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

寒冬腊月，是农人们一年中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如果哪里唱大戏，那真是锦上添花、求之不得的美事，秦腔爱好者顶风冒寒、不远十里八里都要撵着去看。

那一年，黄铎堡村请了红城子村的戏，每天上午、下午各演出一场。

记不清是我的意愿，还是父母的意思，一天清晨，我被父母带着去十里外的黄铎堡村看戏。

父亲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母亲，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手里提着小板凳。

村子里窝着风，又是刚从家里出来，近三百米长的村道上，我没有觉得冷。可一出村，凛冽的西北风从毫无遮拦的旷野上迎面吹来，我赤裸在外的两只手很快感觉到冰凉，继而冰冷，之后紧绷绷的皮肤上就有了针刺、刀割一样细微而又清晰的疼痛感。我的手抖起来，凳子敲得车把当当响。我对父亲说，我手冻得疼。父亲说，坐稳！把板凳拿好！我不敢再言喘。想起家里的热炕，手渐渐变得不冻也不疼了。但清鼻涕开始不由自主地往下流，屁股下的横梁硌得难受，两只脚也渐渐变得冰冷起来。我想回家，但父亲的自行车还在义无反顾地往前走。我只能盼着快点到达被灰蒙蒙的树木掩映着的黄铎堡村。可这十多里全是上坡路，还顶风带着两个人，父亲的膝盖又有关节炎，自行车的行进速度实在比步行快不了多少。

终于到了黄铎堡村，进了戏场，父亲从自行车上往下抱我，两条小板凳率先落到地上。双脚一着地，就像踩到了千百根倒竖着的长针上一样刺痛，我差点栽倒。母亲抢过来扶住我，给我擦净清鼻涕，握着我通红的双手说，把我娃的手冻坏了！我恓惶地哭起来。帽檐、眉毛上结着白霜的父亲说，哭啥呢，再哭下回不领了。

绿色帆布搭成的戏台上大幕低垂，毫无动静。但戏台下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走动，地上摆着预占位置用的板凳和石头砖块。在中间地带找位置坐下来，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焐着我的双手。有了温度，双手渐渐觉得又热、又胀、又疼，十分难受。我后悔竟然会欢天喜地的跟着父母来受这样的罪。

人越来越多，认识的相互打招呼拉家常，戏场上热闹起来，人声嘈杂。戏台上终于有人走动了，器乐班的人相继就位，开始吱吱啦啦地调试乐器。台上梆子几响，干鼓、铙钹、弦索紧跟着响起来，大幕徐徐拉开，戏开了。台下的人声如滚汤泼雪般顿时平息下来。刚开始，我还很好奇地看着演员们花红柳绿的服装和油彩花脸的扮相，可每出来一个人总要或说或唱一段时间，人物变换并不快。戏台两边的大喇叭声音很大，奈何说词、唱词我一句也听不明白，根本不懂所演的内容。我逐渐失去兴趣，觉得索然无味起来。可父母和那些老年人都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直着眼睛，看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脸上的表情随着舞台上戏剧的情节或喜、或怒、或悲、或乐地变化着。我在母亲的怀里坐得越来越不耐烦，扭着腰身左顾右盼地看戏场边上追逐打闹的娃娃们，也想出去跑着玩，母亲就把我搂得更紧了。我垂头丧气地盼望着戏能尽快地结束。戏台上出来两个后背上都插着旗子的大将，一个拿着长刀，一个攥着长矛，转着圈子地对打，多少又提起了我的一些兴趣。就见拿刀的挥舞着银光闪闪的大刀向拿矛的砍去，刀头突然从刀杆上脱落，直接飞向了台下，观众们惊叫着、躲闪着，惹得我哈哈大笑起来。母亲在我的后脑勺上按了一下，那意思是不许笑。刀是木头的，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被送上台去安上继续演。不过这一意外情况，倒消除了我的部分急躁和无聊，总算熬到了这场戏的结束。

已经到了午饭时分，观众忽啦啦走得一干二净。我们起身也要走，却见外爷从戏台上下来，和父母说话。外爷就是红城子的人，他是跟着戏班子来服务的。外爷把手里拿着的一盒饼干送给我，这可真是让我心花怒放的意外收获。

下午，父母问我还去不，虽然心里还怀着一丝不大确定的外爷会再送我一包饼干的希望，但我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暖暖和和、自由自在的好。再说了，秦腔有个啥看头，除了甩掉大刀头，实在没意思。我坚决不去了。

后来，有了一点岁数，回想起那次看戏的经历，我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从电视上看秦腔到底如何。肤浅地体会到，秦腔确实很好，只要愿意用心观赏、仔细品味，自会觉得余音绕梁、意味无穷。而且这么些年来，多多少少与秦腔也有了些接触，对于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也就多了一些关注和探究。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两千余年的时光，民间演绎、人文打磨，使秦腔无论是唱腔唱词、扮相脸谱、身段特技、器乐伴奏、题材内容等等方面，都成为精雕细琢的戏曲文化精品，将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属名至实归。就我所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几部秦腔全本戏来看，无论其过程是悲是喜，总是通过两三个小时的精彩演绎，凸现出鞭挞假、恶、丑，颂扬真、善、美的宗旨来，引导着人们抑恶扬善，传播着正能量。

但愿源远流长的秦腔戏曲艺术，能够长盛不衰、传承发扬下去。

我能记事的时候，爷爷早已将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了父母。

但爷爷给自己留着个小金库：一坑“雨子”。

“雨子”是俗称，当地人大都知晓明白是何物，外地人可能就不知所云了。我费了点时间，想从网上搜出“雨子”的学名来，未果。只能粗略描述一下，并和人们所熟悉的芦苇作比较，以助理解。

“雨子”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形似芦苇，有着中空的茎、狭长的叶和絮状的花。但“雨子”的茎比芦苇粗，最粗可接近拇指；比芦苇高，最高可达四米多；比芦苇耐旱，生长期只需浇灌两三次透水即可；比芦苇更加坚韧。“雨子”的叶片自然也比芦苇宽长些。“雨子”长成后打掉叶子，将修长的、亮黄的茎紧密排列并用细麻绳编制成片，叫做“雨笆”，是盖房子的材料。“雨笆”覆在房屋的椽子上，方能再铺草上泥加瓦，起着搭建屋顶的重要铺垫作用。这和其他地方用芦苇编成的“苇箔”在起屋造房中所起的功用相同，不过“雨笆”更加漂亮美观、经久耐用。

从院后向西不到百米，紧挨着村小学操场北边，就是“雨子”坑。坑深约一米，面积约一亩，略呈圆形。每年阳春三月，翠绿坚挺的“雨子”苗从湿润的泥土中钻地而出。先是零零星星的几根，逐日快速地增加着数量和高度。不几日，坑里就满是圆润俊拔、疏密有致、高低错落的“雨子”苗了，就像一枚枚蓄势待发、意欲直射苍穹的箭的阵列，那幅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景象，展示着生命力的欣欣向荣和势不可当，让人看着特别长精神。“雨子”苗要长高到一米左右时，叶片才一片片一层层长出来，逐渐填充起茎与茎之间的空隙，坑地里荡漾起浓浓的绿色，恰似一池春水。

从出苗起，爷爷会指派我去看“雨子”。“雨子”坑的南边紧挨着村小的操场，学校里都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正是玩起来毫无顾忌的年龄，倘若进入“雨子”坑里跑两圈，脆嫩的“雨子”苗必然会受到损害。我在“雨子”坑边自己玩，也看学生们玩。看着看着，“雨子”就出落得越来越修长挺拔、英姿飒爽了，无风时是一道绿色屏障，有风时便掀起巨大的绿色波涛。我会分开密集的“雨子”茎叶下到坑里去，感受那种周身被高拔浓郁的绿色紧密包围起来的奇妙感觉。后来，读到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不知怎么，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置身于“雨子”中的情景来，虽然没有“弹琴”，也不是在“明月”下，但只有这个经历，或可让我能更好地体会诗中的意境。

过了中秋节，“雨子”已经长到三四米高，经霜的叶子干枯了，依然泛着淡淡的绿色。这时候，爷爷会动员了全家人去收割。别看只有约一亩的面积，但“雨子”长得坚韧而稠密，得一根根地来割，往往一天之内还不能结束。大人们在收割，我和弟弟会按爷爷的要求，把割倒的“雨子”按粗细进行分拣：拇指粗的一堆，中指粗的一堆，小指粗的一堆，之下便不用再分。爷爷将大“雨子”每二百根扎为一捆，小“雨子”则不拘数量成捆，扎上三道用冰草或蒿草拧成的草绳，确保颀长的雨子秆在搬运过程中不被折断，用架子车拉回家里去，沿着院子的南墙立着摆放整齐待售。最大最好的每根可以买到五分钱，中等粗细的每根三、二分钱，其余则是按捆论价了。用不了半年时间，爷爷的“小金库”便实现了从“雨子”坑向帆布钱袋的转换，大概也有几百元钱的收入，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可观的一笔财富。

爷爷出售“雨子”所得的用途，一是接济当时生活条件更差的小姑家，另一个便是爷爷享点口福。虽然那时爷爷已年近古稀，但身体还很硬朗。隔上一段时间，爷爷会骑上自行车去三营镇赶集，却往往是两手空空地回来。我总是想不明白爷爷跟个什么集？后来才知道，爷爷去赶集，只是去下馆子享受一顿羊羔肉解馋而已。我觉得爷爷的这种做法不但精明而且正确。爷爷生于公元一九一四年（爷爷总自称是清朝人），从他的童年到青壮年近半辈子的时间里，正遭逢兵荒马乱、匪盗四起、生灵涂炭的乱世，在饥寒交迫中熬煎岁月，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不说，险些命丧土匪、白军的刀枪之下就有好几次，爷爷的这些经历，他都曾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过的。在当时生活条件还不太好、无力顾及全家的情况下，从生命这一短暂的过程来讲，爷爷完全有理由、也应该只对自己好一点。

“包产到户”给农村发展变化提供了强劲动力，生活条件改善速度直线上升。二哥、三哥又先后参加工作，他们会给爷爷零用钱，还会给爷爷提供充足的羊羔肉。年事已高的爷爷，也把他的“小金库”交了出来，可在家庭收入中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虽然兄弟们也还浇灌、施肥、收割，随便卖几个零碎钱，但再也不愿意下苦力挖地三尺去给“雨子”进行清根工作，“雨子”也就长得一年不如一年了。

爷爷去世后，兄弟们为兑换宅基地，就把爷爷的“雨子”坑兑换给了别人。

虽然只离着百米的距离，每次回家去，却再未去过“雨子”坑那里，也不知“雨子”是否依然。所谓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致就是如此吧。

小时候，家里很穷，吃的、穿的、用的都紧缺，偏偏老鼠多。

老鼠，这贼头贼脑、鬼鬼祟祟的小祸害，有着一副尖牙的利齿，它偷粮食、咬衣服、啃家具，做恶多端。又专在夜间或隐蔽处活动，听得见看不见，看得见也捉不住，恨得人牙根疼。

奶奶走亲戚，捉回来一只灰色的、带着虎皮纹的小猫。小猫小巧玲珑、憨态可掬、惹人喜爱，除了想妈妈“哭”了两个晚上外，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奶奶说，这是只米（母）猫，会生小猫的。这让我更加充满了期待。

小猫还不能自食其力，奶奶就用饭喂它。晚上，我把它搂在被窝里睡。它很快睡着了，发出匀称而持续的呼噜声。不用担心小猫的卫生问题，要方便它自会钻出门洞去外面处理，还不留痕迹。白天里，时常会看见它在认真地“梳妆打扮”。

半年后，小猫拉开了身段，变得越来越淘气。它会把母亲的线疙瘩滚成个土蛋蛋，会追逐着院子里随风飘动的鸡毛咬住又放开，会到草丛菜园里扑蝴蝶、捕蚂蚱，也会在矮墙上上蹿下跳，少不了要爬树。记得它第一次爬树，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蹿到西壕里那棵高大的柳树顶上去了。可下来的时候，却显得笨手笨脚。它倒退着一步步往下挪，不停地“喵喵”叫着。可能是着急吧，在距地面还有近丈高的地方，它忽然掉过头打算往下跑，不料全身腾空，直接跌落到地面草丛里，摔地“哇”地一声惨叫，吓了我一跳。

猫儿不再天黑就睡了，往往是傍晚就不知所踪，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带着一身的冰凉钻进我的被窝里倒头就睡。爷爷说，猫儿开始捉老鼠了。果然，猫儿几乎不再吃饭食。这让我很高兴，老鼠们肆无忌惮的好日子该结束了。

过了两年，猫儿长得更大了，也到了谈恋爱、生儿女的年龄。在我的记忆中，猫儿一共生过两次小猫。可能是它在炕上睡惯了的缘故吧，每次总是把小猫生在炕上。爷爷、奶奶一边埋怨着一边收拾卫生，但因它捕鼠有功，却也不会过分责怪。小猫有四、五只，颜色不一，白的似雪，黑的似炭，还有米黄色的，也有和大猫一样满身灰色的。每只都像个小绒球，活泼可爱，是我们小孩子最好的玩伴。令人遗憾的是，小猫才一、两个月大，就被亲戚们一只只捉走了。谁知道大猫心里是多么伤心难过？

猫儿越来越健硕了，它的味口也越来越好，捕猎能力也越来越强。小小的家鼠显然只配做它的点心，它的正餐已经转移到了野外。我曾亲眼见过它叨回来的半截子野兔。那只野兔可真不小，要是完整着，体量应该比猫小不了多少。黑漆漆的庄稼地里，要捕猎这么一只大家伙，那该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啊！

孰料，正是野外猎食给猫儿带来了厄运。

有一天天还没亮，就听见猫儿在院子里凄惨地叫，却并不见进屋来。爷爷觉得不对劲，赶紧出去看，发现猫儿匍匐在院中，右后腿上夹着一个锯齿锋利的大捕兽夹。爷爷大吃一惊，急忙叫起父亲，费了好大劲才将夹子取下来，猫腿早已是血肉模糊，骨头断裂，仅连着些许皮肉。猫儿受了那突如其来、痛彻心肺的一击，还要强忍痛楚，挣断固定铁夹子的绳索，艰难地一步步挨回家里，那是怎样漫长、痛苦的一个过程呢？

猫儿的一条腿彻底残废了，几乎不能自己捕食了，奶奶不得不重新给它备饭。猫也失去了虎虎生气，多见它吃完饭后，慵懒地蜷缩在屋檐下晒太阳。

外婆来了，说要带了猫去。我问，已经捉不成老鼠了，要它干啥？外婆说，猫只要叫一声，老鼠就不敢出来捣乱。

后来到外婆家里去，却并没有看见猫。我没有问，也不愿意多想。

国庆节，我领着儿子回老家。

在三营站下了火车，出站口就看见二哥的车在等着，三哥也在车上，他们是从固原直接过来接站的。

八里路，十分钟不到，我们便投入了村庄的怀抱。

村子里出奇地安静。车子在柏油铺就的村道上平稳地行驶，两旁的庭院树木流水一样向后掠去，铝合金门窗、全瓷贴面墙在秋日暖阳下闪耀着熠熠银辉。

穿过宽阔的大门楼子，车子径直停到了院子里，我们往下取东西。满头白发的母亲笑容满面地从房里迎出来，却满是责备的口气：“说着啥都不要买了，冰箱冰柜都塞得满满地，放都没个地方么……”

晚上，在工地打工的大哥、在淀粉厂做技术员的八弟相继回来。大家坐着闲聊。我说：“玉米叶子都干了，村里人怎么还没有要收的动静？”大哥悠闲地吸着烟，漫不经心地说：“收割机开到地里，一两天的事，急啥呢？权当是在地里晾晒呢。”我无语。从前，国庆节是农人们多么翘首期盼的黄金周啊，上学的、上班的放假回来，正好可以帮着掰玉米。那是多么忙碌的时节啊，每天早出晚归不说，还要挑灯夜战剥玉米皮。一季秋收，快点的得十天半月，种植面积大些，那就得忙活近一个月。我知道，全靠人工的秋收大忙已渐行渐远，农人对侍弄那点庄稼，完全当成了副业，竟然变得如此游刃有余，越来越慢条斯理起来。

隔日，城里的姐姐、四哥、七弟也陆续回来了，国庆节过得和春节一般热闹。期间，唯一能做的就是兄弟们代替母亲做饭，竭尽全力地消耗着冰箱里的冻肉，也好减轻母亲的心理负担。再就是扑克玩到坐不住了，去田野里转悠闲逛，或者到八弟的茨园里去摘秋枸杞，藉此舒筋活骨。

假期的第六天，三哥他们结伴回了城里，大哥、八弟各自去忙，只剩下我和二哥，也没法耍了。母亲说：“来，给你安排个任务，把场里的玉米芯子往回背上些，天冷了我好煨炕。”我给母亲说：“我直接用架子车拉吧。”母亲笑起来：“架子车早都当柴烧了锅了，还哪里来的架子车么？”我这才意识到，不知何时，院里院外确实再没有看到过架子车的踪影了。

我只能用背篼往回背。我一边背一边想，曾几何时，架子车可谓是农家必备的“重器”，拉垫圈土、拉麦子、拉土粪、拉草、拉水、平田整地……那是多么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运载工具啊。没有架子车，大半的农活就无法进行，这对于农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岂止不能没有，往往一辆还显得力有不逮，在农忙时候，相互借用架子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记得家里最早只有一辆架子车，后来我们都长大，家庭劳动力明显增加，父亲痛下决心特意又花钱请人做了一辆更大些的架子车。于是，家里就有了两辆架子车，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多，那也是惹人眼热的事。架子车如此重要，除了用的时候要小心，不用时，也要好好保管。家里东拼西凑了些砖瓦木料，在院子西南角搭起个矮小的棚子，专门用于存放架子车，免其遭受日晒雨淋，就像做着要几辈人使用的打算。谁能想到，农业机械一旦牵手农民、入主农村、服务农业，便以其摧枯拉朽之磅礴力量，将生产方式推进了一个新时代，同时把原有的农具毫不留情地推出农耕历史舞台。拖拉机、小四轮、皮卡、客货两用……哪个不比架子车装得多、跑得快、用途广、省时又省力？架子车终年难得一用，越来越受冷遇。后来，家院翻修重建，院内更是没有了架子车的立锥之地，只能随便弃置在院外的柴草堆旁，任凭雨打风吹腐朽，最终沦落为柴禾，也算是发挥了最后的余热。仔细再想想，何止架子车，其实，小时候经见的众多畜力及农具，如牛、马、驴、骡、犁、耧、耱、耙、镰刀、锄头、碌碡、连枷……等等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于人们的视线、淡忘于人们的记忆。

人们淡忘着，并将继续淡忘。在这片土地上劳碌了一生的人，对曾经宝贵的旧物件的记忆只会越来越模糊。除了幸福欢乐，人们的淡忘中应该没有其他情绪。

“太阳出来一点红，我们都是年轻人。先进馆子后照相，芳芳是我媳妇！”

也不知是在哪位高人的指点下，年幼无知的我竟然编写出这么热情奔放、大胆直白的爱情诗章来。

我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扯着嗓子对芳芳喊。

芳芳笑嘻嘻地不说话。芳芳她爸是公家人，就站在芳芳的身后，抚摸着芳芳的头发，哼了两下鼻子，说：那怕不一定！

我可不管什么一定不一定，只要诗兴大发，照样扯着嗓子对芳芳那样喊。

我家在北面，芳芳家在南面，两家是前后邻居，中间仅隔着一条窄窄的黄土村道和窄浅的砂底子水渠。我和芳芳年龄一般大，正好能玩到一起。我和芳芳捏泥巴、捉虫子、画螺螺盘……也用拾来的瓷碗碎片当盘子、折下的树枝当筷子、揪来的草叶当蔬菜，置办出一大桌婚宴“酒席”来。左右邻居们看我和芳芳玩得好，笑呵呵地说我们是“两口子”。我和芳芳不但不反对，反而一个劲儿点头认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两口子”是个啥东西，就像不知道我“诗”中的“媳妇”是个花的还是麻的一样。

秋泥巴碎了再捏春泥巴、兔年的虫子死了再捉龙年的虫子、螺螺盘也越画越圆越画越大……一桌桌“酒宴”撤了残羹又换新盏。太阳从东到西再到东是一天，太阳从南到北再到南是一年。不知不觉中，我和芳芳就成了庄中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

一个班里有三十余名小同学，能玩的伙伴、游戏种类一下子变得那么多，我可以和这几个玩，也可以和那几个玩，可以玩“老鹰捉小鸡”，也可以玩“叨鸡”，就不一定非要和芳芳在一起了。芳芳在和谁玩、玩什么，我也不会去留意。我们“两口子”被另外的三十几口子给冲散伙了。这期间记忆深刻的仅有两件：一件是老师让同学们在操场上围坐成一个大圆圈，玩“丢手绢”的游戏。我把手绢攥在手里，在同学们的身后走，然后就丢在了芳芳的身后转身跑开。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芳芳的反应是那样快捷，她噌地蹿起来，风一样地奔跑追逐，我还没有跑到自己的位置，就被芳芳从后领上死死地拽住了。我感觉到脸很红很热，颜面尽失，我输了而且输给了一个女同学，成了同学们的笑柄。还有一件发生在某年的暑假里，村里几个大娃娃组织了一次近乎疯狂的比赛：把架子车推得快快地，然后将一个轮子推上路边的矮墙上去，以在墙上跑出的距离长短决胜负。三哥推着架子车，上面坐着我和四哥，跑得欢欢地，一个轮子就上了墙，斜吊着跑了一截子，臂力不支时，复又推到平路上。其他几辆架子车都或长或短顺利地进行了比赛。芳芳和她四哥坐在架子车上，由她三哥推着参加比赛。她三哥身强体壮，对跑出最长距离、斩获第一名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他特意把架子车拉得远远的，留足了助跑、加速的距离，然后深吸一口气，身子大幅度前倾开始发力，架子车迅速启动，越跑越快，向着土墙冲上去，就在大家都聚精会神观赏他们精彩表演的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芳芳的三哥把架子车推得太快、一个轮子上墙又太高，“哐啷”一声，架车子翻了个底朝天，两个轮子还在欢快地转动着，车厢下面压着的芳芳和他四哥大哭起来，其他的人随着欢快地大笑起来。

到了二年级，虽然生理年龄只增加了一岁，可心理年龄好像增加了十岁。男生们集体性意识到，和女生一起玩是不知害臊的丢人事。被老师分着和女生坐同桌，会感到难为情和尴尬，那是没有办法。可一但下课后做游戏，男生、女生立马就泾渭分明了。谁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女生说话或者玩耍，就会享受到群起而攻之地讥讽和被列为第二严重的“骂人话”：谁谁谁是谁谁谁媳妇！第一严重的“骂人话”是啥？当然是被大声地喊出爹老子的名字了。客观处世环境如此恶劣，我是不愿也不敢和芳芳再有单独的接触了。我这才反应过来，多少年里，我兴高采烈地喊着“芳芳是我媳妇”，原来是自己在骂自己啊！

芳芳的学习不太好，二年级毕业时，芳芳留级了。我学得也不怎么好，勉强上了升级线，到二里开外的村小学去上三年级，就和芳芳不是一个学校的学生了。再过了一年，芳芳也升级到了村小学，可已经不是同年级的学生，而且村小有二三百学生，除了放学路上还能看见芳芳，在校园里都很难发现她。这时候对“两口子”“媳妇”之类多少有了一些模糊但尚属正确的认识，想起小时候对芳芳的隔路喊话，真是羞死人了。我见了芳芳不好意思，芳芳更是老远就低着头，看都不愿意看我呢。

芳芳她爸的能量还是很大的，在芳芳上初中之前，就把芳芳和他三哥、四哥都办成了城镇户口，到城里吃“皇粮”去了。院子由他大哥家搬过来住着。芳芳和她三哥、四哥偶尔也回农村来转，但毕竟能见着的次数更加稀少了。

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外地参加工作，每年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几乎没有再见过芳芳的面。庄子里很多的变故都是从兄弟们的聊天中得知的。也就知道了芳芳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她爸宠爱这个最小的老疙瘩女子，宁可养着也不愿意叫她出去找工作。后来，芳芳结婚了，她老公人挺老实本分，工作又好，挣钱又多。芳芳找到了好归宿，照例不用出去工作，专一地做着贤妻良母，忙碌着家务。我心里暗自失笑，事实证明，芳芳她爸说的“那怕不一定”是正确的。而我只不过是早在二十年前，窃取了本该属于芳芳老公的诗作，提前念给芳芳欣赏了而已。

十年前回家帮七弟收葵花，听七弟讲村里的人事。说着说着，七弟忽然说：芳芳死了，你知道吗？我割葵花头的刀子差点削到手上，我说：你说啥？七弟说：芳芳死了，你听说了吗？我摇头。七弟说：唉，已经是去年腊月里的事情了，两口子都煤气中毒了，一个也没有抢救过来。幸好娃娃那天晚上送到他奶奶家去了，总算是留下了个苗苗子……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那是顺应自然规律到了该离开的季节。芳芳却像那春夏之交的一片绿叶，在本该最为繁盛的季节里突然凋零了。芳芳离开这个世界时，大概也就三十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