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

近日，收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湜华先生题赠的新著《弘一法师与夏丏尊：淡如水的君子交》。继《音谷谈往录》、《王伯祥传》、《玄妙观中三年少》、《旧学辨笺述》等书之后，年登耄龄的王先生仍孜孜不倦，撰写出新作，纸莹墨香，环诵之余，不觉浮想联翩。近年来，民国题材的书刊畅销走旺，有关文人生活状况的内容尤受关注。王湜华是王伯祥先生幼子，早年随侍其父左右，对父辈叶圣陶、夏丏尊、俞平伯等人与弘一法师的交往熟稔于心，撰成《弘一法师与夏丏尊》，将两位民国文人间的君子之交、道德文章详加描述，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一个交友处世的参照系。

德学双粹的教育理念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姓李，字叔同，出身富豪盐商之家。1905年赴日留学，学习美术、音乐，组织春柳社，主演《茶花女》等话剧，名噪一时，开中国话剧运动的新风。1912年，至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改称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执教，教授音乐、美术。夏丏尊（1886—1946），名铸，字勉旃，1912年改名丏尊。1905年赴日，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07年因学费拮据辍学返国。1908年入浙江一师任教，任通译助教。李、夏二人初识于浙江一师。当时，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注重“人格教育”，以“勤、慎、诚、恕”为校训，倡“德、智、体、美、群”五臻并重的教育，敦请了一批名师学者先后莅校执教，如刘大白、姜丹书、陈望道、李次九、马叙伦、钱均夫、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一时间，浙江一师桃李盈门，英才蔚出。李、夏因秉性相投，乐交倾赏，相见恨晚。二人接席共砚七年，晨夕一堂，情逾手足，结下终生友谊。古语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在教育观念上，李、夏二人心如赤子，提倡以德化人。他们以独立不倚的人格、仁人爱物的心怀潜移默化，播植睿智，培英毓秀，一时髦俊纷列门墙，如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吴梦非、杨贤江、曹聚仁、俞秀松、施存统、冯雪峰、赵平复（柔石）、应修人、贾祖璋……均成学优才赡之人才。李叔同常告诫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主张“器识为先，文艺为后”。他对学生的修学励行行不言之教，“温而厉”，使人改过迁善，心悦诚服。他的龙门高足丰子恺评价恩师：“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刘质平更说：“先师与余，名虽师生，情深父子。”因此，李叔同被学生称为“爸爸的教育”。而夏丏尊热爱和忠诚教育工作，覃思敬业，主张“规范以严绳己，宽容以待人”，坐言起行，力行情爱教育，对学生的关爱无微不至，和颜悦色，循循善诱，颇具人格魅力，被学生亲热地称为“妈妈的教育”。李叔同创制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广为传唱，膺誉海内。由夏丏尊作词、李叔同谱曲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歌》是二人精心结撰之作：“人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五载光阴，学与共进，磐固吾根本。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人生一大乐事也。

悃愊无华的交友之道

一个偶然的机缘，促成李叔同谢绝诸缘，离俗披剃。1916年，夏丏尊从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认为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可以使人除旧去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受此启发，李叔同细心研读后决定一试，由此萌出舍俗出家、修心佛法的想法。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修行做居士，同年了却尘俗，受戒于灵隐寺，披缁削发，法名演音，字弘一，别字甚多。梁启超曾说：“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对挚友的这种抉择，夏丏尊相劝无济，最终表示理解。在其感召下，也开始吃素并戒酒。二人虽志向各别，但契同友挚，情谊不泯。1928年，弘一法师至福建弘法，常往厦门南普陀寺，泉州永天寺、开元寺。他出家十余年，云水行脚，迄无定所。南通实业家张謇曾通过其弟子江谦和友人欧阳予倩敦请弘一法师主持南通狼山观音院，弘一法师婉拒不就。夏丏尊和李叔同的友人、弟子考虑到弘一法师芒鞋破钵、云游四方的艰辛，决定共同出资，为弘一法师营建一所小屋，筑室迎养。当时，夏丏尊已应经亨颐之邀，在老家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国文教师。春晖中学在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改革教学内容，实施民主管理，开风气之先，许多志同道合的老师纷聚于此，如朱自清、刘薰宇、朱光潜、王任叔、丰子恺等，名人荟萃，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誉。夏丏尊迁家于此，建房四间，取名“平屋”。以夏丏尊为中心，形成一批“白马湖作家群”，各骋才情，所作散文清隽平淡、朴实无华，作家柯灵以“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加以称扬。1928年，众人捐资为弘一法师修建的晚晴山房开建，选址距夏氏“平屋”东侧不远，筑屋三间。因弘一法师夙喜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诗句，故取名“晚晴山房”。1929年6月，弘一法师先后四次来此小住。旧友重逢，盛意殷拳，亲如家人，与白马湖作家群时有晤遇，其乐融融，足慰平生。其后，弘一法师勤修梵行，弘法不辍。两地暌隔，弘一法师时有书法、篆刻惠赠，夏丏尊与弘一法师邮简往复，殷殷存向。对弘一法师嘱办之事，夏丏尊与其友挚无不尽心竭力，一一照办无误。待友之诚、交契之深令人倾慕。

淑世利群的人文情怀

朱光潜评价弘一法师：“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入世事业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种，他是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他持律那样谨严，一生高风亮节，会永远廉顽立懦，为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弘一法师中年归佛后精研佛教戒律，使宋、元以来七百余年湮没不彰的南山律宗重新得到弘扬和流布，成为近代德高望重的律宗高僧，被称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毕生对佛学和各种艺术均有卓越的成就，尤以书法造诣精深。他先后行脚于嘉兴、上海、温州等地，以说法度众生，书写佛偈，婆心劝世，导人向善。他以音乐、书法等形式弘扬佛教，宣传爱国思想，在佛教界别具一格，留下众多珍贵墨迹，影响深远。其卓志净行为缁素所叹仰。他圆寂后，夏丏尊概括其一生行迹极为精辟：“宗师一生，为翩翩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作为教育家、文学家和出版家的夏丏尊，三者浑融一体，一生所从事与参与之事业均有开创性，正如柯灵所言：“五四时代，北京大学高高树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浙江第一师桴鼓相应，成为东南半壁的进步堡垒，鲁迅、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等就是其中的柱石；春晖中学居处在浙东群山中的白马湖，却最早实行男女同校，以优良的学风闻名全国；在上海江湾创建的立达学园，又是新型的理想教育实验园地；开明书店则在出版界开创了稳健踏实的独特作风，至今为读书界所向往。”抗战期间，年在桑榆的夏丏尊仍劳形终日，出版了大量优秀读物。1946年4月23日，因积劳成疾逝世。《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悼夏丏尊先生》，称之为“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他的逝世“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

义不屈挠的爱国精神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风流才子李叔同心怀亢奋，挥毫写下了慷慨激越的《满江红·民国肇造》：“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爱国激情喷薄而出，壮怀激烈。他写的爱国歌在清末广为传唱，《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我的国》：“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国激情炽热，催人奋进。

1937年抗战爆发，百姓生活日益艰难。泉州开元寺经济来源断绝，有断炊之虞。上海一位叫刘传声的居士担心弘一法师的生活，特汇千元以接济。弘一法师托人转交开元寺以济日艰。他还把夏丏尊送给他的一副白金水晶眼镜也送交开元寺拍卖，作为补充道粮之用。弘一法师不顾炮火连天，依旧按预定日程广结善缘，弘传佛法。当时，厦门时局紧张，人们劝弘一法师暂避内地，但他坚决不肯离开，置生死于度外，誓为诸寺院护法，与共存亡，如罹变乱，愿以身殉，并给所住房屋题写了“殉教堂”。他引用古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以明不移金诺之志。后又为红菊花题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他还为泉州开元寺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墨宝，并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他把早年对祖国的满腔热血融化为虔诚的弘法之中，体现的是明镜持心、泰岳立身的高僧大德风范。弘一法师的艺术与人品，恰如赵朴初诗中所说：“无尽珍奇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夏丏尊力主抗日救国。12月19日，上海文化界成立“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夏丏尊为执行委员。1936年6月7日，上海文艺界人士成立“中国文学家协会”，以抗日救国为大目标，把写作不同风格的作家齐聚于这面大旗之下，签名参加者多达一百一十多人，夏丏尊被推为主席。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立达学园在战火中损失惨重；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夏丏尊和友人章锡琛、叶圣陶创建、精心经营的开明书店毁于兵火。两次血的教训让夏丏尊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开明同人陆续内迁，夏丏尊因病滞留上海，担任南屏女中教职，身体力行地贯彻他的“爱的教育”主张，结下了浓郁的师生之谊。深陷孤岛的夏丏尊贫病交加，但坚贞自守。1943年12月15日，夏丏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章锡琛等友人也被牵连入狱。审讯时，日军出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张抗日的宣言，据以问罪。夏丏尊拒绝回答。十天之中受审五次，日军让夏丏尊用日语回答，夏丏尊一身正气，义正词严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后经夏丏尊的友人、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多方奔走营救，夏丏尊终获出狱。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临终前遗书与夏丏尊诀别，附有二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失去这位至情至性的挚友，夏丏尊万感交迸，正如弘一法师绝笔所书的“悲欣交集”，撰《挽弘一大师》联：“垂涅盘赋偈相诀，旧雨难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此后还撰写悼念文章，并为弘一法师多部著述作序，以缅怀大师的芳轨盛德，启诱后昆。

掩卷沉思，《礼记》所言“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君子喻于义”是弘一法师与夏丏尊二人友谊的基础。博雅多识的知识素养，淡泊明志的人生态度，纯粹高尚的精神追求，严禁自律的生活仪轨，民胞物与的淑世情怀，折射出他们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引导他们对理想与信念的执著守望和躬行践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有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遗型垂昭，后辈学人也当如是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