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来　王福兴

[摘要]马克思以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视角切入时间论题，从而与旧唯物论、古典唯心论、国民经济学、现代生命哲学和生存论等各种时间理论区剐开来。从“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一总的时间观出发，马克思全面分析了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三种发展状态——也即时间的特质，特别是现代社会时间的全面异化问题。马克思的时间理论不仅是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同时对于促进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社会转型期加快移风易俗、维护劳动者权益、节制消费主义等等从而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间；异化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140-04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人类解放学说。由这一本质所决定，马克思对于传统的哲学论题如存在与思维、时间与空间、自由与必然、事实与价值等等全部进行了历史化的理解，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视域中的新理解。就时间论题来看，马克思既不是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视角，也不是从先验唯心论视角，而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首要科学——的视角人手，来把握时间的内涵与意义。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间理论中，各个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存在与时间”之谜得以破解；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间理论中，同样蕴含着推进当代中国“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切入时间问题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从学生时代起直至晚年，始终对时间问题保持着深沉的关切。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显露出作者生命意义的自觉、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理想以及让人生价值以精神形态不朽延续的情怀；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提出了“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的观点，内蕴着后来将时间进行属人化阐释的萌芽。1844-1845年，与新世界观的形成相一致，马克思看待时间问题的视角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之前的青年黑格尔主义唯心论视角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中，马克思为时间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一定义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企业极力延长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剥夺自由休息时间的现象（政治经济学批判议题），同时也是对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统摄下的新时间观的集中概括。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因此，也就是马克思看待时间问题的直接视角。首先，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的将对象、现实视作人的感性活动的原则相一致，马克思对时间进行了实践化的新理解——人类的发展空间。其次，这一属人化的时间范畴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分解为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明确界定了自由时间的内涵：“自由时间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关于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具体特质，本文第二个大问题再行展开分析）深化理解马克思切入时间问题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有必要与思想史上的其他几种视角进行比对。

其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于物理学和旧唯物主义看待时间的视角。《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是与人无涉的“客体”。这一世界图景中的时间也就是（经典）物理学的时间，这正如牛顿认为那样，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以及其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是毫无关联的不相干的。马克思承认自然存在对于人类社会的优先性地位，但是认为在自在自然经实践而转化为人化自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必须将时间纳入社会范畴之中。这种时间范畴表现为人的发展空间，而不只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一言以蔽之，世界转化为属人世界，则时间转化为属人时间。

其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于古典唯心论看待时间的视角。比如，在康德的主体性哲学中，仅把时间当作人类直观的一个主观条件来看待，“它超出主观就其自在来说则什么也不是。”从形式上来看，这一时间观与旧唯物主义正相反对，但二者却共同受制于脱离人的现实活动来看待世界的思想局限。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描绘出能动的生活过程（即新世界观的时间内涵——引者注）”（必须诉诸经济学路径）的基础上，同时上述两者予以批判——“历史（即属人时间的展开过程——引者注）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其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看待时间的视角。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用永恒的观点还是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永恒的观点，是把时间理解为没有变化的、前后抽象同一的单调序列；历史的观点则是把时间理解成由人的实践所推动的发展过程。前者如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不变的，在还没观察到或还没发现以前就已经按其方式起作用。”马克思犀利地批判了萨伊、巴斯夏等人将资本家特权永恒化的本能或故意做法，嘲讽“经济学家们论证……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资本论》及其手稿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瓦解了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学理由，早在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30年前就否定了“历史终结论”。

其四，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于现代生命哲学和生存论哲学看待时间的视角。首先应承认，生命哲学与生存论同样指认了现代社会的时间异化问题。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常人”“在死面前持续的逃遁”表达现代人鲜活生命体验的丧失；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用“统一时间”对“纯绵延”的覆盖表达个性化时间感觉的丧失。但是，他们只限于描述“个体时间异化为一般时间”的现象，不予挖掘社会根源；只限于描述此一类型的异化，不予探讨“属己时间转变为属他时间”的异化。与之相反，《资本论》揭示出个别劳动时间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破解了上述第一重时间异化之谜；揭示出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所榨取，从而破解了上述第二重时间异化之谜。

二、“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马克思对三种社会形态时间特质的全面分析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视角，《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理想社会的时间特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阐述了人在三种社会形态中的发展空间问题。其提纲性的表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货币章》中的经典命题：“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即现代社会是马克思据以观察第一第三个阶段人的发展状态（时间特质）的立足点，对现代社会的时间特质分析——特别是时间结构分析，是马克思时间理论的重点。

在前现代社会中，时间表现为人在依赖关系中发展的空间。《资本论》指出，在自然经济中“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造成人身依附的物质原因在于不动产（土地）构成了自然经济中人们最根本的生存依赖对象——人的衣食之源系于固定的土地，进而受制于掌握土地的特定个人。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尺度来看，自然经济的时间价值在于保存了人类，开辟了人类以制造和使用工具来改造自然、维持物种延续的生存道路。以人的依赖性生存为基础，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在总体上持静态的世界观，往往以循环论来解释历史，而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意识。前文所分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时间视角，正是这种静态世界观的理论反映，其特点在于脱离人的实践与世界的关系（之所以脱离这一关系，本质上是因为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实践在改造自然方面如蚍蜉撼树，因此，人不得不把自然视为冥顽的、异己的、压迫性的膜拜对象）而直观时间。马克思则立足于现代大工业将自在世界改造（确切地说是“显化”）为人化世界的高度，超越了这一视角，从人的发展空间来看，前现代社会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都属于“地域性历史”，而非现代社会的“世界性历史”。

现代社会的时间问题是马克思关切的中心。现代时间表现为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发展空间，从而内蕴着复杂的特质。其一，人的发展状态由前现代社会的依附性，转变为以货币持有为基础的人格独立。这是因为，货币（动产）代替土地成为人们新的安身立命之本，进而使人由依赖具体的人（特定地产的所有者）转向依赖抽象的人（一般的资本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以及消费资料销售者），从而扩展了自由空间。其二，资本的全球扩张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地域性历史转变为世界性历史，由此人的普遍交往空间被打开。其三，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大规模改造引发了世界观的变革。维科、黑格尔把历史与发展的观念注入世界图景的认知史，前文所分析的萨伊、巴斯夏等国民经济学家（同时也包括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如福山、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出于把资本特权永恒化的目的则鼓吹起历史终结论，而就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而言，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四，由于商品生产主导着整个社会生活，商品价值的决定规律就支配着人们的时间体验方式。具体来说，由于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平均化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得具体生产过程的劳动体验失去了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独特意义，这种“个体生命之流”异化为“定量持续性”的现象扩展到全部社会生活领域，正是前文所分析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痛惜生命感丧失的物质生活根源。事实证明，不论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还是柏格森的直觉方法都无法揭示这一根源，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此做出了科学合理地揭示。其五，在这一对抗性社会中，工人的生命时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另一重异化，即自我的时间异化为他人的时间。这种重时间异化为国民经济学家矢口否认，为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所漠视，却为马克思主义者界定为资本剥削劳动的真正秘密、现代奴隶制度的意义所指。与商品新价值构成公式v+m相对应，工人的劳动时间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v的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生产m的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就其价值偿还来看是属于工人自己的，但就其从属地位来看则是属于雇主的，因为劳动过程不是工人积极的自我实现而只是资本增殖的必要准备。剩余劳动时间则随着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被直接窃取。不仅如此，形式上在这两项劳动时间之外的非劳动时间，也会因工作日里劳动力的超负荷使用，而有相当一部分异化为资本家的时间。这如马克思所言，工人劳动强度逐渐提高的直接后果只能是，一个人在过去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现被人为地缩短为一小时。劳动强度越大、恢复劳动能力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工人的自由发展时间就越短。由此，我们就得出了工人生命的时间构成公式：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恢复超负荷劳动损耗掉的体力的非劳动时间+可自由支配的非劳动时间。而最后那可怜的一小部分，在满足饮食、睡眠等基本生理要求之后往往会处于赤字状态。于是，相当数量的工人是以透支未来生命的方式维持当下生命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可见，现代社会一方面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铺垫了历史基础，一方面又造成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严重异化。马克思针对这一矛盾所作出的未来社会时间（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的空间）规划由此展开。其一，关于劳动时间的性质变化：在以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具体劳动不再转化为抽象劳动，从而使人们占有自己的、感性的个体时间，创造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价值。关于这一点《资本论》写道：“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都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个体时间异化为平均时间、属己时间异化为属他时间的双重问题同时被克服。其二，关于自由时间的性质变化：马克思提出，未来理想社会中“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支配时间——即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取代物化的消费资料而成为文明进步成果的崭新形式，现代社会的GDP指标将让位于自由时间含量指标。马克思设想到，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人类发展的史前史最终结束，真正的人类史得以展开。

三、时间交错与人的发展：前现代社会-生产型社会-消费型社会因素交织下的中国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预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对于我国而言，有着数千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传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视域中的时间特质更为复杂。传统自然经济及苏联模式计划经济（本质上是自然经济的扩大化）所形成的前现代社会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所形成的现代生产型社会因素，经济全球化波及开来的现代消费型社会因素等等，在当代中国的同一物理时空中交错并存。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我们对目前多种类型社会因素的时间特质进行细化认知、严肃对待。

首先，要正视具有强大惯性的“前现代社会”历史传统问题，自觉移风易俗。传统因素中有精华有糟粕，这里我们从剖析人的发展的阻力角度，来反思因循陋习的现象。无意识地受历史陋习支配，是阻碍国人利用自由时间发展提升自我的一大原因。《资本论》警示道：“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死人抓住活人！”以“年文化”为例：春节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期），对于增强民族、家庭的凝聚力具有重大作用，但一些古老的陋习，已经成为阻碍人们积极利用假期时间的羁绊。不许女儿回娘家过除夕的教条，侵犯了妇女平等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必须年前两日洗澡、不得正月理发（“剃头死舅舅”）的教条，让腊月二十九的沐浴和二月二的理发变成漫长焦灼的等待；源于传统社会饥饿补偿手段的饕餮仪式，造成了时间、粮食、金钱、健康的无谓损失；颠倒黑白的赌博狂欢荒废了闲暇时光，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魔梦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可见，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把意识从前现代社会遗留的种种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此过程中政府、社会、学校、媒体、个人等主体担负着移风易俗的共同责任。

其次，要正视市场经济起步阶段资本增殖的界限问题，限制“生产型社会”因素过渡延长工作日的倾向。市场经济体制在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供求周期性失衡、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贫富分化、人的生存方式物化等问题。从劳动者休息时间保障问题来看，尽管我国1995年《劳动法》对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进行了详细规定，近年来政府、企业的法制意识和公民的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但企业中各种形式的显性、隐性超负荷加班现象依然非常普遍，由于体力透支造成的工伤、过劳死、精神错乱、跳楼坠亡事件屡见报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性、优越性必须切实体现在对于劳动者人权的保障之上。《资本论》提示人们：“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一…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在“看不见的手”失灵的地方，正是“看得见的手”应当发挥强有力作用的地方，是政府和司法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这种生存逻辑一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注定是艰苦的，但其正是推进当代中国“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使命所系。

再次，要正视随着经济全球化弥散开来的“消费型社会”因素对我国公民生活方式的影响问题，节制消费主义心理和行为。资本的本性体现在商品生产、流通等各方面，它不仅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且通过扩大交换市场以期实现自我增殖。20世纪20年代，消费社会在美国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将消费主义文化推及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消费主义因素尚未显化，因此，他将非劳动时间等同于自由发展时间；同时他又敏锐地指出：“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这种“历史的因素”在20世纪由资本逻辑转化为控制大众头脑的消费主义取向，以至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波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一书中，打破了马克思对时间结构的既有判断：“表面上一分为二变成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后者打开了自由的先验领域——这是一个神话。”即是说，群众的非劳动时间异化为消费时间，徒留下自主支配的外壳。毋庸讳言，消费主义同样随着全球化渗透到我国，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数据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理想信念退隐、拜金主义蔓延、物质攀比成风、心理失衡加剧、主体意识削弱等等，进而阻碍着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引入文化批判理论以发挥心理纠正作用；大众媒体应当坚持积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引导消费者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公民个体应当牢固树立起主体自我意识，把休闲时间用于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实践活动之中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追赶西方国家用三百多年的时间所走的现代化路程，同时也就面对着西方国家三百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正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大国，在高度压缩的时间——人的发展空间里，我们所面临的时间课题较之西方更加复杂。针对前现代社会因素、生产型社会因素和消费型社会因素对人的发展的阻碍，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认真汲取和能动发挥经典作家的时间理论资源，不断推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