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敏　胡林海

[摘要]资本的内在否定辩证法推动资本不断突破物质形态的限制，实现超越。资本的金融化取代传统产业资本的运作模式，成为21世纪资本的症候。从本质上看，资本颠覆传统、进行创造的生命力来源于精神的驱动。因此，探究金融化形成的内在机理，不应停留在物质实体的现象层面，而更应该关注它的精神向度。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所召唤的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诉求与金融的杠杆性之间，具有内在的互洽性；金融市场提供了自由精神充分展现的空间场域，使创新更趋意志化；金融市场在获取财富上的高度或然性，预设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与悖论，是“动物精神”与“非理性繁荣”互构的基础。

[关键词]资本金融化；精神向度；资本主义精神；自由精神；动物精神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149-05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手段和目的（资本增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资本不断突破外在的物质形态束缚实现自身的超越。从本质上看，资本颠覆传统进行创造的生命力来源于精神的内在驱动。因此，探究金融化形成的内在机理，需要关注它的精神维度。精神能够产生不竭的动力，黑格尔对精神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精神表现了自身最具体的现实。马克斯·韦伯也从精神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认为正是新教伦理产生的理性主义精神气质，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文化基础。现代人创造了远远多于过去的物质福利，这主要源于精神领域的认知性差别所导致的行为上的差别——是否把增加财富作为行动开展的目的。马歇尔在援引吉本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追随时，曾经说过：“货币和文字的发明，一个用以表示我们的欲望和财产，另一个用以表示我们的思想；这两个东西‘由于给予了人性以更多的活力和热情，帮助人们增加了想要达到的目标。”，货币与商业的自由，建构了一种以财富增殖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同时，也打造了一种“赚钱至上”的价值观和时代精神，使得资本成为社会中新的权力工具。作为资本最高抽象形式的金融资本则具有更高的统摄力，它将经济生活和社会习惯全部纳人到其运行逻辑当中，重组了社会关系，对社会秩序进行了实践性的重新建构，使金融化成为一种社会症候。从根源上来看，资本金融化的胜利在于契合了人们追求财富欲望的时代精神。

一、资本主义精神与金融超越逻辑的互洽

合理而系统的获取财富是马克斯·韦伯笔下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以一种理性的追逐方式，在商业的对象性活动中得以具体化，并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最大化追逐财富的时代精神是驱动现代性发育的车轮，韦伯曾经深入探讨了这种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问题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的问题，而首先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带来了理性主义的气质，使会计核算下的经济理性成为时代主题。资本主义精神需要货币和资本“作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对于资本的获取，在韦伯和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是勤勉和节俭。资本家通过抑制当前的消费，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中，以获得更多的产出。在产业革命时期，马克思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实现资本的积累。然而，这两种资本积累方式内含着一个悖论：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在货币经济中，商品价值的实现最终体现在对货币的转化上，商品必须通过出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通过节俭和剥削工人的资本积累方式，最终都减少了商品需求，无法实现商品对资本的转换。此外，流通是商业社会运转的主轴，而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有周期的。探索商品与其价值实现在时间上的分离，从而加快产品的周转速度，实现资本增殖，成为商业社会中的形势所趋。

以货币和资本为基础的金融满足了资本无限增殖的诉求，金融通过工具创新不断突破生产所固有的资金限制。通过提高市场流动性，拓展着资本增殖的边界。金融对资本有集中和再分配的功能，它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投入到生产流通，马克思对此曾说过：“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金融从实质上看是一种智能设计，是人们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所做的一项制度安排。按照罗伯特·希勒的看法，英语单词“finance”（金融）源自于拉丁语当中一个常见词，其意义就是“目标”。这个单词源于拉丁语“finis”，通常被译为“终点”或“完结”。他还说，“finis”之所以演化成为“finance”，原因在于金融的原始形态之一就是债务的终止或完全偿付。因此，在希勒看来，金融就是目标的意思，为每一个行动提供金融服务就是在为取得行动的最终目标构建可行方案。最大化赚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精神，在金融的工具理性下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理性。

从运行机制来看，金融通过创新工具，将不能流通的资产实现了流通；将未来的价值贴现到当下进行流通。金融创新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技术性处理，整合和盘活现有资源，超越了生产和流通所固有的限制。金融将时间变成价值，将未来作为资源，从提供资金和管理风险两个角度，助推着人们追求财富欲望的张扬，同时还促进了经济制度和组织方式的演进与变迁。金融的杠杆性不断化解着资本增殖的目的与现实资本短缺之间的冲突，资本不再仅仅来源于自身积累，利用来自银行、证券市场的资本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做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已经主导和控制了经济。希法亭曾对此做了深刻阐释，并将其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除了资本的金融化，金融还日渐向消费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渗透，生活方式的金融化使核算成为一种无意识行为，而核算正是韦伯笔下资本主义精神在实践中的具体化。

金融以信用为基础的准备金制度使其具有“以小博大”的力量。现代银行制度通过保留少量的存款准备金，就可以贷放超过准备金若干倍的资金，银行以此为杠杆撬动了大于自身几倍的资金量。这种运作方式逐渐扩大到非金融企业，使企业的资本构成发生了重大变革，以金融为媒介利用社会资本成为普遍做法。在追逐最大化财富的过程中，对如何获取财富的探索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企业制度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使数以千计的个人集中他们的资源进行冒险成为可能，随之产生了股份所有权转让的市场，也即股票市场。股票促使货币进化到虚拟资产时代，权益（所有权）与实物（经营权）的分离，使心理动机成为价值表现的中介。从本质上看，二级市场是人们获取最大化财富的心理动机运行的结果，实际上是人们宣泄财富欲望的场所。金融颠覆了传统社会无欲无求的静态价值观，追求财富的无度和无节制不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场繁荣的内在根基。金融创新使资本化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可操作的行为，投资目的与消费之需的无摩擦转换，使人们无需为交易动机留下过多的货币，如余额宝，可以及时将闲散资金聚集起来进行再分配。

现代金融引入了保险的概念，增加了金融的风险管理维度。列斐伏尔曾经说过，后现代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可以推断而不可预知。在个人和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风险是最大的威胁，飓风、地震、火灾、冰雹都在影响着人们财富追逐上的冲动，也迫使人们出于预防动机而留出更多的货币。尤其是在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经济活动会面临各种市场风险。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现代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不确定因素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保险使得金融不再局限于财富的集聚，共担风险的运作方式以编织一个安全网的形式，将社会大众联系在一起。它还促进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形成，目前在很多国家都确立了失业、医疗、养老三大基本保险体系，使得金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经济领域，汇率波动、利率波动等不确定因素，是从事贸易的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期货和期权市场上的套期保值工具可以消除价格风险，也具有保险的功能。但保证金制度放大了人们的贪欲，使市场上的参加者大多数都在投机。投机者的参与繁荣了市场，客观上有利于真正的套期保值者转移风险。在金融市场上，保险公司是比较大的“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的参与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被自由精神所充斥的金融市场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自由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超越或摆脱外在的束缚；二是具有自我创造、自我决定的能力。金融市场是自由精神高度张扬的空间场域，这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在金融市场中，资本的运动方式从“G-W-G”变为“G-G”，社会关系被简化为数量关系，无实体的经济运动为自由意志的张扬提供了现实的基础。金融市场是一种由现代化通讯工具所形成的虚拟的无形市场，资产的实物形态被数字所抽象，交易的符码化和数字化使财富脱离了质的规定性，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使得市场中流动着天量资金，其流动速度近乎光速，监管对金融市场永远都是一种滞后行为。数字化的市场体系消解了实体经济中的有形障碍和利益掣肘，使金融市场成为一种连续性、无摩擦的自由市场。自由精神以自由意志为表现形式在这样一种相对无约束的环境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的机会。

对于货币的本质，西美尔认为：“是为事物的经济价值提供最简明的可能表达形式和最凝缩的符号形式……货币的本质所在正是结合于这种功能之中的那种远远超越了货币物质符号意义的观念。”货币有利于自由的实现。在西美尔看来：“货币支付作为与个人自由最相符的形式”，通过对货币的占有和货币对自我的服从而扩展了自我、延伸了个性。他敏锐地洞察到货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货币的灵活性为条件的。在金融市场中，作为凝缩符号的货币也消遁于无形，只剩下数字，完全失去了物质的形态规制和束缚，为人类的智能想象留下了空间，也扩大了自由的内涵。从立体的角度看，以货币为基础的虚拟经济，在客观物质和主观精神两个层面上实现了人的自由。金融自由化放松了监管，凭借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人们可以将基于某种物质实体的权利标准化、商品化，从而转化为被交易的对象，即衍生金融产品。金融产品没有使用价值，其价值体现在所代表的数字量上，是一种脱离了现象之间的物质关系的纯数字符号。而数字最容易激发人的激情和创造力，但也最容易被人操控，使人失去理性。追求财富的欲望和人的自由意志在虚拟的金融市场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金融市场颠覆了传统市场中的经济关系。首先，在这种无形市场中没有直接的生产关系。产品没有使用价值，这种无本质内容的虚空完全是人工智能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想象或玄想，从而在外观上无法被感知，在经验中也无法被检验。其合约内容的复杂性和高深性远非一般投资者所能了解，因而在产品的开发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购买动机仅仅出于“赚钱”的原始欲望。产品的价值是基于对未来的判断，信用和情绪成为决定性因素。其次，交易的不固定性。这主要表现在空间、时间和交换主体上：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交易无需固定场所，全球市场的不间断实现了交易的连续性，电子计算机和电脑终端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随时随地进行交易的便捷，还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寻找套利空间。交换也没有固定的买方和卖方，证券的购买者和出售者角色随时可以转换。在金融市场上，最大化的获利是一切行为的指南。第三，交易主体的不可知性。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是匿名交易，没有商务谈判，不存在社会关系。以现代通讯手段为媒介的交易方式，在事先是无法确知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较之产品市场有许多天然优势，除去监管因素，几乎没有交易壁垒，因而开放度较高。只要条件具备，任何人或者机构都可以参与进来，市场的活跃度比较高。交易主体的不可知性增加了市场风险，在不用考虑交易对手实力状况的前提下，必然会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引发市场泡沫。

金融市场不断突破外在束缚，创造新的金融工具。这些创新都属于智力创造：在产品特性上，它所交易的产品已经不仅限于传统的资金借贷，而是在原生资产基础上所派生出来的权利或义务，这种衍生产品与实际生产领域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无需遵从价值规律。从交易基础来看，将未来作为知识推断的对象，即对利率、汇率、股价等变动的预期，其交易基础是每个参加者在预测上的不同；从产品形式上来看，产品是虚拟的，不具备实物形态，它的实现载体是一份份的金融合约；从交易结果来看，不同于实体经济中交易双方都获得某种满足的“双赢”局面，而是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盈利必然有一方受损。这种没有物质约束的主观自由，容易放纵人们的冲动和欲望，使金融创新趋于意志化和主观化，进而失去创新的旨趣与意义。因为“人的精神可以伴随着人性贪婪的欲望冲动，将客观的市场原则完全主观化、幻觉化，它像一匹脱缰的烈马，冲破实体经济、劳动价值规则的束缚，将市场推向危机的边缘。”自由越来越成为一个与欲望彰显相关的概念，然而欲望是没有边界的，自由被欲望所主宰将会失去生活的积极内容。

根据边沁所奠定的功利主义原则，人的主观感受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于是从物质属性中抽象出来的数字，作为一种象征从物质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存在的规定性。数字对实体价值的僭越，使数字从尺度上升为目的，成为金融市场的心理逻辑，导致自由与欲望、目的与手段、物质与精神、实体与虚拟概念之间的模糊与混乱。数字使得信心、畏惧、从众等主观性因素成为左右市场的主要力量，产品的设计按照风险的分布和预测，通过一系列的主观创意对原有资产进行开发、组合与衍生，使之符合人的主观需要。反映人们心理认知的金融工程学，使金融从经验主义走向科学规范，它的运作原理是将某种金融证券的期望收益率拟合于无风险收益率，从而规避风险。实质上是通过意识的想象力，追求精神对物质的超越。但客观上把资本市场当作了自由意志实现的场所，在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设计中实现自我价值。此外，资金流的瞬息万变，金融市场中的监管永远是滞后的，尤其是来自避税地的资金，常常使监管部门无法查清它们的来源和去处。监管不到位和监管盲区，为个人意志主观化和自由化的膨胀提供了可发挥的空间，使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思想的试验场。过度的金融创新和高度张扬的自由意志，造成了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疏离。

三、“动物精神”驱动下的“非理性繁荣”

正统经济学将人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反映了股票的市场价值，然而，投资者追逐财富的狂热往往与设定的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金融市场被一种“动物精神”所主宰。最大化追求财富的目的理性，通常借着非理性实现自身，也即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在金融市场中，无论是用高深的数理模型进行操作的冷静投资者，还是那种带有疯狂的、歇斯底里行为的投资者，目的都是理性的——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但表现行为和运用手段却不一定是理性的。事实上，金融市场的繁荣主要来源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动物精神”才是保持市场活力的内在根基。这种非理性何以成为市场的主要因素？这源于商业社会的经济理性在金融市场中转化成一种数学理性，数字跳动和财富欲求放大了人们的过度反应，抓住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使直觉、冲动和鲁莽成为投资者行为方程式中的关键变量。人的主观性具有多变而又躁狂的特征，配合以现代交易制度（如T+0）的便捷，滋生了大量炒短线的投机者，他们的过度交易制造了利差，活跃了市场，非理性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

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时，曾经提到过“动物精神”一词。他将其归为一种非理性的心理现象，容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所著的《动物精神》一书，是对凯恩斯“动物精神”的再发掘。他们认为，人的非理性是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引起的，这种见解与标准的经济思想背道而驰，这是由于“我们不断变化的信心、诱惑、嫉妒、怨恨、幻觉”引起了危机。在虚拟经济体系中，信心是经济存在的基础。当股票价格出现集体上扬时，投资者就会出现一种普遍的“集体兴奋”，推高金融的资产价格，促使泡沫产生。相反，当这种“动物心理”从贪婪变为恐慌时，那种早期的欣喜和高涨情绪所造就的泡沫就会在瞬间破灭。正如弗格森所说：“当今的投资者被称为‘电子兽群，在盈利时开心地吃草，在市场下跌时四散而逃。事实上，不管怎样，股票是反映人类心理的一面镜子。”现代交易制度和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开发和利用了这种心理和贪欲，如融资融券、保证金制度所具有的高倍杠杆，使赌博色彩更为浓厚。

对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休谟认为，理性不过是激情爆发时的奴隶工具，“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情感的奴隶，并且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金融市场上无生产过程和财富兑现的即时性，更容易激发人们对财富的贪婪。投资者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和过度自信，以及大多数人的从众心理促进虚拟经济的兴盛和大幅上涨，这被格林斯潘看作是“非理性繁荣”。希勒也认为，股市脱离实际经济现实的繁荣是一种非理性繁荣，并认为非理性繁荣是投机性泡沫的心理基础。这种繁荣进一步刺激了“动物精神”的膨胀与扩大，股票价格上涨的行情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通过媒体的渲染，使这种高涨的乐观心理在更大范围内的人群之间扩散。对未来的普遍看好，诱使更多的投资者加人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中，而无暇顾及资产的实际价值。

金融的杠杆性不只存在于金融市场中，家庭和企业都被统摄到这种逻辑运行当中。在需求领域，虚拟经济过热往往会带动需求的非理性增长，银行倾向于扩大放贷，消费信贷的增加拔高了无实力基础的购买力。现代企业的资本构成与银行和金融市场存在高度依存性，企业还将制度创新与金融市场联结在一起。为激发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固定工资转化为企业所有权，比如，“期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管理方案，将个人的实际收益与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使市场更为活跃。但这种与股价相联系的补偿机制往往会演变成相关人员哄抬股价的动力因，导致“非理性繁荣”。由于股票价格往往取决于人的主观判断，使得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上的大多数投资者，都不是以投资风险的估计来对投资决策进行优化计算。也不会在投资决策中，整合不同资产类别的收益预测，或是根据已知风险权衡资产收益。他们的行为决策出自过度自信、对他人的判断过分依赖、极端恐惧等因素，当市场上涨时大笔买进，在市场下跌时大笔卖出。这种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往往被市场上高水平的投资者所利用，如金德伯格所说：“我们相信，欺骗是由需求决定的……在繁荣时期，财富被创造出来，人们是贪婪的，骗子就会出来利用人们对财富的渴望。”

“动物精神”所导致的市场“非理性繁荣”，会出现虚拟经济过热与实体经济萧条并存的局面。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条反馈回路：资本收益率高-更多资金流入虚拟市场-虚拟市场繁荣-进一步吸引实体经济中的资金进入虚拟市场。根据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21世纪的资本呈现出资本利润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也即）的特征。在实体经济中，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使非金融公司大量涉足金融业务。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普纳曾经统计过，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构成中，“证券收入”相对于生产活动而言越来越重要。他统计了1950年到2001年间，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发现相对于非金融的来源，来自金融方面的回报在企业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而且在更加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内，发现在竞争日益激烈、获利能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企业愈发依赖金融收入去补贴来自生产活动的利润，使得金融市场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

经济规律内含有自动的激励与惩罚机制。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每个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只关心自己的企业计划，而不考虑其他企业的接踵而来，大量的投资进入市场导致投资过热。因此，从个别企业角度是正确的行为，但其效果可能被多数人的同样行为所抵消。市场上产品供给量增多，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收益率降低，出现萧条迹象。银行紧缩信贷，在没有其他资金补入进来的情况下，加大了企业的资金紧张，出现通货紧缩。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金融领域。在卡莱茨基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天然具有长期发展的本性。金融的灵活性成为投资者所青睐的对象，正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描述的那样：“公司有价证券获得了其实物资产根本不会具有的流动性——瞬间可转换为现金。而一旦达到这个阶段，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扩张将被证明是没有限制的。”

总体而言，金融市场上类似于赌博的财富获取方式具有高度或然性。人们获得财富的心理欲求与虚拟经济中财富横流之间的张力，通过一种暴富的象征作用推动了社会心理的整合，造就了一种新的世俗宗教——对金融的迷思。虚拟经济世界的财富易得，或许只是一个幻觉，但它激活了个体的积极性，创造了当下的社会叙事，有力地推动了资本的金融化进程。

四、结语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代表了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认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对财富的欲求不再是传统社会那种野蛮的、赤裸裸的掠夺，文明的商业交往成为人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从本质上来看，货币和金融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所产生的一种自发秩序，但作为财富在数量上的尺度与表征，而被赋予某种超越的权力。作为资本最高形态的金融资本，是人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主观愿望在实践领域中的具体化，因而必须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金融化世界的生成。以货币和资本为基础的金融，扩大了商业的交往范围，它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它所构建的体系中来，使生存世界金融化。这是由于金融的超越逻辑与人们以财富欲望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在自洽的。在组织形式上具有高度灵活性，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实现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从个人所有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将众多人的资金聚集在一起进行冒险，金融以利润为导向，不断突破个人和商业自身的固有限制，实现人们对财富的欲望。金融在工具上的创新，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流转。时间被赋予价值，成为被开发的资源。金融消解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将其抽象为一种非物质的东西而进入流通。金融创新扩大了自由的内涵，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和意识领域内，提供了人们无限想象的空间，促进了创新。但金融作为人们的智慧产物，是人性的反映，它放大了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对非理性的开发和利用加大了金融风险。一旦它的运行脱离正常轨道，它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当对财富的欲求变得极端贪婪，它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将颠覆人们为之所做的一切努力。因此，需要对金融有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