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细芝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0)



晚清湘潭闺阁诗人群研究初探

王细芝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0)

明清以降，女性文学蓬勃发展，万紫千红，作为湖湘文化中的一枝独秀，湖湘闺阁文学也焕发出勃勃生机，尤其是湖湘文化世家中心——湘潭，闺阁作家更是群集创作，熠熠生辉，其群体的家族性、作品的质朴空灵，无一不吸引人一探究竟。

清代；湘潭；闺阁诗人

自《诗经》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代有佳作。自明清以降，女性诗词创作更趋繁盛，闺阁作家群体更是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傲立文坛。这其中，湖湘女作家群体佳作迭出，而《慈云阁合刻》《湘潭郭氏闺秀集》《湖南女士诗钞》等编著的刻印与传播，更加扩大了湖南女诗人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女性文学核心区。

1　晚清湘潭重要闺阁诗人群

根据近人陈翰仪《湘雅摭残》十八卷，集中收道光以来湖南女诗人有52家，当中最突出的就有湘潭郭氏、湘阴李氏、湘潭周氏、长沙杨氏、湘乡曾氏等。

道光重臣李星沅在《湘潭郭氏闺秀集序》中说：“予惟风雅之彦，董于闺达，递传三代，近时湘楚，必推郭氏为女宗。”《湘潭郭氏闺秀集序》主体为湘潭女诗人郭润玉所编，收湘潭郭氏四代闺秀诗人共7家诗篇，分别为：郭步韫《独吟楼集》、郭友兰《嚥雪山房诗》、郭佩兰《贮月轩诗》、王继藻《敏求斋诗》、郭漱玉《绣珠轩诗》、郭润玉《簪花阁诗》《簪花阁遗稿》、郭秉慧《红薇吟馆遗草》。像郭氏这样满门风雅且皆集诗成集的闺阁作家群不仅古来皆希，乃至延绵至今也甚为少见，足见当时湖南诗风之盛。

除却诗名远播的郭氏闺阁诗人群之外，人杰地灵的湘潭另有一周氏闺阁诗人群如皎皎寒星，闪耀在晚清湖湘诗文泰斗之中。湘潭周氏，为晚清军政重臣左宗棠岳家。这一女诗人群人人才华横溢，个个著有诗集。其领军人物为王慈云，著有《慈云阁诗钞》行世。慈云长女诒端即左宗棠妻周诒端，字筠心，著有《饰性斋遗稿》，为周氏闺阁作家群核心人物；诒端之胞妹诒蘩，字茹罄，有《静一斋诗草》；周诒端之堂姊妹周絜，有《蕴香阁遗稿》一卷传世；周翼杶，字德媗，王慈云长孙女，有《冷香斋诗草》《冷香斋诗余》；周翼枃，字敬媘，慈云老人之二孙女，有《耦香斋诗草》；左孝瑜，字慎娟，慈云老人外孙女(左宗棠长女)，有《小石屋诗草》；左孝琪，字静斋，慈云老人之外孙女(左宗棠次女)，有《猗兰室诗草》；左孝琳，字湘娵，慈云老人之外孙女(左宗棠三女)，有《琼华阁诗草》；左孝瑸，字少华，左宗棠第四女，有《淡如斋诗草》。该女诗人群还有周石禄，周诒端从侄女，通书史，时以女师目之，所作诗文高洁入古，无女子妩媚气。

湘潭郭氏家族和周氏家族以家族闺秀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家族性的文学社群，能文习礼，风度翩雅，在湖湘地域俨然成为当地世家中的宗范，其作品亦是湖湘女性诗歌史乃至中国女性诗歌史上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2　湘潭闺阁诗人群生成的原因

湘潭闺阁诗人群的生成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个异样的存在，其生成自有其时代、地域的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说：“妇学而至清代，可谓盛极，才媛淑女，骈萼联珠，自古妇女作家之众，无有逾于此者矣。”[1]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湘潭闺阁诗人群便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而生的时代产物。

湖湘一带，山川奇秀清峻，自古以来就文士才俊辈出。道光以后，随着湖南士人在清朝政治格局中地位的日趋显要，湖湘文人在文坛上的影响也渐趋强盛。湘潭作为清代湖湘地区的文化中心，一直以来都是湖湘文人结社的主要聚集中心，这里经济发展领先湖湘各府，文化世家盘居，据王勇、唐俐等学者考证，清代湖南有影响力和延续力的文化世家有40个左右，其中11个位于湘潭，他们之间姻娅联系，以家族基点展开社交网络，结社交游，诗词酬唱，营造了一种非常热烈的文化交游氛围。如湘潭郭润玉之父郭汪璨与湘潭耆老道光年间组雨湖吟社，诗友云集，名噪一时，“(郭)润玉……父汪璨方与县中耆彦，倡雨湖诗社，内外宾客并绂佩娴雅，从容欢娱，盛事传于京国。词林文士多赋诗夸美焉。”[2]文人家族间的这种结社酬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为家族闺阁作家的成才提供了温和的土壤与灌沐的雨露。

家族中男性文人的提倡褒奖无疑是促使闺阁作家群成就斐然的一个主要因素。清代很多文人世家都把提高女性的知识修养作为振兴发展家族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既可将女儿培养成兰心蕙质的名媛才女，得配名士才子，另一方面，家庭夫妻之间唱和往来，既巩固了夫妻间感情的维系，亦增添了诸多闺房之乐。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后序中谈到才女成名的三大条件：“其一明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止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3]足见女性才情的展露和传播必少不得家庭男性成员的尊重和宽容。湘潭闺阁诗人中的郭润玉，其父郭汪璨，进士出身，善诗，常家居，好与人谈诗。其夫李星沅，道光封疆大吏，两人既是夫妻，又似吟友，夫唱妇随，琴瑟和鸣，李星沅名其居曰“梧笙馆”，辑二人唱和之作为《梧笙馆联吟集》。殁后李星沅辑其作品得《簪花阁遗稿》一卷。郭润玉的侄女郭秉慧，字智珠，适李星沅之子李杭，据李星沅记述，她与李杭相得甚欢，而李杭北上游宦，智珠亦“随侍北行，水驿山程，即景即句，时与梅生相唱和”[4]。李星沅并亲为其《红薇吟馆遗草》作序。

正是因为家族男性文人对闺阁诗人创作的这种宽容和提倡，引领呵护着她们才华的顺利生长，才使得这些闺阁才女迸发其热烈的创作才情，不至枉费上苍所赐，翡翠蒙尘、珍珠落土。

闺阁作家群的创作成就还得益于她们的结社聚会、诗词唱和。清代社会不论男性之间唱和集社的热烈，女性诗人之间诗词往来也蔚然成风。如盛极一时的随园女弟子，人数众多，载入袁枚《随园诗话》中的便有28人之多；再有如陈文述门下的碧城女弟子、“清溪吟社”“蕉园七子”等，至于其他规模较小的诗社以及家庭诗社等更是不胜枚举。受此风浸染，湖湘闺阁才女也纷纷分题联句，互相唱和，如郭秉慧就与杨纫仙、张仙蕖等闺中友人组成消寒梅花诗社，彼此文酒相乐，相互酬唱。此外，家族闺秀之间的聚集学习、酬唱互动更是常事。据左宗棠《慈云阁诗钞·叙目》载：“外姑(岳母)念女及诸外孙甚，时携孙女翼杶来柳庄。暇以课诗，诸孙每夜列坐，诵声彻户外。时茹馨夫人随张君(指张声玠)官元氏亦常以诗宁母，外姑每顾而乐之。”[5]而遍读郭氏和周氏闺阁作品，其唱和诗作在各自诗集中亦是俯拾皆是。这种闺阁之间的唱和，既增强了她们的创作技巧，开阔了她们的胸襟视野，亦丰富了她们沉闷的闺阁生活，使她们最终能以群体的面貌留驻于史册，唱响于三湘四水。

3　湘潭闺阁诗人的创作

翻阅中国历代女性文人的大量作品，从体裁上来说诗词创作占据了非常显赫的位置。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女性文人，一方面她们大都熟练地掌握了近体诗的写作要旨，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女性身居狭小的闺阁后院，社会经验不够丰富，所以也很难驾驭大开大合的题材写作，而短小精炼的诗词更适合表达她们细腻的情感，也因此学者孙康宜说“(中国)20世纪以前的女作家几乎千篇一律是女诗人”[6]。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湘潭闺阁群的创作自然无一例外是以近体诗作为她们创作的主要载体。

相比男性文人，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在创作上无疑有着不一样的关注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赋予了男性太多的权利，文坛同样不外乎于是，男性文人可以用文字抒发自己的思想、阅历、审美，甚至历史。而女性，作为封建社会男人的一种附庸，她们的文学创作即便是繁荣昌盛的，这种昌盛也是男性文人一手打造出来的。所以，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更多也还是附庸于男性所好，趋于消遣性和娱乐性，并且这种消遣和娱乐成为了她们生活中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湘潭闺阁诗人群与清代女性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和特点，即便个人际遇殊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她们的创作也都同在一片天空之下，翻开湘潭闺秀作家群的作品集，可以看到她们的创作在题材上几乎都集中在送别思亲、感时叹命、怀史咏物上，只是由于各自才情不一，作品成就也就有了高下之分。

郭润玉为郭氏闺秀诗人中有意识为郭氏作品编印成集者，同时与郭漱玉也同为其中成就最高者，其《寄石梧川东》：“镜月照高楼，良人赋远游。正襟私下拜，细语别离愁。入夜寒威重，客中应未眠。相思无限意，飞梦到东川。”寄怀远在千里之外的夫君，由景入情，明月、高楼、寒露、梦境重重渲染，情意缠绵，思亲之重深入骨髓。读之如临其境，情同旅人。又如其咏物诗《雪花》：“一桁梨云照影斜，东风昨夜冷窗纱。散来天女纤纤手，飞作春城处处花。嫩绿莫寻芳草迹，小红微露海棠芽。水晶帘卷凭栏望，咏絮诗才记谢家。”诗中淡淡的喜悦透纸而来，没有寒冬雪花的肆虐，有的是初春将临的轻快，将一个身负咏絮之才的娇俏女子生动地描画于读者面前。当然，像这样轻松活泼的作品在湘潭闺秀作品集中是不多见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闺怨”之音随处可见。一直以来，泪眼朦胧的柔顺女子是古代男性心目中女性形象美的最高境界，这种审美定位自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古代女性，她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这种标准来塑造和约束自己。因此，女诗人笔下的自我形象总是更多地充满了悲苦和愁怨。湘潭闺阁女诗人同样不外于此，一方面她们有的确实身世飘零，遭遇坎坷，发而为诗，自然是生机黯然，满纸伤心。作品多伤愁苦痛，凄清冷寂。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古代中国，恨春悲秋是女性文学最为集中的一个古老话题，无论是面对春天的美妙还是秋天的肃杀，女性诗人都会由此联想到自己人生的际遇，而狭窄的生活空间和漫长无聊的人生，更是成为了她们人生孤独的外在表征，所以，她们诗中大量存在着表现她们对时空独特的生命体验，在寂寞枯燥的长夜中，她们所感受到的是无处不在的寂寥和人生无常的悲苦。如郭步韫的《夜坐偶成》：“破梨空复梦悠悠，兀坐孤帷数漏筹。海上有方难起死，人间无地可埋忧。虫声夜月凄凉院，帘影西风寂寞楼。聚散明知安薄命，几时啮齿未能休。”满纸凄苦，确如润玉所言，“如秋天别鹤，长空哀鸣。”

湘潭闺阁诗人群的创作从艺术上来看，大多还有一个相类似的特点：选材比较平凡琐细，语言相对清新自然。生活空间的闭塞决定了她们作品中的选材相对男性文人而言要更平凡和琐细，光从她们诗歌作品的题目来看，她们所抒写的内容多为发生在身边的细枝末节的小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情波澜，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又正是因为抒写的皆为身边亲身感受小事，作品里面所饱含的情感才更真实和亲切。此外，由于闺阁作家自身的特点，作品中的语言往往相对质朴自然，也因此少去了男性文人掉书袋式的艰涩难懂，显得更加灵动清澈。

由于封建闺训“内言不出”之教，即便有幸读到这些闺阁作家的部分作品，我们仍然只是略微窥见了她们所处的家庭环境和一些人生经历，在漫长的湖湘文学史上，这些闺阁作家的身影或许不够清晰，但那留下的一脉清香却袅袅徐徐，不绝于世。

[1] 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民国丛书(第二编，第60册)[C].上海：上海书店，1990.

[2] 陈嘉榆,王闿运.(光绪)湘潭县志(卷八之六列女传十四)[Z].

[3]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 湖南女士诗钞[M].贝京，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5] 左孝威.慈云阁诗钞.叙目[M].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6] 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校对晏小敏)

10.13582/j.cnki.1674-5884.2016.07.054

20160314

王细芝(1972-)，女，湖南醴陵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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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5884(2016)07-017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