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

通往远方的实验室（节选）

○傅菲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在1989年的夏天，毕业分配还没有确定下来。我第一次离开上饶，前往省城南昌，父亲给了我50元钱。和我同去的还有余书仁，他是我同届同学，也是邻居。离开一个地方是要理由的。我对父亲说，我想去南昌找事做，哪怕是干体力活，话没说完，自己就忍不住笑了出来。我从小到大，也没挑过超过80斤的担子。事实上，我在南昌待了5天，就打道回府了。我找到《江西法制报》的副刊编辑赵文明，他曾经给我发过两个整版的小说。他的办公室在冶金厅里面，阴暗潮湿，光线透过梧桐树，照在他脸上，像一块肮脏的纱布，有些滑稽。他请我们吃了晚饭，我们就走了。我们又去了郊区，找到一个叫西山的军营，我表哥在那儿当事务长。我是第一个看望表哥的亲戚，表哥这样说。他喜出望外，像养猪一样，请我大吃大喝。回到家里，我口袋里还有42元钱。第一次出远门，我发现自己的胆子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小。然而，火车没有给我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象，我只觉得车厢像龙窑，码着一排排整齐的砖坯。

余书仁也是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最后一次。他后来死于肝癌。

1998年元月，省城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社发函给我，调我去上班，我谢绝了。谢绝的原因很简单，或者说，有点可笑——我讨厌南昌火车站，以至于讨厌这座城市，并且现在态度也没有改变。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但对1993年的“南昌遭遇”，直至今天，我仍然耿耿于怀。

那年初秋，我从外地返回上饶，在南昌作了短暂逗留。我没买票，就直接进了站台。一个年轻的铁路警察，以为我是逃票的，一把抓住我的旅行包，说：“把车票拿出来，是从哪里逃票来的？”我说：“我还没上车呢。”“没上车？不可能，逃票的人都这样说。”我说：“我前两个小时下的车，你看看，这是我上趟车的车票，我下车是去看了一个朋友。”“是吗？”他一边说，一边拉着我的衣袖，往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走。我警惕起来，我想，歹徒的拿手好戏就是假扮成警察。“别拉拉扯扯的，我喊人啦，”我说，“你这样子，不像个警察，警察很有礼貌的。”“你说的是电影里的，警察讲礼貌，那我们早没饭吃了。”他又说，“要么，你给我10块钱，要么跟我到所里接受罚款。”我一下子火了起来，说：“你见过钱吗？”我一边说一边从裤兜里掏钱。“你看过警察打人吗？你没有看过，我打给你看，警察打人不犯法。”他说。话越说语速越急促。这时一个戴袖套的保安员走过来，对那警察说：“你今天抓第几个了，所里的经济任务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那警察说：“我们只有多罚款才能过好日子啊。”从屋角拐过去，有一个灯火明亮的房间，里面坐满了各色衣着的人，门口挂着一块“××治安执勤室”的牌子。我成了长条凳上的其中一员。之前的警察指着我，对一个开票的臃肿妇女说，这个人逃票还不想罚款呢。妇女把眼镜拉下鼻梁，看看我，又把眼镜按回原位，说不想罚就多罚几倍。那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又把旅行包翻出来。他熟练的手法让我想起菜场上杀鸭子的人。在执勤室里，我们一直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我始终没有选择交钱息事宁人。最后，他还是选择妥协，让我走了。

这件事，一直使我对南昌没有好感，但并没有影响我对火车的迷恋。在大多数的旅途中，我都选择坐火车。不知道你是否是这样的。我很羡慕许君，不是因为他火车坐得多，而是他有许许多多火车上的艳遇。他每说一次，我就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我有理由说他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尽管他历尽了生活的沧桑。每次坐火车，我也怀着对艳遇的神往，但一次也没发生，这多多少少让我沮丧，就像一个一辈子写文章的人，却没一篇发表。

“车厢像龙窑，码着一排排整齐的砖坯”是个比喻，隐含着作者对那次行程的轻微否定，第一次远行，第一次坐火车，本该激动、踌躇满志、热血沸腾，可现实情况却是那样拖沓、陈旧、无奈……这种反差，凸现了生活的平庸。文中，生命就在这样平庸的生活中灰溜溜地向前挪动，不渲染、不标榜，只携带着真实的腥气。未经美化的记忆看似缺乏审美价值，但冷峻的叙述正悄悄释放着内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