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烨

[摘要]道教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大多和被传入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带有当地文化特性的本土化的道教，这一现象在朝鲜、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比较明显。道教海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现象，既与道教自身具有的包容性有关，也和道教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有关，同时也与传播地区的本土文化有关。道教海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一方面减少了传播过程中的阻力，促进了道教的海外传播；另一方面，对当地的本土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形成了文化交融现象。此外，经过了本土化的道教还传承了华人的信仰，成为维系海外华人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关键词]道教；海外；传播；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69-04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自东汉诞生后，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逐渐由中国传播到海外。道教传播到海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随着华人侨居到海外，从而将道教带到海外，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道教主要通过这种途径传人；二是由其他国家派遣使臣或学者来中国引进道教，例如，朝鲜（古代朝鲜，包括现在的韩国，下同）、日本等国家的道教主要通过这种途径传人。无论是哪种传播途径，道教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大多和被传人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带有当地文化特性的本土化的道教。这种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现象，不同于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的海外传播过程中的相对统一性，其发生的原因具有多重因素，既与道教本身的特性有关，也和传播地区的地方文化有关。道教海外传播过程的本土化，一方面扩大了道教的传播范围，增强了道教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传播地区的本土文化，产生了文化上的交融。

一、道教海外传播中的本土化现象

道教海外传播的范围很广，据台湾地区《中华日报》编印的《世界要览》及台北“嗣汉天师府”驻海外办事处调查统计，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亚洲都设有道教设坛并拥有信徒。其中信徒人数最多的是亚洲，主要分布在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国家和地区。道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和当地文化相结合，发生了本土化的现象，这种本土化现象在以下4个国家比较具有典型性。

1.朝鲜道教的本土化

唐朝确定了道教的国教地位，使道教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公元7世纪左右，在朝鲜王室的请求下，道教正式由唐朝官方传人朝鲜。根据《三国史记》卷二十一记载的高句丽的“莫离支”渊盖苏文陈请接受道教一事：三教譬如鼎足，阂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奉表陈请。太宗遣道士叙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在官方的重视下，道教开始在朝鲜大规模传播。公元11世纪中叶的高丽时代，在官方推崇下，道教达到了朝鲜史上最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道教受到国家的保护，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道观，制定了系统的道士制度，频繁地举行斋蘸仪式，道教上升为国家宗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1392年，李成桂推翻了王氏高丽建立了李氏朝鲜，采取崇儒斥佛道的政策，朝鲜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逐渐走向衰落。

道教在朝鲜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同当地的文化结合，产生了一些变化。比如，道服颜色，中国道士所着道服有大褂、得罗、戒衣、法衣、花衣、衲衣等六种，其中大褂、得罗为蓝色，‘《大明会典》云：“道士常服青”；戒衣为黄色；法衣为紫色，一般在隆重祀典时由方丈穿着；花衣、衲衣多为黄色。因此，中国道士服饰多为蓝、黄、紫三色。而朝鲜道服多为白色，这和朝鲜民族对白色的崇尚有关，由此改变了原来道服的颜色。再如，八仙，道教中的八仙在朝鲜传播时完全改变了名字，朝鲜的八仙为：护国白头岳太白仙人实德文殊师利菩萨、尤围岳六通尊者实德释迎佛、月城天仙实德大辨天神、驹丽平壤仙人实德燃灯佛、驹丽木觅仙人实德毗婆尸佛、松岳震主居士实德金刚索菩萨、甑城岳神人实德勒叉天王、头岳天女实德不动优婆夷。这与中国道教中的八仙完全不同。朝鲜八仙的名称与朝鲜的本土文化有关，例如，白头岳、尤围岳、月城、平壤、木觅、松岳、甑城岳、头岳都是古朝鲜的地名或山名，朝鲜的八仙体现了朝鲜原有的山岳信仰与道教神仙思想的融合。

2.日本道教的本土化

道教早先由朝鲜半岛传人日本，之后由日本留学生来我国学习道教，同时把道教经典带回日本进行传播。道教传人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清原贞雄、吉黑板胜美、妻木直良、美河纳、冈义丰等认为：

“至迟在奈良、平安时期（约公元8世纪——引者注），中国道教的经典、长生信仰、鬼神信仰、方术、科仪等就大量传人日本，对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与道教在朝鲜的传播模式不同，道教虽然在日本进行了传播，但传播并不是作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宗教进行的。日本并没有被动地全盘接受宗教意义上的道教，只是将一部分道教习俗从道教的肢体上割裂开，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日本道教本土化的一个鲜明特征。例如，日本神道教派之一的阴阳道，是在道教传人日本后，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依据，接受了道教所崇拜的东岳信仰，以“泰山府君”为信仰对象，以人神感应和阴阳咒术为技法，与日本传统文化相融汇而形成。再如，日本古代的北辰北斗信仰，折中了道教的密教北辰北斗信仰作为媒介，间接而持续地接受了道教影响独自发展起来。此外，9世纪日本出现的《东文忌寸部献横刀咒》中，谨请的道教神灵有皇天上帝、三极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诸神、司命司籍、左东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之五帝、四时四气等，这个咒文也反映了道教神灵信仰对神道教的影响。

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日本道教研究学者福永光司曾撰写了《日本古代史与中国道教——天皇思想与信仰为中心》《天皇与真人》《天皇与道教》《“天皇”考六题》等文章，认为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福永光司提出，从包括“天皇”的名称与皇室的仪式、礼节，以及色彩的象征意义等多个方面来说，日本的天皇制都是在对中国道教进行了借鉴吸收，并在其强烈影响下形成的。作为处于日本神道中枢地位的“天皇”的称号，古代天皇曾自称为“真人”，日本皇室崇拜的紫色，象征天皇地位和权力的三种神器中的两种神器——镜和剑等等，都源自于中国的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影响！。

3.马来西亚道教的本土化

与道教在朝鲜、日本的传播途径不同，马来西亚的道教是随着华人移居至马来西亚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华人进入马来西亚后，将民间传统信仰也带到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早期的道教信仰接近于民间神灵崇拜，华人先民通过在住所内建立关公、妈祖等塑像，同时设置香炉，作为早期祭拜的场所。随着移居至马来西亚的华人数量不断增加，加之华人社区的发展壮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随后才出现正式的道教宫观，表现出当地华人试图在信仰上保持与故土相同的形态。通过仿造故乡的道教宫观，马来西亚华人聚集区逐步建立了道教活动场所，保持了原有的信仰。最初这些道教宫观奉祀的是与故乡宫观中相同的神仙，例如，保生大帝、九皇大帝、财神、土地、城隍、关公等。之后，随着华人在马来西亚的落地生根，代代相传，早先侨居到马来半岛从事开发的华人先辈叶德来、叶致英、叶观盛和陈秀莲等也被加以神化，成为“四师”而被当地华人奉祀，这种现象表现了道教的多神崇拜与华人移民文化的结合，体现了马来西亚道教的本土化。

此外，对于当地的文化，华人也予以吸收借鉴，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的本土化。例如，马来西亚地方官员称之为拿督，拿督也被当地华人加以神化，被视为保障一方水土的拿督公，马来西亚的道教也接受了这个地方神灵，在道教官观中塑造了拿督公，使之成为与传统道教中城隍神和土地神类似的地方保护神，这也是马来西亚道教本土化的一大体现。

4.新加坡道教的本土化

和马来西亚一样，新加坡的道教也是随着华人的移居而进行传播。作为一个拥有多个族群的移民国家，新加坡国内各种文化彼此交流交融，相互借鉴，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移民文化，这种本土文化对新加坡道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道教。新加坡道教的本土化具体表现在道教的宫观中，当地宫观不仅奉祀着道教神仙，还兼供奉其他宗教的神灵，这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例如，兴建于1839年的天福宫，在其前殿中供奉的是道教的天妃、保生大帝和关圣帝君，而后殿则供奉佛教观音。1887年建立的玉皇殿，供奉的神灵涵盖了儒、释、道等等，属于道教的神有玉皇大帝、南斗六星、北斗七星、二十四天将、三元大帝等；属于佛教的则有观音、地藏王、如来佛、阿弥陀佛、弥勒佛等；另外还有孔子像。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新加坡地域狭小，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宗教用地极度缺乏，因此，很多宗教场所走向了联合之路；另一方面，这也与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有关，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并不唯一，宗教场所的联合也是为了迎合当地人的多重宗教信仰。

二、道教海外传播中本土化的原因分析

道教海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现象，既与道教自身具有的包容性有关，也和道教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有关，同时也与传播地区的本土文化有关。具体而言，导致道教海外传播中的本土化现象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首先，从道教本身的特点来看，与其他宗教相比，道教更为开放和包容，这种宗教文化特征使道教更容易接受异质文化，从而产生本土化现象。一般而言，各种宗教都具有文化上的排他性，否则就无法与其他宗教相区别，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形态的宗教；同时，任何一种宗教也具有融通性，否则这种宗教就不能从外界获得新思想，从而影响到这种宗教的发展。相对于其他具有严格统一教义及仪式的宗教，道教有着很强的融通性，表现为开放和包容的特征。对于道教的融通性，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容易融贯吸收……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因此，从道教自身的特点分析，当道教传播到其他国家遭遇异质文化，道教的开放与包容使之更容易吸收当地文化，从而产生本土化的现象。

其次，从道教的传播者来看，道教的传播者多为华人信徒，缺乏系统而全面的道教知识，容易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许多宗教都有专门的传教机构和专职的传教人员，例如，基督教的差会、天主教的修会等都是专业的海外宣教组织，有着人员和经费的保障。道教没有类似的机构和传教人员，其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都比较单一，要么通过对方引进，要么通过华人带人。这两种传播模式大都缺乏专职传教者的参与，特别是在道教传播的早期，大部分情况是由华人信徒将道教带到侨居国，华人信徒充当了传教者的角色。由于信徒对道教的理论、经典、教义掌握程度极其有限，只是在形式上修建了宫观，塑起了神灵塑像，但缺乏对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斋醮科仪、修炼法术、传道弘道等道教知识的系统的掌握，导致道教在传播过程中缺乏统一性，容易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从而将本土文化嫁接至道教。

再次，从文化传播理论分析，道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时，必然会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从而经历了本土文化的改造。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亦称民族中心主_义，指一个民族或国家把本土文化和价值观当作是唯一合理的存在，认为异于本土文化的就是不正确的。因此，当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时，每一种本土文化都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试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观察、评价、改造外来文化，取得对外来文化的支配权，从而使外来文化发生嬗变。道教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时，也会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从而被本土文化进行改造，这种现象在朝鲜、马来西亚、新加坡表现的比较明显，传播到朝鲜、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道教大都“入乡随俗”，接受了一些当地的文化，形成了带有当地文化特色的道教。

最后，从道教的接受者来看，道教的接受者既有华人，也有一部分当地的民众，当地民众在接受道教的核心思想时，也自觉不自觉的将本土文化与道教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道教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

三、道教海外传播本土化带来的影响

道教海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无论是对道教自身，还是对传播地区的文化而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减少了传播过程中的阻力，促进了道教的海外传播

道教海外传播中的本土化现象与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性有关，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传播到海外必然会遭遇到本土文化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道教的本土化其实质是对本土文化的妥协，这种妥协固然与道教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有关，但同时也是其获得发展和壮大的有效途径。道教以本土化的方式进行妥协，赢得了发展的空间，逐渐得到了本土文化的认可。同时，道教通过进行本土化，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的传播，也扩大了道教在异域文化中的影响，这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表现的比较明显。

2.对当地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形成了文化交融现象

文化交融是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是指两种以上不同文化遭遇后发生的吸收、认同、复合的现象。道教海外传播的本土化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一方面道教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受到了道教的影响，从道教文化中进行借鉴吸收。如道教的炼丹术和医学著作随着道教传入朝鲜后，逐渐形成了朝鲜的炼丹学派和道教医学；日本现行的位阶制度来源于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参照了中国道经《太霄琅书》而制定，日本神道教在祭仪中使用的“祝词”及神道教的流派修验道、阴阳道、吉田神道，都深受道教的影响，日本民间的“守庚申”民俗也来自道教；东南亚各国的崇奉的妈祖，也是源自于道教奉祀的航海神，等等。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道教在海外的传播，促进了道教文化和当地本土文化上的交融，进一步扩大了道教的影响。

3.传承了华人的信仰，成为维系海外华人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在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宗教认同是促进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能产生增加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例如，犹太民族就是依靠犹太教维系着民族认同。前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也曾提出，民族的自我意识主要由宗教共同性和阶级共同性来维系。在维系海外华人的中华民族意识方面，经过了本土化的道教发挥了宗教共同性的作用，一方面海外道教融入了当地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也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了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和生活习惯。虽然海外的道教融合了当地的本土文化，但同中国本土的道教一脉相承，承载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传承着华夏文明，成为维系海外华人华裔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四、小结

德国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派学者格雷布尔（F.Graebner）认为，两个文化区域的距离无论是互相邻近，或远隔几个大洋，都不能妨碍跨文化传播，因为有神秘的“文化波”（cultural wave）存在。所以，道教的海外传播，是道教发展中必然。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本土化现象，也符合文化传播规律。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传播，他认为，文化要素是伴随着民族迁移而传播出去的，自然条件造成的民族文化差异，会随着各族的沟通与交流而减弱甚至消除。从这个理论说明了道教海外传播的本土化具有合理性，一方面，道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适应了传播地区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社会状况等本土因素，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异质文化，道教通过本土化得到了传播地区的认同，对传播地区的本土文化也产生了影响，从而使所在地区的本土文化和道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相互调适，最终形成文化上的交融。

对于道教海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现象，很难进行价值评判，既不能认为这种本土化只是单纯地迎合了所在地区的本土文化，从而偏离了道教的正宗，使传统道教在海外发生了嬗变；也不能认为这种本土化完全顺应了道教的传播规律，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换个角度来看，道教的本土化其实质是道教在各种异质文化中的发展过程，只要其核心精神没有变化，本土化对道教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