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君

从《论语》中的两则对话见孔子之性情与思想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与《季氏将伐颛臾》的互读

蔡惠君

自古以来，大多数人总习惯将孔子遵为圣人朝拜，而记载孔子言行的儒家经典《论语》则更是被奉为如《圣经》般的宗教典籍而被顶礼膜拜。这固然是一种对传统文化高度敬仰的可贵姿态，但如若我们能以更为平实自然的心态去阅读 《论语》这部语录体著作，从孔子与门人弟子的简短对话中见出孔子作为普通人所特有的个人性情，或许就能使我们更亲近孔子，从而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思想旨蕴。

《先进》的末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与《季氏》的首章《季氏将伐颛臾》是《论语》中篇幅相对较长的两章，两章的谈话风格、对话艺术、人物情态迥然不同，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而背后深层的思想则是统一的。对这两章的深入解读，无疑对洞察孔子的个性特征以及孔子的理想追求深有裨益。

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孔子询问弟子志向的篇章，其中可见孔子宽松的教学氛围，以及自然、真实、温和的为师之态。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显然，此处的孔子并不是板起面孔说教的好为人师的形象，相反的是，他一上来便降低自己的姿态，指出自己不过比弟子们年长几岁罢了，因而师生间可以像朋友一样交流，让诸位畅言志向。寥寥数语，孔子的平易近人与谦恭之态卓然若揭。《论语》中较为直接地展现了孔子的率真之态的还有这一章：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毕竟是老师，假设有什么东西隐瞒不告诉学生，照常理说，也未必不可。然而，孔子却直率而坦然地非表白自己的心意不可：我就是一个坦坦荡荡、从不对学生隐瞒任何事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更像是朋友的角色。既然是相知相惜、朝夕相处、共同求学的老师兼朋友，那么孔子的言行思想都是学生所知晓的，无法隐藏，更不必隐瞒。这可见孔子和蔼温逊的性情，也无怪乎他会说出诸如“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这样亲切的、低姿态的话语。

而对于四位弟子的回答，孔子又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曾点说完他的志向后，孔子先是长叹一声，尔后说：“我与曾点一道去吧！”没有过多矫揉造作的评论，只一句话“吾与点也”、一个动作“叹”就直接地表露了自己的态度。至于前面三位弟子的回答，文本对孔子听完后所流露的情态则没有过多描绘，唯一描述的是孔子听完子路的回答之后，一个“哂”的面部表情，似乎是带有嘲讽意味。且不论孔子对子路的观点有何成见，就一个“哂”字足可见孔子性情之自然，从不加以伪饰，如他所说“吾无隐乎尔”。这样的老师，无疑是可爱且可亲的。

再来看孔子为何独独高度赞赏曾点的志向？曾点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说的是在和煦的春光下，和几个青年、少年朋友一起，在沂水中沐浴唱歌，兴尽而归的赏心乐事。这就符合了孔子所心向往之的大同社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达到了人与自然的相融相交，人与人的和谐安宁。即如后代苏轼所崇的境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实乃宇宙万物、大千世界与人心相汇，统而为一，安宁和乐！

可见，曾点的志向偏向于个人自由和谐的生命情调，表面看不够实用、无现实价值，然而却契合人的最高情感需要，表现人的最高情感的释放，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的和谐统一。而从后文曾点与孔子的问答中，可知孔子并非全然否定前三位弟子的志向，其依然肯定了其中的现世意义，只是那还不是孔子的最高理想。既如此，孔子最高的理想图景是怎样的？

石衡潭在《论语遇上圣经》一书中，对本章作如此解读：“从孔子对学生的不同应对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对礼与乐关系的意见。孔子是很推崇礼的，他主张以礼治国，而所要达到的目标却是乐。首先，他看到子路在说话时礼貌有些欠缺，有些张狂，所以就笑话了他一下。随后，冉有与公西华都谈到了礼，孔子还是比较满意的。而曾皙所说的已经超越了礼，而达到了乐的境界，这是孔子最心向往之的，所以他要击节叫好。”[1]尽管在此解读中，有些词语用得不够恰当，比如“击节叫好”不符合孔子为师的文雅情态。但在诸多解读中，我认为这是与孔子本意最接近的一个解读，也就是他赞赏曾皙的志向，是出于对礼乐文化的高度敬仰与向往，这是他对社会的最高境界追求。如他所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自己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光潜先生就认为儒家是从礼和乐这两个基本观念建筑起一套伦理学，一套教育学与政治学，甚至于一套宇宙哲学与宗教哲学。在《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一文中，朱光潜从《礼记》中关于礼乐的论述出发，提出“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乐的许多属性都可以‘和’字统摄，礼的许多属性都可以‘序’字统摄。”又加以论述说“‘和’是个人修养与社会生展的一种胜境，而达到这个胜境的路径是‘序’”。[2]

由此可见，乐是最高追求，礼是途径和手段，而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就个人而言，礼乐境界的达成，也是个人内心和谐的表现，当一个人达成和谐的境界，才算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幸福人，不会有内心冲突，时时觉得充足而快乐；就社会而言，一个到达礼乐境界的社会，必然是安宁统一、无争无扰的生存环境，这样的社会才能生生不息地发展和昌盛。

故而，曾点的志向与孔子内心的追求相契合，引得孔子长长地感叹、由衷地赞赏。从高层次而言，完成礼乐的使命，开创曾点所描述的幸福图景，这是世世代代该有的追求；从较低层次而论，纵使暂时未能达到这般境界，那便从个人做起，追求个人的和谐统一，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先从“修身”做起，其次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样一种礼乐图景的描绘，就在曾点的简单几句话当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语约意丰。因而，在这段师生对话中，对于前三个弟子无更多行为上的描述，只有回答的话语。然而，轮到曾子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段描述：“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师生对话有音乐，而作乐者不是其余三个弟子，却是曾子，更是间接表现了对“礼乐”的赞赏与追求。

因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段对话，可谓是一段文美意丰的文字，从中可窥探孔夫子的谦谦君子之风、温恭可亲的为师之态，师生间开放、宽松的对话，让人无比神往。而其中，又以曾点所描述的图景颇有意蕴，足见礼乐之境，才是人最本真的生命状态的解放，是世世代代的人们应当追求的。

二

那么，孔子是否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和蔼的呢？那倒也未必。孔子为师是有原则的，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批评起来可是“入骨三分”，一点也不留余地。尤其是，当学生在为政处事的过程中违背了他的思想，孔子更是免不了要进行口舌之伐。这从《季氏将伐颛臾》一章中可以窥见一二。

《季氏将伐颛臾》主要记录了孔子就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发表的三段议论，这三段议论皆是围绕冉有所讲问题展开深刻批判的。虽然只有言语的记录，没有任何多余的对孔子神态、动作的描写，故而读者从文字中看不见孔子的眼神、孔子的表情、孔子的体态，但从孔子的三段言论中，却依旧展现了其为师威严、犀利的一面，他对弟子所犯错误的批判是不留情面、乃至不留辩解的余地的。我们来看原文：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孔子的态度是明确肯定的：攻打颛臾是不合情理的行为。我们先从语气上来分析，孔子一上来就是“求”，直接叫冉有的名字，并且其后跟着感叹号，这说明孔子当时的语气严厉而沉重，一下子将双方的谈话带入一种不容置疑、不容嬉笑的氛围中。“无乃尔是过与？”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一个反问句，加重了孔子此时此刻的威严之貌，以及对此事的否定态度。倘若孔子说的是“求，是尔过”，语气就大大减弱了，不但不足以表明孔子的坚决态度，且不利于后面的批驳。紧接着，孔子从历史角度、地理因素两个角度，就情理上阐明为何不能攻打颛臾的原因：于情，肯定了颛臾与先王的历史承袭；于理，摆明了颛臾是鲁国境内的国土。既然如此，攻打颛臾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于是，孔子稍稍缓和了下语气，继续追问：“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在推卸责任，于是，孔子一上来又是一个带着严厉语气的“求”，恐怕冉有都该心里发怵了。自己的学生，难道孔夫子我还不够了解冉有你吗？孔子当然知道冉有的心思，但他不直接点明，而是等着他自己露出马脚。故而孔子不去批驳季氏，而是紧接着批驳冉有，指责他没有尽好作为一个臣子的责任。我们来看孔子是如何婉转而又直截了当、有艺术地指教自己的学生的。

孔子先是引用周任的名言“能施展才能就担任那职位，不能胜任就该辞去”，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为人臣，要做的就是更好地辅佐君主。仅仅是这样乏味的说教，恐怕冉有心里未必服气，于是孔子又连用了两个比喻来启发他。后一个比喻比前一个比喻更加深入具体，直中要害。前一个比喻，着重讲臣子的辅佐作用；后一个比喻，则针对季氏伐颛臾这件事，将季氏比作虎兕，将颛臾比作龟玉，直接指出这件事就是你冉有的错。两个比喻，逐个逼近，直至击中问题的要害。并且，两个比喻后都加一个问句，可见孔子为师的犀利，在启发学生的行为上，功夫了得。

这下子，冉有就露出马脚了，自己的心意表露无遗：“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到这里，孔子也就开始阐明自己的观点，即不能攻打颛臾的原因：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虽然讲的是不同问题，但孔子在这里所秉持的观念是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就偏向说，虽是“仁近于乐，义近于礼”，而就本原说，乐与礼同出于仁——儒家所公认的最高美德。孔子说得很明白：“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即，仁则内和而外敬，内静而外文。就其诚于中者说，仁是乐，就其形于外者说，仁是礼。所以礼乐是内外相应的，不可偏废。而季氏伐颛臾这件事，无疑是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仁”。仁者，人也。故而治理国家，应当时时刻刻从百姓出发来考虑。对内要均贫富以安民，对外要修文德以召民，这才是“仁”的行为。至于攻打颛臾，这种出于巩固自身政权的不“仁”之考虑，必将引起内部祸端，导致国家灾难。所以，有智慧的统治者不是用战争赢得政权，而是用“仁”治理国家、感召他国之民，使天下趋于太平。这样的国家，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存。可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实为他的本心。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问题，他所秉持的理想追求是一致的，只有不违“仁”，方能更接近“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间胜境。

同时，我们看到，最后这段立论，不同于前面两段驳论，不再用反问句、问句等句式加剧严厉语气。相反的，本段的语气平和中肯，力求循循善诱，使对方易于接受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最后几句，孔子连用了四个“也”字，一方面使语气更为舒缓、从容，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孔子的自信。这就从心理上平缓了冉求前面被批评时的郁结之气，同时也有利于孔子以自己的观点说服自己的学生，以达到劝阻一场内乱发生的目的。倘若孔子在讲述自己的观点时，还像前面一样步步紧逼、语气强硬，恐怕说服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可见，孔子作为一个老师，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是擅于用心理战术、语言艺术的，其为师之态则可刚可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孔子的性情修养达到了一定境界，他在学生犯错时绝不是暴跳如雷，那就有失儒家所提倡的礼仪了。相反的，他是运筹帷幄、心有底气的，用最大的耐心一步步逼出冉求内心真正的想法，再以理劝之、教之。

总的来看，孔子也算是个雄辩家，其论说的意脉连贯畅通、前后相承，且随着驳论、立论的推进，语气也由起初咄咄逼人的气势，转而稍温婉的说辞。并且，从此三段对话中，可以窥见孔子为师的威严之貌，这就全然不同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谦恭、安详的为师之态了。

那么，这样的孔子是矛盾的吗？不。这正是孔子最真实统一的面貌，一个威严并施、坚持“礼乐”与“仁”之追求的老师。《论语》中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对孔子性情的最好概括：“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以“仁”为准则要求自己的人，故而他能宽厚仁慈地对待学生、开展教学；又因为他对“礼乐”“仁”之境界的崇敬与追求，故而对学生又是高标准要求的，在他们违背礼乐思想时，要加以严厉批评与正确引导。这样真实的孔子，只有将其视为普通人，从《论语》的点滴对话中去窥见其情态与意旨，方能看出其中丘壑。

注释：

[1]石衡潭：《论语遇上圣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29页。

[2]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月刊》，1942年第7期，第3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舍予

责任编辑：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