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 李阳

摘 要：智库情报服务是智库建设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智库情报服务能力参差不齐，迫切需要通过协同创新来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文章基于情报与智库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智库情报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总结了协同创新视角下智库情报服务的三大功能定位：立足大数据背景下的智库情报服务内容与形式；重视智库协同化情报服务的新“人文价值”；实现工程化思维下智库情报服务模式的基本目标。构建了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基本架构，并对该体系的主体、平台建设、情报流程、知识创新模式等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智库之间复杂的知识协同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关键词：智库；新型智库建设；决策；情报服务；情报工程；体系；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 G250.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06

Decision-oriente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Think-tank：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think-tank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think-tank construction. While the ability in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Chinese think-tanks differs from one another in this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new think-tank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think-tank，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think-tank， and summarizes three mai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service from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spective： firstly， focusing on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intelligence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secondl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new “humanistic value”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telligence service； thirdly， achieving the basic goal of think-tank intelligence service under the engineering thinking sty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architecture of decision-oriente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 of think-tank， and discusses the subject，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telligence process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model of the system， meanwhile the knowledge synergy between them still need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think-tank； new think-tank construction； decision-making；intelligence service；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syste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1 引言

“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主要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和改进政策制定为目标的专业研究机构。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市场推动、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影响，国内智库在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但总的来看，当下我国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群，智库研究理念、研究结构和水平、研究方向与方法有待进一步提高，大多数智库重决策后的跟进、轻决策前的导引不能适应现代化决策体系、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要求。

从实践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四大类智库（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为主体的智库建设与发展模式。然而，当前国内各类智库发展实力不一（如党政军智库与民间智库差距较大）、智库情报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如高校智库常出现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的“脱节”问题），限制了我国智库的整体水平提高。情报工作在智库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前端作用[2]，情报研究在多渠道调研分析、信息建设与情报挖掘、监督评价等方面推动智库发展[3]。可以说，从服务决策角度来看，“智库”与“情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智库研究成果的产出依赖于情报资源的支撑，同时智库情报产品的推广又可以反向提升智库品牌力，以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鉴于此，迫切需要构建符合新型智库建设特色，科学、合理的智库情报服务体系，以为相关决策主体服务。

另一方面，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很多智库研究项目的实施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式的大力协同与密切配合，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传统的智库“单兵作战”模式难以凝练出有深度、有价值的情报产品，不能适用于当前情报工作的实际，也就无法向政府、社会等输送高质量的情报研究成果。著名智库评价专家詹姆斯·麦克甘认为，我国智库最大的问题就是其“独立性”——很多智库的运营像“黑洞”（如缺少网站联系方式、学者个人档案等），无法实现更为广泛的交流与合作[4]。在信息网络化与大数据时代，用于政府决策的“知识”范畴在不断扩大，而智库之间又缺乏平行交叉沟通与协同，缺少必要的联系、合作、对接和耦合，无法实现智库和智库群间的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有利于组织之间形成知识思想、专业技术的分享，克服单一组织、机构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据此，从智库建设出发，协同创新理念的引入可以实现智库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深度融合，是智库服务决策情报保障的重要途径。基于协同创新对于智库情报服务的积极作用，本文尝试构建出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运作体系，并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满足智库情报工作日益复杂与严峻的现实需要。

2 智库情报服务若干问题辨析

2.1 智库与情报机构的关系界定

将情报的概念、情报要素定位、情报机理、情报服务等内容引入到智库研究中来，就必须要先认清情报（机构）与智库之间的具体关系。情报是决策的基础，情报机构为决策部门提供必要的、量身定制的情报信息；智库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为决策主体献言献策，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长年来，情报机构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情报收集、分析与处理工作流程，而智库自身也拥用一套较为独立的情报收集、分析与处理流程体系（甚至某些知名智库在情报研究工作上超越了部分专业性情报机构）。比较来看，智库与情报机构内在的情报机能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因智库角色定位、历史积淀、职能关系等因素差异也存在不同之处。而实际上，国内外智库与情报机构的关系本身就存在差异性，以美国为例，美国情报工作与政策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职能分立），著名情报专家马克·洛文塔尔将政府活动分为两个领域，两者由一张半透膜隔离开来。决策者可以（而且确实会）穿过透膜进入到情报领域，但情报官员却不能投过薄膜进入决策领域（见图1）[5]。因此，从智库角度出发，美国的智库与情报机构是相对独立的关系（“门内”与“门外”），是两类截然不同的研究机构，它们共同为政府决策服务，但美国智库又可以通过“旋转门机制”间接迈入政策域。受政策导向影响，国内智库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期，而（图书）情报机构隐隐有种转型新型智库的趋势，甚至很多情报研究机构本身就被认为是智库机构的一种[6]。在影响政策域方面，也有部分学者提倡效仿美国的“旋转门机制”，但目前还未显现出相关雏形，国内智库的定位仍然处于“咨询者”和“倡导者”之间。因此，综合来看，本文所要研究的智库情报服务（体系）主要是以国内智库建设模式为背景，同时借鉴国外智库情报服务（体系）的核心流程与先进管理模式。

2.2 智库情报服务的基本内涵

随着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政府等机构的决策需求信息明显增加，更加依赖于智库提供的政策性研究、解读和评估等服务[7]，尤其是大科学、大工程等项目的实施更需要群体性智慧的思考与碰撞。因此，智库需要发挥其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本的优势[8]，充当好情报“参谋”和“耳目”的重要角色，为决策主体提供高质、高效的情报支撑和“一站式情报服务”。情报服务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满足各类情报用户的各种情报需求，并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给用户所需要的情报资源[9]。智库情报服务是指智库以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情报需求为导向，利用其自身所拥有的资料集、方法体系、工具模型、专家智慧等资源进行相应的情报收集（调研）、处理、加工、分析等工作，进而对某项政策性问题提出观点和意见，最终产出诸如研究报告、要报提案、快讯简报、内参、系列书刊等一系列类型的情报产品，以服务于决策。可以说，智库情报服务是连接智库情报产品与用户的“桥梁”。在大数据时代，智库长期所依赖的资源体系与服务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智库情报服务内容和形式、决策咨询空间等随之改变，出现了较大跨度的延伸。同时，由于国内智库建设起步较晚，情报服务并未常态化，在数据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上还面临着互联网公司、新闻媒体等信息服务机构的挑战。因此，如何利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产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导向性和综合性的实施和解决方案，成为当前智库机构情报服务共同思索的重要难题。随着情报工程化阶段的到来，智库情报服务将以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资源为基础，以集成化的信息系统平台为支撑，向着智慧型服务的大方向进行深化和创新。

3 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的功能定位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鼓励智库与实际部门开展合作研究”、“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等内容。从实践来看，我国智库建设存在信息封闭和沟通不畅、研究力量分散、平台条块分割、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因此亟需突破各类智库之间、智库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壁垒”，整合各方智库机构的资源优势和服务能力，形成“集群效应”，实现跨科学、跨领域、跨机构的协同创新性研究，以服务于决策。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协同创新视野下进行更加有效的智库情报服务。协同创新是指以知识增值为核心的新型创新组织模式，是知识、资源、行动、绩效的整合，涉及到知识分享、资源优化配置以及行为同步优化等内容[10]。“协同”是方式，创新是“目的”，将智库情报服务进行协同创新是一种基于核心能力要素整合的策略。

3.1 立足大数据背景下的智库情报服务内容与形式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情报思维与情报技术不断融入到智库情报研究之中，改变了智库情报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在大数据背景下，以数据资源为驱动的智库决策支持系统构建成为主流，基于大数据作出的分析与传统的基于经验主义所作的“拍脑袋式”决议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在针对某个议题时，智库研究分析人员常常需要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符合自身特色的情报资源，以增强智库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科学性。尽管大数据情报资源呈现出了巨大的利用空间，但也需要智库机构有能力去获取和管理多源异构数据资源。现阶段智库情报信息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在大数据资源的利用上不能做到“互惠互利”。从国内外实践来看，“高端智库”一般皆设有专门的信息资料人员或机构，因此对大数据资源的利用与开发要领先于“低端智库”，长此以往品牌智库与其他类智库将拉开差距。从国家创新体系整个宏观层面出发，“强”智库应协助“弱”智库发展，共同开发利用大数据资源、交流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服务内容与形式，各取所需，扬长避短，互相促进，促使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大数据情报资源的获取也并非易事，大数据资源常常掌握在大型企业或组织手中，如互联网公司、软硬件服务商、搜索引擎公司等。因此，除了智库之间要实现协同创新，将其他类信息服务机构、（图书）情报机构等拉入到政策研究的阵营中来，形成更广义的协同机构网络，共同开发出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工具与模型，系统性了解行业数据特性及服务，共建共享大数据成果尤为必要。总之，最大化地利用大数据情报资源，进而对智库进行协同创新，是实现智库情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

3.2 重视智库协同化情报服务的新“人文价值”

情报学（工作）一直重视“人文价值”的实现，强调以人（用户）为本的价值理念，以实现情报行为与属性的融合。智库情报服务活动是产生新知识的创造性劳动，重视社会实用知识的产出，并为社会和政府决策服务（情报用户），因此其研究成果必须以客观性的情报分析与研判为基础和依据。如前所述，大数据情报分析的确可以考量诸多事件背后的规律性问题，但基于数据的分析仍然需要智库专家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和深度诠释能力（专家智慧）。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智库是服务“决策”还是“决策者”的问题一直被广为诟病（如国外很早就将“关系”作为情境因素变量来研究中国式管理），即如何避免“领导想听什么就给什么”的迎合上级偏好的信息传递，或所谓的智库“情报政治化”等“干扰性因素”尤为关键[11]。在协同创新视野下，智库的资源要素将汇聚一堂，形成优势互补、全面合作的智库情报服务形式，既可以避免“单向性、零散性”的智库情报研究（前文中詹姆斯·麦克甘所言的“独立性”），同时也有利于形成智库群协商一致的决策信息服务模式（保持另一种“独立性”——立场与角色定位）。换句话说，在新人文观念下，智库协同创新既重视“情报用户”，也重视“观念合一”和“意见融合”（“规模”更大的专家智慧碰撞）。尤其是在重大事件的决策咨询与部署问题上，个体智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间接优化了智库支持决策机制，推动了新人文理念下的智库交互式情报服务发展。

3.3 实现工程化思维下智库情报服务模式的基本目标

智库需要凝聚大智慧，就要实现智库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融合。国内很多智库由于资源缺乏、平台缺失等因素，在对议题的宏观把握上“目光偏狭”、“纸上谈兵”。因此，实现智库要素与系统内外之间的整合，打破学科和单位壁垒，转变智库知识的阐释与表现方式，确保智库情报服务协同作业尤为必要。在此背景下，协同化的情报工程应运而生，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已经有7%左右的机构进入了情报工程化阶段，即情报工作的规范化、自动化和系统化[12]。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智库需要做出快速满足决策者的情报产品，这依赖于情报资源保障体系的支撑。同时，智库情报机能的有效发挥还需要依赖强大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即需要利用各类工具提供的分析能力适应政府决策需求。最后，智库作为“思想输出”的重要平台，吸纳了不同背景、学科、领域乃至形态的专家学者，而高水平的智库专家能提出很多有深度、有价值的意见建议，是智库情报服务和智库品牌的基本保障。在情报工程化思维下，智库协同创新就是对“事实型数据+工具方法+专家智慧”的内部和外部集成。在情报工程实践方面，国外智库情报服务在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建设、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内容以及灵活的信息策略三个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信息服务也应以此为目标，实现智库决策支持信息协同创新，打造高端新型智库[13]。大数据的到来与政策需求变化促使智库情报服务工作走上新的研究范式，而实现工程化思维下的智库情报服务模式必然是大势所趋。

4 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构建

目前，我国的各类智库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上重复、交叉、雷同现象严重，而（同类、不同类）智库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普遍较少，特别是党政军智库与民间智库交流合作更少。一方面造成智库获取信息不全面，可信度不高，应用价值不大；另一方面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社会效益低下。因此整合资源，实现资源合理利用，避免重复建设势在必行[14]。

情报服务体系直接面向用户，是情报用户与情报系统交互的窗口。智库情报服务体系是智库决策咨询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协同创新就是将智库创新要素进行汇聚，结合大数据情报分析与专家之间有效的观念对话、思想碰撞，开展集体合作式的情报服务。为了提升智库情报服务的思路和基点，消除智库建设过程中的“情报软肋”，有必要在协同创新视野下构建智库情报服务体系。构建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可以促使智库知识生产创新与集成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对于提升智库情报资源利用的效率（信息流通内容、信息传递渠道、信息传播质量等）、满足政府日益增加的智库支持决策需求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结合智库情报服务的功能定位，笔者初步构建了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的基本构架（见图2），下文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讨论。

4.1 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的参与主体及其定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等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局面。据此，我国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主体是提供决策需求信息的政府、企业与社会等，其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机构应尽可能的给予智库更多的信息资源建设空间，在政策导向、制度规范、资金支持、资源配套、平台建设等方面扶持智库情报服务创新与发展，同时企业、社会等也应起到一定的引导和监督作用；第二类主体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所分类的四种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党政军智库、民间智库、高校智库，这四类智库作为核心主体纳入到整个服务体系中，也是我国决策咨询制度战略部署的重要对象；第三类主体是外在的智库相关机构，如通过前文界定的处于转型中的（图书）情报机构以及大型信息服务机构等，它们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或潜在能力，支撑着整个情报服务体系架构协调运转。需要指出，协同创新本质上是管理创新，是实现局部功能整合大于整体叠加的效应。协同中的个体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的动态整合状态而存在[15]。因此，鉴于当前国内智库建设存在的不足之处，打造智库研究“共同体”，通过各种载体、活动等将智库相关主体串联起来，促使各主体相互渗透、协同攻关尤为重要。

4.2 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的平台建设

智库协同创新平台是一个集科学研究、决策咨询、资源共享的情报服务平台，其建设主要是为智库与智库、智库与政府等之间的互动交流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渠道，实现跨学科、跨机构、跨系统的智库要素知识整合与协同，盘活信息资源，激发智库创新要素活力，为用户提供信息、管理、技术等服务，实现情报服务增值。

智库的规划决策、研究开发、技术合作、人才建设、标准战略等都离不开情报的支持，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平台的构建实质上是为智库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和情报保障。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更新率、利用率在加大，利用智库协同创新情报及时服务平台，政府等机构可以传播或寻找需求，智库则基于需求信息寻找合作交流机会。因此，该平台的构建应考虑以下功能系统：实现对智库机构信息、政府需求发布信息等数据的存储、统计、分类、罗列和发布；实现智库信息需求与供给的动态、智能匹配与信息可视化呈现；实现以智库专业化能力为导向的特色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等。在具体支撑模块方面，应重视构建诸如国内外智库行业监测与观察、智库论坛、典型数据库、案例库、知识库、专家库等，以促进智库信息交流与协作。可以说，在此平台下，三类主体共同参与新型智库建设，四大类智库作为核心主体既可以实现彼此之间的协同创新，在“个性”发展的战略路径上寻找“共性”需求，在共用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实现“特色”智库建设。同时，还可以借助平台宣传智库最新的学术思想、观点、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增加其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总而言之，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平台建设可以促使多元主体联盟、多层次要素集成、多维度知识共享，实现各类智库资源与知识的整合、分工与协作。反过来，智库之间的协同创新可以有效保障情报及时服务平台的公信力，促进情报服务迈向工程化。

4.3 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的情报流程改进与优化

智库是为决策提供信息资讯和咨询服务，这依赖于其情报机能的完善，智库情报机能是情报产品设计与开发全过程的体现。如前文所述，智库研究的整个过程（从确定需求直至产品反馈与评估）都需要情报资源的支撑与协助，同时智库情报流程在协同创新下也会不断优化与改进，进一步推进新型智库建设。

一般而言，智库情报流程包括五个阶段：情报需求识别、情报设计、情报收集、情报分析与处理、情报评估与利用。在协同创新布局下，各个阶段的流程将会强化和“升级”。具体来说，智库通过协同创新情报服务平台提供的智库与政策需求“对接机制”完成任务委托，而专业化团队根据个性化需求及自身条件设计出合理化的策略方案（情报设计）。快速准确获取信息是智库的立根之本，智库依托自身智库资源以及平台所提供的全方位数据支持与情报保障服务，建立高效性的、综合化的情报收集体系。另外，对收集的情报进行分析与处理是优质情报产品产出的关键，在大数据时代，碎片化、异构化的数据形态依赖于更深层次的情报分析与挖掘，因此智库需要配备业务精熟、结构合理的专业人员，依赖“专家智慧协同”与集成化的分析工具与模型，用工程化的思维模式完成整合情报分析与处理过程。在情报评估与利用方面，则需对智库成果进行更深入的修订与完善、客观评价，并根据用户反馈，不断提升情报服务的质量。根据我国四大类智库现行阶段的发展现状，这种协同创新模式容易对智库情报机能产生“鲶鱼效应”，即高端智库较为完善的情报思路、方法、手段在协同创新布局下能为其他智库提供思考，如有些中小智库（或相关信息服务机构）并不具备智库的规模和功能，在协同创新模式下对同类机构进行资源整合完全有可能将其打造成为多样灵活的新型智库。可以说，智库情报机能作用于智库建设，同时在协同创新布局下不断强化与提升。

4.4 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三层面”知识创新模式

协同创新可以多渠道、多层次地优化智库知识创新模式，统筹推进智库建设协调发展。智库协同创新是大跨度整合、大合作大治理的创新组织模式，是实现智库信息资源配置与规划以及常态化决策“储料”分享的重要战略部署。笔者认为，在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下，新型智库建设应重视“三层面”的知识创新：内部合作交流层面、自身情报能力层面与外在环境层面。

在内部合作交流方面，四大类智库本着战略层面的协同要求，借鉴知名智库建设体系，在工程化思维下进行资源遴选与共享、工具方法开发与应用、专家智慧共同参与等要素的整合与集成，在研究方法、理论、应用等层面进行协同创新，实现智库研究团队不同角色的协调统一——即在协同创新布局下实现信息提供者、工具开发者、情报分析者以及最终用户等不同主体在一个统一、规范的业务平台中协同工作，共同完成情报系统功能[16]。在自身情报能力方面，智库应重视内涵建设，充分把握住智库协同创新的机遇，要提高智库专业化水平，熟练掌握和运用智库研究工作所专属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研究手段，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自身优势，明确各自研究方向，创造更多新的、量身定制的知识和方案，打造更具创新力的高效团队。在外部环境层面，智库以政府、企业等机构的决策需求为具体导向，结合国情，紧跟时事前沿，恪守政治、法律纪律底线，服务科学决策；同时，其他信息服务类机构也会参与到智库情报服务体系中来，在协同创新理念下实现多主体的协同发展。

在“三层面”的知识创新模式中，“层面一”作为情报服务架构体系的核心运行机制，是协同创新之“核”；“层面二”是智库内部的情报机能，是协同创新之“本”；“层面三”是智库外部环境范畴（智库本身就是应外部环境需要而产生），是协同创新之“翅”，三者互进互融，共同构成了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的“价值链”。综合来看，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在专业性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一种统一的形式化的知识表示框架，以及简约、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模式（避免“谷仓效应”），对于促进智库协同创新、营造有利于新型智库建设的智库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5 结语

当前社会错综复杂，政府寻求智库支持的必要性凸显。智库情报服务是智库建设的重要一环，是智库研究能够迅速进入决策视野的保障。同时，协同创新能够更好地促进新型智库情报服务内容建设，实现智库信息保障服务战略和战术情报概念层面与操作层面的整合与协调[18]，对于促进智库数据储备、信息交流、情报共享、知识创新，产出形式各异的情报服务或产品有着积极意义。因此，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从国家政策层面考虑，构建与新型智库建设相适应的、综合统一的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尤为重要。本文对智库情报服务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并基于协同创新理念提出了我国智库情报服务的功能定位，构建了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探讨了该体系的主体、平台建设、内在知识机理与战略路径等内容。需要指出，该体系构建既可以是国家层面，亦可以是省市级层面，如在当前智库城市建设大背景下，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融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以及众多“智慧之士”资源，可以丰富智库信息资源建设，拓展协同创新服务内容。此外，各类智库毕竟有其内在属性和特定功能，协同创新并不是要将所有智库纳入其体系之中，更不是对其本身情报机能的破坏，而是从战略角度实现情报服务的增值，营造积极的新型智库建设氛围和环境。最后，关于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的若干构想还有待更多的案例验证和深入研究，其体系的广度、高度、深度、跨度等还依赖于进一步的实践深化。

国外智库情报服务在协同创新上为我们树立了标杆，我国近些年虽然掀起了智库“热”，但也应防止“一哄而上”的局面。作为智库建设的“新路子”，国内智库情报服务在协同创新上也有一些实践进展，如2013年上海市教委创建的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就是一种协同化的科研组织形态，但仅限于局域内的高校智库合作；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智库网是目前智库决策咨询交流的重要平台，但其成员单位大部分为政府机构等等。因此，其他类型智库以及智库与智库、智库与相关机构之间的知识协同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就战略实施层面来看，我国目前已经可以组建全国性质的智库协会、国家级和省市级层面的智库一体化服务平台、专门的共享数据库和共享网站、针对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智库信息综合服务协议）等。可以说，在大国崛起、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国家也需要各类智库在其特色情报服务、实践环节、学科构建等内容上进一步提升战略层次、高度，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全球意识。总之，智库建设是一个“大棋局”，高水平智库建设更具迫切性，我们期待国内更多的优秀的智库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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