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佳

摘 要：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发生期，胡适与周作人作为绝对的先驱者为文学革命的理论、创作和实践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无论是誉是毁，胡适、周作人的开拓性工作都值得我们后代学科研究者去探讨。

关键词：新文学；胡适；周作人；白话；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181-03

自文学革命兴起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从此纷纭变化，构成了一部可以折射出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现代文学史。近来有学者发声，新文学的建立意味着就要丢弃掉古代文学，但在其伊始，不能避开不谈或者切割二者之间的联系脉络。事实上，很多新文学的先驱者都带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进入到现代文学的，胡适、周作人对新文学发生史的研究，比起我们，他们是作为历史当事人去看待的，俩人都从史的角度去评说新文学，将胡适与周作人的观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理解不同的文学史观、文学史论评的方法，也能进一步了解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及其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联系，俩人本来就是新文学创始者及重要参与人，对于他们的观点，既要看到其历史合理性，也要立足当代，看到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要存有历史感下的包容与同情。

与提倡新文学运动相联系的是胡适与周作人对中国文学史的一番研究，虽同为留学生，胡适属于英美派，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及其思想基本上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周作人是留日派，他的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在新文学初始期，胡适与周作人都是主将，他们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变革及文学观念的变革。在正值中国极为需要变革、求新、自强的关键时刻，俩人生逢其时，同样从“旧营垒中来”，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官费留学海外，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使得他们有机会、有能力成为新型知识分子，并怀着同样的目的走向新文学的发生，即改造旧文学，建设新文学。

一、关于“白话”的认同

自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他就作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大力倡导白话文，对于周作人在白话文的观点上，其实存在很多与胡适的相通之处。

（一）话怎么说便怎么写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就曾明确要建设今日中国白话文学，来代替那些“无病呻吟”“摹仿古人”，只讲排比、对仗的陈词滥调式的古文。“八事”的提出主要从古文的消极方面着力的，胡适自美归国以来，便在各处演说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于是把“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总括为4条：“1.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2.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3.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4.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字俗语的变相。”胡适以诚笃的精神进行白话文的建设，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他在理论上极力建树，并付之于他的第一部中国新诗集这一实践之中。周作人在评价今日文学革命中白话文的运动之时，也提及此观点：“所以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有两点不同：第一，现在的白话，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对于周作人，他是反对用僵硬的八股翻作白话去作白话文学的。虽然在论述角度及方式上，胡适更为坚定，激进，周作人则是以一种平和、客观的态度去评说，但二者都提倡那种可以供人自由达意的白话文。

（二）反对“作文”二元论

为何文学革命要大力倡导白话文，就是因为两千年的古文背后，站着的那些所谓的“权威”及“人上人”。胡适曾探讨国语为何得不到公认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九零四年以后，科举废止了。但是还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如果白话文没有得到广泛传播，知识分子仍然将社会分作两派的态度去作文，这种思想也则行之不远。他们自以为白话皆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那么中国语自然很难得到全国的公认，中国文学显然也不会成为中国人都会去赏识的好宝贝。

周作人更是反对白话只出自政治、教民方面的追求，他认为这样的白话与后来通行的白话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胡适、周作人在对“作文”的态度上是相通的，无论是把古文当作贵族阶级的专用品，白话则是底层人民的土语，还是有意区分开的吃肉的他们和啃骨的我们，他们都看到了有些人在白话文创作初期思想上的一大弊端。

（三）用白话的实质性

在讨论用白话的理由时，胡适总是抱着一以贯之的进化观念来看待的。“中国这两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两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他将文字简单以死活来概之，说法确有失偏颇，但也是因为他看到的是死文学背后所凝聚着自古以来陈陈相因与经验世界脱节的意型，砸碎那些为了为官做宰、扬名显祖而生的“古意识”观。他在之后又说道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胡适对于文学性质的看法，是文学只能是人们用来达意表情的工具，好的文学便是那些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好的一类，这样语言文字才是尽职尽责的。达意、表情就是他主张用白话的实质。

周作人一向是支持言志派的，他用白话的理由便是因了要更好地言志。依照胡适的方法“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作文学，便是将自己的思想、感情都写出来即可，而他认为的文学就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胡适的“八不”主义中，周作人即认为其蕴藏的观念其实和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及“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二者有相通之处。白话的使用，就是为了更好的便于今日之人达情表意地去应用罢了。

二、追溯文学史的过程

在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史进行追溯时，胡适侧重于追溯白话文学两千年的线索，而周作人自觉的从“人的文学”出发，追溯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在这个过程中，两人都注意到了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在评价上都肯定了其固有的影响力。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肯定了通俗文学，“吾唯以施耐庵、曹雪芹、吴妍人为文学正宗”，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他以白话文学为主线，梳理了两千年中5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五百年来的白话小说：“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录，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梦》。”胡适的这一论点对后来现代文学史产生了很深广的影响。

周作人和胡适在这一点上其实存有分歧的，他是从“人的文学“出发，首先便肯定了通俗文学的不足之处，认为有些通俗文学有舍弃自我个性、曲迎多数读者的心理，去作一些应命、应声的流俗作品，但是，一向“宽容”的周作人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通俗文学的重要性。“一般研究中国文学或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多半是从《诗经》开始，但民间的歌谣是远在《诗经》之前便已产生了，抛开了这一部分而不加注意，则对于文学的来源便将无法说明。”周作人将整个文学形容成一座山的样子，他非常公允地指出，纯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通俗文学是比较原始文学进步一点的。周作人并没有因为自己对纯文学的偏爱而忽视通俗文学的地位：“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纯粹文学，而是道教（不是老庄的道家）和通俗文学。”所以他一直认为，研究文学，是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的。周作人大力提倡“平民文学”，其实也是包含着通俗文学的部分特征在里面的，可视为较通俗文学进步些的文学。

但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追溯古文种种之行将没落之势，最终得出古文渐变归于失败的结果，更多关注的是形式方面的不变，而没有注意到在渐变的古文中，新思想的逐渐注入。而周作人则一直是致力于从明末、晚清文学中找到与新文学发生的联系，接下来我们探讨两人在这方面的主要分歧之处。

三、“进化”与“循环”

胡适曾反复说自己的思想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杜威的哲学方法一个是历史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发生的结果评判本身价值，不孤立的看待制度学说；另一个是实验的方法。胡适是通过考据学方面的训练去接近杜威的方法论的，以“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去把握。在西方，历史指建立在线性时间观念基础上对于人类过去生活的叙述，在胡适这里，历史与进化相似，历史文学观即“文学进化之理”。“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就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用“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去用力建设创新中国或文学，因了文学的性质，得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为了说明自己的议论并非向壁虚造，他用时多年去研究西欧的国语历史来敦促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力证其必然性。《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前九章，胡适都是在着力于晚清与民初文坛的介绍，从曾国藩中兴后的古文，到古文怎样自我求新，结果也是失败的，史料列举的古文译书的失败，民五之后政论文的没落……皆是处处为实证第十节的新文学的必然性，古文已没落，求变亦失败，强调了事物前进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趋势。

胡适认为古文已经是强弩之末，关于论争，革命也只能是回光返照了，让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蠡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是永不可能的了”！历史的进化论成为新文学发生史建构中影响很大的一个阐释体系，包括对后来的陈独秀、鲁迅等主要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理论、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进化论文学观也有其不避免的缺点，将复杂文学史现象简单化，这样的线性思维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很难看到古典在向现代转型时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偏于激进风尚的原因之一。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则致力于打破这种进化论观，对新文学思潮整体性进行批判。虽然很多否定新文学贡献的观点不能完全苟同，但其提出的“共时”与“人性”去看待文学，可以作为进化论不足方面的弥补。文学不当只是新旧之分。

与胡适从两千年来白话文学的传统中寻求新文学的成立依据不同的是，周作人持取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解释。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变迁，始终是言志与载道相对立的力量中间摆动。周作人曾批判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他以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为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就得一定要这样走下去。这意见我是不大赞同的。”周作人借史谈论，姑且不说这种循环论的片面性，我们将他论述的新文学发生的观点与胡适进行对比，周作人全文的理论倾向是从“文学风格”去感受文学史的，并非胡适的“考据”与“实验”。他将文学当做文化去研究，拿文学当作一件艺术品去创作它或作为一件艺术品对其加以鉴赏，并非做一个科学家。强调文学是自己的园地，而文学的作用也应是“无用的东西”，属于“精神上的体操”。“那时是为了反对满清，假如专依学问为生，则只有为满清做官，而那样则必失去研究学问的自由，到现在我觉得这种主张还可适用。单依文学为谋生之具，势必造成文学的堕落。”文学史上辛亥革命前新小说的堕落也正是这个原因所致。言志与载道的循环也是根据其文学思想及其展现的文学风格来划分的。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理论是超时代、超现实的，是文学内部驱动力的一种把握，关于新文学发生问题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研究文学的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发现新文学中多用历史进化观难以看到的方面。而且，注重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近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并非我们较多关注的给予新文学的外在影响，注意文学从古代过渡到近代的内在性。包括他谈到的用现代科学去读经以及对八股的承前启后之用的重新发现等等，这些都为新文学寻另一种根有所启发。

近来较热的晚清与五四关系的研究，胡适和周作人在谈及新文学发生史时都无法避开，胡适梳理的50年中国文学史，谈到古文没落及变迁大势不得不变，来印证白话势在必行，周作人把明末当做新文学运动的来源，清朝文学则是原因，对晚清文学的溯源，使得后来人对晚清文化重新发现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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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5）.

〔2〕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伦[J].新青年，1917，3（1）.

〔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8，4（4）.

〔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N].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2.

〔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6〕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5（6）.

〔7〕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周作人自编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骆玉明.古典与现代之间[J].中国文学研究，2000，（4）.

〔9〕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J].新文学里程碑·评论卷.文汇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