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茜，苏 凯

（1.广西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2；2.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4）

政府腐败与外商投资相关性分析

韦 茜1，苏 凯2

（1.广西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2；2.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4）

在控制了一系列成本变量和制度变量后，不同方向的腐败距离对FDI有不对称的影响。当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正的腐败距离时 （母国政府的腐败水平高于东道国政府的腐败水平），东道国的腐败水平和流入其的FDI正相关；反之，当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负的腐败距离时（母国政府的腐败水平低于东道国政府的腐败水平），东道国的腐败水平和流入其的FDI却负相关。这是因为来自较低腐败水平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处理和腐败相关的情景缺乏了解。相反，那些来自高腐败水平国家的跨国公司却因为有应对腐败的经验和技巧不会因为东道国的腐败而减少对东道国的投资。因此，腐败距离在考虑腐败对FDI的影响时是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腐败；腐败距离；外商直接投资；优势理论

腐败通常被定义为公职官员为获取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的现象（Roy&Oliver，2009）。这种公共的腐败会对一个国家整个社会系统的完整性造成腐蚀性的损害：降低国家运营的效率、扭曲公共政策、阻碍信息的扩散、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加重整个国家的贫穷程度（Chen，Ding& Kim，2010）。

因为腐败对一国政府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研究腐败与投资关系的著作与日俱增。Rose-Ackerman认为制度结构的安排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决定因素。许多关于腐败对对外直接投资（FDI）影响的研究都表明腐败有抑制FDI的作用。跨国公司在选择其附属公司的东道国时需要谨慎考虑，因为它们关心的诸如额外的不确定性和运营成本都和腐败高度相关。然而一种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腐败作为一个令人无法割舍的恶魔，对交易的润滑作用已经被证实的确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制度漏洞普遍存在的发展中的经济体中（Khanna&Palepu，2010）。腐败这种对交易的润滑作用，通过减轻由体制设计的不合理以及官僚机构的无效率带来的对交易的扭曲，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这些国家往往伴随着相当高程度的腐败）、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相互进行交易，分析这些不同集团间的相互作用时，制度上的差异和相似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

腐败的形式、程度、范围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不同地区的经济体中有不同的体现。同时，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公司都以同一种方式来识别和应对所在地区的腐败现象。腐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会随着外国投资者的来源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基于这个原因，最近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那些来自低腐败水平国家的跨国公司会避免在高腐败水平的国家投资（Habib&Zurawicki，2001）。一方面，由于这些低腐败水平的跨国公司在母国极少有应对腐败现象的经验和技巧，较高的腐败水平阻碍了他们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来自高腐败水平国家的跨国公司对有较高程度腐败的国外环境没有那么敏感，他们甚至会被那样的环境吸引以至于利用东道国的腐败来开展投资交易活动。

一、假设的引出

跨国公司会根据不同东道国的腐败情况制定策略，并且腐败对不同公司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这样的描述看起来非常有逻辑，但并不是如此容易能够建立起来的。本节的目的是通过定义一些简洁的术语来有效地区分不同国家的腐败程度，为后文的分析打好基础。因此，本文将采用相对狭窄的定义来简化复杂的腐败环境，并采用腐败距离这一概念描述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腐败程度的正向和反向差异。尽管腐败可以是私人团体或者公共团体之间的交易特征，本文将其限定为为获取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透明国际关于清廉指数的报告中对腐败的观点也反映了本文所采取的较为严格的定义。

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业务运营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它带来了在未知商业环境中运营的额外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未知的商业环境增加了跨国公司经理人对外国市场价值、规范和组织合法性认知的难度。本文定义，腐败距离为母国量化的腐败程度减去东道国量化的腐败程度。对东道国有利的情形，也就是东道国腐败程度小于母国腐败程度时，腐败距离为正；反之，当东道国腐败程度大于母国腐败程度时，腐败距离为负。

区分正负两种腐败距离。在 Eden and Miller(2004)的研究中，他们强调制度距离的绝对值，忽略了东道国与母国制度体系孰强孰弱的问题，以及由此给跨国公司所有权策略带来的影响。Habib&Zurawicki,（2001）的研究发现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腐败水平差异越大，对FDI的阻碍作用也越大。然而本文认为，不仅腐败程度的差异可能阻碍FDI，这种差异的方向（即东道国和母国腐败程度孰强孰弱）对FDI也会有影响。也就是说，当母国腐败程度低于东道国腐败程度时，东道国腐败和流入东道国的FDI负相关；反之，当母国腐败程度高于东道国腐败程度时，东道国腐败和流入东道国的FDI正相关。

当FDI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流向低腐败水平时，跨国公司体会到的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更小，因为它们在其母国已经经历了习得如何处理腐败现象的漫长而昂贵的过程，也因此能够利用和腐败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和技巧在东道国获利。另一种情形是大多数关于FDI与腐败的研究所设想的情形——低腐败的母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被东道国较高水平的腐败所阻碍。因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受到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为了获得并维持其合法性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了避免政府的干预而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

本文认为东道国的腐败对不同投资者的影响各不相同，其程度深浅依赖于投资者所在母国的的腐败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东道国的腐败程度和流入其的FDI负相关。

重申腐败带来的区域性所有权优势。然而那些来自高腐败水平国家的跨国公司会将它们与腐败打交道的经验作为一种竞争优势来打压那些来自低腐败水平国家的公司。研究发现，有在制度环境相对缺陷的经济体中发展经历的跨国公司能获得一种区域性的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能更有效率地经营。因此，一些公司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区域性所有权优势，倾向于选择和母国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基于这样的前提，腐败通过影响东道国的区域优势，对 FDI的影响既可以是“掠夺之手”，也可以是“润滑之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腐败的环境习得竞争优势，并在对外投资的时候充分利用这种优势，甚至主动追寻腐败国家的投资机会，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它们处理东道国腐败情况的成本低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第二，它们会故意选择和母国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也就是较高腐败水平的国家（低于母国）进行投资。第三，它们利用应对腐败的先进知识和广泛的交际网，发展了相当成熟的行贿技巧。

二、变量与数据来源

为了将腐败以及腐败距离对FDI的影响从众多因素中分离出来，本文将延续相关文献的做法，控制其他会左右跨国公司决策的变量。

关于本文样本区域的选择，本文将研究的地域限定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主要有一下三点理由。

（一）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腐败是流行于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一种地方病。过去20年来，这个地区甚至仅仅遏制一下腐败的工作都收效甚微。这一点也得到了透明国际组织（TI）编制和发布的2008-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CPI）的支持。

（二）在拉丁美洲地区，各个国家在历史演进中几乎受到相同的影响，并形成了高度相似的文化，这有助于帮助本文排除文化因素带来的腐败倾向对FDI的影响。

（三）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既有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如乌拉圭和智利，也有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海地，委内瑞拉，还有腐败程度相当的国家，如巴拿马与秘鲁，墨西哥与玻利维亚，比较符合本文研究内容与模型设计。

本文收集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26个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的数据，对应每个变量有约130个观测值（剔除了数据缺失比较严重的国家，如古巴；一些变量数据有个别缺失）。这26个国家分别为阿根廷、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被解释变量：FDI

通常研究一国FDI的均衡模型会分析资本禀赋在跨国公司选择东道国时所扮演的角色。之前的实证研究要么将跨国公司的销售额，要么将FDI作为因变量来研究。本文为了得到更清晰的结果，采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所有母国以其GDP为权重加权的流入东道国的FDI的总和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下文给出计算因变量的数学表达式。

2.自变量：腐败和腐败距离

本文采用由透明国际提供的世界各地区清廉指数的数据来衡量腐败。透明国际提供的清廉指数总结了一个国家公共官员之间能够被感知到的腐败的程度。它是一种由七个独立的机构在各国的商务人士以及分析师之间进行的14个不同的问卷和调查所得出的复合指数。它被学者广泛的应用于各种研究腐败和FDI关系的文献中。清廉指数的取值从0到100（2011年之前，清廉指数取值从0到10），0代表最高程度的腐败而100则代表最低程度的腐败。因此当FDI和清廉指数呈正相关时，即代表着FDI和东道国腐败程度呈负相关。

腐败距离也采用由透明国际提供的清廉指数计算得出。根据前文定义，腐败距离为母国量化的腐败程度减去东道国量化的腐败程度。为了使本文模型更清晰，这里定义两个腐败距离，CD1表示当东道国的腐败水平低于母国时，也即东道国的清廉指数大于母国的清廉指数时，东道国与其所有母国腐败距离的平均值的绝对值；CD2则表示当东道国腐败水平高于母国时，也即东道国的清廉指数小于母国的清廉指数时，东道国与其所有母国腐败距离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以上文字定义可用如下数学表达式表示：

对于东道国i来说，

下表为本文所采用26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的清廉指数：

表1：2008—2012年部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清廉指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11年前的清廉指数采用十分制，从2011年起透明国际将评分改为了百分制。为了和现行标准统一，本文将2011年前的CPI指标乘以10，转化为百分制进行分析。

将这26个样本国家五年的清廉指数加总可以看到，海地（91）和委内瑞拉（96）是政府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而巴哈马（357）、智利（352）和圣卢西亚（352）三国的政府最为清廉。

将该地区国家2012年的腐败指数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发现，腐败程度最高的海地（19）和委内瑞拉（19）排名世界倒数第10，与世界最腐败地区——索马里 （8）的距离为11点；最清廉的国家智利（72）和乌拉圭（72）排名世界20，与世界最清廉国家——丹麦（90）的距离为18点。

在2008年-2012年这五年内，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腐败水平变动不大，改观最大的国家厄瓜多尔的清廉指数也仅从2008年的20增加到2012年的32，26个国家中有20个的CPI变动在5点以内，其中17个国家的变动在3点以内。腐败在该地区确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渗入社会生活的文化。

3.控制变量

第一个控制变量是由联合国公布的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教育程度以及期望寿命三个指标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第二个是法治指数，它衡量一国法律的执行程度，产权的保护以及犯罪率等因素。官僚水平则显示在一个国家创业的难易程度。基础设施指数则由东道国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教育获得指数用高等教育中大学生的入学人数衡量。经济自由指数则用来测量一国贸易、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用每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近似代替。东道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东道国的购买力和市场大小。最后，东道国的失业率也被纳入变量，它是一国想找工作的但未找到工作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因变量，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具体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2。

表2：变量描述及数据来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和其他变量保持相同的形式，对人类发展指数和法治指数进行了转换。在数据源中，人类发展指数取值从0到1，通过公式y=100*x（x为源数据值）得到本文数据值；法治指数取值从-2.5到2.5，通过公式y=20*x+50（x为源数据值）得到本文数据值。

三、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表3：逐加变量系数

本模型采用随机效应回归分析来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因为本文所采用数据不产生个体（固定）效应。同时，本模型也可以在极少变动的情况下复制到其他地理区域，来研究腐败对FDI的影响。模型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i是国家的下标，t是时间的下标，β1是需要估计的每个变量的未知参数，α1则是回归方程的截距，是该模型的虚拟变量，则为误差估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模型中，CD1和CD2不同时出现。当东道国的腐败水平低于母国时，只存在CD1，当东道国的腐败水平高于母国时，只存在CD2。本文所有数据回归均使用eviews6.0软件处理。

首先，逐一增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表3数据。可以看出，东道国的清廉指数和流入其的FDI是明显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东道国的腐败程度与流入其的FDI是明显负相关的。

模型分析了将腐败距离排除后，腐败是如何影响流入拉丁美洲国家的FDI的。模型显示，拉丁美洲国家接收的FDI和东道国的清廉指数正相关，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国家接收的FDI和东道国的腐败程度负相关。虽然这种负相关性不是那么显著，但是上述结果还是从一定程度上支持本文的假设1，也即流入拉丁美洲的FDI会被东道国较高水平的腐败程度所阻碍。

四、结论

本文主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当进行对外投资时，跨国公司不仅需要考虑东道国的腐败程度，还要考虑母国与东道国的腐败距离及其方向。为了探究该观点是否成立，本文提出了一个假设，假设认为流入东道国的FDI与东道国的腐败水平成反比。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本文选取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作为数据样本区域，收集了该地区26个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FDI以及其他12个变量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较大程度地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总体来看，东道国的腐败因为增加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了额外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流入东道国的FDI。

许多关于腐败和FDI关系的研究都认为腐败和FDI负相关。腐败本身或许对FDI有一定阻碍作用，但腐败距离及其方向则可能会扭转这种阻碍作用。本文研究显示，腐败和腐败距离对流入东道国FDI的作用视其母国情况不同会有不同表现。

跨国公司在外国面临的海外不利性会增加用于市场调研、合同谈判、以及契约履行的成本，从而阻碍FDI流向一些特定的地区。因此，这些公司更愿意将投资投向和其母国有相似环境的国家，这种相似的环境自然包括腐败水平的相似。对那些腐败水平低于东道国的国家而言，东道国较高程度的腐败意味着相当昂贵的成本和高发的风险，它们在东道国政府处取得组织合法性这一事务上将比来自高腐败水平的国家面临更大的压力，也因此它们更不能容忍腐败，从而导致它们为避免卷入与外国腐败政府的纠缠而减少甚至不进行对东道国的FDI投资。而另一方面，那些来自较高腐败水平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尚未完善的制度环境中习得如何应对腐败现象的经验和技巧，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在东道国相似的制度环境下，将这种所有权优势转变为一种区位优势。这也是在正腐败距离存在的情形下，腐败没有阻碍反而对FDI有促进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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