者通常只能根据这些铜镜比较集中的出土或发现地来推断其铸制地。而此类带有“杜氏”铭文的各类铜镜，能如此集中的或出土于绍兴一带，或发现于绍兴周边，可见汉代的“杜氏”铸镜作坊，应该设立在以现在的浙江绍兴为中心的这一带，即汉代的会稽山阴一带。

当然，除了以出土和比较集中的发现地来推断其铸制地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这些铜镜资料的类比分析，以对汉代会稽山阴的“杜氏”铸镜作坊的始兴时间和存续时段，作出一个大致的推测。

2.“杜氏”四神规矩镜的铸制年代

据目前所知，规矩镜中的纪年铭文，最早应该是洛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四神规矩镜”⑨，后有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禽兽规矩镜”⑩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四神规矩镜”⑪。从这些带有纪年铭文和出土的规矩镜中可知，这类饰有“四神”或“禽兽”图案的规矩镜，其流行年代，应该在西汉晚期到王莽建立的新朝时，并延续至东汉时期。

规矩镜中还有许多带“汉”、“新”国号铭文的。根据对此类国号铭文镜相关特征的研究分析，结合出土资料的印证可知，那些带有“汉”朝国号的规矩镜，应该铸制于王莽立新之前的西汉晚期。而那些带有“新”朝国号的规矩镜，则应该铸制于王莽建立的新朝时期。

“杜氏”四神规矩镜中均有“多贺新家”铭文，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考证，镜铭中所谓的“新家”，应该是指王莽建立的新朝。故“杜氏”四神规矩镜应铸制于王莽建立新朝时期的公元9-23年间。

根据对两镜相关特征的比较，应该出于同一铸镜作坊。而据笔者分析推断，“杜氏”四神规矩镜极有可能铸制于新朝晚期。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杜氏”作坊最早铸制的镜类。由此推测，“杜氏”铸镜作坊至迟在新朝后期就应该诞生了。

3.“杜氏”龙虎镜的铸制年代

龙虎镜中带有纪年铭文的，见诸着录的有《汉唐纪年镜图录》中的“永平三年（公元60年）”龙虎镜⑫、《广西铜镜》中的“元和三年（公元86年）”龙虎镜⑬、《铜镜·中国嘉德2009年春季拍卖会》图录中的“章和元年（公元87年）”龙虎镜（图16）、寿县板桥镇黄安村出土的“隆帝章和（公元87-88年）时”龙虎镜（图17）⑭、江苏宜兴张君文收藏的“元兴元年（公元105年）”龙虎镜（图18）⑮、《2011年景星麟凤迎春铜镜专场拍卖会》图录中120页1139图的“兴平年（元年为公元194年）五月五日”蟠龙镜（图19）、《浙江出土铜镜》中的西晋“元康三年（公元293年）”七乳龙虎镜⑯等。

龙虎镜中也有带“汉”、“新”国号铭文的。如浙江杭州孔震先生收藏的“杨充作”龙虎镜(图20)⑰，铭文为：“杨充作竟(镜)大毋伤，汉有善铜出丹阳，湅治银锡清如明，巧工刻之成（文章）。”河南郑州张铁山先生收藏的“‘侯氏作’龙虎镜(图21)”，主区所饰龙虎图案旁榜题“侯氏作”、“君宜官”、“大吉利”。周围双圈内铭文为：“侯氏作竟(镜)大毋伤，亲（新）有善铜出丹阳，和已艮（银）锡青（清）且明，巧工刻之成文章。”《金索》中的“肖氏作”龙虎镜⑱，铭文为：“肖氏作竟(镜)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官位尊显蒙禄食，苌葆二亲子孙力，传之后世〔乐无极〕。”

图16 “章和元年五月丙午日”龙虎镜

图17 “隆帝章和时”龙虎镜

图18 “元兴元年”龙虎镜

图20 “杨充作”龙虎镜

“杨充作”龙虎镜带有“汉”朝国号，其边区锯齿纹对应处饰有与“始建国二年”镜类似的细斜线纹，铭文的书体也与“‘始建国二年’镜”具有类似的风格特征。这类锯齿纹对应处的细斜线装饰，偶见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流行的部分铜镜中，但在东汉时期的铜镜中似无发现。故该镜极有可能铸制于新莽之前的西汉晚期。

“侯氏作”龙虎镜中有“新”朝国号。“肖氏作”龙虎镜中有“多贺新家”铭文，冯氏兄弟认为：“此新莽镜也，……”⑲梁上椿先生也说：“龙虎镜之时代，《金索》曾论及之，其所举为‘肖氏龙虎镜’，因其铭中有‘……多贺新家人民息……’语可证，故释为新莽时作，似颇正确。”⑳从学者们的以上论述中可知，龙虎镜至迟在新莽时期，或已开始出现了，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杜氏作”蟠龙镜的龙形，与“兴平年五月五日”蟠龙镜极为相似，故两镜应为相似年代的产品。兴平元年为公元194年，由此可见，此类龙形纹饰很有可能流行于相似年代的前后时段。

至迟于新莽晚期已设立的“杜氏”铸镜作坊，制作了“四神规矩镜”。而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又出现了创新的“龙虎镜”类。那么，这些带有“杜氏”铭文且数量众多的所谓“龙虎镜”，是否是“杜氏”铸镜作坊从东汉早期就开始铸制，并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的镜种呢？笔者认为，从目前发现的“杜氏”龙虎镜的情况来看，这应该符合“杜氏”作坊的设立、延续时间和龙虎镜的流行时段以及“杜氏”作坊的生产经营规模等历史状况。

4.“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的铸制年代

“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采用浮雕工艺技法。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发现过浮雕工艺的多乳镜中带有纪年铭文的。与浮雕工艺的画像镜中所饰西王母通常与东王公相搭配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杜氏作”神人瑞兽五乳镜中只饰一组西王母图案。而这类只饰西王母形象，不见东王公纹饰的构图形式，通常出现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流行的线雕工艺的各类铜镜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此类“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的始出，应该早于画像镜呢？抑或此为东汉较早时期流行的构图风格与装饰特征呢？这确是一个颇费猜详的问题。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之前，这只能作为一种猜测，立此存疑。

5.“杜氏”画像镜的铸制年代

根据目前的发现，画像镜中带有纪年铭文的，有日本浦上苍穹堂收藏的“建初八年（公元83年）吴朱师作”神人瑞兽画像镜（图22）㉑，浙江杭州孔震先生收藏的“永元三年（公元91年）”神人瑞兽画像镜（图23）㉒。至于原著录为洛阳孟津獐羊村出土的，现被认定为后仿的，带有“永元五年（公元93年）”铭文的“银壳车马画像镜”㉓虽已不能作为确切的纪年镜的依据。但其是否是参照原物仿造的呢？这也颇耐人寻味。另外，还有东汉晚期的“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六乳神人瑞兽画像镜（图24）”，从中可见画像镜的流行和延续时段。

应该指出的是，铜镜中的纪年铭文，并不能说明此类铜镜的始现时间，只能证明至迟在该纪年时段，此类铜镜就已经流行的历史状况。当然，纪年镜无疑对同一类型铜镜的流行年代，具有极为重要参考价值和相应的标尺作用。

王士伦先生在论述浙江出土的画像镜时说：“浙江富阳县东汉早中期墓中出土车马镜一枚，……宁波火车站工地……在二十四座东汉早中期墓中出土车马画像镜一枚……”㉔可见至迟在东汉早中期，画像镜就已经非常流行了。从出土资料和画像镜中的纪年相对照，其年代也应该是基本吻合的。但由于出土资料只能证明其埋葬年代，难以说明它的铸制时期，而铜镜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其铸制时期则往往要早于埋葬年代，故画像镜始现于东汉早期，也是有可能的。

图19 “兴平年五月五日”蟠龙镜及拓片

三.“杜氏”镜的艺术特色及其传承脉络

“杜氏”作坊铸制的规矩镜、龙虎镜、五乳镜和画像镜等各类铜镜中，蕴含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我们鉴赏其构图形式，雕塑艺术，制作技艺，剖析其纹饰内涵，传承脉络，了解其存续时段以及当时的社会信仰和民俗文化等，具有极为珍贵的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杜氏”铸镜作坊生产的包括所谓的“龙虎镜”在内的各类铜镜，有着与众不同的构图设计和文化内涵。

1.“杜氏”龙虎镜的特色与内涵

从目前绍兴发现的，带有纪氏、姓名和作坊名号的龙虎镜，有：张氏、李氏、田氏、胡氏、宋氏、石氏、孟氏、侯氏、周是（氏）、周忠、柏师、杨充、青羊、三羊、铜盘、尚方等等。但其中以“杜氏”作坊铸制的“龙虎镜”最具特色。

上述8面“杜氏”龙虎镜中所谓的“龙虎”图案，其中6面均为对峙的两瑞兽，通常是左边之兽，曲颈向右，凸吻暴目，张口露齿，独角向后，身披鳞甲，四肢强健，伸向四方；有的裆部或饰男根，其下或饰一羽人等图案作为点缀；右旁之兽，饰前半身，其口开张，利齿毕现，独角向前，角端弯曲。而饰有此类瑞兽纹饰的“杜氏”镜中，多数带有“辟邪天禄居中央”、“辟邪配天禄”、“奇守（兽）并来出兮”、“刻画奇守（兽）”、“辟邪天禄”之类的铭文。这些铭文所揭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杜氏”镜中所谓的“龙、虎”图案，其实，就是当时人们观念中的“奇兽”—辟邪、天禄。

能够印证以上说法的是，流行于同一时期的画像镜㉕和七乳镜㉖中，饰此类独角瑞兽的图案旁，偶能见到带有“辟邪”的榜题。这无疑说明了此类独角瑞兽其名就是“辟邪”。

如果我们把这6面“杜氏”龙虎镜中的瑞兽图案和“辟邪配天禄”铭文，与带有“辟邪”榜题的此类铜镜中的瑞兽纹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类似的形象和特征，可见所饰瑞兽与镜铭、榜题之间的对应关系。

当然，我们还可根据汉代流行的阴阳观念，结合铜镜中“左龙右虎”的镜铭所表达的内涵，作出合理的推断：“杜氏”镜中所饰，所谓的“龙”、“虎”中饰于左边独角向后的瑞兽，其名应为“辟邪”；而饰于右旁，独角向前，角端弯曲的瑞兽之名应为“天禄”。这也与“杜氏”镜中“辟邪天禄居中央”、“辟邪配天禄”和“辟邪天禄”等镜铭，所表达的文化内涵相符合。

据此，我们应该把此类“杜氏”镜中所饰，所谓的“龙”、“虎”之名更改为“辟邪”、“天禄”。我们还可把饰有类似纹饰，原命名为“龙虎镜”的这类铜镜予以更名，以使命名能够与铜镜中的图案纹饰相吻合。

当然，“杜氏作”三龙镜（图8）中所饰，是有别于上述6镜中的瑞兽纹饰，加之以铭文中亦无特别的提示，故是为当时流行的龙纹。至于“杜氏作”蟠龙镜（图9），所饰的无疑就是龙形。

2.“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的特色与内涵

“杜氏”铸镜作坊的创新设计，并非仅见于饰有“奇兽”的“杜氏”龙虎（辟邪天禄）镜中，如所列2面“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中，我们也可发现创新的图案纹饰和镜铭内容。

西王母在汉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是长寿的象征，成仙的标志。我们在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流行的“四虺四乳镜”㉗、“规矩镜”㉘和“多乳镜”㉙中，均能见到单独装饰的西王母形象。但在东汉时期流行的浮雕工艺的画像镜中，西王母通常是与东王公相搭配的。显然，这既是为适应设计构图的对称形式需要，也是受汉代流行的阴阳观念影响所致。

图21 “侯氏作”龙虎镜

图22“建初八年吴朱师作”画像镜

但与浮雕工艺的画像镜有所不同的是，同样流行于东汉时期，同样是浮雕工艺的“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中，却只饰西王母形象，而与之相配的则是两羽人持杵捣药，和两玉兔持杵捣药的两组图案。表达了成仙的羽人和神奇的玉兔为西王母捣制长生不死之药的繁忙场景。可见此类纹饰是深受当时人们喜爱的。

这类重复配置的捣药图案，显示了设计者特别强调的能为人们提供长生不死之药的西王母，是当之无愧的汉代人们心目中的吉祥之神。从中也寄寓着汉代人们希图得道成仙，渴望长生不死的美好愿景。

得道长生，应该是汉代人们努力追求的“中国梦”。受万物有灵观的影响所致，汉代人们视羽人为成仙的标志。而骑乘着仙马和白虎的羽人应该是得道成仙的象征。故“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中所饰羽人骑马和羽人骑虎的图案，正是汉代人所祈盼的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美好愿景的具体表现。正如此类镜铭中所表达的“杜氏作珍奇镜兮……与天无极”那样，镜铭纹饰中均蕴含着“杜氏镜”的使用者能以此得道成仙、长生不死、与天同寿的美好祝愿。当然，在这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背后，其实应该是一则商品促销的广告。从中亦可见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状况。

3.“杜氏”画像镜的特色与内涵

以上所列的4面“杜氏”画像镜，也是各具特色，内涵丰富。

“杜氏”神人舞蹈画像镜饰对称的东王公与西王母，另一组是歌乐舞蹈和马奔仙山图案。该镜的纹饰内容与镜铭的表达相一致，如“东王公、西王母，入四仙兮侍左右”、“云中鼓吹起七祥，连倚（骑）洛（络）泽（绎）上华仙（山）”等镜铭，均与其图案纹饰的内容相吻合。反映的应该是汉代人所追求的享乐人生和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思想意识。

“杜氏”凤凰车画像镜饰对称的车马和羽人骑马图案，这类纹饰在同类画像镜中亦显得较为别致。特别是带有“杜氏”、“凤凰车”的一组，驾车的三匹奔马上饰一飞翔的凤凰，而“凤黄（凰）驭车从九子”、“仙人骑马侍左右”的铭文，也与其纹饰所表达的内容相一致。

安徽出土的“杜氏”神人瑞兽画像镜所饰，为常见的东王公与西王母和龙虎图案，但其钮区外围所饰的铭文带，则显示出与众不同设计形式。这种在钮区外饰铭文带的构图方式在画像镜中是极其罕见的，可见“杜氏”作坊的别出心裁。特别是其上的“名工所造”铭文，与“杜氏”龙虎（辟邪天禄）镜一样，揭示了“杜氏”铸镜作坊与“尚方”名工之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杜氏”祭祀游行画像镜则更具特色。该镜采用环绕式布局格式，把画面设计成一幅前后连贯的整体组合，这在画像镜的设计构图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中饰有三组不同形式的车马组合，四组构图各异的马上表演，再现了汉代祭祀游行活动的生动场景。是一幅极为难得的反映汉代社会的祭祀游行民俗图。

形式各异的“杜氏”画像镜，以其丰富的创作题材，独特的构图艺术，精湛的工艺技法，铭纹结合的设计形式，使其积淀着极为厚重的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在东汉时期流行的画像镜群中，显得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4.杜氏铸镜作坊与尚方之间的关系

所列8面“杜氏”龙虎（辟邪天禄）镜类中的7面，均带有“尚方作”、“尚方名工”、“名工刻画兮”、“名工所刻画兮”之类的铭文。此类镜铭中蕴涵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杜氏”铸镜作坊，与“尚方名工”之间的历史渊源。

根据笔者的分析推测，由朝廷尚方机构制作的器物作为商品买卖，应该是王莽掌控朝政和建立新朝时期所特有的现象。那些“尚方御镜”、“尚方作镜”和“尚方佳镜”，并非均出自王公权臣的墓葬，而在普通百姓的许多陪葬中多有发现的情况中可见端倪。

当然，绍兴发现的“四神规矩镜”（图25）中，上有“新家作竟（镜）出尚方”铭文，也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佐证。

从绍兴出土“尚方御镜”与外地“尚方御镜”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现象—绍兴“御镜”中的青龙、白虎前肢均未见饰有“金乌的日轮”和饰有“蟾蜍的月轮”。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王莽掌控朝政的西汉晚期和建立新朝时期，全国的某些地方设有尚方分支的铸镜机构。当时会稽山阴的经济已经相当繁荣，铸制铜镜的工艺技术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故被朝廷选中作为尚方镜的铸制销售基地之一。

尚方机构与民间铸镜作坊的合作关系，还有新朝时期的“王氏”作坊。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由孔震先生收藏的“王氏、尚方”四神七乳镜（图26）。该镜钮区铭文为“王氏作竟（镜）亖（四）夷服，多贺官家人民息，长保二亲得天力，传之后世乐毋极”。主区外围铭文为“尚方御竟（镜）大毋（无）伤，巧工刻娄（镂）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

镌刻于同一镜子中的“尚方”与“王氏”铭文，揭示了朝廷尚方机构与王氏家族之间的特殊关系—即王莽为“安汉公”前后时期及建立新朝以后，尚方机构把所需器物交由王氏家族经营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专制政体统治下的“国”即“家”，国家概念的人格化就是皇帝及其家族，故作为皇族的王氏家族也与朝廷尚方机构划上了等号。

从“杜氏”四神规矩镜的制作工艺来看，显然没有象王莽时期的“王氏”四神规矩镜那样的精致考究。这恐怕有其历史原因—新朝后期由于受战乱影响，岌岌可危的新朝尚方铸镜机构难以为继，设立于会稽山阴一带尚方铸镜作坊的制镜匠师也只能自寻出路，由此而加入到当时名气不大但实力雄厚的“杜氏”铸镜作坊。有了技艺高超的“尚方名工”的加入，具有远见的“杜氏”铸镜作坊开始致力于浮雕工艺铜镜的开发，而对款式陈旧线雕工艺的“四神规矩镜”未予重视，这应该是“杜氏”四神规矩镜的工艺逊色于“王氏”四神规矩镜的主要原因。也是笔者推断“杜氏”四神规矩镜铸制于新朝后期的客观因素之一。

但“尚方名工”已参与到“杜氏”铸镜作坊，故“杜氏”四神规矩镜中也使用“王氏”铸镜作坊经常使用的“多贺新家人民息”的镜铭句式，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杜氏”龙虎（辟邪天禄）镜中所镌刻的“尚方作”、“尚方名工”、“名工刻画”、“名工所刻画”；“杜氏”神人瑞兽五乳镜中“杜氏作珍奇镜兮，世之未有兮”；“杜氏”画像镜中“杜氏作镜世少有”、“名工所造”之类的铭文，都应该是“杜氏”铸镜作坊把“尚方名工”的加盟，作为其铸制铜镜的绝好品牌，用作商品广告，予以大肆宣传。

当然，此类镜铭中所蕴含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杜氏”铸镜作坊与“尚方名工”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