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晓玲

摘 要：本文对比分析中西方主要伦理哲学体系，如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以及我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对他者伦理的阐释。经过对比发现，这三种伦理体系均认为我者具有非独立性和关系性，我者不再是独立的、能动的我者，而是处于各种关系中、与他者紧密相连，并对他者负有伦理责任和义务。因此，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当代伦理学不仅有异曲同工之处，还处于更源头、更初始的地位，这对我国开展中西方哲学交流与对话，对建构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型道德伦理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他者伦理；儒家思想；关怀伦理；列维纳斯

他者问题是西方现代哲学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实质上也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贯穿了西方的文明发展史。自启蒙主义运动以来，现代人本主义强调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在这种情境下我者被定义为理性的主体，能够担负起对他者的道德伦理责任。但是这种强调我者主体性的道德伦理模式“摧残和镇压了客体、自然或他者，引发和激化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仇恨和战争”[1]，人类面临着诸如经济失衡、贫富悬殊、自然环境恶化等问题。西方学者进而寻求解决道德困境的途径，从而道德伦理研究从传统的寻求普适道德原则转向如何对待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主要的理论体系有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解构甚至宣布主体的死亡、美国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学、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等。同时，西方学者进而把眼光投向东方，从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等东方智慧中寻求启示。

国内对他者哲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主体性和他者的哲学渊源问题、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学、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观以及儒家思想中的他者进行研究。研究重在解读这些伦理体系的内涵以及对教育研究特别是德育研究的启示，其中对德育的启示的研究重点多在关注如何在道德教育中促进学生的“他者”意识和关怀意识的提升。这些研究对目前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些伦理体系进行进一步对比分析，这对于中国目前的道德教育研究和实践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以及实践探索都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一、诺丁斯的关怀伦理

过去几十年来，西方传统的伦理观不断受到质疑和攻击。无论是康德的道德哲学，还是科尔伯格的道德理论都过分信赖伦理主体的独立理性思考能力以及主体对他者的道德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这本身就是对他者的压制和暴力行为。正因为如此，面对种种道德困境和社会危机，当代西方伦理研究出现了新的理论方向，目的在于打破以我者为中心并寻求与他者的新型关系。关怀伦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1982年，美国学者卡洛尔·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一书中以女性体验为基础提出了关怀伦理学，指出了两性在道德认知上的不同，男性以公平、正义为原则，女性则以关系、情感为原则，并且对别人的关心是建构和维持这种道德关系的核心。之后美国学者内尔·诺丁斯对这一学说不断丰富、发展，详细系统地论述了关怀的含义、类型、特点以及具体实践等，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关怀伦理学对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伦理学传统进行审思和挑战，以女性的身份和特质来探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范围内受到普遍关注。

诺丁斯主要在《关怀：从女性的观点看伦理道德教育》一书中阐述了她的关怀伦理体系。诺丁斯批判了西方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以单独个体的权利和理性为理论基点，认为建立在原则、理性、正义和公平上的道德本身是不充分的，因此提出以源于女性自然关怀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作为道德基点。诺丁斯强调作为单独个体的人实际上无时不处于相互联系中，人人都有被关怀的需求，因此关怀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种联系建立起一种关怀型关系。诺丁斯区分了自然关怀（Natural Care）和伦理关怀（Ethical Care）。诺丁斯认为自然关怀源自母亲对孩子的本能的爱的情感，而伦理关怀以自然关怀为基础，源于个人对自然关怀的记忆。自然关怀“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因为这种关怀需要全神贯注和动机的移位”[2]。因此，关怀伦理就是要“建立、恢复和增强关怀的关系，在这种关怀关系里，人们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做出反应”[3]。通过自然关怀激发伦理关怀，通过发展伦理关怀来扩大关怀的范围，人与人的关系正是在自然关怀与伦理关怀的共同作用下构成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

诺丁斯的关怀伦理的重大贡献在于她对我者的内涵的延伸。诺丁斯挑战了西方传统伦理哲学自我为中心的、主观能动的我者，而强调处于关系中的自我。她认为，“关系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人从一出生就处于各种关系中，我者的主体性正是通过种种关系得以建构”[4]，因此伦理的我者应该是与他者有密切关系的我者。诺丁斯指出，关怀关系不是简单的一方施予、一方接受的关系，即能动的我者向被动的他者施予关怀的关系，而是我者的关怀行为必须得到被关怀者的认可和接纳才是完整的关怀行为，他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关怀，而是必须对关怀者的关怀给予回应。因此关怀关系中的我者和他者都负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他者的重要性因此得到了彰显。诺丁斯指出我者必须对受自己影响的他者的行为负起责任，从而营造普遍的关怀社会。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对现代主义的我者-他者关系的理解的局限性进行批判和重新阐述，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尽管诺丁斯从女性视角提出并完善了关怀伦理，这一体系仍然存在种种缺陷。例如，诺丁斯倡导以母亲对孩子的自然关怀作为普遍关怀伦理的典范，这一观点就受到人们的质疑[5][6]。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或发展母亲本能的关怀情感，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被母亲自然关怀的回忆，因此作为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体系不能建立在本能的自然关怀的基础上。此外，关怀伦理对我者-他者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近距离的人们之间，如母子、师生、朋友等之间，不能作为普遍关怀的典范。要使伦理体系对全人类有约束力，我们必须提供一个能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典范（Hoagland，1990；Zhao，2011）。因此西方学者在寻求弥补诺丁斯关怀理论体系的缺陷的同时，也进而寻求新的伦理体系，而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就进入他们的视野。endprint

二、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

他者是列维纳斯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当现代主义的主体性遭遇到危机，当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纷纷进行批判和解构，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却致力于对主体的拯救[7]。列维纳斯指出，西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均以我者的主观能动性为中心和出发点，这种以我者为中心的主体必然导致对他者的遗忘、压制和占有，他者遭受痛苦和压迫的同时对我者的建构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最终我者也就不复存在，因而成为引发西方道德、社会、文化危机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根源[8]。为此，他重新定义了主体和主体性。列维纳斯提倡的主体不再是主客体二元中的主体，不再是以我者为中心的主体，而是对他者承担责任的主体，是伦理的主体。他者在我者建构之前就已经存在，是无限的、绝对的、独立于任何我者之外的他者，是绝不能被同一或吸收为我者的他者[9]。因此建立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不是作为已经构建了的我者必须做的决定，而是在我者能够做出任何有意识的行为之前，我者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我者必须负起对他者的伦理责任，我者的主体性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以构建[10]。因此，我者的主体性建构不再以我者为中心，从我者出发并进而对他者的相异性（the alterity of the other）进行同一与消解。相反，我者的主体性建构必须以他者为中心，依赖于他者，承认并吸收他者的他异性。没有他者的存在为前提，我者无法得以构建。

我者对他者的伦理责任可以从列维纳斯的两个重要概念来理解：人质（hostage）和面孔（face）。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的主体不是自足的、主动的主体，而是被动性的“为他的主体”[11]，因此列维纳斯把我者称为“他者的人质”[12]，“从我到我自己终极的内在，在于时时刻刻都为所有的他人负责，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13]。朱刚也解释道：“对他人的责任最终来源于一种绝对的被动性：我在自我的前史中已经被他人构成、被他人迫害，被他据为己有且扣为‘人质，从而成为他人的‘替代。作为人质和替代，我在决定、选择之前就已经不由自主地对他人负有责任了。”[14]因此对他者的责任是我者必须面对的，是责无旁贷的。面孔是列维纳斯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代他者的一个隐喻。列维纳斯强调，他者的面孔是独特的，不能为我所同一并完全相异于我。因此，我者不能把他者的面孔“融合”为我者的面孔，而只能是一种面对面（face-to-face）的关系[15]。我者不可避免地与他者相遇，这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状态。“你对脸的反应就是一种回应，不仅仅是回应，而且是一种责任”[16]。这种与他者的“面对面”的相遇就是一种超越存在论和认识论的伦理关系，因为他者之脸不仅“抵抗着占有，抵抗着我的权力”[17]，而且还意味着我者对他者负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我必须始终绝对为他者，为他者担负责任，为他者服务并不求任何回报。

列维纳斯重新阐述理解了我者-他者的关系，强调建立以他者为中心的伦理体系，并呼吁建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18]。这种伦理学以“他者”为前提，以我者对他者的伦理责任为目标，我者对他者的无条件的回应的结果就是全人类和平关爱地共存，从而使得这种伦理成为可能，而这种伦理责任或许可以成为西方崇尚以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道德危机的出路。

三、孔子儒学的主体性

纵观西方哲学体系的发展历程，它们走过由关心本体、逻辑、唯理论，而演变为近代的认识论，当代的方法论，主要关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19]，并建立在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基础上。与西方哲学体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则以伦理为本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孔子和《论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当西方的道德理论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道德危机时，西方学者进而研究儒家学说，探讨儒家学说对我者-他者关系的理解[20][21][22]。尽管他者维度是属于西方哲学的概念，但是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也纷纷把儒家学说放在他者哲学的语境里分析，挖掘孔子儒学中的他者哲学[23][24]。

以伦理为本位的孔子儒家思想认为我者不是独立的个体，我者从出生伊始就被各种伦理关系所定义，并且一系列的道德准则指导我者该如何礼待他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含义甚广，包括仁慈、爱、利他、和善等等，其核心含义是“爱人”。《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莫大于爱人”，孔子强调我者对他人的关爱，强调对他者和社会的责任，并就人们如何处理我者与他者以及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具体的行为指导准则，如“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孔子倡导的我者，是主动自觉地“克己”，“虚我”的我者，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实施“爱人”。孔子认为，实现“爱人”的重要途径是“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我，成就自我。孔子强调“吾当三省吾身”，省思的内容是如何施仁与他者，省思的结果是成为圣人君子，完成由仁、智到圣的过程，最终成就自我。“勿我”是孔子“爱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和途径。孔子一生以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要求自己。其中“勿我”即强调不要以我者为中心，在他看来，我者是不足的，是有局限性的，因此需要向他者学习，引入他者，从而达到“修己”。

孔子认为他者是与我者具有不同特性的个体，不依附于我者而存在，我者的建构是以他者的福祉为前提，没有他者便没有我者。因此，金惠敏（2002）指出，孔子学说的主体性“在对他异的承认、参与和责任承担中完成其自身的建构”[25]。孔子提出我者的建构方式，包括克己、虚我、爱人、勿我。在克己、虚我的过程中清空自我，形成一个无我的主体性，进而通过“爱人”认识他者，接纳他者，在对他者的关爱中建构我者，完成对自我的修炼和完善，完成从仁到圣的建构过程。并且成就自我不是最终目的，最后还需推己及人，成就他人，最终达到道德的升华。

四、分析与结论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对话和融合日趋紧密。通过对古今中外不同伦理哲学体系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我者和他者的关系不仅是主体性建构的中心问题，更是道德伦理哲学的中心问题。中西方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伦理体系。西方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独立的以我者为中心的主体，而中国则在人与人及社会的互动中建构主体。尽管存在差异，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以及孔子的儒家思想都强调我者的非独立性以及关系性，强调我者对他者的伦理责任和义务。不仅如此，孔子还指出我者必须向他者学习，当我者成就自我后，还需推己及人，成就他者。因此孔子所倡导的主体性建构更进一步，处于更为源始的地位。这也可以解释西方近年来伦理哲学研究向东方转向和对儒家思想的亲近。这对今后我国哲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对开展中西方哲学交流与对话，对建构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型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具有重要意义。endprint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并提出“传承创新”的明确要求。具体说来，就是要以中华先进文化为根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还要坚持批判和吸收的统一，善于从世界优秀思想文化中汲取时代进步成果，使核心价值观与人类现代文明相结合。鉴于此，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理念，如理性、自由、平等等伦理价值观固然可以对我们重塑伦理道德文化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缺弱和局限性，我们更需要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予以互补和互动。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吸收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更要思考传统文化，例如儒家思想所体现的伦理本位以及我者与他者的和谐共进关系，从而探索符合新时期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伦理理论体系和实践，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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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