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莉

[摘要]在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空间》的主题构建中，空间表现形式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物理空间中，男权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女主人公多丽遭受压抑和制约；精神空间中，多丽得到帮助和支持，女性独立意识逐步觉醒；第三空间中，多丽彻底摆脱对过去的依附，最终创建独立自由的人格尊严。多丽在这三种空间表现形式中的艰难历程，是其寻求女性独立意识的成长过程，也由此展现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空间》；空间表现形式；主题构建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38-05

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以其“精美的讲故事方式”，“清晰”和“心理现实主义”等写作特点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门罗的作品通常描述女性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平易感人的故事情节，探寻女性成长等复杂主题，文风质朴细腻、情感厚重真挚。她用最普通的语句，精心地构建出“契诃夫”式的文本世界，成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国外文学评论界主要从女性主义、心理批评、创作技巧等角度探讨门罗作品的意义，例如芭芭拉·戈达尔德论述门罗作品中的女性特征、女性主体性，以及女性意识与作家身份和文学成规之间的关联，贝弗利·拉斯波瑞奇则详细探讨门罗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指出小说的技巧、形式和主题都受到女性意识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门罗的研究开始呈现增长趋势，他们主要从作品主题、女性意识、叙事策略等方面对其进行探究，例如黄芙蓉以包括《空间》在内的门罗的多篇短篇小说为例，分析其中呈现的婚姻暴力主题，指出在暴力婚姻的表象下，人性因素在女性意识成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刘玉红通过解读门罗的短篇小说《家当》中的叙事策略，认为女主人公与家乡之间存在复杂的时空关系，其心灵无所依的主要根源在于城市文明与乡土情结的冲突。

但在已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门罗作品所包含的明显的空间表现形式进行论述的并不多见，忽略了空间表现形式在阐释门罗作品，以及深化作品主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空间转向”的趋势日益凸显。空间理论的奠基人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社会和历史都具有空间性，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列斐伏尔继而在三个层面探讨空间的表现形式：空间实践是可以感知的具体的物理空间；空间的再现是概念化的、抽象化的意识形态，属于精神层面的空间；再现的空间与前两类空间不同同时又把前两者包含其中。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对列斐伏尔的思想进行深入探究，指出空间既可以被看作是物质形式，又可以被视为精神的构建，包括具体的空间层面以及生活意义表征等观念形态。索亚还在进一步论述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第三空间是一种无形的多元化空间，它既有别于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同时还超越所有空间表现形式，呈现极大的开放性。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的核心强调，应该把空间表现形式看作“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总是与“特定价值、符号、意义相对应”。所以，在这个第三空间中超现实与日常生活常常融合在一起。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产生了重大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文本中空间的呈现，阐释其中的社会生活、精神历程等主题构建与空间呈现的关联。《空间》是门罗200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太多幸福》的开篇之作，也是一部有关女性意识成长主题的作品。女主人公多丽在成长的历程中，首先受到丈夫劳埃德男权意识的限制，继而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有了初步的认识，逐步冲破男权的羁绊，最终创建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为了反映这一主题，门罗没有按照时间的线性模式，而是利用空间表现形式展开叙述。在门罗笔下，整篇小说呈现出由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第三空间所精心构建起来的文本世界。多丽在不同空间中艰难跋涉的经验历程也是其寻求女性自我意识的过程，从而揭示空间表现形式对构建小说主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物理空间——被压抑和制约的女性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人类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人们主要的生存活动都是在空间场所和居住环境的生产中进行的。他特别强调空间实践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一过程“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社会构成中所独有的特别区域与空间组合……空间实践隐匿了空间，通过辨证的方式提出并且预设空间，当其发挥占有与掌控的作用时，便会逐渐并确定地生产出空间”。依据列斐伏尔的理论，人类的生产活动展现在空间实践之中，通过空间实践来运作，社会阶级、族群、性别等群体界线，包括其中的社会权力关系，都内含在特定的空间实践中。而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空间实践层面上具体表现为对物理空间的筹划、安排以及运用。

在人类生存活动的空间实践中，物理空间是一种重要的空间表现形式。物理空间的认知对象是感知的空间，可以借助观察、实验等手段和途径直接把握，考察的对象包括“家庭、建筑、邻里、村落、城市、地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理政治等”。在男权意识占主导地位的生存境遇中，物理空间集中体现着空间生产中的性别区分，往往成为性别划分的边界标记。这种背景下的物理空间，是男权意识发挥其掌控与操纵作用的场所，女性在其中也就无法摆脱其受奴役的地位和命运。《空间》中劳埃德具有极端的男权意识，男权中心主义在他们生活的物理空间中占有绝对优势。劳埃德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多丽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她在这样一个弥漫着男权意识的物理空间中，成为被压迫和规训的对象。

劳埃德作为男权意识的代言人和具体实施人，是物理空间的主宰，驾驭着物理空间的生活，掌控着对整个物理空间的统治和支配。首先，劳埃德决定这个家庭在社会上所处的物理空间位置以及发展趋向。与多丽结婚后，劳埃德厌烦了原来居住的赛谢尔特半岛上的生活，觉得那里到处都是熟人，令人不胜其烦。于是，他决定把家从西部搬到东部，在一个叫米尔德梅小镇的乡下租了一块地方。他外出干活，多丽则操持家务。劳埃德对他们所处的物理空间位置做出决断，这一情节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一方面，劳埃德的行为完全符合他张扬跋扈、独断专行的品性：在医院做护工时，他就管护士长叫“催命鬼太太”，从不称呼她的姓名；后来在冰激凌工厂上班，他叫一个惹他烦的同事“搅屎棍路易”；他还强迫孩子们呆在家里，不去学校上学，自己亲自教育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搬家后所处的偏僻的物理空间位置完全可以切断多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使其坚守在这个偏远、寂静的乡下小镇中，成为事事顺从丈夫的妻子。劳埃德的所作所为说明，他试图限制多丽生活的物理空间范围，从而维持对她的操纵和掌控，遏制其产生改变生活现状的企图。正如女权地理学家多丽·马西所指出的，“在某些文化意识中，维持女性从属地位的关键就是限制她们在身份及空间中的移动”。

劳埃德不仅希望多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物理空间之中，而且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实现对多丽生活的物理空间的管理和控制。这种具体的物理空间管制体现在家庭内部事务的设置和安排上。劳埃德认为，女人必须承担起责任，要求多丽坚持用母乳来喂养最小的孩子，还请母乳协会的工作人员劝说多丽不要用奶瓶给婴儿喂食。当他得知多丽给孩子喂食奶粉时，大发雷霆，甚至动手打了多丽。这之后，只要孩子身体有点不舒服，他都归结到“多丽没给孩子喂母乳上来”。劳埃德对物理空间的管制还体现在对多丽社会交往对象的控制上。邻居玛吉结婚前是一个验光师，有自己的生意，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劳埃德担心多丽受她的影响，他虽然没有说明禁止她们来往，但却对玛吉越来越看不上眼。他不断地讽刺玛吉，振振有词地指责她的生活方式，指出玛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孩子管得太宽，所以，她的孩子得了过敏症和哮喘症。他还告诫多丽，玛吉巴不得拆散他们的婚姻。在劳埃德掌控的物理空间中，他将多丽视为“第二性”，认为她是附属品，应该无条件地服从自己，因此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多丽的重要性，甚至有时还持有蔑视的态度。多丽与他过日子，在这种物理空间中处于屈从位置，与外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劳埃德还通过性别规范实施对物理空间的统治。“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但它也不是一组自由流动的属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管控性实践，通过操演生产而且强制形成的”。由于这种管控性行为，在男权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性会把性别规范看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逐渐失去身份意识，其性别角色趋于模式化、规范化、自然化。《空间》中劳埃德就借助性别规范规划物理空间，多丽则成为这种意识形态下女性生活状况的代表。在婚后生活的物理空间中，她时时刻刻受到劳埃德性别规范意志和标准的牵制与束缚。她对劳埃德百依百顺，小心谨慎地依他的要求做事，不敢违背他的意愿。多丽觉得自己虽然不同意再生育孩子，但也不能背着丈夫偷服避孕药。她从不多嘴，为自己“能够跟着他一起笑笑也不会招来斥责而感到开心”。她告诉玛吉，与劳埃德的婚姻生活一切都好，因为她意识到这些事情自己已经习以为常。多丽生活在依照劳埃德的观念建立起来的空间中，因此，劳埃德的愿望就是她的生活准则建立起来的依据。劳埃德主导物理空间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内化的规定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致使多丽失去形成主体的动力，成为性别规范中模式化的成品。从多丽的生活状态，可以很容易看出她在物理空间中委曲求全的地位，而她却还一直期望劳埃德主宰自己的世界，糊里糊涂地操持着家庭事务，成为性别规范的维护者和受害者。

《空间》中的物理空间为维系劳埃德和多丽之间的关系提供具体场所，并且是他们之间两性关系在空间生产中的具体体现。家庭本应该是生活中的避风港，是提供遮蔽、让人感到安全的地方，但劳埃德孤僻阴冷的性格却让这个家对于多丽来说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在劳埃德看来，他在赚钱养家，尽到了做丈夫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家里就可以做事专横、脾气暴躁，不顾及多丽的感受。劳埃德控制下的物理空间中，劳埃德是主导者，多丽的生活完全依附于劳埃德。这个家就如同一座“监狱”，多丽生活在其中没有舒适、没有轻松，只有压抑和郁闷。她在劳埃德的严厉监护下，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这种物理空间对多丽身份地位和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她在其中的生产和发展受到压抑和制约。

二、精神空间——寻求独立意识的女性

列斐伏尔曾经指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空间一方面以其特有的方式容纳人们的生活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也依靠人们的实践和行为来维持、滋养和培植。通过一系列对空间的操作过程，主体可以被“生产”出来。因此，人类不但是空间中的存在者，同时也参与空间的生产，人们的“主体性实践”就是一个“生产的空间性过程”。《空间》中的多丽也通过实践和活动参与到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劳埃德凭借日常生活实践实现对物理空间的统治，他的男权思想使得这个空间对于多丽来说，不是可以依靠和留恋的地方，而只是剥夺其女性主体意识的空间表征。与此同时，多丽逐渐产生了对理解的向往，渴望找到倾诉的对象。多丽逐渐发生变化，试图寻求女性独立意识，她的人生就此发生了转折，而精神空间是其中最主要的线索。

精神空间是一种构想的空间，是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在构想或者想象中获取观念，进而将观念投向经验世界。精神空间在文学文本的空间表现形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本中的人物常常要进入精神空间，而且在这一层面与他人以及自我进行交流沟通。如果说《空间》中的物理空间是一个弥漫着男权思想、囚禁女性的“集中营”，那么精神空间呈现的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多丽在这一空间中产生了对自由的渴望，开始寻求自我独立的历程。

与玛吉之间的友情是多丽在精神空间中寻求女性独立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多丽遭受压抑和制约，她虽然不愿意对家庭之外的其他人陈述劳埃德的行为，但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可以在交流的对象，与之进行聊天谈心。多丽结识了社区里同样让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的另外一个母亲玛吉。玛吉每周让多丽搭车，她们一起去学校交孩子们的作业，之后取回新的作业。有时候，从学校回来之后，她们会去超市购物，然后去河边。孩子们一起玩儿，她们则聊天，谈论孩子、做饭、还有以前的经历。玛吉与多丽完全不同，她对任何事情都很有主见，并且与多丽分享自己对女性生存境遇的看法。她提醒多丽，应该考虑自己的婚姻是否幸福。她对多丽说：“你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我指的是你的婚姻生活？你感到快乐吗？”相夫教子，恪尽职守的家庭生活让多丽感到困惑和迷茫，与玛吉的交往使她在孤独无助的生活中，寻求到精神慰藉和力量。她开始质疑自己在家庭中的被动地位，试图挣脱多年以来形成的固定的生活模式和心理定式，产生寻求独立和尊严的想法。在理解和同情的基础上，玛吉还给多丽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声援多丽的遭遇。多丽与劳埃德因为家庭琐事吵架，她烦透了，想出去找个人，诉说心中的苦闷，这时玛吉是她唯一能寻求精神安慰的人。随着与玛吉友谊的发展，多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慢慢呈现出变化。精神空间中玛吉的开导和支持指引着多丽女性意识的逐步形成。

多丽在精神空间中，不仅仅通过玛吉认识到要寻回女性独立的人格尊严，在有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她更领略到这种感受。劳埃德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在这场家庭惨剧发生后，多丽离开了原来与家人一起生活的小镇，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被社会救助组织安排工作和住处。她在一家宾馆做客房服务员，负责打扫卫生间、床铺、吸尘、擦镜子。她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也喜欢这份工作，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很满意。更为重要的是多丽在精神上还得到了桑兹太太的帮助。桑兹是一名既有同情心又极富职业素养的社会工作人员：她态度和蔼可亲，小心谨慎地与多丽交往，常常设身处地为多丽着想。悲剧发生之后的两年期间，桑兹一直为痛不欲生的多丽提供精神上的救助。她耐心地倾听多丽的诉说、细心体贴地关心多丽的生活，劝多丽应该多“呼吸点新鲜的空气”。多丽在她的引领下，度过精神上的悲伤痛苦时期，逐渐从伤痛中恢复过来。

多丽的自我意识渐渐觉醒，这是她在精神空间中寻求独立意识的重要途径。劳埃德被关进监狱之前，多丽把他看做是自己精神世界中最主要的依靠。即使与劳埃德发生争执，甚至离家出走，但最后她都会心甘情愿主动地返回丈夫和孩子的身边。劳埃德被关进监狱之后，多丽精神上对劳埃德的依赖不断减弱，其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多丽后来常常到看守所去探望劳埃德，此时她眼中的劳埃德不再拥有小说开始时的英俊容貌：一头金黄色的浓密卷发、肩膀宽厚、锁骨深陷。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他瘦了一些、面无血色、走路悄无声息、头发也掉了许多。多丽开始对丈夫有了理性的观察，之前对他的的依赖情感荡然无存，这是她建立独立人格的基础。多丽询问丈夫在看守所的生活现状，甚至想要像问小孩子一样，问他是否交到朋友。多丽看到了劳埃德弱势的一面，逐渐摆脱对丈夫的情感依靠，甚至想要他承认错怪了自己。多丽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在精神空间层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精神空间中的实践经历可以使人们从更深层次思考个体的行动、行为意义与生存方式。因此，与物理空间相比，精神空间具有更强的自我主体性和生成能力，能够提供更多的生成性源泉。精神空间往往呈现社会上不同思想的交锋与较量，展示弱势群体对所遭受压迫的反抗和斗争。《空间》中的精神空间“应该被理解为权力和反抗的工具”，多丽在这一空间中获得的玛吉和桑兹的帮助与引导是她反抗的策略，而她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有了明确的意志和态度。多丽思考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意义，产生摆脱对劳埃德的依赖、努力获取自由和尊严的想法。这以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是物理空间中被动的受害者，逐步过上了独立而有尊严的生活。精神空间为多丽的变化提供了契机，使她走上了寻求女性独立意识的旅程，同时也构建了小说的主题基调。

三、第三空间——实现独立自主的女性

《空间》中不同层次空间表现形式的刻画是为了更好地阐述作者要表达的主题，即主人公多丽寻求独立意识的过程。这种独立意识的追寻又与空间表现形式密切相连。物理空间是可以感知的、能够直接体验到的空间；精神空间是构想出来的空间，是精神对抗物质；第三空间则是空间想象“第三化”的产物，是空间思考的另一种模式。根据索亚的理论，在这个空间里“主体性和客体性、抽象和具体、真实和想象、可知和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和肉体、意识和无意识”等等全都汇聚在一起。索亚认为，超现实与随之而来的精神衰弱现象是第三空间呈现的最大特点。因此，主体在第三空间中，常常呈现出精神衰弱症状。这种症状“被定义为自我与周围环境处于一种不安的紧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机体内坐标所确定的空间往往与被再现的空间混作一团，无法划清自身与外界的界限，完全迷失在自身周围无限大的领域里。患有精神衰弱症的机体抛却身份去拥抱自身以外的巨大空间”。

典型的精神衰弱的症状发生在劳埃德身上。劳埃德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之后，被依法进行精神鉴定，结果证实属于犯罪型精神失常，关进看守所进行看管。他在写给多丽的信中，为她刻画了他所看到的三个孩子在某个空间中兴高采烈生活的场景。这种场景描述使得他在心理上有了一丝安慰，也是他寻求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凭借理智，多丽相信这些情景只是劳埃德的臆想，仅仅是劳埃德精神衰弱症状的一种表现。但是，多丽却在潜意识中相信他的叙述，分享他的想法。她在与劳埃德共同的第三空间的想象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孩子们离世之后，多丽总是有意回避一切与他们相关的事情，但却被劳埃德对第三空间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住了。由此不难看出，门罗试图让读者意识到正是在现实世界与第三空间的相连接之中，多丽看到了一线希望。

实际上，现实世界与第三空间的连接往往通过拟像的形式表现出来。拟像能够消除真实与虚假、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明显区别，就像索亚宣称的“拟像从不隐瞒真相——是真相在隐藏虚无，拟像是真实的”。小说中当劳埃德充满感情地向多丽诉说孩子们的欢笑嬉戏时，他们的矛盾冲突最终在第三空间的拟像中得到解决。多丽宁愿相信他的描述，对多丽来说，一个与她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这些是玛吉和桑兹都无法给予的情感慰藉。正如门罗在小说中所说的：“除了劳埃德，现在还有谁能够记起孩子们的名字，能够记得孩子们眼睛的颜色。”孩子们被杀害之后，多丽只要念头一转到他们身上，就会悲痛欲绝，她已经没有感受幸福的能力。但是，劳埃德所描述的孩子们生活在第三空间里的拟像，则让她的全身涌过一股暖意。“现在不同了，她有了避难所，如果类似的苗头再出现，她可以躲到里面去”。劳埃德讲述的第三空间的拟像，使得孩子们惨死的恐怖场面在多丽的记忆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幸福生活的祥和画面。这种第三空间的拟像让多丽的伤痛得到缓解，成为她继续生活下去的情感支撑。

最终，多丽也在自己的第三空间中从过去的心理依附，以及生活模式中彻底解脱出来，实现了自我意识的完全觉醒。小说的结尾，多丽在去探望劳埃德的路上目睹了一场车祸的发生。这是一场发生得非常玄妙的车祸，遭遇车祸的年轻的卡车司机飞出车窗外。本来是一场惨烈的车祸却在多丽的意识中却变得超乎想象的优美：他四肢伸展，背部落地，就像是一个天使的造型印在地上。在多丽的意念中，她把这个像天使一样降临的小伙子看作是自己孩子的化身，所以，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她幻想着，如果自己能够挽救小伙子的性命，也许她的孩子们也会重生。这种构想的第三空间对多丽来说这关重要。她在物理空间中遭遇到悲伤和痛苦，甚至将会导致自己的毁灭，这一全新的空间则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她从中获得了情感慰藉，失去孩子的情感伤害得到了弥补。多丽决定不再去伦敦，不再去探望劳埃德，此时的她完全摆脱了对丈夫情感依附，真正实现了自我救赎，最终完成了自我意识成长的历程。

由此看来，门罗悉心地安排小说的空间表现形式，精细入微地刻画了多丽自我意识的成长历程。不同层次的空间表现形式的描述揭示了“故事情节如何由空间引起，以及文本中被掩盖的内容”，为“背后所‘掩盖的东西的发现，提供了基础与便利”。小说中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第三空间是门罗为了联系故事情节而使用的创作技巧，其中空间表现形式的转变过程，还可以被诠释为是多丽构建自我意识的经验历程。实际上，门罗笔下不同空间表现形式的转换是为了表达作品的重要主题，即多丽如何最终获得独立意识，而这种独立意识的寻求又与空间表现形式紧密相关。门罗正是通过精心安排富有层次的空间表现形式，使得立体空间效果在文本的结构中得以构建，进而凸显了作品的主题。门罗对多丽经历的空间表现形式上的变化安排一方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更呈现多丽如何在空间中完成自我意识的认同，折射出在男权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认识自我、追寻自我的艰辛历程，从而揭示空间表现形式在作品主题构建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