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建涛



许宝蘅先生与故宫

□ 王建涛

许宝蘅字季湘，号巢云、公诚、觉庵，又号夬庐、耋斋、咏篱仙馆、寿闲堂。浙江仁和县人（今杭州）。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75年12月20日）出生于湖北汉口郭家巷。1902年中举，1906年捐内阁中书、学部主事，翌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军机章京。先后入宪政编查馆、总务厅、大清银行、内阁承宣厅任职。1912年3月中华民国建立，历任国务院秘书、铨叙局局长、临时稽勋局长、考绩司司长、大总统府秘书、内务次长、国务院秘书长、法制局长、大元帅府秘书厅帮办、国务院秘书厅帮办等职。1927年11月，应傅增湘之约，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兼管掌故部，主编《掌故丛编》，1928年6月离职。1928年7月，应奉天省长翟文选的邀请，出任奉天省（后改称“辽宁省”）政府秘书长。1930年2月，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聘他为顾问。次年2月，万福麟之子万国宾聘他为洮昂铁路局顾问。1932年后任伪满洲国秘书、掌礼处大礼官兼秘书官、总务处长。60岁生日时，溥仪特赐“博涉艺文”匾额，加以褒勉①。1939年底，65岁的许宝蘅“停年退官”，次年1月，被满洲棉花会社聘为副理事长。此后，他经常往还于北京与长春之间，为生计而奔波。

许宝蘅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他对书法有着很深的造诣，真草隶篆皆有功力，从篆隶入手，行楷宗董其昌、赵孟頫。北京中山公园内原“公理战胜”坊匾额即由其书写。精于许氏《说文解字》，擅长钟鼎文和铁线篆。著有《清代篆人考》《篆文礼记》《说文形系》十四卷、《篆文诗经校正记》《文字溯源》一卷、《魏石经考》《巢云簃集汉碑字联》等，可惜均在动乱中散失。他精通文史，见闻广博，又重考证之学。1922年曾购得内阁大库残籍十麻袋，检校出较完整的明清档案、奏折等，然均已散失，仅留有明清档案30余件，已由后人捐赠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年又与恽公孚（宝惠）合作，圈点《方望溪文集》《癸巳类稿》《唐大诏令》《宋诏令》《光绪东华录》等，为商务印书馆校《国语》并句读、《国语考异》《箬园日札》《初学记》等。当时虽年已八十，每日校书12小时，精力充沛，治学勤奋非常人所能及。1956年10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许宝蘅（右二）和侄子及友人合影

许宝蘅与家人合影（1958年）

民国时期寿安门

许宝蘅书“公理战胜”牌坊　

大高玄殿旧影

一、任职图书馆

故宫对于许宝蘅先生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9日夜宿东华门内国史馆参加第二天在保和殿“经济特科”考试②，7月21日参加覆试③，紫禁城就留下了他的足迹。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2月15日，他考取军机章京，开始正式入直，紫禁城成了他的办公之所。或许那时候他不会预料到，20年后的1927年，他又一次回到紫禁城，只不过这已经不是他曾经服务过的清王朝，而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机构—故宫博物院。

1927年底许宝蘅回到故宫，办公的场所依然距离隆宗门很近，从隆宗门内的章京值房变成了寿安宫内的图书馆。关于他任职图书馆，在《许宝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廿六日……五时半到沅叔寓，谈故宫图书馆事，馆分二部，曰书籍部，曰掌故部，约余为副馆长，管掌故部。事为余所最愿，惟每日时间甚少，恐不能兼顾尔……④

这是《许宝蘅日记》中首次提到其赴故宫任职的情况。1927年11月19日，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傅增湘（字沅叔）邀请许宝蘅任图书馆副馆长，管掌故部。当时许宝蘅担任法制局局长，兼国务院帮办和总统府秘书厅帮办，各种事务非常忙碌。答应此事，一是，此事是他非常喜欢从事的工作。许宝蘅举人出身，长期在军机处和国务院工作，且精于文献、历史和古文字学，所以在故宫掌管掌故部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得心应手；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增加些收入，贴补家用。因他那时候的薪酬要负担30多人的生活，所以对傅增湘的邀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许宝蘅日记》1927年11月29日载：

一时半到沅叔处，同到故宫博物院，取廿四号徽章。江翊云先在，同到古物馆翊云办公之所，旧为西三所。有史君明导观寿康宫，在慈宁宫之西，最近为瑾太妃居。又观慈宁花园，楼殿两所皆供佛。又至寿安宫，为图书馆，办公之所即在寿康宫北寿安宫，制与他宫异。正殿五楹，南殿五楹，北向而不南向，东西楼殿各上下十楹，仿佛民居之四合院制，外有东西廊房各五楹，今已着手向各宫殿提书，拟即以内殿为书库。掌故部在东三所，天晚不及往观。四时半出。

也就是说从1927年11月29日这一天开始，许宝蘅正式到故宫博物院上任，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员。

1927年9月奉系安国军政府国务会议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条例。聘任管理委员会15人，10 月24日任命了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的负责人。在此期间，傅增湘任图书馆馆长，许宝蘅（季香，1927年10月至1928年6月）、袁同礼任副馆长。

《许宝蘅日记》1927年12月1日载：

傅增湘（1872-1949）　

傅增湘致许宝蘅信札

《掌故丛编》第一辑

得故宫博物院知会，分派职务单：总务处处长袁金铠、副处长恽宝惠（公孚），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俞同奎（星枢），图书馆副馆长许、袁同礼（号守和，玉田人），总务处文牍主任梁玉书、会计课主任许福奎（小篆）、庶务课主任杨策、工程课主任彭济群、保管课主任孙树棠、警卫课主任李升培（子裁），古物馆建设课主任陈庆龢（公睦）、编录课主任谭祖任（篆青）、流传课主任颜泽祺（旨微）、事物课主任江庸（以馆长兼领），图书馆建设课主任张允亮（庾楼）、编录课主任陈宝泉（小庄）、流传课主任徐鸿宝（森玉）、事务课主任凌念京，点查事宜张鹤（挹霏，平湖）、张玮、张凌思、沈兼士、瞿宣颖、伦明（哲如，东莞）。又知会本月三日午后二时茶话会。

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的单士元

整理内阁大库（右二为单士元）

这是当时故宫博物院机构人员任职的详细名单。

《许宝蘅日记》1927年12月3日载：

二时到故宫博物院，委员长王聘老⑤，副委员长王书衡、袁洁珊及各干事皆到，王、袁略道故宫经过及应进行事由，沅叔赴津未到，余遂同袁守和、张庾楼、徐森玉、陈筱庄、凌念京到图书馆略谈，五时散归。

这是许宝蘅入职故宫博物院的初始阶段，此后便开始了繁忙的日常工作。

二、编辑《掌故丛编》

许宝蘅在图书馆主要负责掌故部，主持出版了《掌故丛编》，该刊物主要系统发表整理出的院藏清代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和军机处档案，是故宫博物院出版的第一种期刊。当时陈垣先生主张尽快公布档案史料，供学术界研究。傅增湘邀请许宝蘅主持刊物的编辑出版，就是看中了许宝蘅在军机处担任章京时负责文书档案，而《掌故丛编》所发表的多是宫内所藏各类档案。

在《掌故丛编》的序言中傅增湘这样介绍刊物的宗旨：

……更以掌故之属，分为一部。爰聘许君季湘嫥治厥事。所有封存谕旨、缴进硃批、留中奏疏、录呈案籍，或语关机要，未付外廷；或事涉权宜，深藏秘箧。际兹嬗代之后，更无隐讳之嫌，乃命钞胥登之掌录。既补官书之罅漏，藉杜委巷之卮言，恉取核真，庶期尽信。⑥

在傅增湘序言之后，刊有许宝蘅的题辞。但是，这篇题辞并不是许宝蘅撰写的，而是由人代笔。《许宝蘅日记》1928年1月19日载：

四时到寿安宫，已闭门，即出。……羹梅来，代余作《掌故丛编》题辞，不甚惬意，约为斟酌。谈至十二时去。

日记中提及的“羹梅”是指沈兆奎（1885-1955），字无梦，号羹梅。江苏吴江人。其诗文出众，博学多闻，精于鉴赏。解放后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负责鉴定文物。与徐森玉、张允亮等成为傅增湘“藏园三友”之一。著有《无梦盦遗稿》三卷、《江西青云谱志》二册、《志略》一册。

《掌故丛编》由陈垣、沈兼士负责，许宝蘅任主编，单士元、刘儒林任编辑。从1927年底许宝蘅就与傅增湘馆长商议，拟刊行《掌故丛编》，月出一册，并亲自起草了丛编凡例，过问印刷事宜。

1928年1月《掌故丛编》正式创刊。初为月刊，出版了6期，第7期因国民政府派人接管故宫博物院，延误至次年4月才得以刊行。至1929 年10月出版十辑。图书馆掌故部另立为院文献馆后，1930年3月，改称《文献丛编》。

由于时间短暂，许宝蘅仅负责出版了三期《掌故丛编》，审阅了《第五编稿》。许宝蘅离开故宫以后，仍与傅增湘、刘儒林、单士元二人有往来，校对《西征随笔》⑦。

许宝蘅在故宫的任职自1927年11月19日至1928年6月21日共7个月时间，共去故宫84次，每次停留1-2小时不等。当时他所在的国务院、法制局等部门事务十分繁忙，但他仍能坚持到故宫，主持掌故部的工作，可见其工作之敬业。当时故宫院内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如寿安宫、南三所、大高殿⑧、御花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绛雪轩、养心殿、燕禧堂、宁寿宫、养性殿乃至当时还属于古物陈列所的内阁大堂、实录库等。除去图书馆所在地寿安宫外，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大高殿和南三所，那时候军机处的旧档就在大高殿存放，南三所则存放清初雍正、乾隆时期的档案。

许宝蘅为《掌故丛编》题辞（沈兆奎代笔）

傅增湘为《掌故丛编》所作序言

三、为单士元先生担保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是故宫的元老之一，单士元在故宫成立初期进入故宫担任缮写书记。按当时的规定，一般职员须有商号或者政府公务人员作保。在1928年的《许宝蘅日记》中记载：“廿一日（3月12日）刘、单二生乞作保证人。”当时许宝蘅是国务院秘书长，时年已经五十有二，而单士元则不到20岁，故在《许宝蘅日记》中称单士元为“生”⑨。

《掌故丛编》书影

由于当时故宫规定，一般工作人员除了“人保”以外，还需要“铺保”，单士元的“铺保”是地安门外的小银号张掌柜。有了许宝蘅的“人保”和张掌柜的“铺保”，单士元正式进入故宫工作⑩。

在负责《掌故丛编》期间，作为许宝蘅的下属，单士元和另一位编辑刘儒林多次到许宝蘅家中商议《掌故丛编》的编辑事宜。《许宝蘅日记》中就记载了1928年4月至8月间两人多次到许宝蘅家中议事。1928年8月底许宝蘅离开北京去辽宁之后，许宝蘅仍和刘儒林、单士元通过书信探讨《掌故丛编》事宜。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2月19日（正月初十）和1932年2月9日（正月初四）许宝蘅回京期间，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23日和10月11日，1948年7月29日单士元还赴许宅登门拜访。

1932年经许宝蘅和江申伯介绍，单士元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中国建筑研究的专业生涯。

单士元在《许宝蘅先生文稿》一书的序言中写到，当年去许宝蘅家中议事，天色已晚，许先生派车将他们送回，多年之后单士元还记得当时的车号是001，可见长辈关爱入心之长久。

四、离开故宫

1928年6月，国民军第二次北伐胜利，张作霖撤离北平，安国军政府垮台。以王士珍为首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宣告结束。直到离开故宫之前的6月19日，许宝蘅还在校对《掌故丛编》的稿件。

6月21日上午9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沈兼士、吴景洲、俞星枢、马叔平、萧子升前来接收故宫。许宝蘅将图书馆两部情形略作说明，将《掌故丛编》的收支情况向接收人员报告，11时即离开了故宫，至此也结束了为期半年多的故宫博物院任职生涯。

许宝蘅在离开故宫的最初两年，和故宫博物院的同仁还时有联系，并时刻关心着文献馆的工作。《许宝蘅日记》记载：

1929年4月10日，在游北海公园后，下午三时到大高殿与刘儒林和单士元交谈。

1929年5月13日，接大高殿寄来《掌故丛编》第七辑。

1929年5月31日，接鸿侄书（十八号），故宫博物院函聘为专门委员。

1930年2月5日（正月初七），“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见有雍正五年溪口历书（范时绎缴进），各项档案已经分别整理列架，但其内容无人阅看。”

1930年2月23日（正月廿五），“七时到东兴楼，故宫文献馆约，有沈兼士、陈援庵、朱荻先诸人……”

在此之后，许宝蘅也曾多次参观故宫博物院，包括1950年10月29日参观在大高殿举办的兵器展览（当时大高殿已经由解放军使用）。

1956年11月和1959年9月两次应邀赴故宫博物院，介绍清末军机处直房、章京直房、养心殿、坤宁宫等地的室内陈设，将当年军机大臣日常起坐情况进行简单解释说明。参观了弘义阁以北陈列元明至清书画卷轴、壁书、陶瓷、漆饰、织绣、竹夫、玉石诸品。期间还遇到了单士魁、单士元、郑珉中等人。

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在90年的历程中，许多学者为我国博物馆事业，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献档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才能，许宝蘅先生就是众多学者中的一位。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有过曲折的经历，但是他对故宫博物院文献、档案的管理与利用，对于清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5年同时也是许宝蘅先生诞辰140周年，兹引用单士元为《许宝蘅先生文稿》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以纪念许宝蘅先生。“季老虽身居显官，在学问上是博学鸿儒。只可惜在故宫时间短，未能尽展其长，但已为后来的文史档案工作，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陈春晓

注释：

①马忠文《许宝蘅与溥仪》，《博览群书》2011年第9期。②清末新政特设的科举制科，为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员的科目。该科本是戊戌变法时，由贵州学政严修为破格求才仿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而设的。变法失败，此科没来得及施行就被宣布废除了。1901年，由慈禧太后下诏举行，令各部、院长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考试。

③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39页。

④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三册，第1212页。

⑤王聘老：王士珍，字聘卿，号冠儒，北洋三杰之首。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期间担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⑥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⑦许恪儒《短暂而有意义的工作—记许宝蘅先生在文献馆》，《闲芳集》，今日出版社，第86-91页。

⑧大高殿，明清两代的皇家道观，原名大高玄殿，清代因避康熙帝名讳，改称“大高元殿”，后又更名为“大高殿”。当时曾存放、展览军机处档案。

⑨许宝蘅《许宝蘅先生文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⑩单士元：我与初创时期的故宫博物院。http：//www. douban.com/group/topic/4002574/？type=like。

“纪念单士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院内召开。http：//www.dpm.org.cn/shtml/400/@/64004.html ？query=%E5%8D%95%E5%A3%AB%E5%85%83。

1929年2月掌故部改为文献馆。

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四册，第1346页。

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五册，第1897页、第2013页。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