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王闿运入主成都尊经书院、开启蜀学新风，这已是学界耳熟能详之事。他睥睨世人，蜀地学人自然进不了他的法眼。在成都期间，他与李蓝农民起义军的“来归者”、后任四川提督的唐友耕（晚清时节，四川边地的袍哥老大被尊为“帽顶”。唐帽顶为云南大关人，练武起家，曾与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军血战，俘虏翼王石达开至成都凌迟）频繁往来，深情款款，这是历来未被史家注意过的一个交往之谜。我们从王闿运的蜀地交往史里，可以窥见晚清成都的诸多实情——

一 入 蜀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莫六云所生），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何人作媒？乃是王闿运请唐帽顶撮合成功！这在《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到女儿出嫁当日，唐友耕为王家送来的，不过是一盆祝愿吉利的“万年青”，令人有点不解。

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大儒总是目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白白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动，因此他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他的日记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

王闿运到达成都后，在光绪五年四月十日《日记》里记载说：“唐友耕总兵来，字宅坡，号帽顶，照通（蒋蓝按：应是昭通）山盗投诚者。言语有小说气，余误问其所以至蜀，遂言之不讳，似胜杨玉科。”

这是一段珍贵的描绘，等于把唐友耕的耿直气质活脱脱展示出来。在阅人无数的大儒心中，一个人有“小说气”乃是具有生龙活虎的市井气。而谈及出身，唐友耕不以为忤，他具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干脆把自己的底牌翻转出来。这在十分讲究“正朔”的时代，体现了唐友耕的豁达。王闿运提到的杨玉科，是云南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前半生镇压回民起义“战功卓著”，由最下层的把总擢升至一品大员的提督，获赏“正一品封典”，承袭“轻车都尉世职”，晋“二等男爵”。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帽顶，是除岑毓英外的第二号刽子手。初一见，王闿运已经认为唐友耕在杨玉科之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对唐友耕的率直产生了好感。

第二天即四月十一日，王闿运即“出拜帽顶”，由此拉开了“浓得化不开”的交往史。

对于一如市井水准的蜀地官场和文人，王闿运怎会放在心上？这等人一方面是脆弱而狡黠，另一方面又是头脑冬烘，无法交谈。王闿运在当年十一月二日的《日记》说：“自院外生者，人品以帽顶为最优，议论以帽顶为可听，殊为可慨。”

为什么要“殊为可慨”？显然，读书人早已言语无味，而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他在尊经书院之外的交往中，唐帽顶是最佳人选。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大儒如此好评，确属难能可贵。

看戏，宴请，交游，几乎填满了王闿运的业余生活。再如光绪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申正至江南馆，顾家山设饮，朱小舟、幼耕、凤茀堂同集，甚热，亥散。”这个“幼耕”，自然是“友耕”之笔误。可见那个时候成都官场的饮酒、听戏的公共活动空间，会馆已经峭拔其上，构成了“出尘”的高台。

清中叶以后，成都的会馆逐渐林立。紧邻浙江馆之外，有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合建的“江南会馆”， 位于大慈寺西侧，戏台多达7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名谓“乐神”实为乐人，因而冠盖云集，在成都堪称人文荟萃之地。光绪年间，江苏盱眙人吴棠任四川总督，后署成都将军，特意从江苏昆山训练一批昆曲科生来成都供官场宴乐，号“舒颐班”。戏班后来留在了成都，与川剧融合，对川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光绪五年七月八日的《日记》里记述说，“莫总兵送烧猪鹅鸭，无所用之，以与唐帽顶。”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莫祖绅总兵央请王闿运为其“募修北路”而写序，在大热天竟然送这等粗糙食物，王闿运还可以用来做顺水人情，这固然是王闿运第一次给唐友耕送礼，而稍后唐友耕回赠的礼物不过是甘寒的昭通梨子，这暗示，晚清时节的成都，官场生活水平似乎不是我们推测的那样奢侈。

二 宴 游

王闿运毕竟是诗人，教学、写作之余，已经被各地官府、文人的宴请弄得有点焦头烂额，但他也乐在其中。既是诗人，风景木头一般不动，乃是纸糊的风景，何况路上佳丽闪动，直入梦境。人一旦动起来，眼前就是内心流动的山水了。

王闿运不但游历了乐山、峨眉、五通、夹江、眉州、宜宾等地，西蜀坝子周边的青城山、都江堰、华阳县、天彭阕、彭县丹景山牡丹、新都的桂湖、宝光寺、金堂沱江风光均一一涉猎，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至于成都范围内的名胜古迹，诸如洗马池、欢喜院、少城、浣花溪、锦官驿等等，自然不会错过。

唐友耕有权有势，自然不会放过这些陪同名人“走一遭”的绝好机会。

王闿运日记记述道： “出城赴稚公草堂之约，城外泥淖，秋色无可观，唯溪水洹洹颇有凉意，无端感触，咏‘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之句，正不必情事副风景也。至少陵祠，幕客至者九人，武有帽顶，文则馆师，为二客也，稚公二子均从，唯见其小者。中饭微雨，菊瘦而高，殊不及湘中。”（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五集“湘绮楼说诗卷二”，岳麓书社2008年11月1版，153页）

从这深文周纳的行文可知，唐帽顶并不在王闿运邀集的人当中，而是强行加盟的“客人”。我估计唐友耕之所以执意前来，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请王闿运吃饭，以便得到教益。在王闿运心目中，能够与他交谈的人甚少，“唯稚公、季怀可谈”，可惜知己并非能时时见面，他显得兴味萧索。再出成都南门，至宝云庵，访百花潭，终于在二仙庵遇到了尊经书院学生16人，院生之于老师十分尊重，他心情好转，当场赋诗：“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阴。良时多欣遇，嘉会眷云林。”不知道在这儒者云集的场合，唐友耕有什么表现。我估计应该是颇为有趣的，一方面要岸然道貌，另外一方面又须体现虚心问道的表情。这个戏，真不好演。

唐友耕常久施善，自有报达。在《湘绮楼日记》中，我发现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往来逐渐增多，后来几乎达到隔一两天必有一晤的程度。王闿运办事路过唐府，也要进去稍坐片刻，歇息一番，喝几盏茶再走，已是十分写意的地步了。稍后，唐友耕升为四川提督，应唐友耕之请，王闿运无论如何也要为帽顶写点东西了。

他在赠诗前的“题记”里写道：“四川提督久阙实任，牙门荒芜。唐泽坡新建旗竿，因题为贺，作绝句二首云——”

其一：

锦城烟景静濛濛，

二月寒深花市东。

惟有戟门堪跂马，

旗竿吹雨识春风。

其二：

三边无事鼓声和，

五丈高牙树駊騀。

不待晴光薰翠羽，

柳旗阴处飐春多。

朝廷对唐友耕的提督任命是在光绪七年初春下达的，唐友耕立即在提督府门前立起了壮硕的旗杆，可以想见他是何等“春风得意马蹄疾”。而在《湘绮楼诗集》里，这两首诗有了标题，叫《旗竿二首》。当年二月廿日的日记里王闿运补记：“昨见提督立旗竿，挽架甚盛，作绝句二首”。诗里均以马为喻，暗示唐友耕脚下所指示的方向有多个，也就是将面临多个叉道。这分明是一种警策，只是不知道唐友耕能否在春风得意之际，明白脚下蛰伏的危机。

三 诫 徒

老师的生活态度，不能不反映在他对弟子的看法上。尊经书院的学生众多，最突出的是廖平、宋育仁（芸子）和杨锐，才俊中有“院中八景”之称（见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卷七》）。但是，有其师未必有其一成不变的弟子。

王闿运尊经书院弟子中以廖平成就最大，但廖平远非倜傥的老师所喜欢类型。廖平口讷，曾抄写宋人之作，而王闿运是不屑于此道的。某马屁精给王闿运送来一个仕女，王闿运在《日记》里就有“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可见廖平的外形多么损害王闿运的审美。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王闿运也不同意。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王老师：“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见《吴之英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103—104页）学生对老师有这番评价，足以看出师生都在误读对方。

王闿运认为“富顺才子”宋育仁的文章最好，日后必有大作为。与对廖平的态度相左，他更喜欢这个淳朴而恭谨的学生，他甚至爱屋及乌地把对宋育仁的看法讲给唐友耕听，暗示宋育仁经济情况不佳，何况遭受了一次意外变故。

宋育仁遭到了什么“意外变故”？《湘绮楼日记》没有详细记载，但从王闿运的书信中就可以得知真实情况，并把四川提督唐友耕扯了进来。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人（原属富顺县）。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家、一代杰出报人。宋育仁初读尊经书院时，尚住在陕西街旅社里。某天突然被窃贼光顾，盗走了他本就菲薄的行囊衣物，这让他大受刺激。王闿运得知后，在宴请中把此事告诉了唐友耕，这就引出了唐友耕蓦然为宋育仁嘘寒问暖送上大把银子和衣物的后话。

从王闿运致宋育仁的回信来看，显然宋育仁写了一封给老师的致谢信，连同唐友耕送来的物品，根本不屑于开启，一并交到了王闿运家。从礼数上，王闿运对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对他某些天真的想法不以为然，加之他“语多悔愤”，更鉴于“儒者处世未能坦怀而多有物累”，于是写了这封长信予以开导。开头就讨论了由小及大之“贼”，王闿运宛如老吏断案，采用了顶针回环之笔法，烘云托月：

今世政废久矣，尝以数大臣共守江南名都而忽然被盗，又尝以七卿四相诸司数千百人共守一京师而忽然被盗。天下之有四川，四川之有省城，省城之有陕西街，陕西街之有客店，客店之有宋孝廉，宋孝廉之有衣箱，衣箱之有衣，诚不可云太仓之一米矣。一旦被盗，而曰有司之责，何其重视有司乃至于此耶？然既告之闿运，闿运固非有司之比也。遣一能缉捕者侦之，而唐提督乃与闻其事焉，非其无因而横相干也。唐提督侦之而惧我之穷其事，则谢曰是不可治，牵涉多矣。吾适有衣可偿，则未知盗者之即为唐提督所遣耶？抑别有有力者主之而不可诘耶？（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二集“笺启卷第一”，岳麓书社2008年11月1版，83—84页）

王闿运明知道这区区盗窃案与唐友耕无关，但他用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直问宋育仁：如果这一盗窃案是唐友耕或者另外的大人物主使的，你又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王闿运自问自答，等于告诉了学生一种处世哲学：唐友耕看在王闿运面子上，为你送来了衣物，“受其衣，答其意；不独答其意，我之所求在此也。”那么“偿于盗与偿于官、偿于友、偿于路人，有以异乎？”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唐友耕赠送的衣物，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王闿运干脆挑明了实质：他不是重视你宋孝廉，而是重视我对他的看法。这也体现了湘人在礼仪上的深湛觉悟。

因为唐友耕固然渴望结交儒者名士，你明白了这个目的，也应该投桃报李，而不应该一味谢绝，这就等于得罪了对方的一片好意。

但王闿运对宋育仁退回唐友耕赠送的数千银两却大加赞许。“辞其银，示之义；不独示之义，且以杜其后日无穷之求与一时自得之一意，以为凡武人、官人而有财者，必意揣天下之儒生、文人皆好利而忘义。故凡与世人交，不可受其铢两之赠，非矫激也，受之则彼轻我而交不终，亦全交之道也……”

王闿运语气一变，总体分析了学生的举动：“两俱受之，两俱还之，如吾弟今日之所为，亦绰绰有裕。而至谓其无重士之道，与悔其往见之辱，这大谬于情，而亦不安于义。”

通篇数千字里，这是一段分量最重的训诫！

该如何安顿“情”与“义”？

因为宋育仁认为，唐友耕送礼之举是有违“重士之道”，而且他竟然认为，自己必然应该去武夫的官邸答谢，就等于让儒者受辱。王闿运毕竟清醒而豁达，又予以敦敦教诲。他认为，唐友耕的“重士之道”还是真实的，不要妄加比附，那些表面上比唐友耕看起来更为敦厚的君子，哪天发迹了，“一阔脸就变”了，说不定他们还不如唐友耕呢！

末了，王闿运提醒学生：“海内甚大，斗室甚宽，一日甚长，百年甚促，不求孔、颜之乐，而作窘迫之囚，盖其犹循俗情，未闻通论。”渴望学生将纸上学问与知人论世“打通”的希望，想来对宋育仁是振聋发聩的。

孟轲《孟子·万章上》就称：“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一介不取，取伤廉，这个意思很好理解；一介不与，与则伤惠。什么意思呢？“一介古来难取与，先生伤惠我伤廉”，但大人先生未必因为馈赠就伤及其庞大的储备啊，那正是他们的“义”之所在。宋朝诗人虞俦在《和郁簿述怀古风》里说，“平生一介重取与，邈祝不义如云浮”，显然也和宋育仁一样，均是书生之论。

从这些情况来看，贸然送礼的唐友耕还蒙在鼓里，尚不知由此引起了师生之间的一番议论。看来，他的送礼结交文士之举，也起到了意料不及的效果。由此，书生宋育仁才开始明白何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了。

宋育仁与老师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闿运逝世前夕。在王闿运保留下来的书信里，他与宋育仁的通信有十封左右，是尊经书院学生所有学生中最多的。

王闿运对钱的看法无疑是深得儒者中元的：“残年催迫，门无债主而囊有余金，此足傲曹国夫人，不独夸示画界钦宪也。”

可惜的是，弟子的狷介，并未扭转王闿运的交友眼界。见过大世面的他，长袖善舞，与唐帽顶依然打得火热。以至于他在日记里又感叹应酬之多，使自己不胜其累。那时王闿运的女儿们就像要给他作对一般，妻妾们生产的多为女儿，这让他的经济处境十分不妙，他有四子十女，因而有“多女累于多男也”的感叹，这个子女情况，与唐友耕很是一致。但王闿运坚持了儒者的最后底线，不接受官人的银子馈赠。他不时受邀到唐府，酒酣耳热之际纵横捭阖，纵议天下。他心雄万夫，在致宋育仁的信里曾经自谓：“青油幕看人面，未若鸦片灯前读我书”。让唐帽顶恍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渐知学术妙境。唐友耕后来做出决断，十几个子女不要习武一律猛攻诗书，少闻窗外事，为此还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子女。唐友耕为每个子女准备了2000余亩的巨额田产，解除了子女治学无力治业之虞。

饱受战乱的四川在西学东渐大势波及下，蜀地学者开始注重书籍的刊布，当时校对、刊印古籍之风在成都蔚然成风。受此影响，唐帽顶亦步亦趋涉足出版业，后来“大关寿考堂”点校出版的书籍享誉出版界。

四 返 湘

王闿运离开成都尊经书院返回湘潭，时在光绪八年。新春之际，他给四川官员写了很多感谢信，他自然不能忘怀唐友耕。他的慰问信写得情深意长：

泽坡仁兄军门节下：

三年款聚，厚爱先隆，携取如家，求施不厌。别时既承早饯，又拜多珍，琼玖投难，但歌永好耳。新春受福，四境同康。节度从容，仍开高会。坐少一客，时复相思。

闿运顺水还湘，将春入室，家庭纷冗，酬接疲劳。亡子葬地尚无期，讲舍已将起馆。命中少暇，世上多缘，遥羡清尘，堪推整暇。西云可望，良讯时传。专肃申谢，叩颂双安，并贺年喜。（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五集“笺启卷第五”《致唐帽顶》，岳麓书社2008年11月1版，194页）

从内容可知，三年来唐友耕对王闿运礼数备至、尽力结交。王闿运临行，唐友耕一早为他及家人准备了丰盛宴席。推想起来，应该必有锦江码头送别一幕。

王闿运在光绪五年来蓉，于年底返回湘潭时，唐友耕也来码头送别。当时王闿运向唐友耕借款“五百金”，用于支付尊经书院的公车费。其后日记里，记载了还款事项，但后来又向唐友耕借400两银子，自此王闿运飘然东还湘潭，未见还款。可见，唐友耕为尊经书院做了点儿贡献。

挥手作别。春水明媚凝脂，烟光梦田含翠。置身锦江码头，思接千载，知锦江之高义；逝者如斯，念崇丽之无尽。自此之后，他们再未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