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苦难的真实书写与现实关怀

2016-05-14张雨晴

雨花·下半月 2016年5期

关键词：教师

张雨晴

不得不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下中国，城市始终处于跃进式的发展状态中。而乡村，在二元化的城乡体制下依旧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不少作家关注到了中国乡村与乡村中的人，将其作为表现与描摹的对象。纵观这些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中国乡村的苦难从未消减。大量生活在乡村或走进城市的乡村人，也是以一种城市人难以想象的姿态进入当代作家的创作视野的。这些作品局部地将当下中国乡村的侧影和悲苦生活展现在读者眼前，同时也将中国乡村存在的若干问题集中呈现出来。

一、被抛弃的乡村教师

乡村教育问题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得到持续关注。

在主流政治话语中，教育始终被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乡村教育问题又常被称之为亟需重点关照的对象。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力倡导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承载着一代代乡村人依稀希望的乡村教育却一直是被边缘化、被抛弃的存在。近年来的一些作品对此问题进行了集中展示。

刘醒龙的《凤凰琴》是书写乡村教师命运的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因为“民办教师”的身份得不到与体制内教师相同的待遇，极度清贫和毫无保障的生活已成常态，所有的人都希望通过“转正”来改变凄苦的生存状态，而为了争取少得可怜的“转正”名额，一个个悲剧不断在乡村上演。秦岭的《绣花鞋垫》同样以民办教师作为书写对象。在小说中，乡村教师渴望“转正”，渴望通过转正然后恋爱、组建正常的家庭，但这样的基本诉求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赵祖国在课堂上对学生喊出“我要转正，我要转正啊！”“我要老婆，我要老婆啊！”这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呐喊，成为乡村教师凄惨生活现状的真实注脚和客观写照。

在“乡村教师题材”小说的描写中，教师命运的不幸往往又与乡村教育环境的恶劣交织在一起。在王新军的《一头花奶牛》中，平山小学的教师王方林向教委申请教学物资，得到的却是一头举办活动赞助来的花奶牛，学校的日常运转开支于是只能靠卖牛奶来维持。曹延标的《两个人的学校》中的五百弓小学只有师生二人，在唯一的学生毕业后，学校也不复存在。在鲍十的《纪念》中，教育主管部门不负责新校舍修建的经费，只能依靠本就收入不多的村民募捐。在余达忠的《李原的夜晚》中，杨秀花失学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乡村文化传统中排斥知识和女性的陈旧观念，但村长所说“地罗山不读书的娃娃多的是”，“上面哪个有心思来管，一个娃娃不读书算什么”，又为乡村孩子的失学原因做出了另一层面的阐释。

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小学，无不处于极度困窘的艰难维系状态之中。农村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艰难、物质资源匮乏，这一切显而易见但却始终被漠视。并且，本需政府承担的乡村学校建设费用、教学投资，“基本是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投资”，而所谓的义务教育，已经“异化为农村孩子有义务去上学，农村家长有义务交学费，与国家无关”①的事实，这样的现实恰恰与“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形成鲜明对比和反讽。

显然，处于艰难生活境况之中的乡村教师遭遇的种种不幸，是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使然。而令人心酸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明显的社会问题，却有那么多作家和评论家乐于从道德化的角度出发，去颂扬乡村教师的隐忍与坚韧，歌颂他们的默默无闻、甘于奉献，鼓舞他们继续为之奉献青春和生命，这样的行为不得不说是一种冷血的虚假关怀，那种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主流政治涂脂抹粉、粉饰太平的文化动机昭然若揭。

二、悲情的“农民工”

“农民工”问题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同样得到了广泛关注。

进城务工者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个庞大的人群却始终以弱势群体的姿态存在着，“农民工”这个“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②的称谓已经暗示了他们的生存处境，而他们也正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形象进入文学创作之中。近年来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将“农民工”的苦难写进文学作品中，将他们的不幸命运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李师江的《廊桥遗梦之民工版》中，工程队修建跨海大桥不惜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社会主义中的个体生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视若草芥。在王祥夫的《端午》中，端午节之际，工地上的人们热切盼望能吃到炖在锅里的鸡肉，但在开饭时，鸡肉都送给了工地上的队长，剩下的只是一些鸡骨头。在许春樵的《不许抢劫》中，杨树根等农民作为吃苦耐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被雇用，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但工资却被一再拖欠，虽然最终索回欠薪，但杨树根却因讨薪行为“不合法”而被逮捕。阎连科的《柳乡长》以“寓言化”③的隐喻写法将进城务工的农民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书写出来：乡村中的青年男女被逼进城市，在外力与现实的双重逼迫下，不得不以出卖身体和精神的残酷方式换取乡村的繁荣与发展，而这一切看上去竟然那么合情合理。

在这些小说中，“农民工”都是作为被侵害与被歧视的群体出现的：他们从事最辛苦的工作换来的是最微薄的工资；他们迫于生计来到城市，却得不到与城市人相同的待遇；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反而时时受到侵害。很难设想在一个号称最理想的社会中会存在着如此极度不公平的现象，而那些被损害的“农民工”们，除了选择承受痛苦之外，却别无他法。有评论者说，这种苦难的叙述背后实际上隐藏了当下中国农民工的现实命运，“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急遽转型的历史逻辑链条上，他们不幸成为两种文化间的历史‘中间物；在中国大陆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中，他们不幸成为‘双重边缘人；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阶层分化甚或阶级分化中，他们不幸是被再次压进社会底层的‘沉默群体”。④

不仅如此，这些默然忍受不公平对待、只为能在城市中勉强生存下去的被压迫阶级，事实上始终都未曾被享有特权的城市所接受。在王十月的《烂尾楼》中，主人公所处的烂尾楼中居住的“三无人员”曾在夜半之时被治安队搜查，并因没有“城市户籍”而遭到逮捕。在王兴华的《城市流民》中，生活极度困难的李老头因为“违章”卖菜被保安愤怒殴打，被城管强行拆摊。在孙惠芬的《民工》中，作者对鞠福生的心理活动也有过这样的描写：“他最想告诉庄稼的，还是他的暂住证，暂住证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城市人的户口，你只要有了它，就可以像城里人那样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逛了。”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将城市对“农民工”的拒斥悲情地刻画出来，正如小说所言：“城市真是一个魔鬼，它连你的灵魂、你的血液、你的骨髓也能悄悄换去，但它换去你的灵魂、你的血液和骨髓之后他又不接纳你，你是乡村的叛逆是城市的弃儿呵。”

从作品中不难看出，城市根本没有通过合理的途径去接纳这些进城打工者，而这正是“农民工”屡遭侵害与歧视的根源所在。有学者曾这样阐释道，在二元化城乡制度下的中国农民，早已成为相对于城市人来讲的“二等公民”，“他们在名义上是共和国公民，但是种种非国民待遇”却使他们“成为‘半共和国人”⑤。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国家的保障，在某些情况下“还要被某些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⑥他们被户籍制度“合法”地排斥于城市之外，从而失去了自由选择居留地与生存方式的权利。显而易见，“将农民世世代代捆绑在土地上，认为乡村田园才是农民唯一归宿的看法，不仅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意识，也是对广大农民的不公甚至是歧视。农民能否自由地行走和自由地谋生于社会，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尺度”。⑦但是，现实的残酷在于，这一切从不曾得到重视和解决，而且眼下正在变换着花样继续上演着。

三、最是留守儿童苦

与进入城市的庞大打工群体同时产生的是乡村留守儿童群体。乡村青壮年进城务工，他们的孩子不得不被留在家乡，成为中国乡村之中的另一类弱势人群。留守儿童的苦难世界在近年来的小说中同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呈现。

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毕飞宇在《哺乳期的女人》中写道：从小就未曾吃过母乳的旺旺，出于本能地对处于哺乳期的惠嫂的乳房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迷恋，母爱缺失在一瞬间转化为变态的恋母情结。在齐建水的《笨狗》中，缺少父母关爱的庄大旺与小狗为伴来排遣寂寞，以逃学上网来摆脱空虚，当被伤害的心灵一再受到外界刺激时，他愤怒地将小狗砍死以发泄自己的情感。在吴君的《幸福地图》中，自幼缺乏呵护与关爱的阿吉很少得到亲人的体贴，只能从阿叔身上汲取温暖，她在孤独与寂寞中过早地体会到人情冷暖，变得敏感、沉默、自我封闭。

父母的陪伴对于成长期的儿童来说弥足珍贵，但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却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求。因为得不到本应有的关爱与呵护，孩子们大多都在孤独与寂寞中成长，无法获得父母的关爱与帮助，难以自己排解内心的痛苦与忧郁。只能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宣泄情感，很容易产生一系列心理疾病。再加之，肮脏的现实社会现实使他们不时地陷入生存困境之中，生活、教育、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更加剧了留守儿童和农民家庭的困境和社会问题。亲眼目睹或想象着大陆中国的留守孩童们过早地尝尽了人间悲苦，实在是令人痛心不已。虽然社会上也不乏关注留守儿童的呼声，但因为制度层面的失职和不作为，这一问题事实上不但从未得到有效治理，反而愈演愈烈。

此外，留守儿童同样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双重边缘人”。在蒋谷崎的《小丫》中，身处乡间的小丫承受着繁重的课业与生活负担，最终不堪承受命运之沉痛而过早去世。在采风的《讨债》中，留守乡村的翠儿要照顾生病的母亲，要贩卖馒头赚取生活费用，拮据的经济状况使年纪尚小的她不得不肩负起家庭重担。在邢庆杰的《徒步走进城市的乡村男孩》中，已经没有了妈妈的郝明明独自进城去寻找打工的爸爸，在城市中遭遇到各种危机，感受到人情冷漠与世态炎凉，始终处于寻找状态之中却难以找到归宿。在舒辉波的《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中，林国栋进城后同爷爷一起去拾荒，独自去街上卖报纸，又被同龄的孩子带去偷废铁。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内心的渴望也没有人能了解。

留守儿童真正成为被彻底边缘化的一类人群，留在家乡的孩子很大一部分会受到贫穷的困扰和乡村旧有痼疾的侵害，而进入城市，也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孩子相同的权利，难以获得一个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21世纪的中国，当城乡制度仍以“阶级论”和“出身论”为基础，那些名义上的祖国花朵的命运，却因为出生于城市与乡村而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现实又怎能让人相信那些宣传语具有正能量？留守儿童的诸多问题的背后，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是整个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无论是正忙于领导人民大众建设人间天堂的公权力者，还是那些经常被誉为创造历史的急于奔小康的底层民众，都不肯“慢些走，等等灵魂”。人世间是否存在轮回报应，唯物论者们当然有自己确信的答案，但是当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大陆中国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达十余万起时，当大陆中国人都在谴责暴徒袭击幼儿园、搞恐怖的自杀式爆炸生存于动荡社会中时，是否会想起那些孤立无助、缺少关爱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已经拥有了报复社会的能量和畸形变态的心理。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四、关怀与反思不能止步于表面

客观地说，这些以乡村现状为书写对象的中短篇小说，为读者呈现出了当下中国乡村不为人知的一面，将乡村的贫穷、困顿，乡村人的不幸与艰难描绘出来。作家选择这样的题材进行书写，显然体现出他们关注现实、底层、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对当下呈现出浮躁与空虚状态的文学界来说至关重要，它表现为“对人间苦难的敏感，对时代的人性状况的关注，对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更合理的探求，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问”，“意味着对人类生存的一些最深层也最基本的问题的关心，意味着对人间邪恶的忧虑、愤慨和对人间正义的呼唤、渴求”。⑧这是值得赞同的一面。

不过，尽管作家们关注到了以乡村教师、农民工、留守儿童等人群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书写乡村底层人物命运的小说，仍旧缺乏深度与力度，也未能准确地捕捉到中国乡村的真正问题所在，正如有学者所言：“到目前为止，在乡村教师这一题材中，还没有一部因为精到的艺术水准、深厚的思想内涵而成为文学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中国当下小说家在关注现实、反思历史等方面力所不逮。或者说，如果中国作家可以站在一个更常识、更高远、更人性、更具普世情怀和反思能力的视角，对乡村教师、乡土中国的生活境况和命运遭际，有一个更为深切、透彻、博大和强健的观照和书写，那么，当下中国文学将不再是一个表面繁荣，内里空虚、乏味甚至变态到自鸣得意的情形。”⑨这其中的问题多多，或者正如王小波所说：“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⑩缺乏对强者的冒犯和反抗意识，是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最大病症所在。事实上，包括乡村教师、“农民工”、留守儿童在内的中国底层民众的运命，仅仅停留在表面是不够的，“‘底层命运只有放在当代社会历史变迁中，才可以摆脱顾影自怜和伤感愤怒，进入到现实批判和思想史融合的层面”。11而对当下中国的考察，更是“不能局限于原有的乡土概念，不能沉溺于旧有的乡土经验……不能不与中国社会的变动建立联系”12。

最后要说的是，在大陆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制度下，乡村已经被边缘化，农民遭受了极大的歧视与不公平对待，不少作家为此发出了“城市文明强暴了乡村，使原有的平静不复存在”13的感慨，也有学者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牺牲一两辈人的利益也是必然的”14。显然，诸如此类的看法体现出大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和变态的价值观念。那么，真是现代化以及城市文明强暴了乡村文明吗？或者说，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制度层面的设计漏洞必然要由农民来买单吗？这些特别国情下的荒腔走板，真是可笑至极。因为相反的例证早已摆在那里，即已经步入现代化的欧美文明国家和社会，并不曾存在大陆中国的问题。说到底，中国的问题还在于中国自身。

注释：

①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285页。

②李新宇：《为一个新兴阶层留影》，《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5页。

③何锡章，鲁红霞：《“乡下人进城”母题的文化解读———以〈柳乡长〉为例》，《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④李兴阳，丁帆：《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天府新论》，2013年第3期。

⑤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11月第1版，第288页。

⑥秦晖：《城市新贫民的居住权问题———如何看待“棚户区”“违章建筑”“城中村”和“廉租房”》，《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期。

⑦李运抟：《现代田园的骚动与书写———近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走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⑧王彬彬：《才华与情怀》，《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299页。

⑨商昌宝、王珊珊：《那一曲曲唱不尽的悲歌与赞歌———乡村教师题材中短篇小说论》，《凤凰琴———小说视界中的乡村教师·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11页。

⑩王小波：《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王小波全集》第二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84页。

11刘卫东：《“底层文学”向何处去？》，《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