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健

[摘要]秦观词在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向被视为“词家正宗”“词家正音”“婉约之宗”等。在接受美学视野下，秦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一是两宋文人对秦词的评价与接受，秦词初步获得了“词家正宗”称誉；二是秦词在歌妓的传唱中显示了当行本色的词体风格；三是秦词词集的编刻及播撒，确立了秦词在词史上的经典地位。秦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生产与再生产，从一个侧面可以观照到宋人对词的认识及美学旨趣。

[关键词]秦观词；传播；接受；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11-07

秦观在宋代词坛上享有较高的赞誉，在千年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纵观千年以来词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许多名家的长短句得失，以及在词史上的地位均有颇多争议，包括苏轼、辛弃疾、姜夔等人，但秦观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刘尊明的研究，秦观名列宋代十大词人排行榜第五位，前四名分别是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和姜夔，而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和晏几道分别排在秦观之后。秦观在宋代词坛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家”。秦观词作品体量虽不庞大，但名篇佳作众多，在当时及后代广为流传，被誉为“婉约之宗”“词家正音”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两宋时期的文化场域为中心，重点考察秦词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经典化生成，借此加深对秦词以及宋人词学观念的整体认知。

一、行内文人首肯秦词：词家正宗的形成

要论及秦观词在两宋时期的接受与经典化生成，分析同时代行内专业文人对秦观词的评价态度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考察当时文坛的文化场域及重要文人对秦词的褒贬立场。

首先，时人对秦词的高度赞赏。据《宋史》秦观本传所载，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然而，也正如传中所言，“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当时著名的前辈苏轼、王安石对秦观的文学才能颇为赞赏。对于“苏门四学士”，苏轼说道：

“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可见，秦观最得苏轼称善。黄庭坚在《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一诗中也说：“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张耒坦言：

“秦子我所爱，词若秋风清。”换言之，秦观在文坛领袖和同门的心目中都享有较高的声誉。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称秦观为：“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也不迨也。”同门晁补之更是认为：“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基于此，至少可以管窥出秦观词在当时的地位：一是在当时词坛上秦观与黄庭坚并称，为“今代词手”；二是秦观词冠绝当代，黄不及秦，“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除此之外，赵令畴（1061-1134年）也言少游“以歌词知名”。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下有云：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为之作歌家，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受奥运取以为《满庭芳》辞，而首言“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从引言得知，秦观词“语工入律”，作为“作歌家”“元丰间盛行于淮楚”，一曲《满庭芳》饮誉文坛。“元丰”为宋神宗年号（1078-1085年），而1078年秦观刚好30岁。这表明，秦观在中举前即已声名远扬。秦观之所以被誉为杰出的词人，是因为秦观“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漫之词”（《词源》下），“专主情致”（《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清丽中不断意脉”（《词源》下），创作“语工而人律”（《避暑录话》卷三）的词，即使借用前人的语句，秦观也能自出机杼，甚至青出于蓝。因此，秦词为广大的文人所接受并享有很高的声誉。从秦词被评价的数量之多也可说明秦词在传播与接受中的情况。据青山宏研究，他考察了《苕溪渔隐丛话》《后山诗话》《能改斋漫录》《谈苑》《滹南诗话》《词源》《碧鸡漫志》《扪虱新话》《吹剑三录》等书的相关内容，从资料中得出：宋人对秦观词评价很高，誉出于黄庭坚词之上；秦词具有“婉美”与“清新”两个特点，因评论者对两个特点的侧重不同致使评论标准和态度产生了分歧。青山宏——并考察了宋人评价秦观词被提及的词作，共计22首。其中提及最多的是《千秋岁》（水边沙外），共为21次；其次，《好事近》（春露雨添花）为17次；《满庭芳》（山抹微云）以及《踏莎行》（雾失楼台）均为10次；《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为8次；《八六子》（倚危亭）为5次等等。这些词作大部分出自当时的选本或被批评家广为提及，是较具代表性的秦词。换言之，秦词在文人圈子中出现频率较高，广泛地被正面接受，也初步确立了秦词在当时词坛上的地位。

其次，和（次）韵的风靡效应。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如果一首原创作品能够得到同僚朋辈或后人的和韵，至少可以说明该作品在形式、情感两方面的巨大魅力。秦观词作中有好几首即是如此。元事占党争期间，秦观备受牵连，不断地被贬谪，因而秦词的题材逐渐从前期的男女恋情转变为后期的哀叹身世，更加体现出周济在《宋四家词选》评点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时所谓“将身世之感打并人艳情”的美学特点。

绍圣元年（1094年），秦观写了《望海潮》（梅英疏淡）《江城子》（西城杨柳动春柔）《千秋岁》（水边沙外）等几首著名的词作，抒发了作者的感慨与忧愁、惆怅与悲怆。尤其是《千秋岁》（水边沙外）：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鸩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此词，情与景相互融合，建构了一个凄苦伤感的境界。上片写滁州春日景况，下片抒写迁谪之恨与愁苦，结句以愁喻流水、喻春江，直至以愁喻海，清晰地勾勒了作者卷入党争以后忧生念死的心路历程。该词写出了党争中迁客骚人的深愁惨痛，并引发了诸多词人的思想共鸣。先后和韵多达九首，和之者有孔平仲、苏轼、黄庭坚、李之仪、王之道、丘密、释惠洪等，其中丘密和了三首。当时的吴曾就认为：“‘世推重少游醉卧古藤之句。秦少游《千秋岁》，世尤推称。”日本学者青山宏曾经对此做过精细的研究，他从文本细读和作家历史语境等方面一一分析了秦词及其次韵之间的优劣对比关系，还探析了背后的原因，分析细致，读来令人信服。

除了《千秋岁》外，秦词中还有四首也是次韵的对象：《八六子》（倚危亭），和者为南宋宁嘉定年间（1208-1224年）的葛长庚；《满庭芳》（山抹微云），和者为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董颖；《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和者为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仲平；《河传》（恨眉醉眼），和者为黄庭坚。青山宏指出这四首词也是宋人经常言及的话题和评论的对象，在当时就备受关注。对秦观的《八六子》（倚危亭）的艺术魅力，张侃认为：“秦淮海词古今绝唱，如《八六子》前数句云：‘依危亭，恨如芳草、凄凄划尽还生。读之愈有味。”洪迈也指出：“秦少游《八六子》语句清峭，为名流所推激。”从他们对“秦淮海词古今绝唱”、“为名流所推激”的断语，可以看出秦词在当时词坛被接受与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是秦词在文坛上经典地位的初步确立。

最后，秦词在宋人传播与接受中的批评声音。词学观念的左右，或者说社会审美习尚的规导和秦词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明人张艇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人们多以秦词为婉约词之代表，为“婉约之宗”。秦词素有缠绵悱恻之词心，柔婉纤丽之特质，与苏轼不走一路，另辟蹊径，其承花间词、南唐传统。当时北宋文坛有以诗言志，以词言情的风尚。豪放派苏轼“以诗为词”则希望打乱此一风尚，而后来秦观又回归此“传统”，在词坛上重新树立婉约柔丽之正宗。因而有“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王直方诗话》）的说法盛行于世。

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看，宋人对秦观的批评态度也颇值得注意。朱熹说：“从其（苏轼）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众人，得与诸苏并称，是如何？”朱熹批评了秦观的“文字煞弱”等特点。而李清照则认为：“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李清照批评秦观词“主情致，而少故实”，犹如贫家美女，虽然妍丽丰逸，但最终还是缺乏一种富贵态样。李清照的批评虽然显得过火，但还是抓住了秦词的特质。而对于秦词的无力温婉，敖陶孙认为：“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苕溪渔隐丛话》也指出：“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若。”以上这些都是站在雅正的立场上，批评秦词不够豪放有力，缺乏阳刚正气。可见，在南宋时期，受到当时的潮流习尚所影响，秦词受到批评在所难免。据《高斋诗话》记载，苏轼对秦观词仿柳永风格的做法也颇不赞同：“少游自会稽人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苏轼批评秦观学柳永的词风格，指认其有一种“销魂”的气味，恐怕秦观陷入柔媚无力之中，并认为这种倾向也孕育着秦词溺于感伤的危险性。对于苏轼与秦观或者婉约词与豪放词的对举，《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方直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与对秦观的赞赏一样，在对秦词的批评声音中，也不难看出秦词已被视为婉约词之正宗的认识。

总之，同僚朋辈对秦词的赞赏、和（次）韵的大量出现与对秦词的批评，都可以看作是秦词在文人圈子内的接受与传播。这些行内专业文人的评价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秦词在词坛的重要地位，秦词在词史的经典化序列中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建构。

二、歌妓传唱秦词：当行本色词风的呈现

要考察秦词的经典化建构过程，我们不能忽视歌妓这一重要维度。秦观生活的历史时期，乃是北宋中后期，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商业消费文化的发展，不仅为词的传播与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与场所，而且引领了一种休闲文化风尚，社会整体享乐意识逐渐蔓延。据《宋史·石守信传》载宋太祖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老终年。”宋代蓄妓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文人士大夫少有无声色之好的。家庭蓄妓成风并已合法化。其实，词的产生与繁荣，是由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合力催生的。

词，属于音乐文学，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的特点，发挥着抒情性与娱乐性等重要作用。“自作清歌传皓齿”（苏轼《定风波》），“小词流入管弦声”（晏殊《浣溪沙》），“使君落笔春词就，应唤歌檀催舞袖”（黄庭坚《木兰花令》）。词除了以书面文字传播外，还得力于传唱歌咏。词在特定音乐环境里被消费、欣赏，这种传播方式“诉诸听觉、重声情、求悦耳”，因而能够扩大词的传播与消费范围，产生更大的接受效应。宋王炎在《双溪词序》中说：“古律诗至晚唐衰矣，而长短句尤为清脆，如么弦孤韵，使人属耳不厌也。”又说：“盖长短句宜歌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李麝也认为：“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张炎在《词源》下卷云：“当以歌者为工。”词是宋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宋代社会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对词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新声巧笑于杨柳花衢，按管调弦于茶房酒肆”，“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这些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传唱词的热闹场面。宋代的歌妓制度发展得相当完善。当时的歌也可认为是秦词在文坛上经典地位的初步确立。

最后，秦词在宋人传播与接受中的批评声音。词学观念的左右，或者说社会审美习尚的规导和秦词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明人张艇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人们多以秦词为婉约词之代表，为“婉约之宗”。秦词素有缠绵悱侧之词心，柔婉纤丽之特质，与苏轼不走一路，另辟蹊径，其承花间词、南唐传统。当时北宋文坛有以诗言志，以词言情的风尚。豪放派苏轼“以诗为词”则希望打乱此一风尚，而后来秦观又回归此“传统”，在词坛上重新树立婉约柔丽之正宗。因而有“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王直方诗话》）的说法盛行于世。

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看，宋人对秦观的批评态度也颇值得注意。朱熹说：“从其（苏轼）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众人，得与诸苏并称，是如何？”朱熹批评了秦观的“文字煞弱”等特点。而李清照则认为：“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李清照批评秦观词“主情致，而少故实”，犹如贫家美女，虽然妍丽丰逸，但最终还是缺乏一种富贵态样。李清照的批评虽然显得过火，但还是抓住了秦词的特质。而对于秦词的无力温婉，敖陶孙认为：“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苕溪渔隐丛话》也指出：“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若。”以上这些都是站在雅正的立场上，批评秦词不够豪放有力，缺乏阳刚正气。可见，在南宋时期，受到当时的潮流习尚所影响，秦词受到批评在所难免。据《高斋诗话》记载，苏轼对秦观词仿柳永风格的做法也颇不赞同：“少游自会稽人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苏轼批评秦观学柳永的词风格，指认其有一种“销魂”的气味，恐怕秦观陷入柔媚无力之中，并认为这种倾向也孕育着秦词溺于感伤的危险性。对于苏轼与秦观或者婉约词与豪放词的对举，《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方直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与对秦观的赞赏一样，在对秦词的批评声音中，也不难看出秦词已被视为婉约词之正宗的认识。

总之，同僚朋辈对秦词的赞赏、和（次）韵的大量出现与对秦词的批评，都可以看作是秦词在文人圈子内的接受与传播。这些行内专业文人的评价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秦词在词坛的重要地位，秦词在词史的经典化序列中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建构。

二、歌妓传唱秦词：当行本色词风的呈现

要考察秦词的经典化建构过程，我们不能忽视歌妓这一重要维度。秦观生活的历史时期，乃是北宋中后期，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商业消费文化的发展，不仅为词的传播与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与场所，而且引领了一种休闲文化风尚，社会整体享乐意识逐渐蔓延。据《宋史·石守信传》载宋太祖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老终年。”宋代蓄妓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文人士大夫少有无声色之好的。家庭蓄妓成风并已合法化。其实，词的产生与繁荣，是由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合力催生的。

词，属于音乐文学，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的特点，发挥着抒情性与娱乐性等重要作用。“自作清歌传皓齿”（苏轼《定风波》），“小词流入管弦声”（晏殊《浣溪沙》），“使君落笔春词就，应唤歌檀催舞袖”（黄庭坚《木兰花令》）。词除了以书面文字传播外，还得力于传唱歌咏。词在特定音乐环境里被消费、欣赏，这种传播方式“诉诸听觉、重声情、求悦耳”，因而能够扩大词的传播与消费范围，产生更大的接受效应。宋王炎在《双溪词序》中说：“古律诗至晚唐衰矣，而长短句尤为清脆，如么弦孤韵，使人属耳不厌也。”又说：“盖长短句宜歌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李席也认为：“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张炎在《词源》下卷云：“当以歌者为工。”词是宋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宋代社会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对词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新声巧笑于杨柳花衢，按管调弦于茶房酒肆”，“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这些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传唱词的热闹场面。宋代的歌妓制度发展得相当完善。当时的歌妓大致可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种。她们成为职业的社会群体，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服务不同群体的各种需要。歌妓对宋词的产生与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族聚会或家宴以文化水准较高的文人士大夫为主，有利于词的品尝评析；而勾栏瓦舍及酒楼歌馆，不仅规模，大并以大众市民为主，催化了词的娱乐消遣。歌妓在这种场合中，从词的传播角度来看，意义更为重大。宋代社会中，在青楼歌馆、勾栏瓦舍、茶楼酒坊等地方都可以看到歌妓的身影，她们或陪客侑酒，或吟诗唱曲。《东京梦华录》记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屋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歌妓与词人、词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婉约派重要代表的秦观，他与歌妓的密切关系更值得注意。秦观《一丛花》（年时今夜见师师）即是应歌而作，真实地记录了与一位名叫师师的歌妓的关系。概而言之，歌妓传唱秦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歌妓善歌秦词。《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引《艺苑雌黄》：“其词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晁无咎云：‘少游如寒景词云：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由此可知，《满庭芳》既受到像苏轼那样当时第一流文人的首肯，也得到妇孺老幼的称赞。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被称为秦观词的压卷之作，广为人们所知。虽然苏轼对此词颇有微词，但他对此词的艺术性不容置疑，还是取其首句，直呼少游为“山抹微云君”，并将其与柳永词的名句并列，戏为“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又，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载：“温（范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这一方面说明秦词《满庭芳》脍炙人口，“山抹微云君”与“山抹微云婿”已经成为秦观的代名词，出现“闻者皆绝倒”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歌妓（侍儿）对“秦少游长短句”的善歌熟悉程度，《满庭芳》一词已经风靡全国，成为当年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金曲”。

歌妓善歌传播秦词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据宋人吴炯记载：“潭守宴客合江亭，时张方叔在坐，今官妓悉歌《临江仙》。有一妓独唱两句：‘微波浑不动，冷浸一天星。才方叔称叹，索其全篇。妓以实语告之：‘贱妾夜居商人船中，邻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樯而歌，声极凄怨。但以苦泛性灵，不能尽记，故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记之。太守许诺。”这首《临江仙》（千里潇湘接蓝浦）描写潇湘奇景，一时名传天下。家妓在邻舟听到一男子“倚樯而歌”此词，凄怨异常，虽然不能记下全词，但“微波浑不动，冷浸一天星”却深深印入脑海，挥之不去。此两句造语新颖别致，意境优美清新，是历来广为传颂的名句。旁人听到歌妓独唱此两句，也“称叹”并产生“索其全篇”的内在冲动。歌妓在第一时间把秦词传播开来，并把它带到遥远的远方。歌妓传播秦词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第二，歌妓乞求秦词。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朝云”条云：“朝云者，东坡之侍妾也，尝令就秦少游乞词，少游作《南歌子》赠之云：‘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暂为清歌住，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何其婉媚也！”朝云奉苏轼之命向少游乞词，少游遂抓住“朝云”名字做文章。“朝云”二字出自宋玉《高唐赋》，因此，全篇化用《高唐赋》的语言和意境。乞词在宋代文人的交往中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大部分这都是在比较熟悉的文人宴会上进行，往往是主人直接向词人乞词，或者是由主人的家妓间接乞词。歌妓一方面在传播秦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又参与了秦词的创作过程。秦词虽然没有像柳永词那样出现被歌妓争抢新词的局面，但是歌妓抢唱名家词的心理是一样的。歌妓有名人词作可以身价百倍，而名人词作一经歌妓尤其是走红歌妓传唱也可旋即风靡全国。作者、作品与歌妓（消费者）三者互相推助。由此，歌妓俨然成为秦词创作与传播的一个重要中介，在词的创作与传播中具有重大影响。

第三，琴操巧改秦词。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一出，不但广传淮、楚，而且远播京师。历代评说秦词也无不以此为首例。如宋人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云：“秦少游词云：‘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今人多能歌此词。方基础上，对秦词词集进行了一番勾稽整理，‘从中可以窥见秦词在刊刻传播上的路径，认识秦词在宋代的传播接受与经典化建构的情况。

宋代秦观文集别集的编刻大概有两类：一是总集。在宋代结集、刊刻的秦观总集，目前所知有八种。其中四种面貌较为清晰，分别为《淮海闲居集》、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集》、绍熙谢雩重修本《淮海集》和蜀刻《淮海先生闲居集》，其他四种为四十卷本《秦观文集》、四十九卷本《淮海集》、三十卷本《淮海集》和不知卷本《淮海集》，此四种只见于宋代书录、《宋史》本传和诗话零星记载中，文献不足，面貌模糊。二是别集。宋代结集、刊刻的秦观别集有七种，分别为经史文摘《精骑集》、杂文集《逆旅》、农书《蚕书》、词集《秦学士词》《秦淮海词》《淮海词》《淮海琴趣》。下文对秦词的相关别集编刻情况进行综合考察，期冀从传播与选本的角度把握秦词在词史经典地位的确立。

第一，现存最早的秦观词集，乃是秦观自编的《淮海闲居集》10卷，此集编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为目前所知秦观著述最早结集的一种。集中有序云：“元丰七年冬，余将西赴京师，索文稿于行囊中，得数百篇，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其可存者古律体诗百十有三，杂文四十有九，从游之诗附见者四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为十卷，号《淮海闲居集》。”从序文中可知，此集为元丰七年（1084年）冬，秦观赴京参加礼部试时所编，疑为在京投卷所用。由于词（长短句）在当时为不登大雅之堂之“小道”“诗余”，虽秦观当时富有词名，此集却不收其长短句。序文中也不曾言及刊刻之事，疑其不曾刊刻，仅作抄本流传。此集今已不传。

第二，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集》四十九卷。此本晚于《淮海闲居集》，又名《淮海居士文集》，为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高邮军学刻印，王定国校编本，包括秦观诗文40卷、长短句三卷（共77首）、后集6卷。此本全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

第三，绍熙谢雩重修本《淮海集》49卷。此本为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高邮军学教授谢雩对乾道本《淮海集》的重修本，包括《淮海集》40卷，《后集》6卷，《长短句》三卷。《天禄琳琅后目》卷七著录有此本。此本后有林几、谢雩二跋，谢氏跋曰：“右秦学士《淮海集》前后四十六卷，文字偏旁，间有讹缺，读者病焉。雩以蜀本校之，十才得一二，或者谓初用蜀本人板也。遂与同事诸公商榷参考，增漏字六十有五，去衍字二十有四，易误字三百有奇，证正偏旁，至不可胜计。其文之不敢臆决者，存之……绍熙壬子上巳，从事郎军学教授永嘉谢雩跋。”（附录三一）

第四，蜀刻《淮海先生闲居集》46卷。此本为宋宁宗时蜀地所刻，共有46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三集部二著录有此本，曰：“《淮海先生闲居集》四十卷，宋秦观撰，存卷一至十八，二十七至三十四，计二十六卷，宋蜀刊本，半页九行，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鱼尾下题秦目，下记页数。卷一第一页下题‘眉山文中刊五字，避宋讳至廓字至”。

第五，《淮海集》49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有云：“《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今不知其版本状况。

第六，《淮海词》一卷。此集为南宋开禧年间长沙坊刻《百家词》中一种，《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歌词类著录有：“淮海集一卷，秦观著。”《直斋书录解题》把它录于《百家词》之目下，排在九十一家之第十。《直斋书录解题》云：“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其前数十家皆名公之作，其未亦多有滥吹者。市人射利，欲富其部帙，不暇择也。”《百家词》之目下最后一家为南宋郭应祥的《笑笑词》，而在“疆村丛书笑笑词”中有滕仲因在嘉定元年立春日所写的跋文，此本上有刻印者为“长沙刘氏书坊”，可见百家词最迟应刻于嘉定之岁首，此版的淮海词亦应刻于嘉定元年（1208年）之前。此本今已佚。

第七，《淮海琴趣》三卷。此本为秦观词集，是南宋闽中所刻词集《琴趣外编》之一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曰：“《琴趣外篇》三卷。”清曹寅《楝亭书目》卷四著录有《淮海琴趣》三卷一册。清嘉庆《季沧苇书目》中著录有：“欧文忠、秦淮海、真西山《琴趣》四本，宋刻。”《传是楼宋元本书目》载有宋刻《淮海琴趣》一本。张元济曾云其先代“会藏有宋刻《淮海琴趣》，见于钱警石《曝书杂记》中，为涉园藏书之一，惜已佚去。”今人徐培均先生曾见《山谷琴趣外编》的景宋本，说此本“原本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写刻精整，盖出于南宋中叶。”另真西山生于孝宗淳熙五年（1177年），卒于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真西山的《琴趣外编》刻于南宋中叶，《淮海琴趣》与之并列，刻版不应晚于南宋中叶。此本今已佚，面貌不可见。

以上是对秦词词集的编刻进行的简要论述。论述参考了前人的相关著述成果，在此不掠美，只是想说明词集的编刻对秦词的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生成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秦词词集的编刻与流传，不仅便于文人雅士的学习讨论，而且也使得歌妓获得传唱的底本或词籍。但由于两宋时期党争时间长，程度激烈，加上政治动荡不断，战火频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集的编刻、保存与流传。据《宋史》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诏立党人碑，次年（1103年）四月，朝廷“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徽宗纪”此次毁版中，苏门中人文集销毁严重。因此，目前已看不到北宋本的秦观文集传世，但庆幸的是南宋王定国、谢雩二人不辞辛苦，搜罗旧文编校刊刻，方使秦观诗文能较完整地流传至今。而元明清及现当代的秦词词集大都在此基础上整理，或翻刻、或影印、或增删、或校批、或笺注、或考订等，不仅使得秦词作品数量增多、作品真实性大大加强，而且这些经过整理与笺注的秦词词集，也为秦词的广泛传播接受与词史地位的确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总之，秦词借助于词集的编刻与播撒，很好地确立了秦词在词史上的经典地位。

秦观词在两宋时期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其经典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有多种原因，兹举其大者：第一，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在文化场域中占据着较为有利的位置。凭借着与苏轼等具有重要影响之文人的密切交往，秦观词较快获得同道的赏识与认可。第二，秦观词多为婉约词，“专主情致”，与柳永词一样，在都市文化繁荣发展的宋代社会，较容易被大众、歌妓等人所接受，获得较高的知名度。第三，与前面两点密切相关，秦观词集的大量刊刻，对秦词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第四，最重要的还是秦观词本身，具有“婉美”与“清新”两个美学特点。秦词审美意蕴的丰富性特质，在正反两个方面都较好地满足了两宋时期众多读者对它的接受期待视野。因此，秦词能够在圈子内外获得广泛好评。

秦观一向被视为“词家正宗”“词家正音”“婉约之宗”等，是宋代十大词人之一，在词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以接受美学、传播学的视角对秦词进行历史观照，考察秦词在被经典化建构过程中背后的复杂文化场域。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界对秦词整体美学特质的把握，推进秦词研究向深化与多维度方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对秦观的词史重要地位获得新的观照与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