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辰

(杭州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浙江武林版画插图艺术与文化价值研究

周辰

(杭州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浙江武林版画，是我国版画艺术史上辉煌的一章，其成就的鼎盛时期主要在明朝。浙江武林版画所以能发展到如此高度，主要原因是明代市民文学戏曲小说的兴起，书坊主人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书中附以插图，便于推销，这就大大地扩展了版画艺术的使用，使制作者能精益求精地去提高版画的绘刻印技术，并由此一跃成为版画艺术中的重要品种。浙江武林版画以刻绘精美、刀法多样、印刷灵巧见称，产品众多，影响广泛。浙江武林版画插图不仅有其艺术价值，在历史研究上也具有可贵的资料价值，通过这些形象性的史料，可见当时的人情世态和各种生产、生活方式。

关键词：武林版画；插图艺术；木刻造型语言

一

浙江是中国版画艺术的重要地区，以杭州为中心，包括绍兴、萧山、宁波、海宁、金华、衢州、建德、台州等地区的历代版画作品众多，这些版画的雕版样式、风格都非常近似，统称为“武林版画”。浙江武林版画的历史是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记录的浙江地区的版画作品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时期，当时吴越国的统治者都信佛，修筑庙宇，铸塔造经，主持雕印经卷与图像者名叫延寿和尚，刻印过大量的经文、图像，已经具备了很高的印刷水平。杭州雷峰塔的塔砖内出土的《弥陀塔图》一幅，全卷长100多厘米，每层画一塔，图绘佛经故事，就是当时的一个代表作品。宗教题材的版画发展到10世纪，逐步由以宣传为目的的解释经义和供人膜拜的佛像开始走向以宗教为题材，经过艺术加工，供人们欣赏的独幅或者系列版画插图作品。经过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发展，到了南宋时期，杭州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出版事业也随之兴旺起来,这些也都离不开版画插图的运用。当时出现了“《文殊指南图赞》这样成熟的系列连环版画插图，为临安贾官人经书铺所刻，排版采用上图下文”[1]，绘的是善财童五十三，图像庄严妙曼，绘刻精工，是我国最早的连环图画。明代是武林版画的“黄金时期”，它的兴盛是自万历至明末清初间，其所以能发展到如此高度，主要和当时的社会风貌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市民文学戏曲小说的兴起，书坊主人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书中附以插图，便于推销。这就大大地扩展了版画艺术的园地，使制作者精益求精地提高版画的刻绘印技术，并由此一跃成为版画艺术中的重要品种。当时坊间刊行的戏曲小说书籍，几乎没有不加精美的插图，而且一书不止一两种插图，例如《西厢记》的插图，就有数十种之多。

浙江武林版画以刻制精美、刀法多样、印刷灵巧见称，作品众多，影响也很广。其成就最高的是文学类和戏曲类的书籍插图。武林文学版画插图的代表作《楚辞》，插图以陈洪绶为《楚辞述注》所绘的“九歌图”为最早。武林版画中小说插图，钱塘汪慎修刊本《三遂平妖传》的插图，生动有力，人物虎虎有生气，似出自大家手笔。武林戏曲版画插图的代表作有《樱桃梦》，是刊于明万历间的一种传奇。

反映浙江山湖庙志为主的武林版画，也是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万历本《净慈寺志》插图以西湖为中心把杭州附近的景物都包括在内，比较写实。关于西湖志的插图较早的有《西湖志摘粹》，是一部有图有说的西湖山水画册[2]。画谱的刊行，是武林版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代明公画谱》，又名《顾氏画谱》，画谱的辑摹者顾炳，曾学画于花鸟画家周之冕。《历代明公画谱》本是供人学画的范本，实际是一部有图有传的绘画简史。

二

浙江武林版画由于画种的独特性，其对技艺的要求非常高，印刷复制的纸张就包含了砟竹、削竹、拷坯、砍青、捆料、翻滩、料舂、操纸、榨纸、晒纸等多道工艺流程，对工艺时间、温度要求，甚至刻绘力度控制也均有精确的要求。武林版画主要是以雕版印刷的形式产生的，而木雕版画则是古籍插图最为主流的形式[3]。雕版印刷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论是从艺术发生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创作者的创作实践来看，“雕版印刷”都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雕版印刷首先是一门技术，因此，武林版画在技术上的追求天经地义。很难说武林版画的创作是在“胸有成竹”的状态下完成的，因为不少武林版画插图的刻迹不是非常的工整和完美，但画面内容的从容，对木刻语言恰到好处的运用，对插图本质的理解，表现出了插图作者难得的成熟、老练与自信。明清时期武林版画画家对于木刻技法在插画中的重要性与基础地位，显然已达成共识。但是，如何在娴熟技术的基础上，传达出画家自己的精神与哲思，引发读者更持久的深思与感悟，使插图作品更具有艺术价值与人文价值，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武林版画一般以插图的形式在书籍中出现，因此画幅不是很大，如何将体量巨大的场景空间与体量渺小的人物布局在一幅画面中，而又能保持两者之间在体量上的张力，成就完美的对话，都是一种挑战。惯常的处理方式总是要将其中某个元素变形，或使场景空间简单化为一种画面背景，或使人简单化地成为整体意境中的一种点缀。这种处理方式，很难将空间和人作为最核心的视觉元素，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整体，顿现于观众视野。纵览明代武林版画，其整体画面布局能做到浑然天成，开阔而不空荡，沉重而不沉闷，对布局的思索与运用，渐渐地走向成熟。武林版画作者精心而又不留痕迹的布局得益于对主题的提炼与精到的把握。浙江武林版画插图有别于常规的处理方式，在不改变体量与形象的前提下，在不损害元素自身参与性的情况下，将两者统一呈现出来。场景照样巨大而高远，空间照样厚重而质朴，人照样如现实生活中一样自然而然。场景空间不是纯粹的背景，不是人的陪衬；人亦未曾显得渺小。

明启年间的新镌唐诗七言画谱《九日》插图，是武林版画空间和人物处理的一幅代表作品，画面分为远景风光、中景游船和游人、近景岸上的观者，三组画面内容各成一体，又相融于一幅画中，给人以渺小脆弱的个体生命面对外在世界时所获得的平衡感与参与感，看起来没有设定中心人物的画，仿佛有悖于传统的绘画理论，但恰恰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是由具象上升到具有思想性的标记。画面中的人物都是背脸或者是侧面形象，人物的脸部表情也被画家有意无意间隐藏起来，即使有一两个画面人物面向观众，人物的眼神也没有被突出出来。这是作者有意为之，这种“不表达”遮挡住了画面人物的主观情绪，关闭了观众透过眼睛这扇窗户而洞察画面人物的心理，终止了观众通过画面人物的眼睛与画面人物的交流。插图作者有意无意间地通过这种“不作为”赋予观众极大的自由，拒绝绘画语言的强势进入，画面想要表达的东西在言与不言之间，而观众的观看在此刻整个被激发。画面对情节的再现，不单是通过画面上的形象刻画与气氛铺陈实现的，而是创作者、画作、观众三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源自作者对形式、布局、细节刻画的巧妙处理，是在“敞开”与“遮蔽”的冲突中展开的。武林版画插图《九日》的这种画面存在感，是超越的，亦是内在的，虽然没有丰富的表情和神态，但是读者会被画面的存在感击中，而这种刹那间的存在感，并非只是画面人物这一群体身上所独有的，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本体，而是即是的、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通感。类似的武林版画插图中营造的各种场景，如同高明的导演一样，预设了一个场景，然后像外科医生那样用手术刀先剖析出的一个个元素，让他们逐个呈现在我们面前，最后把它们还原在一个总的场景之中。这种很有特点的处理方式，不由得令我们想起中国古代绘画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

三

浙江山多地少，人多艺巧，又善经商，武林版画插图的特色，是与浙江的地理历史文化分不开的。浙江地处金陵、建安、徽州等出版地区的中心，随着明朝中期以后武林版画作品的大量生产，水印风格的版画作品开始不断地进入书籍插图界，并不断地应用到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的配图中，浙江武林版画在选择题材、内容、风格等方面具备了中国人文特有的美学特征气质，独树一帜的水印木刻语言，让浙江武林版画的概念意识逐渐清晰，将水印木刻技巧大胆创新地运用在版画插图中，突显了水印木刻的魅力和技术，突破了其他版画自成一派的鲜明的艺术特征，因此成为中国艺术作品中最有民族性特点的类型版画。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逐步确立了武林版画插图在中国版画插图界的地位。

浙江武林版画插图较之于其他艺术品，在内容及艺术形象表现上秉承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首先在内容取材上选用了中国经典著作或民间传说，同时在艺术形象的表现上以带有诗性韵味的水印语言表现插图场景，用东方线性的结构方式来体现流畅的插图形象。众所周知，中国绘画源远流长，绘画表现形式多样，技法丰富，体系完备。杭州武林版画借鉴了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木版上用写意的线条勾勒出艺术形象，结合印刷技术，创作出浑然天成的场景。版画插图角色的动作和表情充满了工笔线条的灵动和优雅，而背景或大胆，或空灵悠远，柔和而富于诗意的色调体现了中国绘画“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意境深远，其鲜明的艺术品格和独特魅力，使浙江武林版画书籍插图成为中国插图艺术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浙江武林版画在美学结构和造型图式的探求上特色鲜明，其视觉空间的形式特征在完整的视觉表现空间中，不仅仅是表现平面和纵深的关系，而是表现充满视觉张力的包围感，它以欣赏者为中心反观对象，体现与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一种独立的空间叙事观察体系，这种互动关系可以深化叙事距离感，以对象为坐标，将对象的视觉表现与欣赏者自身的位置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空间，与基础透视领域中的大小、远近相结合以处理多元叙事下的空间置换。武林版画在视觉语言镜头的表现中引申画面纵深感，是运用上下、纵深、高低、远近、里外等画面视觉角度的表现，创造出不同于一般的视觉叙事趣味，完善了空间置换的捕捉和识别能力的不足，这是浙江武林版画在画面张力空间补充上的需要，也是拓展插图视觉领域行之有效的方式。

浙江武林版画插图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真实和虚拟的表现形式，包含了藏、露；隐、现；阴、阳等对立统一的矛盾，表达了创作题材独特的感觉，其情节画面往往是一幅幅简洁的图画，或者干脆省略背景，留下较大的黑白对比，从而使主题和主角形象更加突出，增强了武林版画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如武林版画插图代表作品《西厢记》的画面优美，意境深远，节奏流畅，达到借景抒情、轻灵优雅的艺术格调，带给人们更多的动感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情趣。在场景的表现上巧妙地运用了虚实空间的构图方式，表现出似无胜有的艺术效果，充满中国风格的典雅气息，客观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与中国传统绘画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每个故事情节通过连贯的系列插图来表现，充满性格情感的表现，让人们陶醉在山水之间的空灵意境中，将中国诗画的意境和笔墨情趣融进其中，以景抒情，情景交融，在云气缭绕的山水之间，把虚中有实、实中带虚的深厚艺术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充满了中国式的优美韵味。作品画面刚中有柔，以虚衬实的妙境使人联想到清新、空灵、浪漫与优美，融汇成人们喜闻乐见的视觉乐章。

四

武林版画书籍插图中的人物，既有年龄差异，也有性别差异，人物的组成十分复杂，可以称得上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画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准确的表达力精确描绘和还原了这些书籍中出现过的人物各自的鲜明特征，这些人物形象在武林版画的插图中显得十分生动，大有呼之欲出的感觉。

如此生动的人物创作，来源于创作者对现实存在的观察与体验，艺术创作有其客观的产生过程，任何一位艺术创作者的创作都不可能无根地游离于客观的历史与社会之外。武林版画中所描绘的对象有其客观性，无论是插图对象所承载的物理特征，还是其所携带的文化内涵、故事内容，一定与当时所身处的客观世界息息相关。浙江武林版画插图的主题与表达手法、目的与手段达成了高度的协调。武林版画的木刻造型语言是一种艺术手法与方法论，创作者可以通过版画插图的木刻形式表现深层次的品格与精神，捕捉客观对象的生命与灵魂。武林版画不是客观对象在书籍上的重现，不是将画家眼球里的景象如实地传达给观众，并不拒绝创作者在表达精神与意趣方面的追求。武林版画书籍插图是一道门，通过它走进去，呈现给我们一本内容丰富的小说；书籍插图是一座桥，是衔接书籍内容与读者心理的连通。从这个角度来谈武林版画，插图永远只是一个过程，而非最终目的。创作者可以以版画形式为基本方法，通过木刻刀法运用、色彩处理、形象布局等具体的手段，将自己的精神、情感和哲思转化为作品的形象与意境。

艺术动人，贵在真实。生活也是武林版画这一艺术创作的源泉！武林版画越发展到后期，越贴近社会普通人的经历和生活。由此可见，武林版画插图的创作者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小说戏曲的故事内容，而且在创作中能更好地把握社会背景。画面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以普通人物作为如画题材，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处理稍有不慎，便会陷入俗里。用写实的手法刻画了小说人物的工作场景和形象，又以简洁的背景让主体形象变得犹如剪影般的突出，这样配合使整个画面呈现出立体感；对古代木刻技术的良好把握，对于色彩的精准运用，又让这些画产生一种类似宗教色彩的庄重感，整个画面显得非常干净、谐和。武林版画插图巧妙地运用了这些人物所在的特定场合，并配以视角的转换、对比的变化，让这些人物形象顿时得以提升。所以画面中即使他们身处孤寂的野山、单调乏味的生活场景，这些并没有产生让人觉得压抑或厌恶的感觉，相反的，展示的是一种平静、坦然和优美。

五

浙江山川秀美，如今，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下，在各级政府和有识之士的重视推助下，以武林版画为代表的浙江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掘保护和推广传承。在浙江各地，浙江古代雕版印刷技艺、武林版画制作及有关附属子产业、传统文化创意产品，如制笔工艺、宣纸生产、农民木板年画雕印、线装古籍出版、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旅游项目、青少年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得到发掘和发展。一方面，我们应该择取武林版画史中相关语言技巧，以形态语言学(画)与复合版(版)的研究与教学为基础，形成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插图艺术的美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非遗项目继续传承下去，关注民族艺术传统的研究和教学，注重在艺术教育中强化学生对自身文化立场的认识，努力让优秀的民族艺术传统在今天焕发出新鲜活力并得到自我更新，为浙江当代思想文化创新建设、城市品质提升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郎菁．中国雕版艺术的一朵奇葩——佛经版画概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96．

[2] 李娜．湖山胜概与晚明西湖的艺术风尚[J]．浙江学刊，2011(6)：36．

[3] 李永华．重温读图时代：古籍雕版插图发展述略[J]．图书与情报，2003(3)：23．

(责任编辑：紫嫣)

Research on the Art of Illustration of Zhejiang Wulin Prints and Its Cultural Value

ZHOU Chen

(Cultural Creativity Colleg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Zhejiang Wulin prints are a glorious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 art, whose golden age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main reason why it developed to such a height is the rise of popular literature, traditional operas and novels in the Ming Dynasty. In such a context, owners of bookshops,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readers, added illustrations to books as a promotional strategy. This greatly extended the usage of print art, compelling producers to keep improving the painting, printing and carving technologies of prints. Hence, prints beca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print art works. Famous for their exquisite painting and carving, diversified ways of cutting and flexible printing, Zhejiang Wulin prints are many and varied with a wide influence. They have not only artistic value, but also material valu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se materials a glimpse can be obtained into the feelings, realities and various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t that time.

Key words:Wulin prints; illustration art; woodcut modeling

中图分类号：J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6)02-0113-04

作者简介：周辰(1982—)，男，浙江龙游人，硕士，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武林版画插图艺术及文化价值研究》(16NDJC069YB)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