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起始，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还要有余。在如此漫长的一个时段内，倘要寻找一个恰当的语词来涵盖整个时代，“现代性”恐怕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备选语词之一。虽然“现代性”这一语词的正式“登堂入室”还要滞后许多时间，但现在看起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实际上正可被视为“现代性”在中国初始发生的标志。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叫做“现代性”的简直如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就游荡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始终不曾退场。不仅未曾退场，到了“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晚近的市场经济时代，“现代性”对于中国的笼罩性影响，就更是显得有些变本加厉了。“现代性”最根本的一个特征，就是强势推进所谓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于是，以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以现代化的大城市取代传统的乡村世界，便成为了最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根本发展趋势。虽然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某种意义上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力量，但偌大一个中国居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脱胎换骨”，由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农业国家蜕变成为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现代性”这个幽灵所赐的结果。这一方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初公布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在总量上超过农业人口。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内将会是社会发展一个主导型趋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真面对并深入思考乡村世界的社会现实以及未来出路究竟何在的问题。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乡村世界的日渐颓靡与衰败，已然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在遭受“现代性”强烈冲击的过程中，乡村世界究竟承受着怎样一种沉重异常的转型期痛苦。无论是基本的经济生产模式，还是总体的社会结构，抑或还是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道德伦理，在此一过程中，都发生着诸多无法预料的不可逆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经世世代代生存繁衍于乡村大地上的中国农民，其内在的主体精神世界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之后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扭曲变形。究其实质，晚近一个时期以来的中国乡村世界，正遭遇并酝酿发生着某种意义上一种可谓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怎么说，乡村世界这一意义绝然重大的根本变局，都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研究者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大变局做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深入观察与分析。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作家身影的存在。以文学这样一种特有的形式密切关注“现代性”冲击下乡村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历史变迁，真切记录广大中国农民在历史转型期所经历的心灵变化，乃是作为精神意识形态之一种的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但遗憾之处在于，伴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我们的作家也都非常迅速地实现着关注视野的转换，“与时俱进”地把自己的关注视野由乡村转向了城市。放眼当下文坛，除了一些年长的作家还坚持着文学对于乡村世界的艺术守望之外，更年轻的作家们差不多都已经伴随着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而“进城”了。尽管说现时代小说创作思想艺术高端成就的体现者大多还是属于乡村题材，但倘若仅仅从数量上看，则城市题材小说显然存在着已经超过乡村题材的可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受到城市化进程强劲影响的缘故，另一方面，则与作家真切的生活体验状况密切相关。惟其因为年轻的70后或者80后作家越来越丧失着乡村生存经验，所以他们写作题材的由乡村而转向城市，就是一种必然的事情。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是，尽管说在“现代性”的困扰与导引下，乡村世界的颓靡衰微确实无法避免，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乡村世界尽可以颓靡衰微，尽可以空洞化，但它的彻底消失却也是绝无可能的一件事情。既然乡村世界不仅不可能消失，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对处于“现代性”困扰下的乡村世界进行深入的艺术书写与表现，就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充分认识到当下中国文坛明显存在着题材选择上的缺憾，所以《当代》杂志的编辑才会对贵州70后女作家王华的小说写作予以特别的关注与评价：“多年前，《当代》有张炜先生的《古船》，有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都是中国乡村巨变的疼痛经典。后来，有贾平凹先生的《古炉》《带灯》《老生》等，延续了《当代》的中国乡村脉络。这都是《当代》的幸运。所以，我们一直对乡村新作抱有更多的期待，尤其关于巨变中的当下中国乡村疼痛。可惜，农民进城，作家也进城了。有乡村热情的不少，熟悉当下乡村疼痛的不多，能够写得真切疼痛的更不多。王华2005年有长篇《桥溪庄》，2006儺年有长篇《赐》，都写当下乡村，也都获得《当代》读者喜欢。只是疼是疼了痛是痛了，却还不够透彻。13年的长篇《花河》，其疼痛就有些惊艳了。这部《花村》，依然是中国乡村疼痛，也更当下了，真心期待能如《花河》一般‘切肤。也真心期待王华这一系列成果能够启发更多作家给《当代》以乡村支持。”①这段责编手记中，敏感的《当代》编辑的值得肯定处，在于紧紧地抓住了“巨变”与“疼痛”两个语词。自打“现代性”（千万请注意，所谓的现代“革命”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降临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之后，乡村世界可谓屡经各种面目不同的“巨变”。传统宗法制的被打破是巨变，土改是巨变，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巨变，包产到户亦属“巨变”。套用周立波作品的标题来说，就可以被叫做“山乡巨变”。有了这些“巨变”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震荡，乡村世界固有的稳定性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社会与文化秩序的一再被打破，所造成的，自然也就是乡村世界一次又一次的真切疼痛。也才有了诸如《古船》《白鹿原》《古炉》《带灯》《老生》等一系列经典性乡村小说作品在新时期以来的渐次生成。相比较而言，1990年代初中期首开其端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速度的急遽加快），给乡村世界所带来的，更是一种根本性的震荡与巨变。此前的那些“巨变”，仅仅意味着既往社会与文化秩序的被打破，而当下时代正处于激烈演变进程之中的这一次“巨变”，却意味着乡村世界本身的颓靡与衰微，意味着它的根本性失败与崩溃。在这个意义层面上，这一次“巨变”就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内在疼痛感的强烈程度最起码不弱于此前的任何一次。如此空前激烈的一次“巨变”，带来的疼痛感当然会惨烈异常，痛彻心扉。也正因此，以小说尤其是体量巨大的长篇小说形式来真切地书写记录这“巨变”带来的强烈疼痛，毫无疑问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王华这部《花村》（载《当代》杂志2015年第2期）的思想艺术成就究竟是否已经达到了与上述乡村小说名作相提并论的地步，我们姑且存而不论，但最起码，年轻女作家对于乡村世界“巨变”中“疼痛”的感受殊为真切，书写姿态也是特别诚恳的。有了这种真切与诚恳做保证，其作品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可信度与艺术说服力。

开端于1990年代初中期的市场经济，给乡村世界造成的最根本冲击，便是有很多农民兄弟被迫离开土地，背井离乡地进入城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打工一族。地处偏僻的花村，自然也不例外：“1992年的春天，花河的年轻男人开始大量涌向城市。每天一趟通往县城的班车，被他们挤得密不透风。命中注定，其中也会有我们花村的年轻男人们。”然而，同样是对于市场经济时代“现代性”困扰下乡村世界的关注表现，王华的“花村”故事书写，却与那些流行的书写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作家的笔触并没有追随进城农民的步伐，去描写那些打工者进入现代化大都市之后的种种悲喜交加的命运遭际，另一方面，她的笔触虽然说也一样关注着乡村世界被迫的留守者，但与那些更多地描写展示留守老人或留守儿童艰难生存困境的流行范式有所不同，王华把自己的艺术聚焦点集中到了乡村女性悲剧性命运的书写上。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形而下地真切描摹展示乡村女性精神疼痛的同时，作家更把自己的艺术思考延伸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对乡村女性的精神出口究竟何在的根本问题做更进一步地深入探寻。但是，我们对乡村女性的关注分析，却不能不从那些进城打工的男人们开始。花村的男人们之所以要结伴进城，是因为他们知道“农民进城可以大把大把挣钱”。尽管“由于生得偏僻，我们对于大好形势的反应，总是慢上那么半拍。但我们从来都不消极，我们总是认为只要努力一点，就能把落后的那半拍赶上”。必须承认，一开始进城打工的时候，花村的男人们的确如愿以偿地挣到了钱，品尝到了城市生活的甜头。男人们进城打工的第一年，花村响应政府号召种烤烟大丰收，乡长鲁大千本来“希望过年男人们回来就被留下，留下种烤烟。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个愿望很快就成了泡影，原因是男人们从城里带回的钱更多”。既然在城里带回了比种田更多的钱，那花村男人们过年后的继续返城打工，也就是一种合乎常情常理的必然选择。等到第二年的年底，情况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进城打工的花村男人们首次遭遇包工头拖薪的状况：“他们赶上拖薪的形势了，干到一年到头，包工头只给他们一半儿的工钱。”另一半儿呢？按包工头的说法，他得把它们扣下来，以保证这些农民工来年还跟着给他干活。既然如此，为了把另一半儿工资拿回家，过年之后，花村的男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城打工的征途。没承想，到了又一年的年底，这些打工者的境况反而愈加糟糕了：“他们的境况不如以前了，现在涌进城里的农民工多得像山上的草，谁先进城谁就有活干，进晚了，就找不到活干了。”既然变成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那包工头克扣农民工工钱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不管你有没有意见，你要是不心痛那一半工钱，又不想有活干了，你爱去哪里到哪里去。”即使遭受如此一种公开的欺辱，花村的男人们却还是一样要坚持进城去打工。到最后，即使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生活每况愈下地变得越来越糟糕，即使他们在很多时候已经是无偿干活连一半儿的工资也拿不到手，他们也仍然要坚持一定要进城去：“能拯救他们的唯一办法还是进城。虽说进城已经成了令他们害怕揪心的词汇。虽说将他们的抱负再寄予进城已经显得很可笑很愚蠢了，但你难道要让他们一群年轻轻的大男人守着家里一亩三分地混日子吗？你难道想让他们从此颓靡至死吗？”“更何况，他们真的已经喜欢上城市了。尽管它看上去很凶险。”一开始，花村的男人们还会坚持在年底回村过年，到这时候，他们干脆都不打算回来过年了：“原因也不再那么单一，有的是看上了过年期间加倍的工钱，有的是要赶工期，有的是想趁过年期间跳槽等等。”“还有一个变化不知不觉就习惯了：他们不在一起了，他们不再像一个人一样抱成一团儿了，他们对城市已经足够熟悉了。”人都说男人离不开女人，但到了《花村》中，对那些已经有过进城打工经历的花村男人们来说，城市的重要性居然超过了女人：“那个夜晚，花村没有一个女人相信男人的豪言壮语。她们能够相信的是，那个该死的城市，像个花枝招展的婊子，把她们的男人勾魂了。”“那个夜晚，花村没有一个女人用寻死觅活挽留她们的男人，她们知道没用，她们知道和城市相比，她们不堪一击。”

这里，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是，既然曾经极度陌生的城市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地伤害着包括花村的男人们在内的其实仍然相当淳朴的农民工，那么，这些被损害被侮辱者却又究竟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城市重返乡村大地呢？关键还在于，为了城市，他们甚至舍得下乡村里自己贴心贴肺的女人。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到城市的基本属性及其特质中去寻找。按照维基百科的界定，所谓“城市”，是人口相对较为稠密，工商业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等机能分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的行政管辖功能可能涉及较其本身更广泛的区域。城市中有楼房、街道和公园等基础建设。一般来说，城市会有相对完善的公共卫生设备、公用事业、土地规划、住宅及运输系统。密集的开发方便人们的互动，也便于商业活动的进行。“城市———一个漩涡、一个强有力的机制———确实是一个奇迹。它将商业、法律、医疗、教育等各种力量汇聚在一起；它赐给我们大学、图书馆、纪念馆、剧院、饭店、体育馆和公园等辉煌成就。”②尽管说早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有城乡差别存在，但很显然，到了“现代性”得以发生并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各方面功能愈益健全的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世界之间的文明差异，较之于古代呈日益扩大的趋势。正因为现代城市属于更高一层级的社会文明形态，那些来自于花村的男人们，不仅能够在其中享受各种乡村世界中根本就难以想象的生活便利，而且也充分地体验到了城市文化形态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所以，虽然他们在进入城市后曾经遭受各种难以想象的伤害与侮辱以至于遍体鳞伤（这方面，最极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等开发为了得到工头允诺的三十万元钱，居然跳楼身亡），但他们却依然对城市情有独钟，依然不管不顾地“要进城去”。很大程度上，花村男人们的“进城”，极类似于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所罗门的瓶子一旦被打开，魔鬼的被释放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魔鬼，一旦被释放出来，要想让它再乖顺地退缩回瓶子里，就显然是毫无可能的事情。无论是从大的角度来看“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抑或还是从小的角度来看花村男人们的“进城”，皆可以将之比附为魔鬼从所罗门瓶子里的被释放。放眼当下时代世界与中国所酝酿发生的种种变化，究其根本，皆是拜这个“现代性”幽灵所赐的结果。即使是如同花村男人们义无反顾的进城打工举动，倘若细致地爬梳一下，其实也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乃是“现代性”所导致的一种必然后果。

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是，既然花村的年轻男人们都进了城，那花村的女人们又该怎么办呢？王华《花村》的根本叙事逻辑，正建立在如此一种思考追问的基础之上。花村是一个与“花”与女性有着密切关联的村庄：“花村以花为名，花村女人也以花为名。花村娶一媳妇添一姑娘，都要在房前屋后栽一棵花树。娶一‘桃花，就种桃树。添一‘橙子，就种橙子树。”既然以“花”为名，于是，活跃在这部《花村》中的那些乡村女性，也“就是名副其实的栀子百合映山红了”。也因此，花村差不多就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女性的村庄。一开始，这些以花为名的花村女人们都还因男人们的进城打工而感觉新鲜，而有所兴奋。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她们送男人乘车进城时的郑重其事，表现为她们一种强烈的期待心理：“齐刷刷走掉了二十多个男人，村子就空了许多。但这种空带来的希望却把人心填得满满的。就像一村子花谢以后，留下的那种空寂里，其实充满着果子孕育时的清香一样。”但很快地，因为男人们的离开而带来的各种困扰就降临到了花村女人们身上。这困扰，首先来自于外在的社会层面，也即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烟苗栽上了，就得跟着追肥。张大河那腰暂时还无法承受担子，挑粪的就只能是栀子，张久久没进城之前，栀子的肩头从来没接触过扁担，这一下，它便显出一个农村女人不该有的娇气来。挑了一个上午，栀子的肩头就破了。”但是，与后来被迫打水田（即犁田插秧）的艰苦危险程度相比较，挑担追肥就只能够被看做是“小巫见大巫”了。“当女人们不得不卷起裤腿，把腿伸进冰冷的水田的时候，才突然发现种烤烟的另一个好处。女人天生就怕冷，把腿伸进水田的时候全都‘啊啊叫唤。叫完了还要打上一阵寒战，才能完全进入状态。那一阵儿，我们花河女人的嘴唇全都是深紫色，像统一了颜色的口红。”必须冒着水田的寒冷去打水田也还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女人的打水田还极有可能罹患可怕的钩端螺旋体病：“病魔的嘴脸就有些清晰了，它看上去是专冲年轻媳妇来的。媳妇们都怕下水田了，因为这个时候医生们又说，并不一定要碰上老鼠，只要碰上了被老鼠污染了的水，恰好你的抵抗力又处于最弱的时候，你就很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呢？严重者甚至可以因此而彻底丧命。

诸如劳动力的极度匮乏这样一些来自于外在社会层面的困扰，固然严重影响着留守乡村世界的花村女人们的日常生活，但相比较而言，更严重的困扰却来自于这些乡村女性的精神世界内部。此处必须加以辨明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精神世界，带有很明显的抽象意味，要想在小说作品中透视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须得寻找到恰切的象征喻体。在《花村》中，王华借以切入这些乡村女性精神世界的象征喻体，乃是她们强烈的情感焦虑或者性焦虑问题。之所以要聚焦情感焦虑或者性焦虑的问题，关键原因在于，“我们花村早婚早育是普遍现象，即使新社会要求晚婚晚育，也阻挡不了我们十八岁就嫁人，十九岁就娶媳妇儿。所以，那些手上牵着小孩子的，实际上她们也还是个孩子。那些诸如百合栀子一样的，孩子都大了的，她们也不过才当如狼似虎的年龄。”对于那些既有强烈的情感需求，也有强烈的性需求，尚处于“如狼似虎”的青壮年阶段的花村女人们来说，进城打工的丈夫一去经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春节前后才有极短暂的相聚时间，其情感焦虑或者性焦虑的产生，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率先敏感地触碰到这一焦点问题的花村女性，乃是李子。李子的第一任丈夫名叫王果，是小说女主人公栀子的哥。“王果刚进城那两年，李子在家遇上大事儿小事儿都会打电话跟他商量，一开始王果也认真拿主意，但后来就不耐烦了，就总说：‘你不会自己拿主意吗？怎么啥事儿都来问我呢？”由原来的“认真拿主意”到后来的“不耐烦”，说明进城后的王果对李子的感情，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着某种从浓到淡由有到无的变化。她之所以会和木匠等开发偷情并最终结为夫妻，正是因为王果长期不在家，而等开发却可以呆在花村与自己长相厮守。然而，等到李子终于下定决心与王果分手并与等开发结合之后，等开发却又决定追随大流进城打工去了：“他这里热情似火。李子却等于掉进了凉水井。她要跟王果离婚原本就是因为王果一直在城里，她够不着她寂寞她守着活寡。她看好等开发要嫁给他正是因为等开发是个木匠，看上去大可不必进城。但她刚嫁了他，他就要进城了。”正是等开发的进城，让李子再度感觉到了黑夜的茫茫无际：“而李子看到的未来却不同，她看见的未来有着一个相当长的长度，一个无尽的长度。她看到的不是等开发年底还会回来，她看到的是‘等开发又进城了，是‘等开发还是进城了，是这一个‘太阳和那一个‘太阳一样，还是要落下去。而她要的，是一辈子的白昼，是一辈子的阳光灿烂。她害怕黑夜，害怕没有太阳的冷清和黑暗。而等开发进城，她的今后就只能是漫长的黑夜了。”某种意义上，李子这一形象在《花村》中隐隐然扮演着女性先知的角色。正是她，依凭着个人一己的真切体验，准确地预言了花村留守女人们的未来命运：“李子原先只看明白了王果，看明白了男人们进城后的将来（即使花村这些男人的‘将来才刚刚开始，她认为她也看得见），现在她还看明白了她们这帮留守女人的将来。”

对于花村那些以“花”为名的女人们来说，李子的预言的确称得上是“一语成谶”。栀子、百合、映山红她们一众花村女人所遭逢的精神境遇，正是如李子所言情感与性的漫漫黑夜。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乃是小说的女主人公栀子。栀子的丈夫张久久临进城前，给她留下了满满的一罐头瓶硬币，让她数着这个消磨时间。但没有生命力的硬币却根本就敌不过内心强烈的情感与性的需求。这不，仅只是儿子张哥儿晚上手淫造成的床响，就让她无论如何都骚动不安了：“她原本数着硬币就能心静，可他的床响，让空床带来的寂寞和空落感明显变大了，变得即使日新月异的未来也填不满了。他让她想张久久了，想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更实质性的需求了。这种恼火原本使她恨上了张哥儿的床，怕它太响了。但张大河修了之后，她又恨它不响了。她要是不响了，她就得去寻思它为什么不响了，她就得花时间去期待它响起来。而当它真正再一次响起来，她又觉得太刺耳了。”事实上，这哪里又只是张哥儿的床响呢，这简直就是栀子那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在拼力叫喊拼力地“响”。栀子毫无疑问是一位情感需求内敛但却强烈的乡村女性，但真正称得上是多情总被无情恼，就是如此一位女性，却不幸遭遇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情感荒与性荒。其丈夫张久久，因在城市不慎感染梅毒而数年不曾返回花村。情感与性被撂荒很久的栀子，其内心世界情感与性焦虑的强烈程度自然可想而知：“那二两烈酒带给她的感觉的确很好。那些经不起酒精麻醉的思想一醉就倒下了，只单单剩下个别嗜酒的，它们可能因为酒精的刺激会变得更加兴奋。但这时候栀子已经醉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她在一种浮浮沉沉的感觉中向着睡眠张望，就把另一种东西错看成了睡眠的模样。她积极地靠近，深入，越来越深入了，却突然被一阵床响惊醒。她打起精神仔细倾听，却又只听到一耳朵的寂静。等她放松下来，‘吱吱呀呀的响声又起来了。这一回，她才猛然意识到这声响可能跟自己有关，她的双手被她夹在两腿间，她正捧着一手心的湿。就陡然间就醒了。醉意变成一个冷噤被她抖落到地上。”明明是要借酒消愁，但在酒醉之后，一直处于潜伏状态的无意识却也恰好获得了宣泄的孔道与路径。以性为鲜明表征的栀子内心深处的精神疼痛，因此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王华关于栀子的这一段描写，完全当得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做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但令她难受的黑夜该来还是来了。那时候，她有了一个独立的房间。在这个独立的空间里，没有什么威胁到你的尊严，你尽可以把自己裸露，甚至剖开。肉欲看上去就在皮肤下面，但实际上藏得很深，仅仅撕开皮肤你并不能把它找到，你向下一寸半寸同样抓不住它。它在你的肉体最深处生着根，枝叶贯通你的全身，贯通整个的你……栀子最后像个被电死的尸体一样蜷成一团儿。”在这里，王华以极其鲜活形象的语言把栀子的性焦虑，把她那既难以言说又无以排解的精神疼痛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既然存在着如此强烈到难以遏制程度的情感与性的焦虑，那这焦虑究竟怎样才能够获得有效的缓释呢？换而言之，花村女人们如同栀子这般的精神疼痛问题，到底依凭怎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得到相应的解决呢？小说中，王华曾经尝试着给出各种不同的解决路径。首先，是政府。政府的化身，在文本中就是那位先为乡长后来被提升为副县长的鲁大千。鲁大千的最早出现，是强制性地要求花村村民必须铲掉麦子种烤烟。虽然说第一年种烤烟歪打正着地获得大丰收，给农民增加了一些收入，但好景不长，没有过了两年，花村村民种出的烤烟就被烟草公司拒收了。此种情形的出现，就说明政府类似于种烤烟这样的农民耕种规划，实质上不过是不负责任的乱弹琴。但与种烤烟相比较，鲁大千的更引人注目处却在于对乡村留守女人的性骚扰。鲁大千首先瞄准的对象，是栀子：“张大河出了门，鲁大千就进屋去搂栀子。”没想到，他的行为却遭到了栀子的严词拒绝：“栀子就告诉他：肉想了没用，要心也想才行。”百般尴尬的鲁大千只好“打着哈哈说，他对乡亲和女人都有感情，难道她对政府没感情？”在又一次被栀子拒绝后，鲁大千的目标便转移到了映山红身上。与栀子相比较，映山红显然要更容易得手一些，尤其是在映山红也喝酒之后：“他说政府有义务让所有的土地都不荒。他说到政府，映山红又忍不住笑了。”“映山红这一笑，鲁大千就知道他成了，这个花村妇女和那个花村妇女不一样。”问题在于，得手两次之后的鲁大千，丝毫也不考虑映山红的感受，突然就弃映山红于不管不顾了。本来如同色狼一般的鲁大千之所以会如此，乃因为他升到县里做了副县长。对情感与性均处于极度焦虑状态的乡村女性，只管不负责任地骚扰，事后却放任地撒手而去。鲁大千的此种打劫行径，只能让映山红倍感失望：“他说过他是活菩萨哩，我还以为他真是。”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来说，映山红对鲁大千的失望，也就意味着是对政府的失望。这就充分说明，政府在乡村女性精神疼痛问题的解决上根本无所作为。

政府没希望，作家王华的视点便转移到了那些同样留守在花村的公公级男人以及“傻子”部落身上。所谓公公级男人，用现在的年龄层级划分来说，其实指的是那些留守花村的中年男人。因为花村人普遍地早婚早孕，所以，虽然已经是公公级的男人，但实际上却不算老：“打完了自家的，公公们也累。但看有这么多媳妇需要他们，他们又不累了。他们像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还不算老，其实还可以活出壮汉的形象来。本来打算歇歇的，媳妇们来请，就又都精神抖擞起来。”在劳动力的层面上充分发挥男性本应有的作用，对于花村的这些公公们来说，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的问题是，在花村女人们的情感与性焦虑亦即她们的精神疼痛这一方面，这些公公级男人会不会也同样有所作为呢？话题是从李柴火和他儿媳之间的闲话开始的。尽管说，“在我们花村，老人公烧儿媳的火是被放到男盗女娼之列来唾弃的，烧火的和被烧的都被当成畜生看的”，但关于他们之间“有一腿”的闲话却还是很快地传播开来。事实上，这个闲话的出现并得以广泛传播，充分反映出处于情感与性双重焦虑状态中的花村女人们一种觊觎公公们的集体潜意识。“有一种情况在悄然发生，像树叶发酵要生出蘑菇的过程一样，女人们开始慢慢放松，那些捆绑在道德和伦理之上的绳结正在崩开。而她们，正在为自己小心翼翼地争取一份宽衣解带后的松活。”在经历了堪称恐怖的钩端螺旋体病的袭扰之后，花村女人们的观念酝酿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变化：“公公不仅仅是公公了，还是她们没有了男人以后最得力的依靠，是她们的保护神。公公的意义在她们这里得到了最大化，她们就下意识地想撕掉那些无形的遮蔽和捆绑，去争取那种最大化的最大化。”观念的转换到后来就落实到了具体的行动上。先是李子和李柴火，然后是百合和自己的叔公李四爷，以及橘子和她自己的公公，他们之间都发生了超越伦常的性关系。这其中，关系最纠结不过的，恐怕就是栀子和她自己的公公张大河。在耳闻目睹了花村女人们与公公之间近乎癫狂的举动之后，不管是栀子，还是张大河，内心世界都经历过一番特别艰难的强烈挣扎。一方面，他们内心中都有着简直不可遏制的对对方的强烈欲求，另一方面，这种强烈欲求却又明显受到了道德伦理观念的强力压制。“她当时昏昏沉沉颠在他的背上，梦见的是自己在花河里随波逐流，托着她的，是一块巨大的木头，一块能给她安全感的木头。所以她一点儿都不惊慌，一点儿都不害怕，她任随那块木头托着她在浪里颠沛，直到她得救……在那个梦的尽头，站在岸上朝她伸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公公张大河……”非常明显，栀子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梦，所真切反映出的，正是她内心深处一种围绕朝夕相处的公公张大河而生出的自我纠结。对于这一点，一贯心直口快的映山红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道破了栀子的内心隐秘：“她说，栀子那么绷那么装，不就因为张大河是公公吗？她说一个女人嫁到男人家，图的是男人疼，肉疼心也疼。她说栀子嫁到张家，就图张家的男人疼。她问，张家的男人哪个好？那个疼栀子？她说张久久那个东西比他爸一个指头都不如。”关键的问题是，不管是那些实际发生了关系的，抑或还是如同栀子这样内心处于纠结状态的，她们内心的“苦”，她们的精神疼痛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积极有效的缓释。由此可见，公公们的存在也不能够解决乡村女性的精神疼痛问题。不仅如此，因了这层乱伦关系的发生，实际上也还引发了乡村世界中一种严重的伦理道德危机。正如同叙述者已经指出过的，在特别看重伦理道德秩序的中国乡村世界，公公与儿媳之间有着非常严格的伦理界限。某种意义上说，撬动了这条伦理界限，就很可能意味着乡村伦理秩序的根本改变。婆婆们之所以视公公与儿媳之间的性关系如洪水猛兽一般，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关键原因还在于，公公张大河们自己，事实上也都深陷在被困扰的泥淖中难以自拔：“在别人抵挡不住的那些夜晚，张大河其实也抵挡不住。只不过他的溃败不是在那些媳妇的家里，而是在自己的床上，在自己床的呻吟声中。”一个自身就已经深陷泥淖中的群体，你又怎么可以指望他们伸出援手去拯救花村的女人们呢！

那么，“傻子”部落就可以被依靠吗？答案恐怕也只能是令人失望的。部落是吉利大娘的次子，他并非那种什么都不懂的纯粹傻瓜：“部落被人认为有点儿傻，但这一点吉利大娘和吉利自己都不认同。在部落自己看来，这根本就是谬论。吉利大娘则认为部落顶多就是有点儿懒。”总归一点就是，在这个每一个人都变得越来越精明势利的时代，部落不仅显得特别实诚，而且还多少有点缺心眼儿。差不多全村人都会歧视部落，唯一真正关心他，从内心里尊重他的，只有栀子一人。部落也曾经有过进城打工的经历，但与花村的其他男人们不同，面对着工钱普遍被拖欠的状况，部落就决定不再进城了：“部落今年没进城。即使等开发照样进城去了，即使吉利大娘撵他了，他也没去。”拒绝进城去的部落，居然从城里莫名其妙地带回了一台VCD，也即影碟机，成天到晚鼓捣着看影碟。影碟的启蒙作用是巨大的，正是借助于影碟机播放的三级片，部落开始“醒事”，“就想升级成男人了”。面对着花村女人们情感与性的双重焦虑，性意识觉醒之后的部落，自然也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这一方面的纠葛，主要还是发生在部落与栀子之间。因为喜欢栀子，性意识觉醒后的部落，首先就想到了栀子。但“那时候的栀子很傻，她的身体她的肉无疑是想的，所以它不拒绝不抵抗。但她的心想不想呢？……但她的心还在犹豫。部落只知道她的肉在想，不知道她的心还在犹豫，就得寸进尺，于是就挨了她一耳光”。栀子尽管拒绝了部落，但部落的行为却把这个已经独守空床数年之久的女人的内心世界彻底搅乱了。到后来，面对部落的又一次进攻，栀子终于屈身就范了：“以后的过程，栀子都没停下说话，她说的就那么一句：‘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呀部落。不停地重复，有时低声，有时高亢，连绵不绝。而部落也不停地重复那句话：‘我是想着你长大的呀栀子！他把那句话当成他的口令他的冲锋号。”虽然这次有了心的介入，但“第二天她就不觉得好了。她去找百合，她对百合说：‘我偷部落了。她说得理直气壮，又不那么理直气壮”。栀子之所以在偷情后依然会觉得不安，会感到很纠结，就充分说明，部落的存在也不可能解决花村女人们的双重焦虑。更何况，栀子与部落的性关系，也还多少带有一些乱伦的意味。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部落的存在，不只是对栀子有意义，而且也还体现在与木子的关系上。木子是百合的女儿，在外打工期间，结识了男友冯曲。冯曲受雇参加强拆队，因与打狗队发生激烈冲突而不幸身亡。冯曲走了，却给木子留下了遗腹子冯直。尤其不幸的是，这冯直一出生竟然就被医生判定为脑瘫儿：“就是说，他无论如何已经不能承担她的任何厚望，他将成为她这辈子名副其实的拖斗。”面对如此一种困境，木子最终作出的毅然选择，就是把孩子留下来并且抚养大，一定要“给他活着的权利”。无论是冯直的出生，还是最后决定留下冯直，都需要有一个名义上的父亲。而在花村，能够承担这个义务的，显然就只有“傻子”部落。

论述至此，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傻子”的部落，到底能不能承担起拯救这个严重堕落中的花村世界的责任呢？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在近期的一些小说作品中，“傻子”已经不止一次被赋予如此一种巨大的责任了。这一方面，另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艾伟的长篇小说《南方》。《南方》中的“傻子”形象是杜天宝。究其根本，艾伟之所以要可以塑造这样一个“傻子”形象，其实是要把拯救世界与人性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南方》是一部在“生与死”的生命过程中对“罪与罚”进行着尖锐的诘问与思考的长篇小说。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究竟怎样才能够获得有效拯救？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艾伟对此一问题确实进行着足够深入的思考，并且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是犯罪作恶者的自我忏悔与救赎，不管是肖长春，还是夏小恽与罗忆苦，其情形均是如此。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他者的拯救与救赎。白痴杜天宝存在的根本价值与意义，就突出地体现在这一方面。假若把《花村》与《南方》不约而同的艺术构思联系在一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我们真的能够依凭部落与杜天宝们拯救这个极度堕落的现实世界吗？在一篇关于《南方》的文章中，我曾经写道：“面对着支离破碎一片凋敝颓败之像的现实世界，西方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获得一种拯救与救赎的根本依托。而中国人，又该怎么办呢？万般无奈之际，艾伟发现了白痴杜天宝。在他把杜天宝作为拯救与救赎的希望的这样一种价值设定背后，不难看出有着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影子的存在。所谓的‘抱残守缺，所谓的‘大智若愚，所谓的‘返璞归真，讲的其实都是这种道理。关键是，尽管我们非常理解艾伟拯救世界与人性救赎的艺术意图，但这个希望真的可以被寄寓在白痴杜天宝身上吗？白痴杜天宝端的能够担得起如此沉重的负担与责任吗？说实在话，我自己对此，很是有些怀疑。”③同样的道理，花村女人们情感与性的双重焦虑，也不可能依靠“傻子”部落获得根本解决。

政府不靠谱，公公们与“傻子”部落也都难以依靠，王华给出的第三种解决路径，就是宗教的力量。宗教的进入花村，与吉利大娘存在着直接关系。吉利大娘一共两个儿子，次子部落被花村人指认为“傻子”，长子等开发虽然与李子偷情并最终结为夫妻，但因为自己常年累月在城里打工回不了家，李子便再度红杏出墙，给他戴上了绿帽子。李子偷情一事，对吉利大娘自然形成了极强烈的刺激：“吉利大娘却气昏了头。”就在她内心世界极度痛苦无解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一个身着土黄色和尚服的女人：“她慈眉善目，老远就竖掌，吟‘阿弥陀佛，说施主这是为啥事难受成这样呢？吉利大娘就把眉头舒展开来，强打精神。于是她又说：‘你和菩萨有缘，今天我就给你解解。”吉利大娘与佛教的结缘，就从这次偶遇开始。等到长子等开发在城里因讨薪而跳楼身亡之后，吉利大娘就找到村长张大河，提出要在花村修个庙：“等开发出事后，吉利大娘就信了那个尼姑的话。这一阵儿，她一直在外面化缘。她在花河上游下游走了个遍，化了五千多块。她看准了龙华寺的旧址。”很快地，一座小庙就出现在了龙华寺的旧址上，“吉利大娘也在慧净的点化下皈依成了居士”。“那以后，初一十五她便吃素，并同时到小庙烧香诵经。”吉利大娘之外，另一个信了佛教的花村女人，居然是她的儿媳，哪位曾经几度偷人的李子。在经历了等开发之死的刺激后，李子开始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无所谓，她变得小心了变得有所畏惧了。她正在考虑是不是也该初一十五吃素，那两个日子她一定会去龙华寺那小庙烧香。”就这样，觉悟者李子成了“花村第一个信了佛菩萨的媳妇”。一方面，是吉利大娘与李子婆媳信了佛教，但另一方面，佛教却也遭到了另外一些花村女人们的强烈质疑：“只是她们依然不会去庙上。‘有啥意思呢？去给那几个木头疙瘩烧香，还不如给你（指张大河）烧炷香呢。”然而，相信肯定也罢，不相信否定也罢，在经历过一场大火的劫难被烧掉之后，一个新龙华寺后来还是再次出现在了花村，吉利大娘婆媳也住进了新龙华寺。问题在于，依靠佛菩萨也即宗教的力量，是否能够帮着花村女人们摆脱她们的精神疼痛呢？请看栀子与李子的一段对话：“她本来有一肚子苦水倒给李子听，看李子一副尼姑装扮，见面就念阿弥陀佛，就知道她和李子，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就不忍心打搅李子的清静。只是忍不住感叹了一句：‘真羡慕你能这么心静。李子摇摇头，说自己不是心静，是心死。说等开发死后，她的心就死了。说只有心死了，才能够心静。”“李子送了栀子一句话：‘你还没有心死。又说：‘你最好不要心死。还说：‘你永远不会心死。”由此可见，李子的皈依佛菩萨，不过是因为她心已死，已经彻底看破风尘。宗教的力量，或者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作用。因此，尽管小说以木子和部落的婚宴举办后去看新龙华寺作结，但严重困扰花村女人们的双重焦虑究竟是否能够凭借宗教力量而得以化解，其实也还是很可疑的一件事情。

就这样，从政府，到公公张大河们，再到“傻子”部落，一直到佛菩萨，作家王华在《花村》中曾经先后尝试过给出各种能够解决“现代性”困扰下中国乡村女性情感与性的双重焦虑也即她们强烈的精神疼痛问题的有效方式。虽然不能说这些方式一点作用都不起，但从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以上任何一种方式都不能使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到小说的结尾处，花村这些可谓受尽双重焦虑困扰的女人们，终于决定要一起离开花村进城了。关键是，这些乡村女性们的精神疼痛是否就能够伴随着她们的进城而彻底消除呢？又或者，这些乡村女性进城之后，是否还会产生出新的精神疼痛来呢？所有这一切，恐怕都需要包括王华在内的中国作家继续对之进行持久深入的艺术关注与思考。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年轻的70后女作家，王华能够在《花村》中把当下时代中国乡村女性的精神疼痛做如此深入骨髓的真切勘探与表现，就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必须得到充分肯定的写作行为。

注释：

①《〈花村〉责编手记》，载《当代》杂志2015年第2期。

②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第3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③王春林《“生与死”中“罪与罚”的尖锐诘问》，待刊稿。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