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蕾 钱鹏 郑建明

摘 要：新市民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亦是信息贫困问题最严重的信息弱势群体之一，解决新市民信息脱贫问题尤为重要。文章基于信息生态的视角，分析了新市民信息贫困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市民信息脱贫策略：培育新市民信息意识；制定新市民信息贫困综合性治理方案；完善新市民信息生存环境。

关键词：新市民；信息生态；信息贫困；信息脱贫

中图分类号：G201；D035-3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04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w Urban Residents' Information Poverty Based on a Theoretical View of Information Ecology Horizon

Abstract New urban residents is an emerging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one of the most disadvantaged information groups facing information poverty.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new urban resident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overty in a theoretical view of information ecology and som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such as fostering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 the new urban residents， drawing up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program to help the new urban residents out of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perfecting information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new urban residents.

Key words new urban resident； information ecology； information poverty；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涌入城市并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农村人口与日俱增，成为城市的新兴群体，截至2014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54.77%[1]。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城市化”这一木桶长板愈长，短板愈短，两极分化：一方面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和城市化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原有的市民、新市民间的信息差距，使新市民成为城市信息贫困的“重灾区”。新型城镇化的背景，赋予了揭示信息化效果的重要视角，即人的发展视角，因为信息化目标本身就包含着“人”对效果的基本诉求。文章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视角，对新市民信息贫困的成因进行了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新市民信息脱贫策略，以期为新市民信息脱贫的实现以及城市信息生态和谐发展提供思路与借鉴。

1 相关概述

1.1 信息生态理论

信息生态是生态学与信息管理学交叉衍生的新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拉斐尔·卡普罗（Rafael Capurro）[2]在《信息生态进展》一文中正式提出，用来表达生态观念和日益变得重要和复杂的信息环境之间的关联[3]。信息生态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信息人、信息资源和信息环境。具体而言，信息人即信息主体，是信息活动的真正主导者，是整个信息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信息人并非专指某一个人，而是个人与社会群体中所有可以接收和加工信息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信息生命主体。信息资源即信息本体，是整个信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既是构成信息环境的基础，又是信息人及信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对象要素，可以说，信息人是在创造与使用信息中表达与实现自我并进一步与信息环境相互作用的，有什么样的信息就有什么样的信息人与信息生态[4]。信息生态环境是指信息人在活动过程中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将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信息生态因子的总和[5]，具体而言，包括信息本体、信息时空、信息伦理、信息科学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6]。信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构成了信息生态系统的基本框架，同时系统中广泛存在的各类信息生态因子与信息人通过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相互作用，推动着整个系统的变化与发展[7]。

信息生态理论的内核就是人与信息环境的关系，倡导信息生态的平衡，信息生态系统各项功能的充分实现[8]。信息生态视域下，新市民信息脱贫问题研究是从人发展的视角出发，考察信息人即新市民面临着哪些信息困境，并深究致使这些困境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现有信息贫困、从当前贫困状态跳脱出来的有效方法；不仅关注信息量与信息设施的差距，还对信息人的信息能力与信息素养的差距进行考察。

1.2 新市民信息贫困研究

信息贫困意指行为主体因缺乏足够的机会和自由将社会中丰富的信息资源为自身所用，致使信息实践受阻，信息资本缺失，信息需求无法得到满足[9]。以往的研究中，多将信息贫困群体集中在贫困区域或是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特征上处于劣势的人[10]，如西部地区的人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残疾人、青少年等[11]。然而信息贫困并不直接对等于经济和文化等资本的贫困[12]，基于上述划分标准，新市民未被视为信息的弱势群体。

新市民本质上是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渡阶段，处于未完成市民化的准市民、半市民状态[13]，又被称为城市外来人口[14]、都市乡民[15]、农转非、城市流动人口[16]以及城市新移民[17]。新市民群体是城市化进程中所衍生的城市新兴群体，已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天津塘沽为例，截至2013年，新市民人口数量几乎占到了常住人口数的一半[18]。新市民群体介于农民群体和市民群体二者中间，普遍存在低受教育程度、低技能、低收入、信息意识薄弱等问题[19]。根据统计显示，新市民中仅有5.35%属于长期合同工或固定工，而剩下的94.7%多为个体户、短期合同工或临时工[20]。相较于市民群体而言，新市民在经济、文化、技能、生活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和仅完成地理迁移与户籍转换的“半市民”或“准市民”[16]，并在城市自发形成“城中村”、“农村社区”，面临“信息孤岛”、“信息鸿沟”等困境，显然是城市社会中的信息弱势群体之一。然而，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市民的研究多从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切入，研究视角集中在新市民社会公平与社会融入、新市民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新市民社区认同与社区教育、新市民就业与子女教育等[21]，基于信息视角对新市民的研究却较为鲜见。笔者以CNKI、万方、维普三大全文数据库为基础，将“信息”与“新市民”、“都市乡民”、“农转非”、“城市新移民”、“半市民”、“城市外来人口”、“准市民”、“准市民”一一组合为检索对象进行检索，共检得208条记录（检索时间：2015年12月2日），剔除无关条目，只余23条结果，且集中在对新市民信息素养提升（如新市民子女信息素养培养[22]、图书馆如何助力新市民信息素养提升[23]）、新市民信息行为（如新市民信息障碍[24]、新市民信息查询行为[25]）和新市民人口信息管理（如新市民综合信息系统[26]、新市民信息化管理[27]）三方面，对新市民信息贫困成因及信息脱贫策略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将基于信息生态的视角对此进行初步探索。

2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新市民信息贫困成因分析

基于信息生态的视角，新市民信息贫困可以从信息人、信息资源以及信息生态环境三方面进行归因分析。

2.1 信息人：“自贫困”与“被贫困”并存

新市民群体多由农民群体或农转非群体转变而成，能动性和自主性较弱，文化主体意识淡薄，缺乏文化权益的主动权[28]，加之能力有限或参与意识淡薄，导致“自边缘化”和“自愿隔离”，即出现信息“自贫困”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信息意识不强、信息需求认知不足、信息需求表达不准、信息获取手段有限、信息价值认知存在偏差、信息甄别和选择能力欠缺等[29]。具体而言，信息意识不强、需求认知不足、需求表达不准直接削弱了新市民在信息需求中的主体地位，使得信息资源生产、传播的精准性受到严重影响，降低了信息供给质量，为新市民信息资源供需失衡埋下伏笔；信息获取手段有限、信息价值认知存在偏差、信息甄别和选择能力欠缺等导致纵然信息资源可以有效供给，新市民也难以发挥信息资源的实际价值，造成信息“自贫困”。

在新市民市民化与信息脱贫过程中，信息人既包含新市民及新市民群体本身，又包括与之紧密联系的原有城镇居民和信息政策制定人、信息组织机构、信息传播部门、信息服务人员等。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及公共信息服务本质上隐含着对知识、技能的要求，这些潜规则间接的阻碍新市民融入城市，对这些设施的应用产生负外部性。社会信息化环境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是催化了这种负外部性的恶性循环，使新市民信息“被贫困”，加剧了新市民信息贫困的严重程度。

2.2 信息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

由于信息需通过各种媒体来实现价值，社会信息化环境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信息资源不仅包括广泛存在的信息本身，还包括信息所依附的各种媒介。信息在城镇信息生态系统中一方面作为粘合剂，维持城镇居民与城镇信息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城镇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加工与传递对象，实现城镇信息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

现实中，新市民的信息需求与所获得的信息供给仍处于失衡状态，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1）城市治理者往往将视角集中在对新市民的身份安置与户籍安置等物质层面上[16]，忽视了对新市民潜在信息需求的有效挖掘，对新市民的信息行为特征并不十分了解，所提供的信息资源不能“对症下药”，形同虚设，被新市民束之高阁；（2）认知信息资源的价值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和信息素养，但现实中的情况是，新市民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文化水平和信息素养参差不齐[30]；（3）信息资源的有效供给对信息资源的针对性要求较高，而针对性强的信息资源要求个性化定制生产，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新市民在城市生存尚有困难的条件下显然无力为信息资源的高成本买单，这又进一步制约了信息资源的生产。

2.3 信息环境：信息爆炸与信息贫瘠共生

社会信息化环境下，新市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新市民群体内部与外部双重信息环境，即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为新市民群体的外部环境，包括新市民群体利用现有信息技能、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政策等推进自身信息素养提升过程中受到的社会文化氛围、国家政策、社会团体活动、城市信息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微观环境为新市民群体内部环境，包括利用现有信息技能、信息基础设施、社区信息化水平等推进自身信息素养提升过程中新市民所采取的自我调节机制、学习意识、社交生活、亲友影响等。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大的社会信息环境发生三个重要改变：（1）信息从不对称转变为对称，从“你不会知道坐在那头跟你聊天的是不是一条狗”到大数据可以清晰分析出个人的社交圈子、数字脉动、日常生活轨迹等细枝末节；（2）信息生产与传播速度暴增，城市数据呈几何级衍生，信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广度和深度始料未及；（3）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信息的去中心化传播，通过社会化媒体，每个普通人都成为信息节点，拥有自媒体的力量，都有机会成为意见领袖[31]，大的信息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信息爆炸对城市信息环境的承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新市民生活环境以及社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足够的信息环境和信息氛围，新市民社区的信息服务也显得十分匮乏，进而导致新城镇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爆炸与信息贫瘠共生的窘迫局面，新市民所依存的信息生态环境严重失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新市民信息贫困的主要原因。

3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新市民信息脱贫对策

3.1 培育新市民信息意识

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最根本的驱动力，新市民信息意识的匮乏是致使其信息贫困的根本原因。信息意识的培育非传统的科班教育所能实现，还需对症下药，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1）培育新市民信息意识可以通过对新市民进行信息利用示范来实现，让新市民从信息有效利用后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中意识到信息的多功能、高效益，从而增强其信息意识，自发的接受信息教育，有意识的去培养自身信息素养，提升信息技能。若新市民参与信息教育能切实有效的改善新市民现有的生活状态，新市民参与信息活动的热情就自然会被激发。

（2）营造积极向上的群体学习氛围，建立和完善新市民信息技术培训和进修制度，由专职教师或图书馆馆员对新市民进行信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指导，并运用激励机制，激励新市民参与学习，促成新老市民间手拉手“一对一”互助活动。同时，鼓励新市民之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其信息传播意识，相互学习，进而培育良好的信息环境和学习氛围。

（3）细分新市民信息贫困群体，精细挖掘对应阶段的信息需求。若供给的信息正是新市民所急需的信息，那么自然就会对其有强烈的吸引力，驱动其自发的学习，参加到信息教育中，进而提升其自身和群体的信息素养水平；若供非所求，连基本的就业生存都成问题时，宣扬精神方面的信息是无意义的。帮助新市民接触信息、获取信息知识是最基本的脱贫要求，只有不断优化信息资源组成结构，提升信息资源的质量与立体性，让新市民从信息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真正的发挥信息资源的价值，提升新市民的信息意识。

在培育新市民信息意识的基础上，加强信息教育，提升新市民信息素养便顺理成章。信息活动的真正主体是信息人，新市民信息素养的高低、信息意识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新市民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城市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发展水平。在新市民信息素养得到全面提高的前提下，真正激发新市民在城市信息活动中的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帮助其脱离信息贫困的窘境，新市民成为城市的新主人翁便水到渠成。

3.2 制定新市民信息贫困综合性治理方案

新市民信息脱贫并非一蹴而就的短期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新市民信息脱贫需要政府、社会、社区的协作，需要来自信息工作者和新市民的积极支持，切实保证新市民信息脱贫方案（或措施）的可实施性，联动性和系统性，势必要创新治理机制体制，开发民间创新潜力等，而保障这一切顺利实现需要一套综合性的治理方案，既要包括宏观上的信息政策、信息制度、信息扶贫工程的制定规划和可持续的人财物力投入机制，又要包含微观上具体各部门的设立和扶贫计划的拟定。

首先，设立专职的负责部门，制定整体性的新市民信息贫困治理草案和行动规划，开展抽样的调研工作，对小样本的具有典型性的信息贫困新市民进行培训和考察，挖掘信息贫困新市民的信息行为特点，并精细划分信息贫困状态，总结调研经验，制定针对不同信息贫困程度的新市民采取差异化的脱贫方案。如自2007年以来，杭州市政府联合发改委、人保局和财政局等29个部门成立了针对新市民的专门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32]，专门研究拟订与新市民相关的各项政策措施，督促检查各辖区、各部门的政策落实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在新市民信息脱贫工作中发挥了较大推进作用。

其次，可选取一些代表性示范区，将调研研究成果投入实践，并进行阶段性的效果测评，进而修正不足之处，经过几轮反复修正，将修正后的新市民信息贫困治理方案推广，以示范区为标杆，进行示范区推广建设，并建立可持续性的投入机制，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强化脱贫工作的责任考核。与此同时，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对新市民信息扶贫工作进行监管和指导，保障新市民信息扶贫工作的稳定发展，切实帮助新市民脱离信息贫困状态，在新城镇中获得信息能力，实现文化安置与身份安置的全面市民化。

最后，在具体工作实行上，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对新移民信息扶贫的工作经验，例如在针对新移民的信息服务中，美国图书馆根据新移民的信息需求特点，整合了诸如住房、健康医疗、社会服务、教育培训、就业参考、生活指南[33]、当地法律法规[34]等多种信息资源，并“因材施教”，对新移民进行分阶段的信息培训和教育，量身打造非在校生的社会新移民信息培养模式，与社区联合开展诸如趣味活动、朗诵会等活动，在加强新旧市民融合的同时，渗透了获得信息的渠道，促进了新市民信息发布、筛选、鉴别、分享技能的提升[35]。

3.3 完善新市民信息生存环境

3.3.1 优化信息资源存量，创新信息资源增量

信息资源存量是城市现有的与新市民信息服务相关的信息资源的“全部家底”，优化信息资源存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1）存量资源总体数量。加快信息资源建设，丰富信息资源形式，增加新市民可利用信息资源的总体数量；（2）存量资源内容含量。集成现有信息资源，促进信息资源发展集约化，提升单位信息资源的内容含量；（3）存量资源区域分布。协调城市区域间、新老社区间的信息资源建设，推进城市信息资源协作共享机制的形成和实施。

在优化信息资源存量的同时，开发与创新信息资源增量，增强信息供需的匹配性，为新市民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如城市最新动态，新市民子女教育安置信息，就业信息等方面的信息。新市民本就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要有针对性的提供信息服务，创新符合其需求的新的信息资源尤为关键。而这种创新既体现在对新的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建设，也体现在对原有信息的改造与调整。

3.3.2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营造良好信息环境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要“软”、“硬”兼施，既要在新市民活动范围内推进广播电视网络、 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网络、社区信息服务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通过报刊、图书、杂志、宣传手册、信息栏、会议、讲座、人际交往、网络电视、数字广播、短信平台、互联网等多样化的传播信息技能知识。如赣州市自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市民工程”，从就业工程、素质工程、安居工程等多个方面切入[36]，在培育新市民信息素养，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利用率上取得了良好成效。

与之相呼应，在政府实施相应信息工程建设，增强信息丰富性的同时，凸显公益性组织的社会价值和公益性价值（如通过公益组织举办民间新市民信息扶贫运动，开展信息体验活动，进行一对一信息技能培训，与信息技能提升相关的亲子活动），重视社会信息机构、信息组织的参与度，创新新市民社区信息服务，扩大信息知识和技能的科普范围，将信息意识嵌入到新市民思想中，在社会上形成对信息能力重视的共识，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3.3.3 配备专职人员，提升信息服务质量

信息服务人员信息素质高低与服务意识的强弱，直接对信息服务质量的好坏产生正面或负面作用，而信息服务质量的好坏又是新市民是否参与到信息活动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新市民信息服务工作的难度较大，服务内容又极其复杂，而单纯依靠当前的信息服务队伍，如公安警察、社区委员会、图书馆馆员等兼职，混杂的人员组成必然出现知识结构不尽合理、信息素质参差不齐以及信息咨询能力有限等实际操作困难，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培养一批专职的新市民信息服务队伍，提升新市民信息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不仅可以成功解决上述问题，还可进一步改进信息服务人员与新市民的交互关系，加强二者之间的交流，培育新市民信息主体意识与参与感，带动更多的新市民参加到信息能力提升的活动中，加强信息意识，走出信息贫困的窘境。

4 结语

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言“社会的拓展是与具体角色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社会设计的个人化同时进行的” [37]，新市民的信息能力不仅关系着自身实现城市社会化的内容及方式，还深刻影响着城市化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解决新市民信息贫困问题，从个体的角度分析，可以帮助新市民摆脱信息贫困，满足其自身信息技能的诉求，提升新市民信息素养，实现市民角色的成功转变；从整体的角度分析，新市民信息脱贫将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人力支持，促进新城镇社会资本增量的形成，提升城镇的承载力。新市民信息脱贫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服务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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