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继平/译

阿莱什·德贝尔雅克（Ales Debeljak， 1961-），斯洛文尼亚著名诗人、文化评论家，生于卢布尔雅那，1985年毕业于卢布尔雅那大学比较文学系，后来留学美国，在锡拉丘兹大学攻读文化社会学，1989年获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富布赖特学者，现为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他迄今已出版了《焦虑的时刻》（1994）、《沉默词典》（1999）、《城市与孩子》（1999）、《无麻醉：新诗选》（2011）等多部诗集和十余部文化散文集;曾获得多种国内外诗奖，包括“斯洛文尼亚全国书奖”和以色列“米里亚姆·林德伯格以色列诗歌和平奖”。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意、波兰、捷克、克罗地亚、日本、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其中文化散文集《偶像的黄昏：回忆失落的南斯拉夫》被翻译成了12种文字，同时他也把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利等人的诗作翻译成斯洛文尼亚文。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合编过《移动的边界：80年代东欧诗选》;还编过《自由的囚徒：当代斯洛文尼亚诗选》（1994）等多种诗选和文选。

德贝尔雅克是当代巴尔干地区比较活跃诗人之一。他的诗以前南斯拉夫为文化背景，充满了对社会和政治的深切意识与关怀，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他的诗以忧郁而闻名，对传统价值（如家庭和上帝）的重新肯定与后现代主义对立，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成为爱和人类声音的转变力量的证言。而他的散文诗则比较宁静，但寂静中可以听到诗人的心灵之声。

吴鲁言善于观察生活，擅长通过生活的细枝末节展开故事，见微知著，以细腻而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探寻着人性中的微妙情感纠葛。在她的笔下，一幅画、一座院落、一次搭顺风车都可以成为写作的载体，衍生出一段韵味悠长的红尘故事。

《最后一幅画》写人性中对金钱追逐的本能，从成年人影响到孩子，物欲让艺术变质。当九十高龄的吴恩大师将要回到故乡，人们为迎接他做着种种准备。大师所带来的光环，让人们不敢怠慢，在搀扶大师这件小事上，也大费周章，目的只是想让吴大师留下一点墨宝。于是，经过反复比较，一个学过国画的八岁小女孩被选中了。吴大师来的那天，小女孩认真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一切似乎都很完美。女孩子当着大师的面画燕子，得到吴大师的认可，并请吴大师也画一幅。回归故里的老先生触景生情，又欣喜小女孩惟妙惟肖的习作，不禁欣然挥毫泼墨，即兴画了一只灵动的猫，送给了小女孩作为鼓励。在一片祥和温馨的氛围中，洋溢着老一代艺术家对小辈从艺之路的寄语。故事的走向，按照所有人的设计发展，就像一场演习过多次的表演，不出一丝差错。到这里，作者已经将铺垫做得非常充分，关于大师的最后一幅画，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留下了。然后，小女孩的一句话令故事陡转：“爷爷，您不盖章，这画就不值钱。”一个八岁孩子的一句话，把所有人的所有表演打回原形，人们内心中对金钱的追逐、物欲的膨胀，在这一句话里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孩子眼里的艺术，已经戴上了黄金的枷锁，引人深思，让人心痛。天真无邪的小女孩说出了最为现实的稚语，令人百味杂陈，是什么扼杀了童真？当艺术沦为利益的工具，艺术的何去何从？读罢只能深深一声叹息。

《陈家大院》写根的意识，一位八十五岁的陈老太，在弥留之际渴望回到自己的故园，一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陈家大院。然而，曾经的陈家大院，早已变成了旅游区，老家的邻居，老屋的往事，成了陈老太断断续续说的胡话，成了孩子们“听说的故事”。当陈老太穿过鳞次栉比的高楼，经过代表着陈家大院的牌楼时，陈老太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近在咫尺，但她却依然没有回到陈家大院。

当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远离千百年形成的故土家园的痛苦，渐渐地把根丢失。《陈家大院》借用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对老家的向往，深刻诠释了“家”的含义。作品涉及的生活现象具有社会普遍性，透露出作家一份浓郁的忧患意识：土地资源的无限度开发、传统村落消失于现代进程中，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无可避免地遭遇这种失乡失根的尴尬。

《带陌生人上路》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当大家都不与陌生人说话的时候，“我”却让陌生人搭车，焦急等待公交车的人们，宁可在雨中淋雨，却不愿搭乘“我”的免费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金钱，对等的交换，是猜忌、提防，是不信任。透过这一事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心理，更看到了社会生活中互利行为的利益化演变。作品剖析个体行为，意在反映社会潜在的信任危机。结尾也颇耐人寻味，当妻子刻意掩饰本地人身份，成功搭载了一名本地路人时，又让这一事件多了一层极为微妙的思索。

货币也许是最能直观体现社会生活变化的道具，《我是一枚硬币》拟人化演绎了时代变迁，以及人们不断更替的心态。一枚1980年发行的五分钱硬币，在当年的货币流通环节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曾几何时，五分钱渐渐退出了流通市场，被闲置甚至被刻意扔弃。作品有一处细节对比颇为经典到位，1980年的五分硬币遇到了一枚被主人无意丢失的2000年的一元硬币，一元硬币的傲慢，五分硬币的自嘲，诙谐且严肃，无不增添了某种现实感。“哎，作孽啊，要是在三十年前，这两枚硬币能顶两天的口粮呢。”作品通过货币贬值，更多折射出在社会发展中人们的心理变化。

《文化》写一个叫文化的女孩，所作所为却都是伤害文化。这篇小说更像是一个隐喻，有文化的人规规矩矩做人做事，凭的是良知和素养，岂料却一再输给了没文化的无理取闹。结尾虽说拨乱反正，给予了不法之人法律的制裁，但因为获取利益而被毁掉的历史文化却再也没有复原的可能性，而法律规范行为的滞后效应，不免令人对诸多文化传承的损失报以遗憾。

作为正在成长路上的后起之秀，吴鲁言的写作具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或庄或谐，灵动多变，也逐渐凸现出自己的追求和风格，我们期待她能有更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