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

维特根斯坦曾说，哲学就是一场与语言的战斗，语言以其独特的外衣装扮着思想，也因此而迷惑着人类。在积极的意义上说，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我们人类存在的家园，我们正是以语言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之中。当代伟大的哲学家们都极其重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人类、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各种不同方式凸显了语言在思想形成和我们理解世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乃至关键性作用。因此，当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往往被冠之以“语言哲学”。这种哲学对语言作用于思想重要性的强调，直接反映了当代哲学抓住语言表达特征而使得语言与思想之间更加确立牢固血缘关系的总体趋势。

毋庸置疑，语言是思想文化的窗口和平台。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看，语言则是国家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标志。这里所说的语言，不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更是思想文化本身的象征。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语言构成了每一民族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汉语文字，则更是中国传统“象思维”的外在表征。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各种不同文字形象反映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每一民族的语言文字都记录着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虽然形式各异，但都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历史遗产。

民族文化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历史文化则根据语言文字来传承。一切思想文化的发展首先借助于我们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训诂学和文字学始终是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语言文字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言九鼎”“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说法反映了语言文字在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鼎力作用；“因言获罪”“祸从口出”则道出了语言文字可能带来的行动危险；而“微言大义”“言不尽意”则反映了语言文字对思想内容的无法克服的限制性影响。在西方，哲学家们早已表达了人类语言与人类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就是人类语言研究的最早形式。在他看来，人类思想的表达即语言，构成了我们认识世界和认知自我的主要方式。近代西方哲学家们大多希望通过澄清我们的语言使用而使思想得到更为清楚的表达，培根的“市场假象”、笛卡尔的“怀疑一切”、莱布尼茨的“普遍语言”、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等，无一不与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密切相关。而现代逻辑的出现满足了人类更为准确地表达思想的理性要求，当代西方哲学也就与语言研究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哲学家们比以往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更多地建立在我们用于表达认识结果的语言之上；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平台，同时也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限制。当代语言哲学揭示的语言、思想、世界之间的三角关系，说明了人类对世界的思想结果必须通过语言形式加以表达，而我们能够理解这个思想结果，也只能或主要借助于语言形式才得以实现。在这种意义上，语言文字并非简单的思想载体或表达工具，而是思想构成的基本方式。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把语言的作用理解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这种语言工具论的观点使得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透明的、可用的、对思想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有效手段，如同其他任何工具一样。然而，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又不得不需要考虑语言对文化自身的影响。即使被看作文化载体的语言也被带入了我们对文化自身的反思之中。文学作品和语言研究都是我们对语言本身的特别关注，而语言现象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也由于我们对语言现象本身的研究而变得更为清晰。文学作品以语言的形式描绘人类的生活和情感，历史作品以语言的形式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艺术作品以语言的形式传递着人们内心最真挚的感受，而哲学著作则以语言的形式阐释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所有这些表明，语言不仅是思想文化的窗口和平台，而且直接成为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