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国荣

夏益寿先生是我的恩师，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字。可先生实在太谦和，在我的记忆里，他连一点点的生活波澜都没有，以至于我无从下笔。

我初次见到先生是在1964年10月，与我同班的一位同学是他的内侄。同学知道我喜欢东涂西抹，一次对我说：“我二伯伯会画图画，啥辰光我陪你去见他。”就这样我认了门，认识了先生。

先生又名一筹、夏策。颜其居曰“觉春草堂”，号“恨鹧鸪翁”。先生中等身材，背微驼，不嗜烟酒，人略显清瘦。先生的嘴巴在平时也常常是张开着的，以至于我分不清他是高兴还是愠怒。先生宽额短发，想问题或忘记什么时，常习惯性地去搔搔头皮，然后再自言自语几句。先生眉毛修长，双目里充满了作为长者所特有的一种慈祥。那时先生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已有几小片像湘妃竹一样棕色的“寿斑”。先生说话较慢而行动亦迟缓，长年穿一双平口的布底鞋。走起路来带有一点韵律，总是走几步停顿一下。另一只手好像一直在摸索着桌角或椅背什么的，像是说话时的一种辅助动作，其实可能是怕摔倒。

虽说是恩师，但我们之间却从没有过什么拜师的仪式，也没有行大礼。只是我去了他接待，没有一点点架子，临走时他常用“后生可畏”四字相赠，相当的平淡天真。先生从没有用世俗的眼光来对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农家子弟，没有因此而看不起我。先生经常向我讲一些关于书法绘画、诗词文章中的趣闻轶事，他不厌其烦地讲得仔细，我瞪着双眼听得认真，有时怕我没听懂，他还会适时夸奖和提醒我几句。

先生家在宁波镇海城内，原地名叫东河塘。其东北面即是风光秀丽的招宝山，东临甬江。西南面是一条流经城内的大河，从“南薰桥”那边缓缓流来，经过“总浦桥”后即与堤外的甬江相连而入海。从东河塘的一条弄堂走进去十几步，便是先生家的院门。院门大多数日子都是虚掩着的，门上紫藤缠绕，一到春天即花团锦簇，一串一串倒挂的紫藤花像是一堆花蝴蝶簇拥在藤枝上，随风轻轻摇动，非常美丽。穿过院子里斜延的小径，便是先生家的正屋。正屋四间一弄，为坐北朝南的大七驳平屋。在宁波一带，横梁与横梁之间的距离称为一驳，“七驳”再加上一个“大”字，指其中阔檐顺下，有一驳之多。就像阿拉伯人的门廊，算是一个半露天的空间，其檐下夏可乘凉，冬可暖阳;阴可避雨，晴可读书，是典型的江南民居的风格。西首第一间的檐下被纳入内室，因此房门朝东开，它像是一个书房。西二是卧室。东二为吃饭和待客延坐之处，北墙上嵌有砖雕的“第一浦山”四个大字。东一是卧室兼书房，隔壁一条长长连屋的弄堂，便是先生家烧饭煮菜的地方。

院子很大，弯弯的小石路藏在草花间，虽没有“寒山、拾得”来帮助洒扫，却异常整洁。先生遍植花草，在各个季节里均有盛开的鲜花。虽不经意，却天趣盎然，就像北宋徐熙画的花卉，逸笔草草而别具韵致。院子里没有植什么大一点的树——怕是树根粗壮后穿倒围墙，只有几棵小树枝挤在墙角，上面浮着几层轻云样稀疏的绿叶。院墙上爬满了木莲藤，圆而厚实的叶片，像鱼鳞一样敷在瓦爿墙上面。也有生长得特别旺盛的地方，从叶丛中还可看到粉绿色的木莲藤果子，它们的形状如古代一种被叫做“秦权”的秤砣，这“秦权”有时好像羞于见客特意躲在里面一样，不仔细看的话就很难发现它们。

对于“黄鼠狼独张皮”的我，无论冬夏，都穿着一身兰卡其布上衣，每每怯生生地空手去先生家。开始几年里，师母从不奉茶，直到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去先生家时方才有茶喝。那时人也长大了，师母见我与先生坐着说话，她把一杯茶放到我面前，只轻轻说了句“喝茶啊！”我随即起身谢过，她便轻轻地退了出去。先生家平时少有人往来，每当我推开院门进去时，不知是花草丛里蜘蛛多，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的脑门上常像西藏人献哈达一样，触到漂在风里的蛛丝。

先生花鸟画画得最多，家里挂满了他的画作，我记得有“荷塘翠鸟”“紫薇白头”“柳荫黄鹂”“雁来秋色”等等。小幅的嵌在幢橱的玻璃框中，大幅的挂在墙壁上。也有许多贴在檐顺下的外壁上，与园子里的景物、蜂蝶似相呼应。从画上面的布局、所用笔墨、款识印章来看，皆具有一种书卷式的雅气。这些画大多数都是用“铅画纸”画成，而非宣纸。因为铅画纸便宜，可能与先生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有关。有一次，我在看先生画的一幅“猫蝶图”时，先生走过来说，闭口老虎开口猫最难画。闭口老虎往往容易被画得少了威风，而开口猫则容易被画得太凶而少了猫的温顺。想想确实很对，因此很少有画家将老虎画成抿着嘴巴，而将猫画成“狮子大开口”的模样。

先生的书法十分娟秀，得清代王文治一路笔意。见到先生的字就像见到先生的为人，运笔纯熟而锋芒内敛，起收自如而点划波磔分明。疏密之间独有一种风采，中规中矩里同时也有惊蛇入草般的灵动。先生秉笔写字的架势非常优雅，微驼的背此时也不驼了，只见他正襟危坐，腰板笔挺，一副私塾里“天地玄黄”的样子。先生还擅治印，他家的许多藏书中，我经常看到各种钤印，里面大多都是先生亲手镌刻的。如“觉春草堂”“恨鹧鸪翁”“曾经我眼”“竹解心虚是吾师”等等。先生也作诗，曾画一幅《松鹤图》送给我，上有他写的“不合时宜贫习常，柴门虚设何须尨。青琴古调无人爱，揖翼来听鹤一双”的古体诗，似乎在说他自己已是一个“不合时宜”过时的人，何为抱残守缺，居陋室旧巷而安于清贫，只有画里的仙鹤方才能懂得之意。

先生的父亲夏锦帆太先生在外埠经营着好几家银号，这是我从他家一本书里夹着的一封信中得知的。这封信是别人写给太先生的，大致是向他作些关于银号情况的报告。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原来读书转而经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像宁波早期的一些商人，他们大多数都很有文化底蕴。人们形象地说，当时的宁波商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桐城派学人新梓就的古文，他们亦儒亦商，如靠长芦盐务起家的宁波帮开山祖严筱舫一样。我想太先生一定也是这样一类人。

先生原来学中医，书架上放有厚厚的《金匮要略》《黄帝内经》《汤歌头》等医书，与传统文化中“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古训相合。但先生似乎一直赋闲在家，很少见他有忙于为人诊治的情形。只有一次，见他与三二妇人在说话，见我到来又适逢尾声，先生照例送人于院门下，这些人也许就是先生的病人。这时我才明白，西面第一间原来是作为问诊室使用。大概此时先生已退休，或许经“公私合营”后就一直没有了谋生的职业，这点我不大清楚。先生有子女，“书香门第多才人”，据说他们都有成就。

从那时起，我常在课后和星期天去先生家。我从孔庙前八方形的“砚池”前往东走，过了“总浦桥”没多远后便到先生家了，路并不算远。1966年上半学期还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从学校大门进去，又从学校课堂的窗户跳出”，一切都乱了套，自以为好不高兴。那时去先生家的时间就更多了，因为根本不用上什么课。先生常捧出一大叠装裱精美的扇面让我看，计有一百多幅。这时我才知道任伯年、吴昌硕，才知道蒲华、赵之谦这些海上名家。先生每幅必讲，从绘画的风格讲到师承关系，从落款文字讲到印章堂号，而且尽量让我听得懂。还开玩笑似的讲到任熊、任薰兄弟的字，按宁波话说，“一个叫‘渭（与会同音）长，会长得高;另一个叫‘阜（与否基本同音）长，勿会长高”。讲秀水人蒲华，宁波人称他为“蒲邋遢”，别说他的画“黑漆漆”，就连他的长衫也是酒痕杂着墨痕。讲冯君木为什么又叫冯幵，是因为他手掌上的纹路长得像个“幵”字。先生讲述时慢条斯理，一口标准的镇海话，将“吴”读成“嗯”。有一幅牡丹图，画家王銮所画，专门送给因为炮打法舰而成名的吴吉人。镇海人称呼吴吉人为“嗯大佬”，先生也是这样发音。扇面上有“富贵如君真不负，最宜珍重起楼台”的诗句，据说吴吉人炮击法国远征军旗舰，将法酋孤拔打成了重伤，后在驶向福建马尾的半途中死去。不知何由吴吉人反倒被贬，画家王銮画的重瓣牡丹说是“金粉楼台”，似带有现今慰问信的味道。

对于这一堆扇面，从那时起，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也不知听先生滔滔不绝地讲了多少遍，趣以情生，韵随语足，而每次我都会有不同的新感受。以至于我后来对于海上名家能如数家珍，先生讲出画家姓名后，我即能对上画家的字或堂号;如看到一幅海上名家的画，哪怕你将落款挡住，我也能说出是谁谁的画，自以为几乎八九不离十呢。

在先生家我最早接触到的卷轴，是剡溪钟楚白先生的绢本花鸟画。说来奇怪，最后一幅也是钟楚白的画。那是在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去看望先生，先生家角落里有一堆废弃而杂乱的碎字画，那是文革抄家“扫四旧”所剩下的东西。我向先生讨要了来，先生欣然同意。我问先生要点什么作为我的报答，先生倒也爽快，说要一台电视机。那时一台黑白电视机也就两三百元钱。我与先生之间向无金钱往来，而这次算是破了例。在这堆破损残缺的字画里，我拿起其中一团被弄得很皱的旧纸绢，虽然皱得非常严重，可是当我小心地将它全部展开后，居然是一张很完整的人物画。从似曾相识的笔迹里，我清晰地看出那是一幅钟楚白先生画的《寿星瑞鹿图》立轴。左上角有钟楚白先生的长题，其中有“瓜瓞何绵绵”的句子，足足有百余字之多，看来是作者的一幅得意之作。我看这两幅钟楚白先生的画，中间相隔十年。钟楚白先生字湘珩，剡溪（嵊州）人氏。据先生讲，他长期在骆驼桕墅方的方家做门客，人谓“清官先生”，就像春秋时孟尝君食客三千中的人。其女湘灵、湘云皆擅画，师从时在镇海大梅山馆为客的任薰和任熊昆仲。我也从别处看到他画的四张巨幅“八仙”人物画，后来我得到其中两幅，画中人物很有笑傲空山、吞吐大荒的非凡气势，实为中国人物画中的杰作。惜当时少有人能真正赏识他，致使后世鲜有他的传记，也很少见他的画被录之于大型史册。先生家的四幅绢本花鸟画，是钟楚白先生用没骨法画成，画面清新淡雅。糅合了宋人和恽南田一路的笔法，另又生面别开，写实与虚和相生。

几年中，我几乎看遍了先生家的全部收藏。一次，他将我叫到一口大柜边，又拿出许多卷轴让我观看。由于柜太深，先生弯不下腰，最后一部分先生干脆叫我赤脚跳进柜中，让我把别的画也拿出来一一展看。他在外面讲，我站在柜内听，宛若古人说的“隔篱问诗”。越到底层，画轴便越长，画幅也越大。基本上都是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画的大中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什么叫作“手卷”，横横的一边看一边卷过去，像是看走马灯，老是看不完。画中的内容我记得似乎是《兰亭禊事图》，内有亭台楼阁和众多人物，还有曲折的溪流和若隐若现的远近竹树。当初我对手卷看不习惯，看得有点头晕，因为一段一段散点式透视不能看到全貌。在我的要求下，先生将手卷拿到隔壁长弄堂的灶间里。待全部展开后，画的精彩自不用说了，整个手卷约占了灶间五分之四的长度。估计这些才是先生收藏的大部分精品，它们洋洋洒洒，让我很有点目不暇接的感觉。

对于先生家的书画，我像发现了一个艺术宝库。为此，我也带了不少喜好绘画和书法的朋友去他家，后来也有人直接单个去先生家讨教，先生照例予以热情接待。因为先生是个像书中所说“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人，平和、真诚，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从其个人文学艺术修养而言，是个典型的江南文人。有次我去先生家，他拿出一幅任伯年画的《华佗病虎图》让我看，图中华佗将手伸入老虎的嘴里，似在摸索老虎嘴中异物，虎则很听话地眯起眼睛任由华佗摆弄。画面全是用水墨构成，没有赋彩。这幅《华佗病虎图》是任伯年早期的作品，所署年份为同治时期，估计是任伯年当年客居宁波时所作，但是不是落他早年所用的“小楼”款识，我也记不清楚了。按中国画的传统题材分析，它们原来应该有四幅，分别为：麻姑献寿、华佗病虎、老子青牛、苏武牧羊。我曾有过近代画家姚虞琴画的这类相同题材的四幅画，同样都精彩之极，所以我才说它们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题材。

我朋友中也常有人向先生借书，有些借得碑拓版本回去进行描摹，也有人借书的时间太长，而没有及时归还。据说有一次先生专程找到我的一个朋友，索要被他借去的一册拓本，不知是先生记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据说先生空手而返。我没见到此情景，估计先生心中一定十分戚戚的失望。我也向先生借过很多书，其中几本珂罗版印刷的画册等书也没能及时归还。1968年底我去了部队，回来后书都没了踪影。至今思想起来，总感觉自己有亏欠先生的地方，这其中也包括我介绍过去并受到先生亲切教诲的朋友们。但先生的为人和先生家散出的书籍和字画，除了当年被“革命群众”在操场上任意践踏、撕裂、毁损外，剩下的终究还是留在人间，至少它们还可以起到一个文化传承的作用，比起十年浩劫中被付之一炬总是要好得很多。如先生泉下有知，他也会原谅我这么说的。

我14岁初去先生家时，对架上各种书籍都非常陌生，成册的《佩文韵府》《稼轩集》《说文解字》等书，很多书我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当初我也弄不懂“稼轩”是谁，直观地以为有一个“稼”字，必然是种地的，难道他也是一个农民？对《古文观止》《毛诗》《尔雅》等书同样都很生疏，同时感到有点莫名的惶恐。因我从未读过，当时也不一定能读得懂，也不知里面说的是什么。但对于珂罗版印行的各类画册却非常喜欢，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夏夜里看到满天的萤火虫一样兴奋，可以说近代各个名家的东西应有尽有。还有石印本、枣木本、经双钩翻刻的各种画册，它们所涉及到的内容又不仅仅局限于字画。先生家还有诸多原拓的碑帖，如柳公权的《神策将军碑》、汉隶的《石门铭》、北魏的《龙门十二品》等等，可谓是满架书香，天禄琳琅。我最初接触到的是一本清人临汉隶的石印本，由桐城张祖翼题签，里面罗列了华山、张迁、乙瑛、曹全、孔宙等各种汉隶碑刻的风格和特点，对于初学的我有着很大的启蒙作用。还有是集郑板桥“六分半书”书体编成的《周易》石印本，我亦视为至宝。当时我对其内容并不感兴趣，觉得里面有许多东西讲得太玄乎，甚至有点怪力乱神的感觉;而对郑板桥正不正、隶不隶的字倒很有些兴趣。我还向先生借来一本《瘗鹤铭》看过，它原是镇江焦山山上的一处摩崖石刻，据说后来崖石崩落于江中。我只记得启承页上有王梦楼写的“华阳真逸”四字。《瘗鹤铭》被后人尊为榜书之祖，其字结体雄强，俊秀飘逸，实在无愧乎作为榜书的阆苑范本。那时的我，像其他少年一样，也喜欢看成套吴友如画的《海上谈丛》，它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甚至不着边际的奇异故事。它几乎是一本从道光朝至清末关于民俗民风诸事的大百科全书。对于蓝布面几册匣装珂罗版印行的书，像任渭长、陈洪绶、陆廉夫的人物和花卉画，我也都借来看过。还有清代四大书家翁、刘、梁、王的各式字帖，宋代苏轼的《天际乌云帖》、米芾的《苕溪帖》、梅调鼎的《山谷梨花诗帖》等等。有的我向先生借来只是看看，有些则进行过依样画葫芦半是玩半是认真的临摹，凡不懂的地方，先生总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回答，尽管当时我听完依然似懂非懂。先生对我特别信任和爱护，我每开口曰借，先生几乎没有一次拒绝我，哪怕是他家所收藏的名画真迹，我常挟在腋下在先生家进进出出。

今已矣！先生家那么多旧物古籍，历经丧乱、几付劫灰，至此全如过眼烟云一般散失殆尽。“巫峡苍苍烟雨时，青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它们连同先生的平和与儒雅，如同花丛里翻飞的蝴蝶，到哪里再能找到它们的前世今生呢！

我去部队五年，也常与先生通信，一次先生还特意画了一幅火一样红的石榴花卉寄给我，让我用火一样的热情保卫祖国，给我鼓励，要我忠于国家，忠于军旅职守，可惜这些信件我没能很好地保存下来。我从部队回来后，也几次去看望过先生。一次先生还凑到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隔壁新成立的盐业公司企图占用他家的宅基地，问我是否有办法阻止。可见先生对我很是信任才会这样说，否则他是绝对不会开口言及此事的。但我一介草民，又无官场背景，真辜负了先生的彼时之忧啊。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因忙于杂务，与先生渐少了往来。九三年起开始办企业，初创时期我长年在外东奔西走，夜以继日地忙碌，几乎投入了我的全部精力，因此对于先生的情况，一来少了与当初一些朋友的交往，等于说是没有了消息的来源;二来是当企业有危难时我就急于去救火，而当兴旺顺利时又想乘胜去追击，因此几乎将先生给淡忘了。如此水往云来，也不知先生是什么时候离开了人世的，实在是我内心最大的遗憾和痛楚，我常常因此而自责。日后如能探得先生的归宿之处，我一定会向先生说，就像先生活着的时候一样。先生于我恩重如山，我于先生却心生愧疚。而今先生驾鹤西去已经多年，斯人已远，我心常念，岚与树交，云与天接。

今以此文来作一追思，也算是我对先生的一片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