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全华



麻杆儿打狼

□祝全华

一

岳母给我找了个麻烦让我挺烦，可是我的性格又决定了我不可能那么麻利地把这个麻烦推掉。这个麻烦对于我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麻烦，我没有一口回绝，自己都知道是瘦驴拉硬屎。这么说吧，假如我真把这个麻烦给解决了，也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我原在国企搞政工，越干越没劲就主动离职到一些媒体打工去了，有一天没一天的。这个麻烦找上我时，我正跟一个暗访组到中原大地上的一个城市暗访，为即将到来的“3、15”“备料”。岳母打来电话，说她最好最好的一个妹妹遇到了一个天大的冤屈，让我无论如何也得帮忙。我问什么冤屈，岳母说是车祸死人没赔偿什么的，她岁数大了，说话又是那个味，我没大听明白。后来岳母说让你郭姨亲自跟你说吧，你等她电话啊。一会就来了一个陌生电话，自称“我是你郭姨”，这是一个近六十岁的女人的声音，好响亮的，底气很足的样子，说，你看咱有当记者的姑爷怎么没早用呢，早知道有你这个记者姑爷郭姨还愁啥呢，还是北京首都的大记者呢，这回我可有指望了。

记者的高帽给我一戴，我内心里立马羞愧难当。我只是做过记者，却是没有什么记者证的，只有个报社发的采访证，严格说是没有正式记者资格的。特别是眼下，我连个采访证也没有的，就是跟着别人跑跑写写罢了。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就是个纯粹的临时工。现在郭姨一口一个记者记者的，我心里自然就虚虚的了。

为什么虚呢？因为我这人特别诚实，不愿意说一句假话，我觉得说假话太累，说了一句假话。后面得用无数的假话来维护第一句假话，心累，伤身体，还是实话实说心胸坦荡。所以我坦言相告，我就是打个工，在这做点事，不是什么记者。

我本来还要解释点别的什么，郭姨却生气了，说，我跟你岳母老好老好了，这个忙你可不能不帮呀。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现在就给你下跪了，我给你磕头了啊。

我赶紧说，郭姨你别，你别这样。那边却一直在说。

你郭姨现在就给你磕了啊，我也豁上这张老脸了，现在就磕了呀，你听着噢。

在我连声喊“郭姨”的时候，电话里回应的却是几声闷响。听着确是磕头的声音，力量好大呢，没磕破吧？那么大个岁数了，这是何必呢！我心里那个难受哇！羞愧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了，我都想在电话里往回磕头了，只是没有给我恰当的机会。接下来就是郭姨的哭诉。

原来，郭姨的老伴被车撞了，医疗费花了九万多，经法院判决，费用由肇事方承担，但肇事方只给了三万就再也不理不睬了。更让郭姨难过的是，治疗两个月院后，老伴死了！郭姨本想先要了治疗费，再要死亡赔偿的，可是折腾了大半年一分钱也没得到。法院说找不到人，可是肇事方郭姨总能见到，是想见就能见到的那种情况，这就证明法院是放任不管的态度。

郭姨说，我礼也送了，送了两条中华两瓶茅台还有两千块钱呢，多了咱也送不起！可是，人家东西是收了，可就是不办事啊！

我说，那是因为对方送的比你多。

郭姨说，是呀，肇事的说了，就是把钱花给法院，我也别想得到，你说气人不？可气死我了！郭姨叹了一声，又说，我现在也累了，死亡赔偿我也不要了，我只要回我花的，这也是经过法院判了的医药费，这个钱要是要不回来，那真就要把我逼死了，所以大侄儿呀，你一定要帮帮我呀，你不能眼看着让郭姨就这么倒啦！

我这一会就成了人家大侄儿了，我安慰道，郭姨别上火呀，你放心，我会尽力想办法，只要有一点希望我就会尽力的。这是我当时的真心话，并没考虑我能不能帮忙，怎么能帮上忙。

郭姨说，我能不上火，现在知道有你我就好多了，我知道大侄儿一定能帮我，到时候我去北京看你噢，好好报答报答我大侄子。

我说你不用客气，你也不用抱太大希望，我试着办吧。

郭姨说，我是没有一点办法了，我全指望你了，你就是天啊，这回是天助我了！一会我让你妹妹把院长的姓名和电话号给你发个信儿。

看，都把我捧天上去了，又出来个妹妹，这可如何是好呢？我脑袋经过急速的转动，模模糊糊觉得，办这个事多说只有1%的希望，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是办不了这个事的，当时只是考虑到郭姨的情绪，我不好立马回绝，我怕她已经对我抱了太大的希望，我一口回绝她精神上受不了。

现在电话断了，我就反复想这个事，想到郭姨的冤屈和无助，真是感觉既同情又无能为力，既气愤又无可奈何。

郑策划问，什么事唠半天？

我说，一个老太太遇到了苦大仇深的事，让我帮忙还帮不上。

郑策划说，帮不上就不帮呗，何必苦恼自己。

另一个同事说，不是实在亲戚吧？天下的冤屈多了去了，你能管得过来？这事我也经常遇到，以为是记者就多大本事呢，咱还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我说，也是。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一直嘀咕这个事，本来已经够冤屈了的人，却还得送礼，而送礼也不是要偏得什么，只是想得到一个公平的结果——不，郭姨连接近公平的结果都没想要，她只想得到花掉的钱，死掉的人她都没心思要什么赔偿了！

这他妈的算什么事呀！还有没有天理了还？这时，那个叫善良的东西开始起劲地纵容我了，气愤也不断地给我打气，于是我就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愿意帮这个可怜的人。可是，这1%的希望在哪儿呢？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愿意帮这个可怜的人。可是，这1%的希望在哪儿呢？

苦思冥想之后，我想到了经常给我发稿的一位编辑，姓罗，在一家中字头的“时报”编副刊，一联系，这哥们倒好说话，说能报就报一下。他还强调，我们能做的只是客观地报一下，结果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谢过之后，就满心欢喜地等待了。

二

那天我们从济南飞到东北沈阳，从机场往市内去时跟出租车司机说起二人转，向司机打听刘老根大舞台在哪，票多少钱一张，司机说得二三百块钱一张票吧。我们不舍得花这钱，同来的大个儿说认识谁谁谁的，就往台里打了一通电话，找了半天人，人家还真给面子，可以免票进去了，我们到了地方一看宣传海报，最低票价只是28块钱一张，大伙就乐了，说这么便宜还到处找人，得领人家多大情啊。

演出多是瞎扯淡，搞得你既恶心又不得不笑。突然电话响了，一接是郭姨打来的，问事情办怎么样了，我说跟报社说了，现在怎么个情况我还不知道，我一会问一下告诉您。

我来到大厅侧面的走廊里，和罗编辑通上电话，他说真不好意思，报上去了，但这个选题太平常，这个忙帮不上了。我说，那你就帮帮忙，以报社名义往那边给院长打个电话吧，那边一听是北京报社的，说不定会当个事起些作用。罗编辑说，一来吧，我打电话那可就是个人行为了，这是违反纪律的。二来呢，这事不是我们部门管的事，我只是编副刊，这你是知道的。我要是个人打这个电话，说不定会捅出什么娄子呢。再说吧，单位又要分房子了，这批我可能差不多了，有了房子我也就算在北京站住脚了，我不能有一点节外生枝的事。理解吧？

听罗编辑这样一说，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这就如同我不能用台里的电话解决这个事一样，只要电话一打出，说不上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比如人家查查这个号码是什么部门的，或什么时候回打过来，说找你们领导某某某，假如正赶上我不在，接电话的人会怎么说，会怎么想，一传开，自己成了什么人？再说了，事也是不可能拿到台面上的私事，这就有假冒或招摇撞骗的嫌疑了。所以我知道，罗编辑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不能再难为人家了。赶紧谢了人家。

放下电话，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袭上心来。仅有的1%希望落空了，得怎么跟郭姨说呢？她一定对我抱着百分之百的希望呢。这个事对报社来说确实算不上稀奇事，可对一个摊上事的普通百姓来说，却是个天大的事呀，郭姨怎么能受得了呢？我的善良劲儿来了，想象着郭姨的样子，又将人心比自心，我替郭姨难过起来。我没心思再进去看二人转，就在走廊里百无聊赖地晃。

走廊里有橱窗，里面展放着赵本山及其弟子们各种姿态的照片，我扫了几眼，一个个拿五作六的，也没心思看这帮人了。

不过，有一张照片却印在我脑海中了，在我抽烟冥想的时候，这张照片时不时的在我眼前浮现出来。这张照片中，赵本山戴墨镜坐在中间，一帮弟子恭敬地围在周边，个个表情严肃，而且都穿着黑衣服，这就成功地营造出黑帮的意思了——看来他们也是故意要这效果的。我就想，我要是黑帮老大，下面哪个敢不听话？忽然间，我感觉这张照片好像给了我一丝启发或灵感，虽然一时间这灵感还细如蚕丝且飘忽不定，但我认定从中能捕捉到一点有用的东西了。我反反复复梳理着，筛选着，分辨着，最后我终于捕捉到了这灵感的魂——我完全可以用“北京”这两个字搞点名堂的。北京是首都，机构林立，高官云集，随便到哪个楼里喊一嗓子部长、主任啥的，都可能有人回应。我就以个人的名义，用手机给院长打个电话，实话实说，却不把话说透，也就是让他感觉到实中有虚，深不可测，看他怎么应对。反正成不在此一举吧，顶多也就浪费点电话费。

我知道，这个电话怎么打非常关键，第一次怎么组织语言说更是关键的关键。于是我就仔细分析院长这个人，做到知己知彼。现在有利的条件是，院长在明处，我属于在暗处，这个“仗”怎么打，主动权在我。院长40多岁，刚由区法院升到市法院当了院长，这说明他上面是有人的。而他敢收钱收物，来者不拒，甚至当事人双方的好处都敢收，谁给的好处多为谁办事，给少的可以忽略不计，说明他贪心十足又狼心狗肺。哪怕他没我想的那样不是东西，但最起码他是收了可怜的郭姨的好处的，又是钱又是物的，虽然不多，但毕竟是收了，收了就嘴短，就怕人知道，而收了却不给郭姨办事，就更不是东西，就这一点，我就在心里战胜了他。可以说，他这个院长的心态我是把握准了的——我完全可以让他把惊弓之鸟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落下一点诈骗之类的口实，实就实到家，虚就让对方雾里看花摸不着头脑。就是说，我实就实话实说，掷地有声，虚就模棱两可，真假难辨。总之是做到不落下任何把柄，日后无论怎样，自己在理上在法上都不亏，一个原则——犯法的事不做。

三

我选择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给院长打了电话。这时我们刚吃过早餐，同事正在鼓捣摄像录音设备，给电磁充电什么的，而我知道此时的院长在时间上应该不是太紧迫，精力上也应该是一天当中最充沛的时候，而且情绪上，一般也应该是不错的时候。不是有种说法吗，要找领导签字报销，得趁领导情绪最好的时候，而领导情绪最好的时候，就是上午十点左右。

电话通了，我故意压住嗓子，使声音变得缓慢而深沉，我说，你是江院长吧？我故意没用“您”，又把“你”说得很清晰，我的意思就是让他知道，我并没把他当盘什么大菜，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院长说，我是，您是——？他倒是用了“您”这个尊称，我就知道他是谨慎的，这效果就出来了。

我说，噢，我姓祝，有个事，我想知道差在哪。有个案子我一说你就知道，就是姓郭的那个老太太的案子，车祸治疗两个月后人死了的那个，听说你还帮她忙了，希望你帮忙帮到底吧，这个老太太太可怜了。

我是东北口音，我不知道有几个姓祝的在北京做大官，但我知道有一个姓祝的从东北某地调进北京没几年，官不大也不小，而且正是公检法系统的。我希望他能想到祝某某。我抱定一点：你可以以为我是什么大人物，但我决不自己声称是什么人物。并且，实实在在的假话也绝不说一句。

院长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实话实说，我和老太太以前不认识，他们托人找到我了，我是受不了老太太那一跪，所以我想打个电话问一下案子的情况。

院长说，您能把名字告诉我？

我心里出现一丝紧张，但我很快就稳定下来，说，我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太太实在是太委屈了，这你也是知道的，这个案子也拖了好久了吧，如果你感觉了结这个案子有什么难度，我可以让记者过去帮你助助威。

院长说，那倒不用，这样吧，这个案子时间是长了一点，我再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

我说，好，那就麻烦你多费点心。

我知道院长会先摸摸我的底细，然后才会考虑案子的事情，我就给郭姨打电话，让她张扬说，通过关系在北京找到硬人儿了，人家那才是大好人呢，礼都不要还给办事。我再三叮嘱，绝对不要说你和我岳母认识，更不要说我是谁谁谁，并且，以后到法院也不要再低三下四，理直气壮地要求法院尽快执行判决，甚至你都可以在法院吵吵嚷嚷，就是让他们感觉你背后有人的样子。

郭姨说，能行？

我说，就这样。

四

这天是周末，我休息。闲来没事，我到玉泉山那边去转转。

我经常往那边去的，特别是夏天，一是住的近，就在西四环那边的“舍茶棚”，距离玉泉山只有一两千米，离香山也只有几站地，抬眼可见的；二是感觉玉泉山有点神秘，总想看得明白些。

玉泉山下有一口机井，说是朱德当年打的。这里的水那才好呢，流量还大，从管子里出来流到水槽中，再顺着水槽流向那一大片稻田。当地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皇粮，专门给干部吃的。这水好到什么程度呢？在夏天里把手伸进水中，清澈透明又凉爽，捧起来喝一口，那可真是一种享受哇。所以在夏天里我总提着塑料桶到这里打水。

由于讲究养生和怕污染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里打水有时得排队，有好多人开着轿车来打水呢。遇上人多，我就先在附近转一转。

这里四周绿化极好，远远望去，除了草就是树的。玉泉山是围着高墙的，里面住的人当然是了不得的人物。你想想看，过去那是皇家人游玩居住的地方，现在没权没啥的你想进去看一眼都痴心妄想。也许是墙里面太拥挤了吧，墙外正建着大片的房屋。从那房屋的样式看，肯定不是商品房了，看上去很传统很厚重的那种。

往回走的时候，遇见一伙披麻戴孝的人站在玉泉山西门外，白衣服上写着一些字，才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好象是拆迁死了人，有一肚子苦水要找地方倒一倒，把门的军人正很耐心地劝他们离开。

我心想，上访还上这儿来了，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呢？有“高人”指点吧？据我所知，这里住的都是退下来的“老同志”。

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军警示意我走开，我便走了。这时电话响了，我一接是郭姨来的，她急急地说，这是怎么了，你没和这边说话之前还好，起码我到法院他们还客客气气的，昨天我一到法院，他们都不给我好态度了。还说我，你不是能找人吗？不是能找记者吗？能耐大了，还找北京去了，他们能办你让他们办吧，别再找我们了。

我一听就乐了，心想事成一半了。我说，郭姨，你应该这么理解，以前他们跟你客气，是知道你有理，不想惹你太生气，事却拖着不办，现在他们觉得不办有压力了，所以不高兴了，这说明起作用了。你就等待吧，隔三五天一周的，你可以到法院问问情况，腰板一定要直，别低声下气的。

郭姨还是担忧，问，这样好吗？

我说，只有这样才会有希望。一定要硬啊！一定！一定！

大约过了十来天吧，郭姨又来电话，问，法院没给你啥信啊？我昨天去了，这回都没人理我了，给我气得也不管那个了，骂了他们一通，骂也没人理，这都是怎么了？

我说郭姨先别急，我今天给院长打个电话问问，看他怎么说吧。

郭姨说好，我等你信。

我拨通江院长的电话。

江院长先说你是谁都不告诉我我怎么办，又强调这个案子是区里办的，你找区里，我不管这事。

我一听，他是想推一推，拖一拖，能不办就不办，就是办也得先跟我过几招，试试水的深浅，弄明白了我是谁再说。

我说，这个案子是你办，不是我办，我办时你还有机会办吗？我也知道案子是区里办的，是你在区里时办的吧？是不是因为你在区里案子办得好，工作出色，所以现在就升到市里了，恭喜了。

紧接着我话锋一转说，当个官不容易，当顺了，能进步了，更不容易，有机会能为老百姓做点什么就做吧，做点让人说个好的事心里踏实，你说是不是？

我打足官腔，又话里有话，努力让他感觉到上面的人得罪不起，一句话就可能断送他的政治生命。

对方说，那是那是，前一阵子事情太多，我再督促一下，会尽快有个结果。听得出，对方多多少少有些仕途不保的担忧和恐惧。

五

一晃又半个月过去了，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消息，我知道郭姨比我更焦急，但是只要郭姨不来电话追我，我就能拖就拖，这也就是人的惰性吧。说心里话，一直以来我心里总会闪出这样的念头：这事不管成不成，都要快点过去好，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同时我还必须得承认，我内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提心吊胆的隐忧的。对手毕竟是法院的，还是个院长，侦查或反侦查能力应该不低，真要搞清楚我是谁，真难说他会如何出手，起码要回钱肯定没戏了。

那天我正在写东西，电话响了，我没看就想到了郭姨。说实在的，从摊上这个麻烦事之后，电话一响我就想到郭姨，我拿起电话一看号码，果然是郭姨。这一阵子来来回回的，她的号码我已经熟悉了。

郭姨说，你说差不多了，这咋还没动静呢？急死我了。

我说，那我再追江院长一回吧。不知怎么的，这时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胜券在握了。

没想到，江院长接我电话态度比较生硬，说，最好你能过来见个面，不能过来你也应该告诉我你是谁吧，你告诉我我就办。

我知道他心里憋气，又不便发作，我能想得到他的心思：办吧，是不得不办，又没和我搞上“交情”，就是连个情也没人领；不办吧，又真怕得罪了“北京的我”，有个好歹犯不上。而他最闹心最疑惑又最憋气的是，他搞不清楚“北京的我”到底是谁，是干什么的。

我摆出有些生气的样子，急急地说，真有必要我过去吗？你真想知道我是谁吗？看来你办这个案子难度还真不小呢。好，我明天就先让记者他们过去，好好帮你助助威，我就不信我不过去这个案子就办不了了！如果记者过去还不行，那你我就一定能见个面了，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

我说话时的语气相当肯定。

江院长说，搞那么大动静干啥，好了，我尽量办吧。院长的语气明显发软，话说得又有点不甘心。我知道快有结果了。

那天中午在梅地亚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是一个自称在北京混了十多年的内蒙人请一个同事，说他们是老乡，我们都是跟着借光。八九个人只开了一瓶红酒，请客的人话比菜多，说请一年了今天才给这个机会。他这么说，应该热情张罗才对，可实际上场面清清淡淡，酒下得比打点滴还慢。这就是文明的喝法？一个个放不开的样子，看着都难受。喝酒讲究个尽兴，但是，请客的不张罗倒酒，总不能自己动手吧？人家不喝完你也不能把酒杯喝光了，就得一点一点的用嘴抿啊抿，把我难受死了，连个酒味都感觉不到，都不如吃个盒饭舒坦。我心想，还内蒙人呢，哪有这么喝酒的呀，就是白酒也没这么喝的吧，是不是纯种内蒙人都两说着。更有意思的是，喝到最后酒瓶里还剩三分之一的酒呢。

往台里走的时候，郑策划跟我说没吃好吧？我笑着说能吃好吗，就听他臭白话了。郑策划说，就是忽悠，装，撑，瘦驴拉硬屎呗，是他让多喊几个去的，咱几个真去了，他又打怵花钱了。

听郑策划这样说，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句句说我吗？自从摊上郭姨的事，我不就一直跟那个未曾谋面的院长忽悠吗？为了能让郭姨心里存留些希望，少一些委屈，我装，我撑，我瘦驴拉硬屎，心里有苦说不出，面上却装得架势好大。多亏了我跟院长不是面对面，要是跟院长面对面，我装得起来吗？人家内蒙人好歹还从容谈吐淡定喝酒呢。

恰在这时，郭姨来电话了，说钱给了！

郭姨说钱是法院出的。我说为什么是法院出钱？郭姨说，法院说找不到当事人，就法院出了，还说这也是为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不过他们给钱时让我少要点，我没干。

这帮逼人，什么东西！这话我是在心里说的，因为这样的表达面对同事或哥们啥的还行，和郭姨那么大岁数的老妇人这样说话是不妥的。我跟郭姨说，也太不要脸了，这只是你花掉的医药费，死亡赔偿都没要，这已经够忍让了，现在还要再扣除些，什么东西！

郭姨说，可不是。

我说，你应该再要要死亡赔偿。

郭姨说，累了，和他们扯不起了，这给了就行了，有你这姑爷我可省老了心了，谢谢你了大记者，抽空到北京去看你。

我说别客气，可别到北京来呀，我总出门。我压根儿不想让郭姨谢我什么，一是她没权没势，比我还底层，再一个我也没太费什么劲儿，让人家谢什么谢。

说心里话，化解了这个麻烦我内心中有极大的满足感，一时间感到非常轻松和兴奋，可是当我和别人“显摆”时，就是没人相信，说，市法院的院长，就让一个打工的搞定了？谁信呀！甚至有的同事说，说白了咱就是个打工的吧？就让你三个电话搞定了？吹吧你就。

我说，咱都知道有的骗子冒充中纪委的到处骗吧，一骗一个准儿，这怎么解释？

责任编辑 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