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上一期封面，四篇文章主题不同，风格相异，各有所长，但都涉及了一些基本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要研究中产阶级，是因为中产阶级的话题涉及了这些基本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理论视角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定义，笔者秉承的是社会学中的现代阶级理论。

1.中产阶级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实在是中产阶级研究的“元问题”。如果人们不清楚中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又怎么能够研究中产阶级呢？所谓中产阶级的问题，顾名思义，是指西方发达社会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中叶发生“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后，管理人员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迅速成长，在劳动力市场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仍然是被雇佣者，但又日益脱离传统的直接体力生产，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对传统的两分阶级结构理论提出了强烈挑战。他们是些什么人？如吴强一文所说，他们的结构位置是什么？不管研究者做出了什么回应，阶级理论的传统都强调阶级是一个结构位置，中产阶级同样也首先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吴强和其他论文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基本问题，特别是吴强的论文，从所谓第三等级开始对中产阶级的形成进行了追溯。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分析和追溯在很多方面缺乏清晰的陈述，例如，基于消费主义解释中产阶级的形成，“生命政治生产”等。对中产阶级形成的分析，直接影响到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认识，例如，有作者提出可以培育中产阶级的心态，政府关注和政策支持中产阶级的成长等，都使人感觉对结构性位置概念的偏离；或者将本属于经济学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概念和社会学的“中产阶级”概念混用，甚至将新、老中产阶级混同在一起，都是基本问题模糊的结果。

2.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在笔者看来，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中产阶级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样一个迅速崛起、成长壮大、在规模上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或阶级），它的历史地位、作用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基本问题。熊易寒的论文在讨论了各种不同的阐释之后提出，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倾向是“情景化”的，在日常世界、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三种特定的情景中，才能理解他们的社会--政治倾向。笔者在过去所写的一篇论及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论文中，也曾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但阐释的角度和框架不同于熊的文章。笔者赞同熊文的分析视角，但认为他的分析框架尚可商榷，最根本的问题是，三个面相如何整合？或中产阶级就没有一个整合的社会--政治倾向，哪怕是相对整合的？米尔斯就认为，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决定了他们不会有整体的政治态度或取向，若如此，如何更好地解释中产阶级在很多国家（社会）变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呢？至少这是值得思考的中产阶级问题。

3.中产阶级的“焦虑”。其实，前两个问题就是笔者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两个元问题。但是，四篇论文大量涉及了当代所谓“中产阶级焦虑”“中产阶级紧张”的话题，所以还要多说几句。中产阶级焦虑的问题本质上是前两个问题的引申，因为它们是和中产阶级的地位与倾向相联系。正是因为前两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笔者认为关于中产阶级焦虑的分析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果存在中产阶级的焦虑的话，焦虑是什么，来自何方？四篇论文大致都认为中产阶级的焦虑是来自职业和生活的安全或压力，且不论所有的中下层都会有这样的焦虑，至少这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如果是基于社会学的阶级视角，那么，文章作者们所提出的，例如，中产阶级通常寻求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中产阶级在参与政府决策中的弱势地位等等，就都蕴含着其他的理论潜能，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轻易或不经意地就下了另一个判断：他们作为经济社会转型的获益者也倾向于维护政治稳定。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张仁豪：关于中产阶级的私性不敢苟同，现在的中产人均收入即便比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也差一截，根据需求层次论，充分满足生存需求后，正追求更充足的安全需求，与一定的精神与自我实现需求，现在的收入能力并不足以给中产强烈的自身安全感，他们必然不能普世，俗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们的能力还未达到能承担普世责任的阶段，最多称为小中产，因此局限自身也就不足为奇，独善其身尚不能做到，就要求其兼济天下，未免要求过高。

@佚名：“中产阶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简单用几个量化指标，横向对比说中国中产阶级庞大，多少有点似是而非。作为一个阶级概念，不可缺少经济基础、政治诉求、核心价值观、文化取向、审美倾向等构成的集体共识，更不可缺少对阶级产生、发展、定型的相对稳定与可持续性外在环境，两者相辅相成。本文一个最大缺憾就是，竟没有首先对“中产阶级”做严格界定，没有对概念本质做深刻透析，这让相应讨论根基不固，看得人内心疑惑，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