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李东阳的书法艺术

2016-08-10张金梁

中华书画家 2016年1期

□ 张金梁

［传世经典］

论明代李东阳的书法艺术

□ 张金梁

明初所谓“永、宣之治”后，朝廷完全形成了一个由内阁代替原来中书省制定决策、统摄朝政的格局。内阁成员由永乐时只当顾问有势无权的五品官，变成了由部分尚书或侍郎兼任大学士，且多加之太子少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甚至少保、少师、少傅等衔的朝廷大员，从而使内阁成员成为了真正的朝廷相宰。此时的文化艺术，也随着皇帝的好恶及内阁成员们的风格特点而形成风气。“八股文”科举学业之外的诗坛、书坛都出现了“台阁体”，成为当时朝野上下趋之若鹜的时尚。弘治之后，李东阳在政治上渐露头角，后成为内阁辅臣。他在政务之余对诗文、书法用力颇深，且皆有建树。诗文创“茶陵派”，书法真草篆隶行无不精通，个性突出。其虽在内阁，而文艺思想及创作却突破了“台阁体”的束缚，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成为当时诗文、书法革新的领袖人物。

一、仕途通畅，艺事辉煌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先本湖州茶陵人，国朝洪武初以戍籍隶燕山左护卫，后改金吾左卫。”①其父李淳，号憩庵，初为金吾卫军，酷爱书法，且多独得。李东阳记之曰：“尝衍永字八法、变化三十二式及结构八十四例，著论一道，景泰间上之朝，既不果用。”②李淳于景泰间撰成《大字结构八十四法》献于朝廷之时，李东阳方为孩提，李淳亦不过中年。其书法研究便有如此深度，可知对此下过很深的功夫。李东阳为长子，幼小便受到了父亲的启蒙教育。凌迪《知名世类苑》云：“李东阳四岁能做大书，顺天府以神童荐，入见文华殿，过门限，太监云：‘神童脚短’，李高声答云：‘天子门高’。上命给纸笔做麟凤龟龙字，抱膝上，赐上林珍果及内府镪宝。”③明代有荐举神童制度，神童的出现，预示着国泰民安，成为歌功颂德的一种最好方式，官府多愿为之。所谓神童，即在文化艺术上有超人天赋的儿童。官府举荐神童要对被荐者进行多次全面考察，然后如实向朝廷汇报，若经皇帝考试不实，荐举者则要承担欺君之罪。李东阳四岁被顺天府所荐，其早慧才识不言而喻。太监引其入文华殿，因门槛高而引出的这则对联故事，显示出了李东阳的聪明伶俐。当皇帝亲试命题作字，其大书使龙颜大悦，将其抱在膝上，赐以果币，如此殊荣，世所罕见。在历史上有不少神童昙花一现，宋代王安石曾作《伤仲永》以诫。而李东阳却是真正的神童，随着岁数的增加，知识面越来越广，神童之名愈来愈重，使天子不能忘怀。“六岁、八岁两召，试《尚书·益稷篇》，命肄京庠。”④八岁儿童受皇帝三次召见，这在历史上属于奇迹，也为李东阳的后来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第三次被皇帝召见称旨后，天子为了使这个神童茁壮成长为国家栋梁，便命有司让其进京庠学习。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其脱颖而出。仕途一帆风顺，官至相宰，也为他的书法发展创造了条件。皇宫珍品众多，京城官员收藏丰富，文墨交往、藏家索题使他眼界大开，书法创作欲望旺盛，技艺也更上层楼。

［明］李东阳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纸本故宫博物院藏释文：刘松年画考之小说，平生不满十幅，人亦难得。此图四幅，作写数年乃成。今观笔力细密，用心精巧，可谓画中之圣者。西涯李东阳。钤印：宾之（朱）西涯（朱）

天顺六年，李东阳16岁应顺天乡试中式，次年二月会试，试院不慎起火，烧死贡士90余名。改此年八月试，李东阳榜上有名成为会士。但明年（即天顺八年）三月才得殿试，得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可谓少年得志。继选为庶吉士，在馆年余便于成化元年授为翰林院编修。累迁侍讲学士、东宫讲官、太常少卿等，于弘治七年擢礼部右侍郎，入内阁专典诰敕。次年以本官直文渊阁参机务。弘治十一年升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朝廷内阁大员。后进少师兼太子太保光禄大夫，食一品禄，为朝廷相宰，执朝政二十几年。孝宗驾崩，其做为顾命大臣竭力辅佐少帝。而武宗朱厚照崇信太监，刘瑾擅权乱政。阁臣徐溥、谢迁致仕，李东阳成为首辅，尽力与刘瑾周旋，以补政失。虽然为朝廷殚精竭虑，但难以摆脱与太监不能一刀两断留恋权位的猜忌。刘瑾倒台，他再三上疏乞罪要求致仕。“致仕居家，至临殁时其门生故吏满朝，西涯凡平生所用袍笏束带砚台书画之类，皆分赠诸门生。”⑤其家“萧然四壁，不足分宜（严嵩）辈一宴之资”。“公仕宦五十余年，柄国且十有八载矣。郑端简谓公卒之日，不能治丧，门生故吏醵金钱赙之，乃克葬。”⑥其为官两袖清风可见一斑。故《明实录》评之曰：“刘瑾威权日盛，狎视公卿，惟见李东阳则改容起敬。时焦芳与李东阳同官，又助瑾煽虐，李东阳随事弥缝，去太去甚，或疏论廷辩，无所避忌，所以解纾调剂潜消默夺之功居多。否则，衣冠之祸不知何所极也。”⑦可谓较为公允。

李东阳为人宽和温让，平日近人，朝廷官吏颇服其才干，文人雅士也多愿与之交往。其“当国时，尝冬月五更入朝至长安街，值编修崔后渠在道上酣饮，后渠拱立于轿前曰：‘请老先生少饮数酌以敌寒气。’西涯下轿连饮数觥，升轿去”，毫无当朝相宰架势。李东阳虽至高官，内怀文人心态，不但在政治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才能，在文艺上也堪称一代大师。“当国时，每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论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⑧“朝廷诏册谥议诸大制作，多出其手。诗篇碑版传播四裔，虽字书小技亦精绝逼古人，罕及之。”⑨可谓是明代少有的文艺全才。

明永乐之后，文艺以点缀“升平”世道、雍容华丽的“台阁体”左右朝野，这种远离生活、闭门造车的创作，使整个社会文化艺术呈现出沉滞局面，引起了世人的强烈不满，一场反“台阁体”的文艺运动酝酿待起。身居高位的李东阳，于此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李东阳论诗曰：“以陶写性情，感发意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觉也。”“今古诗之成声，平侧短长，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非唯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若往复咏诵，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⑩不难看出，李东阳论诗反对模仿套用，主张对古诗多加吟诵玩味，取其神韵，借助于声调表现自我心胸性情，他的观点对当时社会影响甚大，“茶陵派”诗风便产生了。李东阳在朝廷为官50年，与下层社会人物打交道的时候少，不可能真正了解社会下层人物的辛酸苦楚，官场生活的单调，也局限了他的诗文不会有深刻的人生体验，避免不了较多地反映官场生活及风花雪月。故“茶陵派”诗风，与李东阳为人一样，有其特殊的一面，没有与“台阁体”一刀两断，可谓是改良主义。但李东阳提出了不少积极的艺术主张，为后来与“台阁体”为敌的“前七子”崛起，做了较好的铺垫。

［明］李东阳甘露寺诗 111.5×35.5cm 纸本故宫博物院藏释文：涧篠岩杉处（处）通，野寒吹雨堕空濛。垂藤路绕千年石，老鹤巢倾半夜风。淮浦树来江口断，金陵潮落海门空。关书未报三边捷，万里中原一望中。《甘露寺》。西涯。钤印：宾之（朱）

二、数体精工，篆书绝伦

李东阳从书法神童到开宗立派的大书家，成为明代书坛上的一段佳话。其书真、行、草、隶、篆皆工，徐祖谟赞之为“书法遒丽，称一代宗匠。”对于李氏书法，王世贞点评曰：“涯翁篆胜古隶，古隶胜真、行、草。”代表了当时世人的普遍看法。

明代不重小学，故善篆者不多，能篆便可称工，而李东阳于此确实下过大功夫。尤可贵者，在李阳冰之后人们作篆只重结构的情况下，他特重用笔。他的《书碧落碑后》评篆云：“盖其妙在笔不在体也。”故其篆书，特别重视线条的内涵，在笔力、气势、意境上多有自得。杨一清《李公李东阳墓志铭》谓其“真行草隶俱有法，而篆书一刬近习，复古之功为大。”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曾对李氏篆书的学习和成就进行了评论：“昭代篆书，惟李东阳擅长。观其收元周伯温、危太朴、赵期颐诸家篆迹，惟推期颐为最，惜其流传之少。余玩味期颐浑朴高古，纯以禹碑、周鼓为宗，无一笔阳冰、择木，所以深当涯翁之意也。”按，元人赵期颐，字子奇，宛邱人。为吾邱衍的弟子，官至陕西行台，篆书颇有成就，但因其不在朝廷为官，且离江南文化圈较远，所以影响不大，流传作品亦少。李日华曾得赏真迹，谓其“浑朴高古”，便知其作一定大有笔力韵味，李东阳深爱其书，是追求相近的缘故。《詹氏小辨》评李东阳“小篆清劲入妙”，则多着眼于此。今人傅申对李东阳篆书评价甚高，多着眼于雄健的笔力，在其《海外书迹研究》中云：“李东阳之所以强健，在于他的浓厚端庄。他在率直和气势方面，超过了前人李阳冰和徐铉。他注重各个笔画和墨色的丰润，他还发展了一种枯笔的技艺，使他的篆书产生流动挺伸的神态。他的风格可能因缺少精致而为人诟病，但他明显地摆脱了以往的传统，而他的创新又为后世的书法家发扬光大。这些变化主要是李东阳强劲的个性以及他个人的成就，而不是明代所发生的其他重大变化。”当然，傅申所云李东阳在率直和气势上超过了李阳冰和徐铉，并不等于他在篆书艺术上超过他们。由于当时学习资料的缺乏，人们审美意识的局限，都限制了李氏篆书创作上的突破。李东阳篆书主要取法元代书家，而以他的才气和功力对之进行改良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元人旧习跳出时尚，虽在明代有“篆圣”之誉，但并没真正在历史上成为重量级篆书大师，时代压之耳。当时人们对李东阳篆书视若拱璧，流传甚多。谢迁《题西涯诗篆卷后》云：“甲戌夏，杏庄与雪湖和消遣诗颇多，间因便摘写数首寄西涯。已而西涯寄和还，以吾子正稍习篆学，李爱之，故特示以篆体。虑傅附者，或为殷洪乔，再寄一通至。此其后至者也。正什袭谨藏之念。”可见当时李东阳乐意作篆，为赠同好，不惜两次远寄。现在能看到李东阳篆书之作不多，且大多是题署引首之类小品，代表者有“草亭诗意”“松雪真迹”“马远山水”“藏真自序”“二陆文翰”“憩庵府君字法手稿”等，基本上反映出了李东阳篆书的真实面目。

明代隶书如篆书一样，都是书家愿意涉猎而成就不大的书体，李东阳也不例外。其隶书作品流传下来的十分稀罕，按当时的取法状况来看，其隶书也只能在唐、元书家中讨饭吃，如篆书一样不会有大的突破。楷字是科举之人必须具备的书体，且李东阳之父李淳专攻楷法，李东阳自小受到熏染，自然精通。但李东阳擅长数体，进士为官之后，楷书多作书写奏章、批复文件、题跋书尾之用，书法创作多以篆、行、草为主，故其曾有“不能嗣其（父）楷法”之愧。故宫博物院藏有李东阳行草书《题画诗卷》，是赠友人顾天锡之作，起首有李东阳楷书“翰墨馀情”四字。卷后有明吴宽跋云：“顾君天锡，世为吴人，而生长都下，与台阁老李宾之先生少相友善，后天锡以刑部郎中出官于外，诗篇寄赠往来不绝，此卷杂诗数首，则天锡以河南参政入贺圣节而宾之书以遗之者也。夫宾之诗笔因敏，方在内阁专典制诰，参预机务，必不若往时应酬之多，非天锡故旧，安能得此累幅哉！”按，李东阳48岁至51岁间直内阁参机务，此字当为此时所书，楷书间有欧字及颜字特点，可以看出其楷字多得法于二家。李东阳47岁时有楷书《题晦庵诗翰》传世，用笔横细竖粗，结体上紧下松，多从颜真卿《告身帖》中得来，功力深厚，气势磅礴，大巧若拙，与当时的婉媚书风拉开距离。

［明］李东阳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行草书最易表现人的性情修养，李东阳的行、草书才气横溢，无疑是窥其心灵的窗户。李氏的行书从颜书中来，他有《书颜鲁公祭文》曰：“颜公楷法端严，一笔不苟。书家者流或颇疑其局滞，及其属草之际，流动飞越，莫知端倪。如西安所刻《座位帖》者是也。漂本序稿予尝见其真迹于蒋御史宗谊家，始知石刻去墨迹远甚。恨《坐帖》真迹之不见于世也。此稿乃在东京时《祭伯父文》，尝于陆詹事廉伯家见之，少宰李叔渊得以相视，吴文定公及邃庵杨都宪皆有题识，方与乔亚卿希大三复抚玩，又不知此书曾有石刻否，有之当否何如？姑识卷末，以俟知音。”按，《祭伯父文》亦称《告伯父文》，是颜行书著名的三稿之一。其文稿早在南宋淳熙年间庐江李氏所刻的《甲秀帖》及南宋嘉定八年刘元刚所刻的《忠义堂帖》中收录。可能由于流传较少，故李东阳当时没能看到。但正如李东阳想象的那样，“石刻去墨迹甚远”，所刻皆难传颜书精神。李东阳面对颜氏开阔雄伟流动飞越的真迹大为陶醉，以至三复抚玩不能释手。李东阳行书横平竖直，提多按少，圆转流利，体势平和，与历代行书大异。细读之，用笔结体皆映现出颜书的影子，这是与李东阳爱好颜行书分不开的。相比于李东阳其他书体，其行书用功较少且不甚仿习古帖，故少受古人束缚，纯是一种修养的流露，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其门人邵宝《容春堂集》云：“公真行草皆自古篆中来，晋以上而时取之耳。故所成如此。若不求之原而惟体之逐，岂知公书哉！”所言极是。李东阳行书，便是用篆笔、隶体、楷势，略加颜行之意而成，因此难归哪家哪派，应是自我作古之书。清伊秉绶、康有为行书自成一家，与李东阳意趣接近，他们不是学李东阳之书，便是取法相同耳。

李东阳草书在当时影响不及篆隶，但其自身的才气修养及驾驭能力，都在此有充分的体现。李东阳对于草书非常喜爱，投入的精力颇多。其有《答罗明仲草书歌》诗云：“草书之妙谁绝伦，我欲从之羞效颦，平生两手硬如铁，空有苦思凌风云。罗夫子，君不闻，草书在意不在文。十年摹写未必似，偶然落笔还通神。人道张颠看舞剑，公孙大娘出谁门。始知骅骝别有骨，世上岂复曹将军。罗夫子，君不见，陈士谦，温元善，芙蓉颜色姿，能使市上黄金贱。今人好尚乃如此，有眼何须辨真赝。罗夫子，眼如电，生来四十年，阅遍图书五千卷。向来得我书，赠我一匹锦绣缎。吾观少陵有诗史，看君之时宛相似。包罗巨细成大家，上穷伏羲下元季。秋姜冬桂老愈辣，翠竹青松寒不死。君诗在格不在辞，肯与时人斗红紫？吾观草书亦如此。罗夫子，君莫疑，眼中磊落非君谁？紫阳之书冠今古，其大如斗小者卮。虫书鸟迹不复识，见此再拜真吾师。君今长驱我倒戈，缩手不搏生蛟螭。长安城西纸贵贱，吾欲买断防君嗤。”表现出来了李东阳对于草书孜孜以求。分析李东阳之草书，对其产生影响的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古代书家的影响，以二王、张旭、怀素为主。明代盛行前代以王羲之草书编纂的《草诀歌》，成为学草书的不二门径，李东阳受其影响在其必然。而在他晚年笔下的草书，已向连绵的大草方面发展，取法于唐较多，在用笔和结构上，蕴藏着张旭、怀素的意绪。怀素与李东阳同乡，更有亲切感，现在上海博物院藏有李东阳31岁所作的草书《赠建韵诗》立幅，瘦劲清健，纯从怀素中来，可知此时期李东阳对于怀素草书颇下过较大的临习功夫。稍后他看到了怀素《自序帖》真迹，大为赞叹，作《观怀素自序帖真迹柬原博太史》诗：“吾乡上人老藏真，挥毫作字精入神。金书石刻世已少，况乃缣素随风尘。大江东南天万里，流落数颗骊龙珍。百尺高门若深海，腰絙欲入茫无津。吴公好古得奇货，传借数手来乡邻。后堂开扃许坐我，展卷故觉情相亲。嗟予生晚见亦晚，三十六年空复春。苏黄二老尚莫睹，犹喜未乏前生因。向来摩本已酷似，昔见其影今其真。临池对影不自陋，涂抹欲效西施颦。愿携纸墨就几格，亟往不避僮奴嗔。馀光车壁幸不惜，且复照我西家贫。请君勿返连城璧，留待他日慕蔺人。”李东阳面对怀素真迹激动万分，“展卷故觉怀相亲”。昔日对所习怀素刻帖曾临习不已，今见真迹岂能放过，故乞求主人不要急于索还，并用其拿手的篆书为之题了“藏真自序”四字。二是受明初三宋、二沈的影响。明初书坛，最负盛名者便是宋克、宋璲、宋广和之后的沈度、沈粲兄弟。其有题《王允达中书所藏宋仲珩（璲）草书卷后》诗有“典型尚及吾非晚，文献犹存子未贫”之句。从李东阳草书之神韵趣味上看，与宋广、沈粲较近。三是受同时代的张弼的影响，张弼当时草书名气特大，特受李东阳推崇，他有《刘户部所藏张汝弼草书》诗云：“南安太守东海翁，归来两袖乘天风，眼前万事不挂齿，睥睨六合称书雄。横挥直扫百态出，或舞鸾凤腾蛟龙。一从篆隶变行草，世间此艺难为工。自言早学宋昌裔，晚向怀素逃形踪。公孙大娘不识字，物艺乃与书法通。颜家屋漏古钗脚，纵使异法将毋同。古人逝矣不复见，此翁岂在今人中。江南纸价几翔踊，白金彩币随青铜。家藏万纸付儿辈，谁谓此翁归槖空？何人爱者司徒公，旧得此卷来吴淞。愿公宝此勿轻弃，留看书舡夜半虹。”对张弼草书赞不绝口，认为古人不可见，张弼是古草书圣贤的代表人物，心慕之则必手追之，朋友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李东阳草书流传有条幅及长卷，一般而言竖幅容易展示气势，能取得较好的视觉效果，而横幅行短难于章法调节。但从李东阳之书看，草书的竖幅不如长卷驾驭自如，可能与日常写卷子多而写竖幅少有关。其草书代表作有《自书诗卷》等，其中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李东阳草书的水平：用笔徐慢，转多顿少，涩势运笔，骨力坚实。结体宽博正直，一如其行书。亦如其人为事斟酌揣摩“不激不厉”。所以其草书能达到“意在笔先”，但缺乏情绪激昂，少有神来之笔，韵律感和节奏感也因此大受影响，徐迟的运笔也避免不了带来气势不爽、骨力不峻的弊病。尽管李东阳草书有不尽人意处，但在当时书坛无疑是佼佼者，其当时草书名气不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李东阳擅长书体众多，而篆书之名为最，掩遮了草书之名；二是李东阳草书属介于狂狷之间者，个性不很突出，不像张弼那样形成流派，所以影响不大。人们提到草书，往往将其划于张弼一路，而又没有张氏的狂野个性鲜明。后来复古书风的兴起，人们对于狂野书风大为反感，而对于二沈一路甜媚书风感到厌腻，于是，介于其间的李东阳草书大受人们重视。万历时安世凤《墨林快事》云：“长沙公大草中古绝技也，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态，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滓渣以出。”评价之高，前所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东阳负有盛名的篆隶渐渐被人们所忘记，而其草书与行书一样，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喜爱，这就是历史的无情和公正。

［明］李东阳跋朱熹《城南唱和诗》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三、茶陵书风，风靡朝野

李东阳官至宰相，诗文书法各成一时之尊，朝野上下门人众多。何良俊曰：“李西涯在弘、正间，主张风雅，一时名士如邵二泉（宝）、储柴虚（瓘）、汪石潭（俊）、钱鹤滩（福）、顾东江（清）、何燕泉（梦春）皆出其门。”钱谦益赞之曰：“成、弘之间，长沙李文正公继金华之后，雍容台阁，执化权，操文柄，弘奖风流，长养善类，昭代之文人再盛。百年以来，士大夫学知本原，词尚体要，彬彬焉，彧彧焉，未有不出于长沙者也。蒿城以下六公，其苏门六公之选乎？”另外著名者还有石邦彦、罗玘、鲁铎等。其门人大都是在他主持乡、会试所选取举人、进士，后成为其追随者，弟子们对于其师皆非常敬重，为维护师尊业绩不遗余力。“西涯先生晚年耽对酒棋，（梦）春不善棋，然寿村有客，未尝不与，颇以为劝。先生曰：‘将何消日？’春曰：‘词翰熟自天成，足娱日力，既惠后生，又垂远世。’李东阳曰：‘此后生计，吾老不暇为此。’一日先生在棋酒间，有奉当道命以巨轴乞词翰者踵至，先生弗怡，大书一绝云：‘莫将性命作人情，写字吟诗总害生。惟有围棋堪遣兴，客来时复两三枰。’春观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梦春所劝，意为老师业事兴盛所想，自有道理，但李东阳不以为然，以诗明志，亦一掌故。

在李东阳弟子中，感情最好、学识受其影响极大的是邵宝。邵宝（1460-1527），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初学于庄昶，年二十中南京乡试，“文正公（李东阳）成化庚子（十六年）主考南畿，归以诧予（杨一清）曰得天下士。”足以证明其对邵宝的重视。成化二十年邵宝进士，授许州知州，进户部郎中，荐为江西提学副使。《名世类苑》：“邵文庄以户部出为江西提学，李西涯赠以诗曰：‘职在文章官在宪，政宜严肃教宜宽。’文庄公（宝）尝语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可见邵宝对于老师的嘱咐当座右铭来对待，获得了很大成功。迁浙江右布政，进湖广左布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都漕运。“时刘瑾用事，公一无所通。瑾衔之，数令人以危言撼之，公不为所动，乃勒令致仕。瑾诛，起巡抚贵州，寻升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都御史。”间以母老再三乞求归养，获许。母终后有授南京礼部尚书之命，上疏恳辞，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居家间，“深居简出，日亲书史，以著作为事，求请者踵接于门，碑版流播遍四方。”名声大噪。《容春堂集·四库提要》论邵宝与李东阳之关系云：“其（宝）举于乡也，为李东阳所得士，故其诗文家数皆出自李东阳，李东阳以衣钵相传许之。当时宝以侍郎予告归，李东阳作《信难》一篇相赠。……于古之人，且欧阳修之知苏轼为比，其心之相契如此。”陆深《跋邵二泉西涯哀词》记曰：“右户部侍郎二泉先生国贤诗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后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谏俞正斋国昌，正斋示深，读之，纡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义不可穷，实近世以来师生之所鲜有，千载而下读之，犹将涕泗满襟。”邵宝在书法上善真、行、草，受李东阳影响专学颜鲁公，有行书《五老峰诗卷》传世，洋洋洒洒，长篇巨制，字体庄重，气势宏大，全从鲁公化出，惜略嫌粗糙干硬。李东阳门人学其师书法者很多，在书坛上有大名者较少，没有象其诗那样形成强大的“茶陵派”阵容。

［明］李东阳跋欧阳修《灼艾帖》纸本故宫博物院藏释文：醉翁常恨作书难，道是撑船上急滩。毕竟晚年多自得，尽留风韵与人看。宋代书家自不孤，当时只许蔡君谟。若将晋法论真印，此老风流世亦无。崔礼部杰得欧公真迹，间为之三复展玩，因题二绝。正德己巳正月六日，后学李东阳。钤印：宾之（朱）大学士章（白）长沙（朱）

在茶陵诗派盛兴之后，以何景明、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崛起，力倡复古，对诗坛上“台阁体”无病呻吟的作风进行彻底的抨击，而李东阳却因反对“台阁体”之不彻底而遭到诘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李东阳对他们没有影响，钱谦益所言“长沙之启何、李，犹陈涉之启汉高”之论可谓公允。在书法上，弘治之前，也少有学颜书而鸣世的大家，李东阳真、行学颜书，与其诗学杜甫一样，有复古意绪，开时风之先。正如何、李诗受李东阳影响一样，其书也同样受李东阳影响。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人。“年十九登壬戌进士，授中书舍人。”何景明殿试时，李东阳为读卷官，为之座师。正德初，刘瑾用事，“矫旨例免舍人于家。瑾诛，用大学士李文正公荐起，则仍旧序，置内阁，侍经筵。”李东阳于何景明有举荐之恩。何景明能除中书舍人，是因为其善书法。王世贞云：“景明书法仿李长沙（李东阳），而指小滞。”其书法颇受李东阳影响无疑。李梦阳亦善书，《续书史会要》谓其“书仿颜鲁公。”王世贞《国朝名贤遗墨跋》评其：“写七尺碑，大有颜平原笔。”从其行书《空林无一事五绝》看，其学鲁公追求稚拙古朴，颇有六朝韵味，与李东阳之书神意相通。当时学颜体之风，多数都是受李东阳影响的结果，这一点使李东阳在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笔。

李东阳书论颇为少见，仅有题跋些许存世，其中多所涉猎人物事委、抒情念故，偶尔提及书法艺术，略能窥见其书法崇尚。其有《跋赵子昂临右军十七帖后》二则，其一云：“大抵效书古人书，在意不在形，优孟效孙叔敖法耳。献之尝窃效右军醉笔，右军观之叹其过醉，献之始愧服，以为不可及，此其形体当极肖似，而中不可乱者如此。能肖书者，当自知之。”其一贯主张临习古帖重神不重形，在此又作深入的阐明。其二云：“古之名能家者，未始不有所师法。世传松雪翁临右军《十七帖》，不啻数十本，他可知已。学书者以晋为正，松雪书虽骨格有可议，而得其风韵最多，正坐是哉。此帖充道宫谕所藏，遇所得意，往往有咄咄逼人之势，较之其所自书，虽妥帖未逮，而奇拔过之。岂非述法之易而创制之难乎？后之学松雪者失其风韵而规规骨格之间，是宜其弗逮远矣。”李东阳于此又提出“述法之易而创制之难”的重大问题。古人在书法学习上，并没有将临习与创作分得非常清楚，这是因为古人基本上是将书法的应用与欣赏融为一体的，包括行草书在内。而在此李东阳提出了创作难的见解，看似简单，却深刻地反映出李东阳之书不愿摹仿古人书之形骸，向着取其神韵方面发展的意向。对照其各种书体，皆能看出其有意与古人、时人拉开距离，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李东阳有《怀麓堂诗话》一卷行世，影响颇大，是其“茶陵诗派”的纲领。其论诗曰：“《中州集》所载金诗，皆小家数，不过片言只字为奇，求其浑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见。”他对诗文的创作标准是“浑雅正大”，浑者，全、满也。在此有浑元、浑厚、浑成之意，指其真气弥满，厚重朴实；雅，则是指脱出俗流，而脱出俗流的方法就是追习古贤，别开生面；正，则是体正、法正、品正，指格调要高尚，反对以歪才取悦世人；大，则是指胸怀、气势、格局、景象要大，脱掉小家子气。诗书皆为表现人之性情的媒介，彼此相通。用此四条原则衡量李东阳书法，无一不中。故而可以说，其诗论可当书论看，于此更容易触及李东阳书法的真谛。

责任编辑：郑寒白

注释：

①［明］杨一清《李文正公墓志铭》，焦竑《献征录》册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69页。

②［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七十四，四库全书本。

③［清］法式善《明李文正公年谱》，嘉庆甲子刻本。

④［明］刘侗《京师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⑤⑧［明］焦竑《献征录》册一《李东阳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74页。

⑥［明］谈迁《国榷》册三，中华书局1988年，第3110页。

⑦《明武宗实录》武宗十一年七月己亥条，浙江省文华图书馆抄本。

⑨《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浙江文华图书馆抄本。

⑩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册三《怀麓堂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