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洪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北京　100048）

迈克尔·舒德森：在社会运行系统中观照新闻业

张玉洪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北京100048）

“我提醒你，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视角的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整个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充分认识。”在《谈治学之道》一文［1］中，C·赖特·米尔斯对社会学研究的旨趣一语中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就是这一句“提醒”的最佳注脚：在中外新闻学界，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新闻业，成果之多，中译本之全，罕有匹敌者。

在舒德森的作品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不同视角的切换，也看到他对“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等理念的张扬，同时，还看到他对美国新闻业模式的褒奖但又明确否定其全球普适性。

不过，在不少人推崇舒德森三十多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时，①在不少人对其著作极尽赞美时，或许我们要沉下心来，看看他到底研究了什么，有哪些发现与局限。

一、社会学家变身亮丽的新闻学者

舒德森1946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从求学看，他本科从索思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兼任社会学系教授。

目前，舒德森已出版了七部专著，按时间顺序是：

英文书名　出版信息　中译版（中国大陆）Discovering the News　Basic Books，1978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Advertising，the Uneasy Persuasion　Basic Books，1984　华夏出版社，2003年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Basic Books，1992　尚无The Power of New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5　华夏出版社，2011年The Good Citizen：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Free Press，1998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The Sociology of News　W.W.Norton，2003，2011　华夏出版社，2010年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　Polity Press，2008　华夏出版社，2010年

这7部专著中，除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外，都有中文译本。除Advertising，the Uneasy Persuasion外，都有新闻业有关。此外，他还曾与人合编过两本书Reading the News （Pantheon，1986）、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也都与新闻业有关.

如果细看舒德森前三本专著合作的出版社Basic Books，也很有意思：成立于1952年，出版关于历史、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时事类的书籍，不少书籍引发了公共讨论。这仿佛预示了舒德森的一种取向：注重研究成果的公共传播。

事实上，社会学家研究新闻业的不少。而且其中不少人也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大家。用社会学视角研究新闻业大抵有三种方式：

微观角度：以田野调查（实地研究）来探讨新闻生产、制作、传播的逻辑。其代表是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和塔奇曼的《做新闻》。

中观角度：主要探讨传播运行体制与作用。拉扎斯菲尔德等著的《人民的选择》中关于传媒对选战的作用研究就是此类。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也是代表之一。②

宏观角度：新闻业如何与社会系统的其他要素进行互动。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和舒德森的多部著作都属此类。

但在所有研究新闻传播的社会学家中，笔者认为舒德森无疑是最亮丽的：无论是其著作的数量，还是中译本的数量，以及著作题目的跨界性（尤以《新闻的力量》、《好公民》和《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为代表），更不用说中国大陆学界及业界的推崇，都是好的佐证。

二、社会学视角里的新闻业：发现与主张

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James W. Carey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社会学家通常对报业或大众媒体兴致不高……在社会学入门教材中，大众媒体通常会占一章，但多是马虎、草率和低信息含量的一章。”③对传媒研究感兴趣的社会学家来说，这反倒是一种机会，从而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从舒德森的研究来看，正是因为不是新闻专业出身，所以反而将新闻传播与政治史、社会史融会贯通，也可以把新闻理论、新闻历史和新闻业务熔为一炉。在相关研究后，再扩展至更广泛层面的民主运行机制研究和公共生活研究。

（一）美国新闻职业化的社会学观照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是舒德森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他自陈“传统的美国新闻史研究谈到社会背景时只是一笔略过，我这本书却将重点放在研究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上”。［2］几年后，他也曾这样解释“媒介社会学”：“一个主要的努力是解释媒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么，另一个同时的努力是寻求理解它们何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对新闻的解释不能排除其不可避免的变化。”［3］

这是一种方法论，也是捷径。比如在第一章《平等主义时代的美国新闻革命：便士报》中，分析现代新闻业的起源时，他提出：

“新闻业的变迁，与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我把这些转变，视为‘民主的市场社会’的兴起，即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范围的扩大。换言之，就是由支持‘平等’的都市中产阶层掀起的商业和政治的平民化。”［2］作为佐证，他专门分析了与新闻业革命相关的科技论和识字率论并不见得有多大的正向作用。

他所谓的“民主”是指20世纪30年代后贵族统治的政治文化被大众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所取代；而“市场”是指“市场上人人平等”，“人们开始逐渐接受‘利己主义’为生活的主流；在市场哲学中，追求个人利益甚至是被仰慕的，再也不是被唾弃的罪恶”。［2］

作者简介：张玉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这种研究路径贯穿舒德森对美国报业史的分析。比如新闻业受文学的影响。而在分析1890年代《纽约时报》以“信息新闻业”对抗新新闻业的“故事新闻业”时，他认为实为一种阶级冲突，“也许《时报》奠定其‘高级新闻’的基础在于它迎合了特定社会阶层的生活体验，这类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较强的操控力。《时报》的读者相比之下更加独立，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而《世界报》的读者依赖性强，较少参与社会事务”。［2］

而正是在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业，客观性的理念由此诞生。但在一战后，当客观性成为意识形态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对民主市场社会失去信心、“事实”在新闻中的没落、报业的“主观”与“客观”之争。在舒德森看来，“若假定人类思想史是一部发现社会问题的历史，那我们就可以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思潮看作是对民主市场社会危机的响应。一方面民主和市场经济继续在形式上成长壮大，而另一方面商业和资本所有权的扩张似乎反而将民众与权力隔离开来。民众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2］

在舒德森眼中，客观性是美国新闻业职业化的标志，但是“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在过去，乃至今天，都常被用来作为权力的掩饰，有时甚至是用不诚实的方式去掩饰。但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2］在现实世界里，“一旦业界普遍接受了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无法克服的观点，客观性就沦为一种纯理想”。［2］

因此，即使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成为侮辱性的词汇，政府对新闻界的管理以及“对抗文化”的兴起都改变了新闻业，但舒德森依然认为“客观性”是一种新闻人的信仰：“新闻业还未出现一个崭新的理想来成功地挑战客观性理念，但仍然存在着一线希望，大家暗怀着对客观报道的不满，期盼着新事物的到来。”

（二）民主运行与新闻业

社会学专业背景出身的舒德森，常被人称为新闻传播学者、媒介社会学者，但读者看完《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新闻的力量》和《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后，很容易疑心他是政治学家。

他的多部著作都论及民主运行与新闻业的关系：

1.新闻业与民主政治相关吗

舒德森认为，“即使在缺乏民主的地方，新闻与新闻机构依然存在”；“在国家容纳一定程度的自治并容忍媒体批评国家权力的情形下，新闻才与民主政治有关”；“当一个社会享有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和一个独立的新闻界时，它会产生伟大的硕果”。［3］这些观点与他的“民主观”有关：“民主不是最大限度地使群众参与决策。民主是一种竞争性选举，借助于适宜的程序，并在对个体权利包括对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的保护以及对多元文化的保存和维护的制度框架下，确保公众的参与以及公众对政府行政表现进行客观评论。在这种民主语境下，新闻媒介应当被理解为包含有多种形式和多种目的的一种大杂烩似的机构组织。”［4］

在舒德森看来，虽然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和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丑闻”，美国仍是民主政体的样本，“代议制民主是建立在对权力和当权者的不信任之上的一个政治系统。当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倚赖于他们的名誉和公众的信任。即使是在民主社会，公众也渴望领导人有一种‘克里斯玛’式的吸引力；即使在一个表面看来愤世嫉俗和去魅的年代，人民也需要看到人格化的、代表集体意愿的典范。因此，民主如同其他政府一样容易受到领导人的缺点和腐败的伤害，甚至更严重，因为民主政治中的新闻界经常是攻击性的，并且民主政治中的领导人不被理解为遥远的上帝，而是我们自身的加强版”。［3］

看起来是坏事，但舒德森却说，“由于今日媒体所有这些弊病，美国人拥有比从前更多且更可靠的信息。人们今日所得到的国家和世界事务的信息，其仔细编采、富有良知、分析健全而扼要简明的程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地方新闻从来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另一方面，全国新闻也在品质上有了提升。精英们可以接近使用特别丰富的信息”。［3］

2.新闻媒体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吗

在舒德森看来，“民主不一定能塑造新闻业，反之，新闻业也不必然会产生民主”。［4］

不过，他还是认为新闻业对民主有益：“新闻媒体当然能够建设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做出贡献。新闻界职责是帮助培养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而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公民群体能够创造一种更好和更充分的民主。”［5］

在探讨“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时，舒德森设想了一个致力于民主的媒体系统有望实现的七个目标，这些目标并不是全都相容的：

（1）新闻媒体应当提供给公民公正而全面的信息，这样公民才能作出作为一个公民的合理的决定；（2）新闻媒体应当提供条理分明的框架来帮助公民理解复杂的政治世界；（3）媒体应当成为社会中各种群体的观点的共同承载者；（4）新闻媒体提供新闻的质量与数量应当如人所愿。这就是，市场应当是新闻生产的标准；（5）媒体应该代表公众并为公众利益代言，以保持政府是负责的；（6）新闻媒体应当唤起共鸣，并提供对事物深层的了解。这样大多数公民才能重视世界上其他人的境遇；（7）新闻媒体应当为公民之间的对话提供一个论坛。［5］

与此类似，在探讨民主社会中新闻业的功能时，舒德森列出了六项主要功能（在民主社会里按照不同组合和侧重）：

（1）信息提供；（2）调查报道；（3）分析评论；（4）社会同情；（5）公共论坛；（6）社会动员：新闻媒体可以为特定的政治方案以及政治观念宣扬鼓吹，并借此动员人们以行动来支持这些方案。［4］

有意思的是，舒德森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体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虽然我估计政治体系与文化也足以作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评价。美国的新闻事业也许比以往的都要好——我相信确实如此。但是，它是否尽其所能地为政治服务另当别论”。［5］对于上述目标，“如今，新闻媒体整体上已经做了所有的这些事情”。［5］值得说明的是，舒德森自称为乐观主义者。［4］

舒德森并不认为民主是由新闻界创造的，但媒体“在一个丰富的、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中俨然充当民众教育的工具”，并建议“新闻媒体应该在他们努力履行民主政治功能中自觉扮演精神分裂的角色。他们应该倡导政治科学家认为我们难以达至的民主类型，同时，他们也应该富有想象力地回应学者们已经观察到的当代政治现实”。［5］

另外，“在缺乏见多识广、热情参与的选举者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仍然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完成其民主责任。它们可以作为公众的代理人，促使当局对其声明的目标及其他公开达成的目标负责。完成这些功能只需发挥其公众探照灯的力量，并使这盏探照灯更加持久”。［5］

（三）新闻业与公共生活

显然，舒德森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影响深远，认为“这两个模式对于理解新闻媒体的发展史大有帮助”。［3］

在多部作品中，舒德森谈及公共生活时，就会借鉴这两种模式来分析。不过，也有一些新的阐发。

比如在探讨“为何对话并非民主之魂”时，他就从“公共领域”理论中得到启发，“民主对话认定的更多的不是平等性与自发性，而是坚持平等的规范体制以及坚持一定程度的谈话公开的社会体制。也就是说，民主对话不是熟人或者生人之间的对话，而是因公民身份而相识的公民之间的对话……民主对话是公共理性标准下的公共传播工具，而不仅仅是社会互动的工具”。［4］他以马丁·路德·金等人为例，佐证“虽然文明有度的对话对于民主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民主有时也可能要求放弃文明本身”。［4］

而在考察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史时，公共领域则是贯穿始终的一个视角。

在北美殖民地时代（1690～1787），“是报纸，而不是宣传册，创造出一个不同政见的市场”，“报纸能够拓展公共话语空间的另一原因是，报纸之间存在联系。它们联合起来能够帮助殖民地建立一种共同意识。殖民地报纸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播网络”。［6］

在立宪时刻（1787～1801），“在那个时候，与报纸相关的书信往来十分常见。有不少人会给本地的报纸去信，也有不少人会在寄给亲朋的私人信件中夹带报纸”。［6］不过，当时的形势并不乐观，“建立国家的那一代人赞美‘知情的公民’，却未致力于发展公共教育以培养出‘知情的公民’；他们颂扬新闻自由，但没有努力去实现新闻自由”，“直到受到了《惩治叛乱法案》的刺激之后，美国人才开始大胆地歌颂新闻自由，称其为自由公共秩序的保障”。［6］

在南北战争之前，1850年全美有2000多份报纸，其中200份为日报。在废奴主义的声浪中，《解放者报》《每周宣传者报》不但传播观点，还提供论坛。虽然在大城市里，很多报纸报道政治新闻，“是因为其依然是依附于某一政党的政党报刊”。［6］

到美国公民权的第二次转型（1865～1920）时，报业商业化浪潮下，报纸越来越独立，“日报和周报都在为了商业利益而拼命采集新闻，不再心甘情愿地给政党当吹鼓手。但这种转变不是一日之间发生的，大部分的报纸直至19世纪末还在宣称自己效忠于某个政党”。［6］

20世纪20年代以后，调查性报道、客观报道、公关的介入以及市场调查等，对新闻业产生了影响，20世纪60年代电视直播总统辩论，成为布尔斯廷所称的“伪事件”。在舒德森看来，“公共领域能否‘运转’，不在于电视能否推动理性的讨论，而在于大众媒介和政党、利益团体等其他信息来源是否能有效地监视政治世界。让公共领域运转的关键是，在有问题出现时，公民是否有多种途径有效地影响政府中的决策者”。［6］

在私化公民（privatized citizen）时代的当下，舒德森认为在拓展公民权的作用方面，他并不认为电视的影响力更大，反倒是“报纸的力量则比人们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6］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治理方面，舒德森比较认可李普曼的精英治国，在论及“为何民主社会需要专家？”时，他认为，专家为民主治理提供三种服务：（1）专家可以向权威说明真相；（2）专家能为公共辩论澄清讨论范围，从而提高立法者和老百姓有效参与民主决策的能力；（3）专家能够判断机会和指出不公正。［4］

三、一些思考：舒德森的局限与启示

通读舒德森的著作（除《美国人记忆中的水门事件》外），他给笔者的形象是不左不右，但却是美国政治体制坚定的支持者。对现状（包括民主状况和媒体状况）不隐饰的赞美，让人觉得他过于乐观。当然，这引发了台湾新闻研究者的批评。［7］

舒德森在著作中呈现出一个温和派学者形象。不过，在对一些彪炳史册的媒体报道案例上（如越战的报道和“水门事件”），舒德森会较起真来，认为媒体的力量并没有那么大：“‘水门事件’的确是新闻界的神话，但我认为它对新闻界的影响更多地在于它承载的力量对‘水门事件’之后新闻操作的影响而浊引起任何具体的社会变化。”［5］

他的博士论文，也是第一本专著《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全书有三分之一在写新闻的客观性，就好比发了一个写史诗的宏愿，最终却以虎头蛇尾交差。就算是写“客观性”，也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该书始终将‘客观性’作为一个‘他者’，重在论述种种与‘客观性’对反的力量，而很少正面论及‘客观性’理想本身”。［8］

苛刻的批评者会认为舒德森往往选了个好题，但会习惯性跑题。这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里也很明显。其中的好几章虽然在探讨民主的实现，但与新闻界压根儿没关系。同样，《新闻的力量》是论文和研究文章合集，好几章与“新闻的力量”都没关系。

而在《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一书中，虽然历史性的扫描中有丰满的人物和故事，但在维度上，实际上缺少教育这一重要一环。我们看不到学校教育（如公民教材）对美国人公共生活观念传播的贡献。此外，知识分子对培育“知情的公民”或“拥有权利的公民”方面的作用，该书着墨甚少。

如果以更高的要求来看，詹姆斯·C.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都是通过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和文本分析等多种手段提出了一套恰当的理论。作为社会学家，舒德森在著作中仿佛更多的是传播常识，少有理论发现。此外，在他的著作中，都采用了哪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仿佛深度访谈有零星呈现，参与式观察则很罕见。

另外，在舒德森的著作中（即便是最近的著作），关于新媒体的角色和作用往往一笔带过。他仿佛是一个守旧的老人，对传统报业有着超级痴迷。这对解释当下的世界有时会显得无力甚至偏差。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舒德森现象”（中国学界的追捧、译著的高数量）又是一个好事。他三十多年出版的书在中国翻译后成为新书，他的一些著作成为社会畅销书，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选题能力重要。有个好题目，意味着成功了一小半。第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非常重要。第三，简明易懂也可以是学术著作的选项。

因此，即使存在不少问题和局限，也无法阻挡“舒德森现象”的产生。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自己也承认：“美国模式不能嫁接到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中去。这一模式产生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4］而且，“其他的国家不会——也不应当——接受美国风格的新闻业批发和趸售，虽然它们可以从美国新闻业模式的方方面面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4］

但中国大陆学界仿佛并不是那么理性，“借洋人酒杯，浇我心中块垒”现象并不鲜见。更值得反思的是，在国内，同类的原创性著作还比较少见。就新闻写新闻的不少，少的是用多学科知识来写作新闻传播类著作，更不用说为全社会传播公共知识的相关著作了。

我们可以静下来，想想当年重庆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出身的张育仁在《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对新闻学界的辛辣讽刺，④还可以想想香港学者李金铨近几年发起“重写新闻史”行动，华语学者合力推出《文人论政》和《报人报国》引起的反响。显然，新闻传播领域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

注释：①《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也是舒德森的首部专著。舒德森在中文版序言中虽自陈不是最好，却“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口碑最佳”（陈昌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在中译本封底，称其“开创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流派”、“本书成为三十年来经久不衰的经典著作”。该书是“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入选著作之一，主编曹晋在丛书总序中称其与甘斯的论著虽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作品，“但时至今日，其经典的洞见与其开创的研究方法仍然为学者们津津乐道”。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术刊物上，此书是不少人研究媒介社会学和新闻客观性的重要参考文献。

②需要说明的是，阿特休尔并不是社会学家，他曾获政治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但在《权力的媒介》一书“运用了自然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进行研究”（见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林珊所作译言）。

③James W. Carey（1982），The Discovery of Objectivity，ASJ，Vol.87，No.5，p1182.此文为《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书评。

④原文为：“在新闻史研究中，新闻学术界的浅陋无知、怯懦保守和自鸣得意与其他学术领域相比较，可以说是十分惊人的。我甚至为此感到可笑和可悲：我居然成了第一个写作《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的人！如果新闻学术界能像文学理论界、艺术理论界、政治学理论界、经济学理论界、法学理论界、哲学理论界那样大胆解放思想，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原则，这样的‘好事’难道还轮得到我吗？”

［1］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 . 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230.

［2］ 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24，48-49，107，143，145.

［3］ 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M］ .徐桂权，译.华夏出版社，2010：107，235-236，124-125，254.

［4］ 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M］.贺文发，译.华夏出版社，2010：15，22-23，17，229-230，233，254-258，79-80.

［5］ 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M］ .刘艺娉，译.华夏出版社，2011：186，29，28，92，201-202，135.

［6］ 迈克尔·舒德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M］ .郑一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1，55，62-63，104，149，203，246.

［7］ 冯建三.舒德森新闻观的演进与美国传媒改革（序言）［A］.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M］ .徐桂权，译.华夏出版社，2010.

［8］ 戴元光.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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