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阐释语言身份认同概念，通过对民族志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探讨“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语言生活状况。城市新移民包括两个层面：劳动力移民和城市中产阶层移民。文中报告的民族志案例来自两次田野调查：农民工语言身份认同调查和城市中产阶层移民语言身份认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新移民在不同的语言、方言、口音、语言风格之间转换，通过语言构建家乡身份、城市新移民身份等多重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一个构建的过程，不仅需要人们对自己身份的宣称，也需要他人的确认才能得以确立。

关键词 语言身份；民族志研究；文化品味；移动能力

一、引 言

人们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语言来构建，并且在不同语境中具体呈现。也就是说，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谈对象、交谈背景、谈话内容等社会语言因素。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社群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迅速增加，人们身份构建话语日益复杂。同时，大规模人口流动提供异常丰富的语料资源，使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身份认同的重新构建 （Dong 2009，2010，2011）。 本文运用语言身份认同概念（discursive identity），分析民族志（ethnography）田野调查的具体案例，进而探讨“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语言生活状况。城市新移民包括两个层面，社会底层劳动力移民（如农民工）和城市新兴中产阶层（李强 2001，2011）。

身份认同是跨学科研究，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中都有所涉及。引起语言学者重视的身份认同通常包括国家身份、民族身份、 阶级身份、性别身份、学习者身份等（高一虹 2014；高一虹、周燕 2008；董洁 2013；方宁、陆小鹿 2012；方艳 2015）。总体来说，语言身份认同的构建包括以下三个基本特征（Blommaert 2005；Dong 2011）：

第一，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人们社会实践不断构建的。在这种意义上，身份认同和心理学中的“自我（self）”概念有本质上的不同。“自我”是一个人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并且不轻易改变的（Bucholtz et al. 1999；Potter 2003）；而身份认同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并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协商、构建、重塑而获得。研究已经证实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并不断变化（Foucault 1984；Hobsbawm & Ranger 1983；Roosens 1989；Bulter 1990； Gao et al. 2007）。

第二，身份认同不是单一而是多重的。人们不只拥有一种身份，还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交际时，人们在多重身份间不断转换，有时可能会同时展现多种身份。比如一位学者（社会身份、阶层身份），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性别身份、家庭身份）；在与其他学者交流时，她使用学术语言以强调她的学者身份；回到家中督促孩子做功课，她切换到另一种语言风格强调作为母亲的社会家庭身份，偶尔还需要使用男性化的语言风格构建近乎父亲的权威角色。这说明人们在面对不同场合、不同交谈内容、不同谈话对象时，通过切换语言风格，构建多种身份认同。

第三，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协商（negotiation）的过程。身份认同既需要自我宣称（achieved identity），也需要他人认定（ascribed identity）。换句话说，人们要确立某一身份时，既需要本人通过语言行为实践来展现这一身份，也需要在同他人交际过程中得到他人的认可。比如，一个人声称他是位教授，他的社会身份并不能完全确立，他同时还需要彰显与其教授身份相称的学识、谈吐、成果著述、所属机构认可等，其教授身份才能得以确立。所以身份认同通常是经过双方（或多方）协商确立的，而不是单方面声称的。

二、民族志田野调查

民族志研究源于语言人类学，是质性研究的一种 。与多数研究方法的简化倾向不同，民族志研究反对将原本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数据或模型，而旨在全面详尽地描述、解释、理解社会现实及其复杂性和多元性。民族志研究注重田野调查（fieldwork），要求研究人员以“浸入”（immersion）的方式，较长时间和受访人群一起生活、工作，以期深入理解和掌握该人群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实践逻辑（Blommaert & Dong 2010）。在语料选择方面，民族志注重个体案例，对其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解读，同时也追求在个体案例中逐渐呈现超越个体的规律或模式（emerging pattern），从个体案例反映时代变迁。在语料分析方面，民族志研究注重将语料置于多维度语境之中，以期全面系统地解释和分析语料。

本研究案例取自两次民族志田野调查。第一次是历时三年（2006—2009年）的农民工语言身份认同调查，在北京一处农民工聚居社区进行；第二次是历时四年（2010—2014年）的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移民语言身份认同调查，主要是在一个小众品牌的车友圈中展开。两次调查的田野都是在北京，都能够使民族志研究者充分接触、观察研究对象，并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深度访谈。篇幅所限，本文仅呈现两个案例，从具体案例初步探究城市新移民的语言身份认同构建。

三、语言身份认同的构建

案例一：街头早点摊主的口音与语言身份

北京吸引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十年前刘庄①大街及其周边区域还是农村，但是由于城市快速扩张，刘庄逐渐被纳入城镇范围，成为北京大量城乡接合部之一。刘庄大街的北端是一个刚刚建成通车不久的地铁站，地铁站四周是大片新建住宅区。而大街南端是低矮破旧的平房，还保留着之前的农村面貌，由于租金便宜，其中居住的多是农民工及其家人。下则语料采集于刘庄大街地铁站附近，对话双方是小徐和民族志研究员董洁。小徐在地铁站附近支了一个早点摊，卖包子。半年以来，董洁一直光顾小徐的早点摊，彼此熟悉后就攀谈起来。

{交通噪音，路人说话声，各种嘈杂声音}②

（1）小徐：你要*什么*（包子）？{声音很轻很慢，显然是在试着用北京当地口音说话}

（2）董洁：你今儿还有什么的呀？

（3）小徐：有…… {有关他有什么馅儿的包子}

（4）董洁：你们这儿的生意挺好的，这么多人都买你们的包子。

（5）小徐：{轻笑}*就是*早上好；到了下午就没人吃包子了{仍然努力用北京音说话}。

（6）董洁：早上生意好就行啊。那个虾的你放进去了吗？{第3句小徐提到有虾肉馅儿包子}

（7）小徐：{微笑着点点头}那（包子）挺好（吃）的——我们从老家带来的。

（8）董洁：真的？！是哪儿呀？{以为包子是老家带来的}

（9）小徐：{自豪，笑着说}我们的虾都是长江里的虾……

（10）…… 特别好吃 {说话声音明显变高，说话速度变快，地方口音表现得很清晰}

（11）……{有关他们如何从家乡带虾过来的交谈}

（12）董洁：你普通话说得挺好的，在学校里学的？{微笑}

（13）小徐：*还行吧*。有的（顾客）也不知道我说什么{笑着说，暗示这是一种谦虚的回答}

（14）董洁：我觉得你的普通话真挺好的，我听得挺清楚的呀。

（15）小徐：嗯，在学校里学的。我读到高中。{从明显的南方口音转到近似普通话的发音}

（田野调查录音2006-10-23-V017）

这段摘录的对话中最明显的是小徐口音方面的语码转换。对话开始时，小徐尽量用北京口音招呼顾客（1—6句）。比如在第5句中，“*就是*”带有明显的连读和儿化，“是”被完全弱化了，并入“就”音，“就”的尾音儿化，以至于“就是（jiù shì）”变成了近似于“就儿（jiùr）”。使用与顾客相近的口音可以看作是一种商业话语，卖方使用语言技巧（即北京本地口音）尽量缩短他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在这一阶段，小徐说话声音低、语速慢，这标志着他模仿北京口音时需要投入比较大的努力。

小徐的第一次口音转变出现在第7句，延续到第11句。在这一阶段中，他谈到包子里的虾是从家乡带来的。出于对家乡食材的自豪和兴奋，他的声音变得比较高，语速也比较快。当谈话话题与家乡有关的时候，他的发音从北京话转变到比较明显的南方口音。例如在第10句中，“特别好吃”的“吃”成为舌尖前塞擦音（cī）。如果说在交谈伊始小徐使用北京口音是一种商业话语，难以说明他的身份认同，第7—11句的口音风格转变则确切地反映出他的家乡身份认同：谈到与家乡有关的话题时，他下意识地开始使用家乡口音，语言风格随之转变，从而构建和展现其家乡身份认同。

第二个口音转变发生在第12—15句。在第12句，董洁评价小徐的普通话“你普通话说得挺好的”，这就将对话从家乡话题拉回北京话题③（胡明扬 1987），小徐的口音也随之转换到近似普通话。比如，第15句中“在学校里学的”是标准普通话，略带书面语色彩，而口语化的表达会省略为“学校学的”。在这一行中小徐表示他是高中学历。普通话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这种与教育程度和读写能力（literacy）相关的标准语成为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人们的移动能力（mobility）。也就是说，掌握这一语言资源的人具有较强的社会上向移动性和地域间移动的可能性。小徐在北京打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普通话交际能力。通过从明显的南方口音转到近似普通话的发音，小徐构建了一个有较好教育背景、具有较高社会空间流动性（social and geographic mobility）的底层城市新移民身份。简而言之，小徐的个人身份不是单一、固化的，而是在语言使用中不断构建的多重身份。

案例二：“海归”的语言风格与语言身份

本案例展现的是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这一田野调查的受访者是一个小众汽车品牌车友会的活跃成员社交圈。选取这一人群，是因为其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中小城镇或农村地区，通过学习或工作机会，进入一线城市的社会中层，并定居在该城市，他们中不乏“海归”。受访者老李40岁，大连人，在上海读本科，毕业后去英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从事金融投资行业。海外生活使他对西方文化颇感兴趣，而车友会活跃成员中也有不少和他兴趣相投的同伴。除了与该品牌汽车相关的活动，更多是基于他们共同爱好开展的活动，包括打高尔夫球、品红酒等。Bourdieu（1984）在《区隔》中指出， 文化品味是人们对文化产品、文化行为的偏好习得， 通过“惯习（habitus）”形成，并在惯习的再塑造中体现。人们不仅对文化产品进行鉴赏，并且需要通过符合既定规则的、被接受的话语表达鉴赏过程和结果。只有当他们的文化品味话语得到认可，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身份才得以建立。

由于工作生活繁忙，他们能够聚会见面的机会较少，因此更多时候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保持联系。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用户在自己的微博空间分享图片、文字、动画影像，关注该用户的“微博粉丝”可以在该条微博推送下方点赞、评论，与其互动。本案例中，老李在自己的微博空间推送了一张红酒照片。在这条微博中他并没给出过多解释，只是在照片上方写着“不懂酒 Georges Dubceuf”。在图片正中央是一瓶已经开封的红酒，放在一个餐桌上，照片展示的是酒瓶的正面标签。“MOULIN-A-VENT”字样的上方显示红酒年份是1995年，下方显示酒庄的“Georges Duboeuf”由于是花体字，拼写不是很清晰。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红酒文化比较复杂。不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中国，红酒都已经脱离了单纯的饮食消费品行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红酒文化。Silverstein（2006）在其著名的红酒话语（wine-talk）论文中， 谈到“红酒曾经是一种产品，被生产，进入市场，被消费；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它被赋予了文化生命，成为一种美学形式，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去感知它，并依赖他们的先天禀赋、后天熏陶以及经验积累，对红酒的品质做出评价”。“在红酒文化生命的每一阶段，它的拥趸聚集在一起，用红酒话语，也就是用特定的语言风格表达他们的品鉴结果”。

在本案例中，老李展示了一款1995年的 Georges Duboeuf④。红酒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分类、产地、 葡萄品种、酿造方式、“风土”、年份、产量等特征，更令人望而却步的是各种陌生的法语发音和拼写。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法语训练的国人来说，由于无法准确、自信地说出红酒的名称及其他相关信息，这种语言上的陌生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与这一文化产品的心理距离。在本语料中，老李在英国生活多年，受西方文化熏陶，对自己的文化品味有一定自信；在微博里展示他和亲友分享的红酒，同时也展示文化品味和文化认同。然而，细节决定“成败”；小的语言细节反映出“大”的社会意义。在图片上方，老李写着“不懂酒 Georges Dubceuf”。其中“Dubceuf”是法语 Duboeuf 的拼写错误。由于酒瓶下方的标签上“Georges Duboeuf”是花体字，单凭这个标签的确很难确定“Duboeuf”中的第四个字母是“o”还是“c”。对于老李的微博粉丝们来说，这个拼写错误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个错误，而且即便有人发现，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老李文化品味的认可， 更何况他也谦逊地声称自己“不懂酒”。然而，当这一红酒话语被平移到全球层面上推敲时，微不足道的拼写错误就立刻展现出其强大的社会意义。拼写错误会被立即发现，并直接“暴露”话语发出者对红酒文化和红酒话语不够熟悉的事实，其文化品味因而受到质疑，文化身份不能得到认同。⑤

在这篇语料中，我们看到老李通过红酒语篇构建城市新兴中产阶层文化身份认同。这一文化身份认同有两个层面：本地层面和全球化层面。在本地层面上，老李成功地构建了有文化品味的中产阶层海归新移民身份。然而当老李的文化品味语篇被平移到全球层面，其文化语篇被重新审视，并在再协商过程中被否定，因而无法成功构建确立。

四、讨 论

本文通过两则民族志案例反映城市新移民的多维度语言身份认同构建。案例一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人群。他们在不同的口音、语言风格之间转换，从而构建家乡身份、城市新移民身份等多重身份认同。案例二研究城市中产阶层的海归新移民群体，以及他们使用文化品味话语构建城市中产阶层文化身份认同。这两则案例以人们实际生活中具体的、微观的语言特征和语码转换现象，反映人们的身份认同变化，进而讨论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变迁。

首先，两则案例都说明身份认同不是一个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概念。身份认同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尤其是通过语言的使用不断构建的。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天生就拥有某一身份，而是在人际交往中构建这一身份。比如在第一则案例中，小徐来自南方某地，在很多非学术人士（laypersons）看来，他“拥有”这一地方身份。然而仔细审视、分析小徐以及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千千万万中青年劳动力大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乡土”身份并非理所当然，也不是固化的。在一个人早期社会化阶段（early socialization），他被反复告知他是这一地方的人（metadiscourse），也不断内化（internalization）其乡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一段时期内，这一乡土身份是相对稳定的。然而当他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时，其乡土身份会退居其次、逐渐淡化。在特定环境中，乡土身份会再次凸显，比如过春节回老家或参加老乡活动时，人们会着重使用方言口音，以强调其本土身份；或者当他们的本土文化与流入地文化形成强烈对比反差时，他们的乡土认同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变得比在老家时更强烈。这种情况更多见于海外华人社区和留学生人群，当他们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强烈反差时，他们的国家身份（中国人）或民族身份（华人）认同可能会比身处国内时更为强烈。

其次，两则案例都反映出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也就是说，人们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并通过语码转换和语言风格的转换，在不同身份间切换，同时展现和构建多种身份。比如案例一中，小徐开始用北京口音招呼顾客以期缩短与顾客之间的距离，构建本地身份；他谈到家乡话题时语言风格变化明显，发音也从北京话转换到南方口音，从而构建和展现其乡土身份认同；当谈到他的普通话时，小徐的口音也随之转换到近似普通话，并构建一个有较好教育背景、具有较高社会流动性的城市新移民身份。由此可见，人们的语言身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身份并存；人们在面对不同场合、不同交谈内容、不同谈话对象时，通过切换语言风格来构建多种身份认同。

第三，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是话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协商过程。话语发出者需要自我宣称某一身份，同时也需要话语接收者对这一身份加以他人认定。身份认同通常是经过双方（或多方）协商从而确立的，而只有在很少情况下是单方面声称即可确立的。如案例二中，老李通过在其微博上说“不懂酒”并“秀”红酒照片来构建“低调奢华”的城市中产阶层文化品味和文化身份认同。然而在全球化高度发达、信息跨国界迅速流动的今天，一个微小的拼写错误使老李在地球另一端的话语接收者不能认定老李的文化品味，从而质疑其文化身份。因此，身份认同是一个协商过程，不仅出于人们对自己身份的宣称，也需要他人的确认才得以确立。

总之，两则案例从微观角度反映出我国城市新移民的多种语言身份认同状况。然而微观语料并不局限于微观分析，民族志研究善于从微观出发，将具体案例置于多维度语境中分析，进而解析宏大的社会变迁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语言生活面貌。本文呈现的两则案例中，小徐和老李虽然只是两位研究对象，但是他们是我国数以亿计的城市新移民中的一员，虽然每个案例都有其具体情况，但这些案例总体反映的语言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和构建特点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民族志研究不仅于细微处着手，而且能超越微观层面，对于宏观层面的理论发展和政策设计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注 释

① 本研究中的地名、受访者姓名，以及其他身份识别标志名都已隐去。

② 转录符号：{ } 转录者注释；（ ）话语中省略的部分；* * 话语中相对轻声、连读的部分；……转录中省略的无关话语；—— 话语中相对较重的部分。

③ 注意：普通话和北京口音不同，不论从语言学角度还是其社会意义方面，二者都有一定区别。

④ 这是一款法国著名酒庄著名年份的红酒，在国内价格不菲。 Georges Duboeuf为该红酒的法语名。

⑤ 虽然反复分析这条微博，本文作者并没有发现这个拼写错误；但是当她把这条微博呈现给欧洲同事进行讨论时，在该同事眼中，这个拼写错误非常明显，所反映出的对红酒文化的不了解一望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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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