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玲玲 李柏令

摘 要：本文收集了2006年至2015年10年间关于汉语“比”字句习得研究的47篇论文，将该研究领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和两个主题，总结了主要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该领域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比较句 汉语“比”字句 偏误分析

“比”字句是汉语比较句的一种典型类型，也是汉语学习者较难掌握的一个语法点。加强对“比”字句习得的研究，对于发现和总结“比”字句的习得规律、促进该语法点的教学，具有重要意义。近1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比”字句习得的专题研究发展较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尚未对其发展情况进行回顾总结。本文就最近10年来“比”字句习得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作了初步的调查和评价，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促进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

一、研究概况

为了尽量全面准确地收集有关“比”字句习得的文献，我们于2016年1月底，以“汉语‘比字句习得”和“汉语比较句习得”作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穷尽性地检索相关文献，共收集到从2006年到2015年底10年间发表的比较有价值的论文47篇。根据这些论文在不同年份的分布特点，结合其研究内容，我们将该领域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前5年（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后5年为（2011～2015年）第二阶段。同时，再根据论文的研究侧重，将汉语“比”字句习得研究分为两大主题，即“比”字句习得偏误分析，以及“比”字句习得顺序和言语加工策略研究。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在数量上，有关“比”字句习得的专题研究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两个阶段之间差异较大，每个阶段内部也有起伏不定的情况。具体而言，第一阶段的5年中，论文数量较少（共12篇），平均每年仅2.4篇，表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不同的年份之间，出现了两次大起大落的情况，数量最多的年份（2006年和2008年）达到4篇，少的年份（2007年和2010年）则急剧下降为0～1篇，这表明该研究已开始受到重视，但仍有反复；第二阶段的5年中，论文数量达到35篇，平均每年7篇，表明研究进入了繁荣阶段。但在这期间，论文数量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其中前两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9篇，达到10年间的最高峰，也是在经历了2010年的暂时沉寂（仅有1篇）之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态势。然而，从第三年（2013年）起，论文数量又出现逐渐下降趋势，2015年进一步回落到仅有3篇。

在全部47篇论文中，偏误分析达到44篇，而习得顺序和言语加工策略研究仅为3篇，表明了研究主题严重的不平衡。在时间分布上，第一阶段仅有1篇（2008年），第二阶段仅有两篇（2013年和2015年）。这也说明，对该主题的研究虽已引起一定的注意，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另外，通过统计分析47篇论文的文献类型，发现其中35篇为硕士毕业论文，占74.5%；12篇为期刊论文，占25.5%。表明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力量以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为主。

下面将对不同研究主题在不同阶段的状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详细描述和分析。

二、研究发展

（一）偏误分析

第一阶段的“比”字句习得偏误分析，主要通过留学生的作业、作文以及测试等收集语料，或者利用各类相关语料库，以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和偏误分析理论等为基础，对“比”字句偏误语料进行分类，并从母语负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学习策略和教材教学等内外两方面分析偏误原因。在研究对象方面，以留学生整体为主，也有少量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国别化研究，包括泰国、韩国和法国；以及少量针对特定水平留学生的研究，细分为初、中、高级等不同层次。

刘红娟（2006）考察了留学生汉语比较句的习得偏误，其中包含对“比”字句的偏误分析。该文结合留学生的母语背景、学习策略、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存在的不足等方面，探讨了偏误出现的原因。代雪曦（2006）则以北京语言大学中介语语料库中提取的语料为主，辅之以留学生作业、作文等的语料，运用偏误分析理论进行偏误分析。该文还比较了汉语学习者与本族儿童“比”字句习得的差异，从句式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在国别化方面，胡亮节（2006）收集了泰国南邦皇家大学和泰国东方大学学生的偏误语料，针对泰国学生常用的六种比较句式，其中包括“比”字句，归纳了所出现的偏误类型，并从汉泰语语序、语义等方面的差异对各种偏误以及偏误原因进行了分析。郑巧斐（2008）则通过收集并对比40万字的韩国留学生汉语中介语语料和100万字的汉语本族语者语料，详细考察了韩国学生“比”字句各句式的使用情况，发现韩国学生“比”字句各句式的出现频次倾向与本族语者不完全一致，出现频次与正确使用率也不一样，并不完全符合“使用率高就说明难度低”的规律，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文还从表达需要和交际策略（过度使用和回避）两方面分析了不同句式出现率高低的原因。

在水平差异化研究方面，徐振敏（2008）开展了针对欧美国家、特定水平留学生的“比”字句习得偏误分析。该文以初级阶段法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标记、比较项和结论项三个方面分析了偏误类型，统计了具体的偏误类型分布情况。黄雪（2009）则进行了针对不同水平韩国留学生“比”字句习得偏误的对比分析。该文通过对比初、中、高水平学生的6种“比”字句式使用情况，发现不同水平的学生“比”字句习得并非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的增多而越来越好，即初级阶段容易出现的偏误，高级阶段也会出现。

此外，姜桂荣（2009）针对不分国别的留学生，将偏误语料分为泛化偏误、回避偏误、杂糅偏误和内部偏误等4大类，对留学生“比”字句各下位句式的偏误情况进行了统计。该文还重点讨论了“比”字句的否定问题，探讨了“没有”句和“不比”句在语义和语用上的不同。

进入第二阶段后，“比”字句习得偏误分析在数量上大量增加，研究对象的国别除了泰国、韩国和法国以外，还包括美国、日本、越南、蒙古国、印尼、肯尼亚以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国别化研究为主的趋势。同时，我国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的“比”字句习得情况也开始引起关注。在研究深度上，不仅出现了对“比”字句中比较项、结论项、否定词等偏误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而且出现了对某些特殊“比”字句的专门研究。

陆福玲（2011）以蒙古国留学生为对象，采用测试法和访谈法进行偏误调查，将偏误类型归纳为错序、误用、杂糅、误加和遗漏等5大类，每大类又细分出小类。该文分析了偏误原因，首先认为是蒙古语负迁移，包括语法形式、语法内容、语流音变等项目，对每一项进行了汉蒙对比分析。此外，错误类推（包括蒙古语和汉语构句和构词规则类推）、回避难点、同素干扰等也是造成偏误的原因。陈安泰（2011）则收集初级水平韩国学生的偏误语料，从比较项、结论项、比较标记、比较点等角度细致分类分析了“比”字句的偏误情况，并且在各大类之下又分有不同的小类，统计了各类偏误出现的频率，然后从“学”和“教”两方面总结了偏误产生的原因。

方晓敏（2015）在前人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留学生使用正确率最低的三种“比”字句，即“预设‘比字句”“不比句”“特殊‘比字句（一+量词+比+一+量词）”，并通过一些列实证研究分析了其主要的偏误类型和偏误原因。

（二）习得顺序和言语加工策略研究

以习得顺序和言语加工策略为主题的“比”字句专门研究，仅有3篇文献。

朱云凤（2008）以多元发展理论为基础，从言语加工策略的角度对初、中、高级韩国留学生的23类汉语比较句的习得进行了考察，其中包括对“比”字句九种句式及其否定形式习得顺序的考察。在言语加工策略方面，该研究发现初级水平学习者主要受目的语典型策略、后加成分附加策略、省略策略和置换策略等的限制；同初级相比，中级水平学习者还受插入策略和否定策略的限制；同中级相比，高级水平学习者还受到分用策略的限制。随着新规则的逐渐习得，学习者不断摆脱前面的言语加工策略的限制，逐渐进入新的习得阶段。在习得顺序方面，该研究采用蕴含量表排序、相关分析和聚合分析等方法，将韩国留学生的“比”字句习得过程划分为存在蕴含关系的6个习得阶段。研究认为，不同级别韩国学习者的习得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体现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

常晓伟（2013）采用蕴含量表排序、相关分析和聚合分析等方法，考察了初、中、高三个级别的泰国汉语学习者比较句（含“比”字句11种句式）的习得顺序，并划分为5个阶段，发现其总体特点表现为在结构和语义上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该文还将该顺序分别与对外汉语教学大纲和相关教材对“比”字句的语法项目的编排做了对比，指出了大纲和教材存在的问题。王瑞烽（2015）以多元发展模式为理论基础，通过编制测试卷收集了中级水平美国留学生的9类“比”字句句式的中介语语料，探讨了“比”字句的言语加工策略。王瑞烽通过蕴含量表和聚类分析，将“比”字句9种句式的习得大致划分为5个阶段。

（三）研究方法

汉语“比”字句习得研究，一般可采用以定性为主和以定量为主两种方法。在两个不同的研究阶段中，研究方法的变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的水平和发展趋势。下面我们来看一下47篇论文在主要研究方法上的分阶段分布及变化趋势（见表2）。

表2显示，在47篇论文中，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占66.0%，具有明显优势，而采用定性为主的，则为34.0%。

从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来看，第一阶段方法单一，在12篇论文中，仅有1篇以定性为主，其余均以定量为主，显示出一枝独秀的态势。第二阶段则出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定量为主的方法虽仍较多采用。占57.1%，但已明显下降；定性为主的方法则明显增加，占42.9%。

三、结语

近10年来，汉语“比”字句习得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研究对象上，从留学生总体，发展到针对不同国别、不同水平的学习者。语料来源日益广泛，既有中介语语料库，也有学生的作业和作文；既有书面语材料，也有鲜活的口语材料；既有测试调查，也有访谈调查等。

在偏误分析方面，目前对偏误的描写总体上朝着越来越细致的方向发展。但在偏误原因的分析上，基本上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往往概括为母语负迁移、目的语负迁移、学习（交际）策略、教学（教材）的不足等4大原因，并形成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套路。因此，不少论文尽管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有异，但在分析偏误原因时，却往往先入为主地一律归结为这4大原因，显得简单化和主观化，根本无法深入分析，无助于实现偏误分析的目的。我们认为，偏误的原因涉及学习者的生理、心理、性格和情感等因素，而每个学习者又是独特的个体，因此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并非条条框框的几条原因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论文在偏误分析之余，还热衷于提出“教学对策”（也称为“教学启示”“教学建议”等），以显示其研究的“应用价值”。然而，在偏误原因尚未得到深入分析的情况下，那些所谓的“对策”难免泛泛而谈，而且同样形成了“万能”的套路，因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

因此，即便是在“比”字句偏误分析最为繁荣的第二阶段，真正有价值的论文也并不多见，其“繁荣”主要体现在数量上。上文提到，第二阶段伊始，论文数量连续两年猛增到10年间的最高峰，出现了一股研究热潮，但从第三年开始却出现了连续的下降趋势。这一现象说明，之前的“繁荣”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而近3年的连续下降，则可能是“泡沫”破灭之后的理性回归。

与偏误分析的繁荣相比，习得顺序和言语加工策略研究则仍然少人问津。现有的3篇论文描写了留学生习得“比”字句的真实过程，对其内在的言语加工策略进行观察与分析，从认知角度提出了对这一习得过程的认识与看法。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这是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对汉语“比”字句的教学和测试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在目前偏误分析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的情况下，加强习得顺序和言语加工策略研究不啻为一条摆脱“比”字句习得研究领域发展困境的路径。

鉴于目前该主题的研究对象仅涉及泰国、韩国和美国留学生，今后不妨延伸到其他国别留学生，并进一步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进行对比考察。另外，目前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测试卷收集中介语语料，应用蕴含量表来横向考察习得顺序。建议今后可加强对中介语发展变化的关注和纵向追踪研究，以及针对学习者深入分析的个案研究。

在“比”字句习得的研究方法上，定量方法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二语习得研究的学科特点有关。不过，研究方法如果过于单一，将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理论上的突破。因此，应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目前“比”字句习得的研究力量以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为主，这可能是整体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原因之一。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以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健康、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常晓伟.泰国汉语学习者比较句习得顺序的研究[D].重庆：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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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亮节.泰国学生汉语比较句习得偏误分析[D].昆明：云南师范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黄雪.韩国留学生“比”字句习得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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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桂荣.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比”字句习得研究

[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7]刘红娟.留学生学习汉语比较句式的偏误分析[D].天津：天津师

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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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瑞烽.英语母语者“比”字句的言语加工策略研究[J].国际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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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巧斐.韩国留学生比字句的使用情况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

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8，（3）.

[11]朱云凤.韩国留学生汉语比较句习得顺序考察及言语加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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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玲玲 李柏令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 2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