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

2016-03-24游国斌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10期

游国斌

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

游国斌

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支撑点，牵制消耗了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其他游击区的斗争，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四军的组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正确开展独立自主的对敌斗争；创新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倾情培育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成功实施切合实际的政策策略；执着坚守革命到底的崇高信念。

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经验

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区域。闽东游击区是南方8省15块游击区之一，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支撑点，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不仅牵制消耗了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其他游击区的斗争，而且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四军的组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正确开展独立自主的对敌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程。国民党随即抽调重兵对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实行全面的军事“清剿”。压向闽东苏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8个师，连同各县的清乡队、民团、大刀会等地方反动武装达10万人之众。1935年1月，敌军兵分4路，采取“分进合围”“穿心斩线”等战术，向闽东苏区发动了残酷的“清剿”。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尤其是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对异常复杂、急剧变化的革命战争形势缺乏了解，对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无从知晓，致使闽东苏区的反“清剿”陷于被动，苏区大部分沦入敌手，形势十分严峻。

在闽东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中旬，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在福安洋面山召开紧急会议，就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保卫苏区、怎样坚持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统一了认识，摒弃了单纯保卫苏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的错误指导思想，果断作出了转变斗争方式，“主动把苏区变成游击区，用游击战争对付敌人”的战略决策［1］84。这一决策避免了和强敌硬拼，使闽东党和红军在困境中得以保存实力，坚持斗争。自此，闽东革命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根据洋面山会议精神，闽东苏区各县、区、乡干部和游击队战士上山打游击，分散隐蔽在宁（德）屏（南）古（田）、福（安）寿（宁）、霞（浦）（福）鼎等边界地区坚持斗争，变苏区为游击区，从而改变了反“清剿”斗争被动挨打的局面，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闽东独立师则在柘荣西竹岔给予进攻之敌以一个迎头痛击后，迅即分2路突出重围，转移到苏区外线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支持和配合苏区的斗争。此后，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闽东游击区在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的过程中大大扩展了范围，革命武装力量也不断得到发展。到1936年底，不仅巩固发展了闽东游击根据地，还开辟建立了政（和）屏（南）游击根据地和闽浙边一带新区。整个游击区北达浙南、南抵福州、东濒东海、西接闽北，范围遍及闽浙2省23个县境，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支撑点。到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闽东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1 300余人，成为新四军组建时的重要来源。

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又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审时度势，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果断作出了符合斗争实际的正确决策，顺利实现了从苏区到游击区的转变，独立自主领导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这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创新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闽东地处闽浙2省交界地区，区内重山叠岭、溪流纵横、海域辽阔、岛屿众多，素有“闽浙左塞”之称，极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因此，作为一块相对独立的区域，即使在闽东苏区的全盛时期和闽东独立师成立后的对敌斗争中，始终把游击战争作为基本的军事斗争形式，这是闽东革命斗争的一大特点。所以，闽东在向三年游击战争的转变中较为顺利和快捷，这绝非偶然。反“清剿”斗争失利后，以叶飞为代表的闽东苏区领导人主动而及时地转变斗争方式，突出敌军重围，按照游击战争的传统和经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

为了总结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1935年5月，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召集坚持各地斗争的负责人在寿宁含溪举行会议，作出了恢复健全中共闽东特委机构，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决策。会议确定了“一方面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1］106。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放弃打硬仗、攻碉堡、守阵地的错误战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分散的游击战对抗优势的国民党军队。

会后，红军游击队在行动中，充分利用闽东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广大山区为依托，创造性地运用“狡兔三窟”的游击战术，避强击弱，避实就虚，昼伏夜行，声东击西，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行踪。在组织方式上，红军游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开展有计划的分散行动，使之更加灵活地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在具体作战中，红军游击队从实际出发，施展娴熟的设伏诱敌、化装智取、长途奔袭、拆毁炮台、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等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术，不断地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术运用中，“吃软不吃硬”，有把握就打，没把握就走；与敌小分队遭遇，则相机歼之；同敌作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勇猛快速的战术，围而歼之。就这样，红军游击队在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在广阔的战场上与敌周旋，化被动为主动，出奇制胜，接连取得福鼎枫岔头、沙埕港、青山岭、李家山，福安茜洋，柘荣桃坑，周墩肖家岭、楼坪、枣岭，寿宁泮洋、仙宫，古田西洋、大甲毗源，霞浦东关，屏南南源岭、凤林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新区的开辟和老区的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闽东红军游击队还把游击战术从山区发展到海上。辽阔无边的海域、纵横交错的港湾、星罗棋布的岛屿，为闽东红军海上游击队的诞生与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条件，建立海上红军游击队，是闽东党组织在军事战略上的一个创举，在闽东革命斗争中独具特色。从1934年春开始，党领导下的红军海上游击队共有3支：1支在霞浦西洋、浮鹰、北礵一带；另1支在福鼎秦屿、大嵛山一带；还有1支在连江可门口一带。其主要任务是开展海上斗争、截击敌人海上交通运输、封锁海口，为红军部队购买武器、粮食、医药，运送红军伤病员，配合陆上部队作战，成为闽东苏区对敌斗争的重要支点。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海上游击队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斗方法，如突袭、破袭、埋伏、疑兵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之初，海上游击队凭借闽东千里海疆的自然屏障，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掩护红军西南团突围，成为山地红军游击队的战略策应。叶飞同志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我人民海军的前身”，并指出“真正说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海上游击队，唯一的只有闽东这个地区有海上红军游击队。”“最早的海上红军和游击队可以说就在我们（闽东苏区）这里。”［2］169

三、倾情培育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

如果说依靠山海优势是游击战争得以广泛开展的外在环境条件，那么，依靠群众支持则是党和红军克敌制胜的内在本质要求。考察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过程，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党和红军游击队总是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当作首要任务，最后达到武装群众、开辟新区和恢复老区的战略目标。

党和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不是天然的。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初期，党和红军游击队被迫由苏区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的恐怖政策和欺骗宣传下，苏区的一些群众情绪比较低落。而新区一带的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更不了解，且由于受敌人的恐吓和影响，怕遭株连迫害，不敢接触红军游击队。

尽管处于极其残酷的环境中，闽东党和红军游击队仍不忘密切联系群众，把紧紧依靠群众作为坚持斗争的最重要途径，把积极发动群众作为开辟新区的最根本措施。首先，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群众明白革命道理。在敌人“清剿”期间，红军游击队白天隐蔽在山上，晚上下山分散到各村找群众做工作，使群众了解红军的性质和党的各项政策，提高政治觉悟，全心全意地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其次，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在实际斗争中，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不仅尊重群众的要求和情绪，而且处处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规定向群众借东西要归还，向群众买东西要付款，绝不允许侵犯群众丝毫利益。再次，领导发动“五抗”斗争，为群众谋取实际利益。注重将游击战争与争取群众经济利益的合法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建立党组织、游击队、肃反队，进行“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斗争。每当青黄不接，群众生活困难时，及时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分粮斗争，解决贫苦农民的口粮问题。在福（安）寿（宁）、霞（浦）（福）鼎等局部地区还开展了分田斗争。此外，还发动群众自救，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等等。

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正是紧紧依靠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从而赢得了民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正如范式人所说：“我们的队伍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的游击队、正规红军都善于做群众工作，队伍到那里，群众工作就做到那里。”尽管“理论水平不高，但我们都明确一条，坚决依靠贫雇农。在整个革命斗争中，我们坚决依靠和组织他们，把他们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的剥削压迫；再加上红军游击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爱护群众，所以就博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115有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瞒过敌人的严密搜查，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省下来的粮食、盐巴和各种日用品送到红军游击队手中。有的群众主动为进村的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敌人来袭，便马上发出“牛吃麦子啦”“老鹰来啦”之类的警示暗号。有的群众以各种办法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通风报信。“在驻地周围几十里范围内，都有群众的观察哨，一有敌情，群众的秘密哨卡便一山传一山、一卡递一卡地互相呼应，及时传报”［1］123，使红军游击队迅即了解敌情，捕捉战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或避敌锋芒及时转移。正因为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红军游击队就犹如鱼儿在大海中任意遨游，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全国畲族人口最大的聚居地，闽东畲族群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有1 442个畲村（占畲村总数的71%）成为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开展斗争的重要根据地，被称为“堡垒村”。广大畲族群众不畏艰险，出生入死，投身反“清剿”斗争，参加红军游击队，担任秘密交通员，救护伤病员，掩护革命同志，搭盖“秘密寮”，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许多人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叶飞回忆说：“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2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革命斗争的支援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群众掩护才能坚持。”［3］67这种在残酷斗争环境中凝聚成的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正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也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坚持下来的力量源泉。

四、成功实施切合实际的政策策略

中共闽东特委在领导开辟新区、恢复老区的斗争中，一方面为粉碎敌人的“清剿”，在军事上开展针锋相对的游击战争，与几十倍于我的敌军浴血奋战；另一方面，根据革命形势和斗争环境的变化，对政治、经济等政策策略作了相应调整，以便争取更多的人同情、支持革命，最后形成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局面。

第一，采取“白皮红心”政策，巧妙应对保甲制度。国民党在“清剿”过程中，强制群众登记户口，实行保甲连坐，移民并村，企图困死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党的各个县委、区委和乡村支部则组织群众干扰户口登记，破坏保甲制度。同时，派一批身份尚未暴露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保甲长、联保主任，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明里应付敌人，暗里进行革命活动。主要是负责交通、收集情报、筹措粮款、购买军需、掩护党和红军的行动、保护辖区群众的利益和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等。对敌方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则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晓以厉害，争取好的，团结中间的，打击坏的。对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政策有所疑虑，施行不力，而对红军游击队有所畏惧的中间分子，则从政治上瓦解；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有些反感，对红军游击队有所同情者，则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站到革命阵营上来。上述政策有利于缩小打击面，扩大争取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因而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与拥护。

第二，改变筹粮筹款政策，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在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下，闽东特委调整了苏区时期的经济政策，暂时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不侵犯富农及小地主的利益，对地主采取按亩征粮的政策。组织贫农团，拒绝向国民党政府、地主豪绅交纳粮税地租，坚决镇压催粮、索税、逼租、讨债人员，维护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对“打土豪，做财政”的政策也作了调整，并根据不同区域采取灵活的做法。对老区和新开辟的游击区的土豪，采取“借款”的办法；对国民党占领区的土豪，则采取“派款”的办法。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筹粮筹款政策的放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对缓解闽东党和红军游击队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针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闽东特委采取了“买卖公平，不伤害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政策［1］89，鼓励白区小商贩到根据地、游击区经商，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一政策得到白区商人的欢迎，他们经常往来于国统区和根据地、游击区之间，源源不断地提供军用、民用物资，还带来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闽东特委还在三都、斗帽等地设立交通站，与三都大明公司建立了联系，委托他们从福州等地购买枪支弹药、药品及日用品等，通过秘密渠道送入根据地。凡此种种，都有效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形成了闽东游击区斗争的新局面。

第三，调整“反蒋抗日”政策，形成国共合作局面。1936年冬至1937年春，与上级党组织失联长达三年之久的闽东特委，终于获悉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等文件，了解到国内时局的变化及中央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为此，闽东特委连续发表告民众书、布告、宣言等，号召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友党、友军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鉴于国民党当局仍坚持“剿共”方针，此时提出的统一战线主要还是“反蒋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闽东特委自觉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把政策由“反蒋抗日”调整到“联蒋抗日”上来，向福建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战谈判、合作抗日的要求。然而，国民党当局对和谈缺乏诚意，继续派兵“清剿”闽东红军游击队。特委制定了以谈对谈、以打促谈的斗争策略。1937年8月，闽东红军在宁德亲母岭利用有利地形，痛击来犯之敌，有力地推动了闽东和谈的进程。12月，闽东特委和福建国民党当局经多轮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1938年2月，由闽东红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第3支队第6团1 300余名将士，挥师北上，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由上可知，适时调整和成功实施切合实际的政策策略，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鲜明特点，也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重要经验。

五、执着坚守革命到底的崇高信念

艰苦卓绝的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闽东革命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残酷、严峻的斗争中，面对血与火的洗礼，面临生与死的考验，闽东的党员干部、红军游击队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毫不畏惧，他们用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鲜明地反映出闽东革命先辈斗争精神的优良特质。

1935年初，闽东苏区反“清剿”斗争失利，红军独立师连连受挫，苏区几乎丧失殆尽，闽东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严重摧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闽东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在“清剿”中，施行各种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手段来捕杀共产党干部、红军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仅福安、宁德、霞浦等县部分区乡先后被毁村庄150多个，被杀害干部、群众达3 000余人，被围困致死者近3万人，留在连江的100多名先遣队伤病员在转移时，亦全部惨遭杀害。”［1］7闽东苏区主要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叶秀蕃等先后壮烈牺牲。

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尽管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坚定分子，但大多数党员干部并未丧失信心，他们“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为人民群众谋解放的顽强斗志，从闽东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斗争中学习，不断探索和总结适合当地的斗争经验”，继续坚持斗争［4］563。他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下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革命总会有困难、有挫折，革命者可贵的品质就是在逆境中不屈不挠。”［1］122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红军游击队战士们更是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1936年2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11支队队长、闽东独立师周墩县独立营营长凌福顺，在侦察敌情时不幸被捕，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之后，凌福顺被押赴刑场，钉在十字架上，割肉挖心，惨不忍睹。他在就义前高呼：“我凌福顺会绝代，革命永远不会绝代。”他还鼓励乡亲们：“永远从红莫从白！”［5］889敌人的残酷迫害，更凸显了革命者理想信念的无穷力量！

闽东独立师突出重围后，转战于深山野泽中。时值春寒料峭，阴雨连绵，红军游击队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缺医少药，处境异常艰难。然而，红军游击队战士们仍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以超乎常人的意志与强敌进行了英勇抗争。他们自编自唱：“深山岩洞是我们的房，青枝绿叶是我们的床，草根野菜是我们的粮，……哪怕敌人再‘围剿’，头断血流也不投降！”［6］97红军战士们凭借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奇迹般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为英雄的闽东苏区人民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荣誉。

正是由于有着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闽东红军游击队即使面对强敌和逆境，亦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闽东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之一、闽东第一支革命武装的创建者詹如柏被捕后，敌人企图用“团长”的官衔来收买他。詹如柏不为所动，历数敌人的滔天罪行。在刑场上，他发出最后的誓言：“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我死没关系，还有其他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13］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铮铮铁骨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此外，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中还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例如：阮吴润等“百丈岩九壮士”宁死不降，舍生取义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堪称闽东英雄儿女的最光辉典型；施脓禄与“九家保”的群众，为保护革命力量而不惜舍己舍家，慷慨就义，更是谱写了一曲人民群众的英雄赞歌。据不完全统计，仅闽东特委、闽东苏维埃政府领导，闽东各县委及所属区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东红军独立师和游击队营以上干部的牺牲人数就达120多人。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进程中，先后有2 100多名革命战士牺牲，25 000多名根据地群众被杀害。在闽东这块英雄的红土地上，记录着这些革命英烈一个又一个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故事。

尽管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但闽东党、红军和人民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信念、坚韧意志和牺牲精神，无疑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它的独特价值将会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珍视。

综上所述，1935年到1937年间，闽东党、红军和人民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在异常艰苦的斗争中形成了鲜明特点，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全方位、多视角地考察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深藏着厚重的历史容量，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闽东游击区［M］//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2］中共连江县委党史研究室.连江革命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叶飞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4］蒋伯英.福建人民革命史（下）［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5］缪小宁.闽东苏维埃1934（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6］阮朝阳，李宗元.阮英平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7］郑巧星，詹如柏.擎起闽东武装革命第一面旗［N］.宁德晚报，2009-05-14.

（编辑：文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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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6）10-007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