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运海，梅 丽，陈海艳

（1a.湖北文理学院 管理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53；1b.湖北文理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北 襄阳 441053；2.襄阳市东风中学， 湖北 襄阳 44100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尽管旅游开发会对非遗的文化原真性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是合理而可控的旅游开发对非遗保护和传承仍然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现在一般认为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如果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的发展——旅游开发在为非遗保护带来诸多上述好处的同时，非遗的保护反过来也能够增强区域旅游的文化独特性和旅游竞争力，从而实现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良性的互动发展。[1]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襄阳非遗，同样需要进行必要的旅游开发。

一、襄阳市非遗资源赋存状况

非遗目录是非遗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自2006年以来襄阳市先后公布了五批、共83项市级非遗目录，其中入选国家目录8项，入选省级目录23项。

（一）襄阳国家级非遗资源

襄阳入选国家级非遗目录有8项，见表1。

表1 襄阳国家级非遗目录一览表

（二）襄阳省级非遗资源

2006年以来，襄阳市申报成功的省级非遗目录已达23项，见表2。

（三）襄阳非遗资源

襄阳现有市级非遗项目83项，全面涵盖了10大类别。从表3可知，襄阳非遗项目主要集中在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传统技艺三方面，三者之和（51项）占到了总目录的60%以上，其中有4项（沮水巫音、老河口丝弦、老河口锣鼓架子、巫音喇叭）被列入国家目录，11项入选省级目录。民间文学、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数量也很可观，达到15项之多，其中有2项（黑暗传、老河口木板年画）被列入国家目录，3项被列入省级目录。此外，尽管传统戏剧数量不多（仅有3项），但其中就有2项（襄阳花鼓戏、湖北大越调）被列入国家目录。

表2 襄阳省级非遗目录一览表

二、襄阳非遗资源的结构分析

（一）襄阳非遗结构状况统计分析

我国的非遗目录，将所有的非遗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传统舞蹈（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民间美术）、传统技艺（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大类。为了弄清楚襄阳非遗的组成状况，我们以表3为基础对襄阳非遗目录进行组成结构分析，得到表4。由于表3中出现了“伍子胥传说”、“抬扛子（抬县官）”、“襄阳花鼓戏”等3个拓展目录，在进行目录组成结构分析时不重复计算，但在进行非遗地域分布统计时按照属地原则重复计算。

襄阳市的非遗类型丰富，在十大类别里面都有分布。从数量上看，不同类型的非遗的数量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非常丰富，二者之和占到了总量的60%以上；其次是民间文学和传统美术类的非遗也很丰富；剩下的其他5个类别数量上相差无几。为了进一步弄清襄阳的非遗的社会影响力，我们统计出襄阳省级和国家级非遗目录的统计分布状况，详见表5。

表4 襄阳非遗目录构成结构统计表

表5 襄阳省（国家）级非遗目录构成结构统计表

从表5可以看出襄阳的23个省级非遗目录中，仅传统音乐一个类别就占到了8个之多；其次，是传统舞蹈和传统技艺，各有3个；民间文学、传统戏剧和传统医药各有2个。其中，“民俗”这一类别中没有项目分布。

再从国家级目录的分布状况来看，传统音乐类占到了4个，传统戏剧占2个，民间文学和传统美术分别占1个。没有项目分布的类别有6个，分别是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

（二）襄阳非遗地域分布状况统计分析

襄阳在行政区划上分为襄阳市区（包括襄城、樊城、襄州、东津新区4个城区）和枣阳市、老河口市、宜城市三个县级市及南漳、保康、谷城三县。将襄阳市非遗按照空间地理分布进行分类统计，得到表6。

第一，从非遗项目地域分布的广泛性来看，十大非遗类别中，只有“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在襄阳市所有行政区划里都有分布，其次是传统技艺类项目数量较大、除保康外各地都有分布；“传统体育”分布范围最小，仅分布于襄阳市区和老河口两地。

表3 襄阳非遗目录一览表

表3 襄阳非遗目录一览表（续表）

表6 襄阳非遗项目空间地理分布统计表

第二，从非遗类别的地理集中度来看，谷城“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两个类别的非遗项目较多，分别达到5项和7项之多。“民间文学”和“民俗”类项目保康和枣阳较多，均达到3项之多。“传统体育”和“传统医药”襄阳市区和老河口较多，各有2项。

第三，从各行政区划所拥有的非遗数量来看，襄阳市区、老河口、谷城和枣阳所拥有的非遗数量较多，分别达到18项、17项、17项和10项之多。其余地区则旗鼓相当，均在8（9）项左右。

三、襄阳非遗旅游资源的分类

（一）非遗旅游资源分类标准

目前，我国通用的旅游资源分类标准是《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该标准将旅游资源分为地文景观、水域景观、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和人文活动等八个大类。其中非遗从旅游资源分类角度来看，主要对应于旅游资源分类表中的“旅游商品”和“人文活动”两个主类，见表7。

表7 旅游商品与人文活动类旅游资源分类表

表8 非遗旅游资源分类表

从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而言，那些适宜保护性旅游开发的非遗应具备的一定的旅游吸引力，如参与性强(如民俗节日庆典)、视觉或听觉感染力强(如传统音乐、戏剧、曲艺等)、艺术感染力大(如传统舞蹈、游艺与杂技表演等)、文化内涵深厚(如传统医药养生、手工艺绝活表演)、文化体验丰富多元化(如民族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等。[2]为了更好地评价非遗旅游开发的适宜性和旅游开发的价值，我们参照人文活动类旅游资源，并结合非遗自身的类型特征将其分为5大类17个亚类，并将其和旅游资源的分类进行大致的对应，见表8。结合表3和表8，将襄阳非遗按照旅游资源分类的标准进行重新划分后见表9。

（二）襄阳非遗旅游资源分类

非遗要进行旅游开发，必须将其转化为旅游资源并进行分类。从表9可知，襄阳非遗目录的主要集中于表8所示的5大类12个亚类。

从旅游体验的角度而言，表演类、节庆类和技艺类非遗比较容易进行旅游开发。

表9 襄阳非遗旅游资源分类表

四、襄阳非遗资源的旅游价值

旅游价值按照价值主体（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的不同，可分为旅游手段价值（指旅游资源用于旅游开发价值，通过市场交换所获的经济价值）和旅游目的价值（指旅游资源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等方面的特征满足旅游者内在的旅游需要的有用性）。旅游手段价值和旅游目的价值相互依存、相互生成——旅游目的价值具有价值指引作用，是旅游手段价值存在的依据。旅游手段价值决定了旅游目的价值能否实现，是旅游目的价值实现保障。[3]从满足旅游者旅游需要和旅游体验的角度而言，非遗的旅游价值主要有知识教育价值、历史文化价值、艺术欣赏价值、情感认同价值。

（一）认知教育价值

一般而言，认知的对象是知识和事实，如果认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观点，那么伦理道德也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而获得知识。因此，非遗的认知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和事实层面“实然”教育；二是伦理和道德方面的“应然”教育。非遗作为一种文化存在，首先是一种事实的存在，表现为一个知识系统，有其明确的传承谱系。从个体认知的角度而言，人们总是从“是什么”开始了解身边的事物。以民俗类穿天节为例，从实然层面讲，穿天节与夏族石头崇拜、《诗经.汉广》中汉水“游女”、《列仙传》中汉水女神、《拾遗记》中的周昭王侍女、《南都赋》中的弄珠神女等有关，最终在庄季裕（名绰）《鸡肋编》明确为襄阳所独有的节日——穿天节。这些知识伴随着穿天节这一民俗活动在襄阳民间世代传承，成为一种固化的知识体系和社会事实。穿天节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还有更为重要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在事实这一层面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伦理价值方面的原因——对于美好爱情、原始的石头信仰、幸福生活和精神自由等伦理价值的渴求。[4]这些事实和价值方面的知识体系又一起构成了襄阳汉水文化的独特内涵，通过对非遗项目穿天节的传承和保护，不仅可以留住汉水文化记忆，还可以通过文化学、影视、旅游、节庆等方式让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更好地满足当代人的精神和文化需要。

（二）历史文化价值

《保护非遗公约》将非遗（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定义为“非遗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遗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①在非遗目录认定工作中，非遗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入选目录的非遗必须是由父子（家庭）、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因此，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就是：非遗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和传承。历史地来看，非遗就是世代受这种文化模塑的人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日渐固化为历史传统，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因此，非遗是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人类生活的“活化石”，具有能够满足人们在旅游活动中对历史和文化的体验的价值。以襄阳花鼓戏为例，不仅戏种本身的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于清道光年间，约1820—1850年），而且极赋地方文化色彩。20世纪初期的主要以生活小戏为主，如《卖白布》、《补缸》、《游春》，这种形式俗称“地摊子”或“草台子”；20世纪40年代，宜城境内已有花鼓戏班50多个，先后演出剧目160多个，其中整本戏20余个，不仅在当地城乡演出，还流动到襄阳市区、南漳、枣阳、保康等地，极大地丰富襄阳人民的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花鼓戏剧目被开发出来，如20世纪50年的《梁山伯访友》、《放风筝》，20世纪60年代的《补锅》、《借牛》，20世纪70年代的《送肥》、《卖鸡蛋》，80年代的《一品香》等。②进入2000年以来《楚地风情》（即《十八相送》）、《宋玉悲歌》等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花鼓戏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三）审美怀旧价值

在世界范围内经过数百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之后，人类正步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时代，而怀旧是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非遗作为一种从古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在漫长历史岁月里，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当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直面前现代的非遗文化时，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想起“我们来自何方”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童年的好奇时代。每当这种时刻来临的时候，人们就已进入了一种非常美妙的审美怀旧的状态。襄阳的所有非遗中没有哪一个会比《黑暗传》更能让人回忆起过去。被我国已故的著名神话学家袁轲先生称为“汉民族广义神话史诗”的《黑暗传》，其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天地玄黄、黑暗混沌、日月合明、人祖创世”这四个部分。[5]它将人带到人类产生之前的史前神话阶段，给人以极大审美享受。

（四）情感认同价值

情感认同是非遗之所以为非遗内在要求，这一点可以从上文非遗的定义中看出。一般而言，情感认同是指人对客观事物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对其产生的满意、喜爱以及肯定的态度。若没有情感认同，就会对事物缺乏兴趣，更不可能真正接受其影响。在人的所有感官记忆中味道的记忆最为深刻，这也是《舌尖上的中国》系列作品之所以风靡全国、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于不同地方的人最难以改变的就是舌尖的味道，某种意义上讲，味道是“乡愁“的重要内容。所幸的是襄阳的非遗中和味道相关就有石化奎面、琚湾酸浆面、襄阳大头菜、襄阳黄酒、锅盔馍、杂碎汤等众多项目。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襄阳牛杂面和刚被列入襄阳第五批非遗目录的金刚酥，再加上被列入第二批襄阳非遗目录的大头菜（孔明菜），俨然已成为最富盛名襄阳传统三大小吃。[6]大头（孔明）菜与诸葛智慧文化、牛杂面与襄阳人和汉水文化、金刚酥与襄阳城和铁打襄阳的战争文化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襄阳人每天大快朵颐之时，外地人慕名品尝购买之时，襄阳味道就被强化和记忆，襄阳情感就被渲染和认同。

（五）游憩体验价值

旅游资源对于旅游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游憩体验价值——让游客在游览观赏中，身心得到休整，以便更好地投入日常工作和生活。所谓游憩体验价值，通俗地讲就是好玩、有意思，这其中既有感性的快乐，又有理性的体悟，是人的感性和理性和谐共处、一起共舞的“游戏”状态。襄阳的非遗有一半以上都是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表演艺术类项目，是草根艺术的精华，集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和体验性于一体，好看、好听、好玩。近几年襄阳连续举办了春节民俗文化周活动，这一活动不仅满足了广大群众民俗文化的需要，还对襄阳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在百姓婚丧嫁娶、店庆开业等活动中，一些传统的、百姓喜闻乐见、喜庆吉祥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襄阳各大景区，也自觉吸收当地优秀的非遗进行包装策划，将其打造成景区文化演艺项目。除了这些传统民俗外，这几年还兴起一股新民俗现象，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襄阳十八怪”，以顺口溜的形式，概括出反映襄阳风土人情和历史人文的18个鲜明特色。③这些新旧民俗文化，对于文化襄阳建设和文化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襄阳非遗资源旅游开发的建议

（一）注重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

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领域，非遗保护与传承已经成为热点和亮点。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对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将其看作野蛮、落后和愚昧的象征。全国各地，非遗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已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抢救、挖掘、搜集、整理和保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国家层面上也制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使用、传承发展”非遗保护方针。其实，对于非遗传承和保护而言，非遗传承人和非遗接受者的因素更为重要。从非遗的传承方式来看，非遗是以人为载体，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将频临消亡的民间技艺、传统仪式、生活习俗传授给下一代，使非遗得以延续，所以“人”才是非遗的存立之本。除了非遗传承人外，非遗的接受者也非常重要，如果一项非遗在社会没有足够数量的人的了解、认同和接受，非遗和非遗传承人也会感到“寂寞”，而难以为继。非遗的接受者既包括非遗研究者和非遗爱好者，如高校、文化馆、传习馆的专业研究人员和非遗产业和非遗旅游的消费者和旅游者等。为了更好地保护非遗传承者，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通过举办传统节日庆典，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为非遗的传承、传播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第二，襄阳各级文化部门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成立专门的非遗研究和传习机构，建立起一支包括文化工作者、研究专家、传承人、志愿者在内的专兼职结合的非遗传承保护队伍，形成一套符合襄阳实际、行之有效的保护体系和保护机制。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传播非遗活动。利用媒介广泛宣传非遗知识，并使这种组织网络和活动形式在非遗保护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课题项目的方式，鼓励资助非遗的教学与研讨活动。

（二）生活化恢复民俗节庆活动类非遗活动

襄阳所拥有的穿天节、庙会（白水寺庙会、张集三月庙会）、铺床仪式和唐梓山庙会等民俗类非遗项目，这些都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产物。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但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又兴起一种怀旧的思潮。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乡村旅游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建设理念，更是把这种怀旧的情怀推向顶点。人从传统走来，生活在现代，无法割断与传统的关系。襄阳最富盛名群体节日庆典类活动当属穿天节。据记载，穿天节在两宋时期最为繁荣，在宋人庄季裕(名绰)《鸡肋编》中有生动的描述:“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4]穿天节是襄阳人民自己的节日，在这一天，襄阳城里的居民会自发结伴到汉江畔，寻找有孔窍的石子，用丝线穿起来，戴在妇女的脖子上，祈求生子和吉祥。大人们疼爱小孩，也常常把穿心石做成串珠，戴在小孩手腕上以祈求健康平安。在传统生活当中，庙会是集信仰、商业与娱乐于一体的群体性活动，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传承。铺床仪式作为传统婚礼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充分体现了老百姓对美满幸福生活的渴望。积极引导这些民生性特强的非遗项目，使其常态化、再生活化。这非遗项目的“复活”，不仅对本地居民有文化熏陶和传统教育功能，更对家风、民风和整个旅游氛围的营造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更重要的是这类活动极具旅游体验性和参与性，具有极大的旅游开发价值。

（三）舞台化再造民间表演艺术类非遗旅游产品

尽管舞台化有损非遗的原真性，但对于文化旅游发展而言，传统的非遗舞台化再造又是必不可少的。[7]其实，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表演艺术类非遗，原本就具有一定的舞台化因素，只不过是表演给自己人看的。当今的文化旅游，不过是将表演类非遗项目的舞台和观众双双扩大了许多而已。在景区或剧院，用现代人适应的方式去再现历史悠久的非遗，不仅不会破坏非遗原生地文化生态，还会因舞台效应而吸引看过的舞台化表演的人去非遗原生地去找寻和体验原生态的非遗。在舞台化再造非遗方面，襄阳走在前列。例如，早在2010年推出的、以展现先楚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歌舞史诗《荆山楚源》就巧妙地汲取了沮水巫音、薅草锣鼓、端公舞等国家级非遗的“原生态”歌舞元素，起到了很好的艺术和宣传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第七章节《鼓盆歌》和第八章节《苞茅酒》代表襄阳市参加湖北省“群星奖”比赛，分获金、银两个大奖，2010年5月在广州参加全国九艺节获得“群星大奖”。需要指出的是《鼓盆歌》和《苞茅酒》的原型就是国家级非遗曲艺项目鼓盆歌和湖北省级非遗民间歌舞项目端公舞。如果说《荆山楚源》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实景舞台表演的话，那么最近襄阳古隆中风景区推出的、由中国大型山水实景演出第一人梅帅元领衔的团队精心打造、被誉为我国第一台实景演出的影像话剧《草庐·诸葛亮》则是名副其实的实景舞台演艺。剧目共分为《隆中对》、《丑妻吟》、《赤壁赋》等章节，演出实景位于襄阳古隆中风景区内，演职人员全部由襄阳本土演员担纲，采用现代多媒体影像技术和先锋话剧交叉融合的展现形式，从细节入手，让观众从不同侧面领略“智圣”诸葛亮的传奇一生。

（四）商品化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旅游商品

襄阳的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大都具有良好的商品化基础。传统美术类的木板年画、木雕、面塑等非遗项目，不仅制作过程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而且制成品多以物化的形式存在——年画和手工艺品。年画和手工艺品又具有艺术收藏价值和环境装饰功能等实用价值，比较易通过传统技艺展示和旅游购物体验等，进行非遗的商品化转化。再有就是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就更加具有商品化的特征。例如，以年画、木雕、剪纸、面塑、柳编为代表的手工技艺，其制作过程具有观赏性，其物化的结果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可以直接售卖给有需要的客人。再如，以石花奎面、襄阳大头菜、枣阳琚湾酸浆面、黄酒、马悦珍锅盔馍、杂碎汤等为代表的襄阳传统饮食类的非遗项目，因其最终的物化产品是襄阳人独具特色的菜品，因此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以小吃和早点为代表非遗项目可以因势利导，将其打造成地方特色旅游产品，使之成为外地游客感受襄阳文化和体验襄阳式生活的一个重要载体。

（五）情境化口头传统表现类非遗的旅游氛围

网上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关于旅游的调侃——旅游就是从一个自己活腻歪了的地方到一个别人活腻歪了的地方。话虽调侃却不无道理，细细想来，所谓旅游目的地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也就是其日常工作生活之地而已，但为什么人们愿意去旅游呢？除了人为的旅游广告宣传和有意识的社会建构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旅游者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旅游氛围情景的笼罩之中。当人们处于旅游氛围情景中的时候，大脑的想象功能被极大地放大，对一些虚无缥缈、莫须有的东西会格外敏感。一个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往往会增加旅游者的旅游审美体验。襄阳所特有的几个口头传统表现类非遗项目，如和氏璧传说、彭祖传说、刘秀传说、黑暗传和诸葛亮的传说大多和已经开发出来的旅游景区重叠在一起，无论是对外进行旅游宣传，还是对游客进行讲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口头传承的非遗项目，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文化叙事方式，体现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情趣和文化价值导向，是极具文化体验性的旅游吸引物。当游客置身于被神话故事所包围的旅游情景之中，其旅游观感和体验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注 释：

①百度百科.非物质文化遗产[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2AnrEbuqgBZlB4mYOfx1G-yLEbUrBvPMZf_p7ptvCF15n2i1m CWI7NahvRIhn_dcwP-tyX2Z9A9nnOi8j6Q2eq，2015-10-12。

②百度百科.襄阳花鼓戏 [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SuO7UDyAXpYPSdyrvaXgI4us8bi5UW6ddblgd3N34QNhEzUPlw6wFtXMV1yL77h-xySwhZtFZVty0QOHeDeR_，2015-10-12。

③襄阳新闻中心.“襄阳十八怪”师生联手串起来 [EB/OL].http://www.xf.gov.cn/news/xyxw/xyyw/201409/t20140922_550437.shtml，2014-09-22。

［1］郭颖，赵晓宁.国内非遗与旅游的相关研究综述[J].中华文化论坛，2012（3）：91-99.

［2］曹诗图,鲁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探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9（7）：75-78.

［3］朱运海，梅丽，李青.襄阳古城池的旅游价值及开发对策研究[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2013（6）：1-8.

［4］朱运海.汉水女神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79-83.

［5］刘守华.《黑暗传》：汉民族神话史诗[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65-67.

［6］朱运海.襄阳文化旅游发展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81-190.

［7］吴蚊佳,袁振杰.商品化、主体性和地方性的重构——再造的西双版纳傣族园泼水节[J].旅游学刊，2013（4）：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