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认为，国籍制度改革是破解当前我国经济困局的有效方法，国籍制度改革就是恢复中华传统，变国籍的属地属性为属人属性。国籍制度改革可以在经济上实现：以资本输出替代世界工厂形成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宗族反哺式投资替代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支柱，以核心技术替代提升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实现内需和外需的双驱动。从运动员开始的国籍制度改革试点切实可行。

【关键词】 国籍制度改革；经济困局；破解路径

一、国籍制度改革是破解当前我国经济困局的有效方法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泥潭，从地理大发现开始，海洋文明引领的世界发展之舟似乎完全失去了方向，世界经济秩序骤然混乱并且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内无法恢复，从美英到欧盟，从日本到四小龙，从金砖五国到第三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对自身发展摸不着了脉络，经济看空的气氛到了2015年底愈加浓厚，石油价格跌破每桶30美元，包括IMF和大摩等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不断下调，衰退风险不断增加。

当然，身处中国更感到我们自身问题的严重。外需在不断下降的同时内需更乏善可陈，通货紧缩不断加剧，传统商业在互联网冲击下日渐凋敝，实体经济因为利润率下降而滋生了形形色色的恶性竞争，食品药品领域恶性事件接连发生；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效益在四万亿投资后已经快速下降，民生花费随着老龄化到来快速提升，这让受基础设施建设之压本已难以自给的财政更加压力重重，甚至有关部门还透露出让退休人员缴纳医疗保险的消息，而严重雾霾也不断冲击着国人的神经，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更让短期经济刺激政策都难以出台。财政压力和执法不力在当下形成了一个悖论，财政压力大执法投入无法增加，执法投入无法增加，恶性竞争催生恶性案件；执法投入增加、企业成本加大，企业成本加大催生恶性竞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显然不能应付这样的悖论。与此同时是资本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从前两年的房地产泡沫、高利贷横行到2015年的股市大起大落，资本的疯狂甚至延伸到了足球领域，疯狂的中超已经成为全世界转会支出最高的联赛，资本这把双刃剑对社会生产的贡献越来越小却对社会破坏越来越大，而某些喝了洋墨水的自由主义战士竟然仍在天天叫喊着金融自由化，天天用股市熔断、融资融券、注册制、新三板糟蹋着我们的金融体制。

面对二十一世纪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中国再一次走到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恢复中华传统以强国本，扩大开放以富民生”，这是本人认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它既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成功之路，也必将是破解当前我国经济困局的唯一方法。本人认为国籍制度改革是实现以上战略和解决以上问题的具体路径，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提纲挈领的发展指向。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何谓“中国人”做到准确回答，当思想上和文化上做到正本清源后，所有经济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经济竞争的本质是文化竞争和制度竞争，或者说就是意识形态竞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他对陆地文明、对集体主义理性的确认，只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是历史的集体理性，是陆地文明，才能寻找到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路径。

二、国籍制度改革就是恢复中华传统，变国籍的属地属性为属人属性

当前我国的国籍制度采用了属地原则而非属人原则，这与中华思想严重相悖，属地原则的基础是自由主义个体观而非中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集体观，其有利于海洋分裂复制式的征服扩张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和谐包容的传承发展，其本质是割裂血缘姻亲的历史联系，经济上让我国陷于困局难以自拔。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给中华正名，即进行国籍制度改革，重新将业已模糊的中华意识清晰化，真正做到让全球炎黄子孙心有所属。从相似性上说，中国和以色列一样都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中华文化也与犹太文化在祖先和历史崇拜上颇为相似；中国与德国都是大陆型国家，中国与德国在宏观决策和方法论上也多有雷同，而这两个国家的国籍制度却分别是基于血亲和文化。《德国国籍法》于1914年颁布后经多次修订，但对于血亲的基本规则并未改变。《德国国籍法》规定，“如果夫妇中有一人有德国国籍，则其亲生子女自出生之日起即可获得德国国籍。”血亲的国籍取得具有天然属性，不因任何地域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与之相对，出生于德国并不天然取得德国国籍。1952年颁布生效的《以色列国籍法》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犹太人回归法”，该法规定，“凡犹太人（其生母为犹太人或皈依犹太教者），均有权来到以色列并取得以国籍。”与之相对，中国与海洋文化去之最远，中国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海洋化、海岛型的民族国家，基于海洋分裂复制的地域属性的国籍制度并不具备应用于中国的基础。同时，犹太人对其传统的坚持尽管在形式上显得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但犹太人在海洋文明为主导的今天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犹太人既掌控了大量的国际金融机构，占世界人口0.3%的犹太人在诺贝尔奖得主中比重也达到约20%；虽然德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英美主导的海洋世界，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欧盟最主要的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金融危机之后德国经济的稳定性正在不断注解着大陆性制度在今天的合理性。因此，基于文化和基于血亲的国籍制度在当今世界也并不意味着不合时宜，英美等所谓民族国家的国籍制度并不应当作为我们学习的对象，而以色列和德国这样与中国有着相似性的国家，它们的制度才值得我们国籍改革所借鉴。

我国国籍制度改革就应该建立基于属人原则和血缘姻亲为基础的国籍制度，承认海外华人的双重国籍。凡华夏儿女、中华血脉不论身在何处，不论何时移居海外，只要承认其根在中国，愿意履行一个炎黄子孙的义务、愿意承担反哺家乡的责任都应具有中国国籍。

三、以资本输出替代世界工厂形成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战略要求是从制成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这是被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不断验证过的经济发展规律，也是我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果，资本是一柄双刃剑，如不能对外成为获利的工具，就会反手自伤，轻则断指，重则害命。当制成品生产比较优势丧失后，如果前期经济增长所积累的巨额资本对外输出不能实现，那就意味着全面的资产泡沫和由此导致的本国制造型企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近年来这种负向影响已经通过房价高涨、通货膨胀、恶性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显示出来，资本输出迫在眉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经济背景的国家战略，但更为根本的经济措施是鼓励民间资本输出。资本的输出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国际流动，原有国籍制度在开放经济体系下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一方面海外投资需要融入当地环境，获取国民待遇是平等竞争的基础条件，外国人的身份不利于投资者进行异国经营，外籍华人的数量必然会随着海外投资数量的增加而快速增加；另一方面资金外投意味着资金收益的大量回流和海外纠纷的不断增多，将海外华人拒之门外就是拱手将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成果让与他人，将国际经济的话语权让与他人，这种做法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推进我国经济的下一步大发展就必须对原有的国籍制度进行改革，变属地属性为属人属性，承认双重国籍，只有认识到“落叶归根”的反哺式投资机制是中华文明的凝聚力所在，是资本输出而非外逃的根本约束，才能放心大胆的让资本输出和获利、让人口国际流动，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再一个三十年的大发展。国籍制度改革将实现我国经济以资本输出替代世界工厂从而形成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四、以宗族反哺式投资替代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支柱

宗族反哺式投资是中华历史社会投资的最主体形式，是中华文明得以长盛不衰的内在基础，具有非常强劲的内在动力，也是大陆文明抑制分裂复制的有效手段。由于具有历史后效性的约束，宗族反哺式投资兼具环境友好和历史效益两方面特点。金融危机之后，以国家财政为基础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形式已不可能，一方面国家财政支付能力随着四万亿支出大幅下降，另一方面高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也大幅减少。但投资拉动在当前经济衰退中又必不可少，宗族反哺式投资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空缺并且更具效率和长远性，其根本原因是反哺式投资与国家计划投资的不同性质。宗族反哺式投资不再是以单纯短期投入产出财务计算为动机，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宗族成员的长期永续发展之中，建设美丽家乡、恢复宗族文化设施建设（中国和很多国家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在“破四旧”中消灭了集体精神生活场所）和帮扶宗族子弟培育人力资本会成为反哺式投资的重点。同时，由于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宗族反哺式投资在规模上并不亚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并且长期可持续。很多国家集体精神活动场所在使用房屋的数量会达到总数量的1/20，几乎两三个街区就会出现一个教堂或其他集体精神活动场所，并且这样的建筑与民居相比更加壮观牢靠，因为精神生活往往强调历史后效性。

对于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宗族反哺式投资还具有极强的消化能力，这是唐宋明清的历史盛世时段一直所体现的特点，历史后效性对劳动力高度密集型艺术品所具备的强劲吸力是其原因。但在今后发展中也应特别注意这一投资方式的弊端，其对过剩产能具有非常强的消耗力，在封闭环境下其具有抑制马尔萨斯循环的作用，但对于开放环境的国际竞争要防止其过度，因为更多的社会资源应参与到国际比较优势的形成中去推动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五、以核心技术替代提升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实现内需和外需的双驱动

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首先在于理解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根本不同，强化个体差异和个人理性的海洋文明对于创新具有先天优势，而强调共同命运和群体理性的陆地文明对学习具有先天优势。熊彼特用“破坏式毁灭”对海洋制度的特点进行了精确表达，创新是具有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既来自于创新自身依靠于大海捞针式重复尝试的高成本（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也来自于创新对原有社会财富的毁灭（正像今天我国的网购毁灭了传统商铺一样）。海洋文明鼓励这种毁灭，因为毁灭可以带来扩张中更大的收益，但扩张一旦受阻，创新所带来的社会损失只能内部消化，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发展水平的大幅倒退（1929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都是典型例子）。陆地文明在低成本中谋求长期发展，强调对积累经验的传承而不是盲目重复试错，学习是大陆文明的优势，不论从国家角度的俄罗斯和德国，还是民族角度的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学习都是他们得以超越的基础。从十八世纪彼得大帝带领下俄罗斯的崛起，到十九世纪俾斯麦带领下日耳曼的崛起，再到二十世纪近邻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将自身发展建诸在他人已有的经验和成就之上，通过学习获取别人经验都是他们得以超越的关键。从汽车产业本田到现代对欧美汽车的学习、替代和超越，再到手机产业从三星到华为对诺基亚、苹果的学习、替代和超越，对大陆国家而言学习和替代显然是超越的根本路径，而不是在苍茫大海中漫无目的的激情征服（哥伦布本以为是去印度却来到了美洲）。

核心技术替代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这种替代包括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从PC机操作系统对微软Windows和Office的替代，到手机操作系统对谷歌Android的替代，从计算机芯片对Intel的替代，到汽车发动机对铃木、本田的替代，从汽车导航对GPS的替代，到……替代不需要创新中的盲目试错和社会资源无效浪费，目标明确的研发更具效率（两弹一星就是典型案例），更利于大陆国家集体理性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替代的结果是快速有效的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快速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提高社会再生产的附加价值和中国制造的利润率，在对原有国外产品垄断打破的同时实现内需和外需的双驱动。

六、政策建议：从运动员开始国籍制度改革试点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摸着石头过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具体实践，国籍制度改革同样应该像改革开放一样先试点再展开。“恢复中华传统以强国本，扩大开放以富民生”的战略需要现实可行且能被各方接受的切入点，以运动员，特别是足球、篮球、网球等具有号召力体育项目运动员的国籍制度改革作为试点具有可行性。其理由如下：一是运动员试点范围很小，不需要大范围牵涉户籍、公安、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在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祭祀地黄陵县设一个试点办公室即可大体完成；二是体育运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运动员只要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愿意在黄帝陵参加一个认祖归宗的仪式，即可赋予其中国国籍、允许其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重要赛事，这对在全世界唤起中华民族归属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旦试点得以被社会公众认可，国籍制度改革并辅之以相关经济政策就能辅助中国摆脱经济泥潭的道路，整体上推行“恢复中华传统以强国本，扩大开放以富民生”战略也就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 姚北洞.双重国籍合法化的益处、困难及其解决[J].新西部（理论版），2015.11.

[2] 姚北洞.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办法[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5.2.

【作者简介】

姚北洞（1977.8-）男，陕西潼关人，经济学博士，哲学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