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爱霞，左路平（.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0009；.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徐州6）

政治传播学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

赵爱霞1，左路平2
（1.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29；2.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政治传播学主要研究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及其影响，可以为我们深入剖析当前网络社会条件下政治传播的方式特点及其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提供很好的分析工具。文章从当前中国网络社会特点入手，分析在网络社会初期政治传播的特点，进而分析此种政治传播特点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作用，最终从网上政治传播的角度提出预防和化解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政治传播学；网络群体性事件；自媒体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占比提升至90.1%，无线网络覆盖明显提升，网民Wi-Fi使用率达到91.8%［1］。在网络普及与推广迅速发展的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环境与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我国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平台。然而由于我国制度体制并不完善，政府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无法跟上日新月异的网络发展，政治传播各环节的任何改变都可能会影响到政治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继而成为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基于网络平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政府不得不关注的又一社会热点问题。从近年来发生的社会影响较大的热门网络群体性事件来看，如著名的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等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网络群体性事件逐渐演变为政府公共部门及其公职人员‘涉权'、‘涉富'、‘涉腐'三类事件。”［2］在这些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政治传播起到关键的作用。可见，良好的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政治传播基础之上，互联网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方式，也使得政治传播学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及治理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试图运用政治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从政治传播学的全新视角去探寻自媒体时代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解决方案。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及政治传播学的概念分析

要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和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什么是政治传播学，只有厘清二者的概念，才能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在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自2003年以来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09年，《瞭望新闻周刊》首次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了界定，这篇文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级政府也逐渐重视并参与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来。以往人们单纯地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只是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故对其定义只需在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前加上网络二字。随着国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之中，人们渐渐发现，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有着巨大的差异。王扩建认为，网络群体事件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公共领域，针对“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的行为［3］。杨久华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发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暴力事件”［4］。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不单单只有负面影响，还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司法公正、推进政府机构及其公职人员的决策监督，以及形成民意表达的新通道和新环境等方面。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并非只是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前面加上网络二字那么简单，结合不同的学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不同定义，可以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做如下概括；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以互联网为载体，主要针对“三公部门”及公职人员形成的网民群体自发发起并积极参与，在网络这一公共领域内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达网民利益诉求，发泄不满，形成公共舆论的一种方式。

（二）政治传播学的定义

政治传播学是当今全球热门的新兴学科，它主要研究政治信息的产生、政治传播的过程及其政治传播效应。目前我国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对政治传播进行定义。以李元书、荆学民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将政治传播定义为是一种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而鞠丽华、侯月娟等人则从传播学的角度，认为政治传播是一种夹杂政治元素的传播行为。在这里，笔者试图借用诺里斯（Pippa Norris）的观点来对政治传播进行定义，即政治传播是一个在政治人物、新闻媒体以及公众之间传播的互动性过程，政治传播既包括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一过程把政府机构的政治信息传递给公众；也包括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一过程把公众的舆论意见传递给政府［5］。这一定义融合了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将政治传播融合在政治与传播中，打破了以往将政治传播简单定义为自上而下的灌输式传播模式，符合现代新媒体时代下政治传播的特征。

二、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特点

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推广与普及对我国的政治传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同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的政治传播方式，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具有显著的新时代特征，使得当前我国的政治传播与以往相比，传播内容更具综合多样性，传播信息更具非垄断性，传播主客体之间更具有交流互动性，政治传播后果也更具不确定性，总之，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与传统的政治传播相比，更趋日常化和生活化。互联网时代下的政治传播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不论是政治传播的传者、中介抑或受众，还是政治传播的模式、内容及效果等都发生着显著而复杂的改变，接下来笔者将从政治传播的不同环节进行分析，探讨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新特点。

（一）政治传播模式在自媒体时代下的日常化转变

互联网所开辟的自媒体时代，鼓励大众在线参与政治，网络互动作为一种广泛、亲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受到了广大网民的热烈追捧，政府部门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以此来迎合广大网民的意愿。此外，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者不再特指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组织或者个人，任何人，只要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者。与此同时，自媒体时代下的政治传播与娱乐元素、流行文化的互动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这样一来，政治传播模式朝着平民化和日常化转变。“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携夫人彭丽媛访问韩国期间，彭丽媛夫人的一句“我和女儿一起看习主席年轻时的照片，觉得很像《来自星星的你》的主人公都敏俊”引发热议，这是首次在重大公开场合将国家领导人与娱乐明星相提并论［6］，使得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更加亲民。刚刚过去的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三五规划，一首民谣曲风的英文歌曲《十三五之歌》，运用欧美“说唱”模式将严肃的十三五规划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歌曲的MV将习近平主席的卡通形象与英国著名摇滚歌手大卫·鲍威（David Bowie）的放在一起，颇具喜感。这首歌刷新了以往政治传播说教灌输的传统模式，将严肃的政治题材日常化、软萌化处理。在这样一种全民娱乐的氛围中，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政治传播机构，都在学习如何迎合市民阶层的普遍心态，积极促成自媒体时代下政治传播模式的生态化转变。

（二）政治传播主客体在自媒体时代的变化

在自媒体时代，新型媒体改变政治传播固定狭窄的格局，公众在获取、解读和反馈政治信息方面的渠道与平台更加多样，政治传播主体不再具有传统语境下的传播优势，组织传播的影响力日渐减小，而网络政治传播的辐射力却日益增强。政治传播者掌握政治信息的优势已经丧失，政治在人们心里也不再像以往那般神圣且难以触及，网络已经将政治日渐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参与政治，发表自己的政治言论，换言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政治传播主体。与此同时，作为政治传播中，政治信息的最终接受者或传播对象的客体即受众，处于政治传播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政治传播能否达到理想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传播受众。在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普及的今天，随着政治传播及其传播者走下神坛，政治信息数量成倍增加、种类丰富多样，广大政治受众在接受和选择政治信息时的自主选择权增大，在政治传播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由原来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信息的选择者。当然，随着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政治传播受众也一改传统构成结构单调的特征，为年轻人开启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总之，新媒体时代下的政治传播受众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

（三）政治传播中介角色的功能化转变

政治传播的中介，如传统的专业政治报道记者，在我国，如央视新闻记者，他们拥有最准确的第一手新闻报道信息和最精良的采编器材，以严肃权威的无冕之王的姿态对政治信息进行独家报道，他们的声音一般都是代表政府，人们往往对此深信不疑。但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政治信息的传播者，专业的新闻记者不一定拥有第一手新闻资讯，很多事情在记者赶到并进行专业报道之前，各大论坛抑或微博、微信等都已发布了相关报道，这些报道或真或假在人们之中流传，引发的后果如何也是无从预知。此外，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通道不再如过去那样被严格限制，传播平台增多，再加上网络政治传播在法律法规方面的不足乃至缺失，导致政治传播活动参与者的范围越来越广，由此聚集的能量自然也是越来越多。当然，随着科技及各种通讯工具的发展进步，政治传播所需的工具器材日渐简单化，使得普通人也能够轻易地参与其中，政治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政治传播的中介已成为了整合及售卖发布政治信息的平台，人们参与政治辩论、试图影响政治进程都可以通过媒介来实现。

（四）政治传播效果在自媒体时代的变化

政治传播的传者、中介及受众等各环节在自媒体时代都发生着显著的改变，而其中任意一环的改变都会直接影响政治传播效果。人们正处于一个不间断的传播环境之中，传播工具的增加，传播渠道的扩大，由电视、广播、电脑及手机等各种视听设备交错形成的繁杂细致的媒介系统之间竞争加剧，使得政治传播中信息发布者的不确定感倍增，原本单纯的信息发布后，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或褒或贬的评论和质疑使得政治传播的后果也更加难以预测和把握。此外，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他们对于政治传播的反应也变得更为主动和多变，在选择及信任政治信息的过程中，他们会加入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加以判断，由此导致政治效果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政治传播环境、传播渠道及其传播方式的改变，都极大地影响着政治传播效果。这些都会使政治传播效果变得难以估量。

三、当前政治传播特点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有着其内在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以及一系列其他原因。但是，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也有着政治传播方面的独特原因。

（一）政治传播法规政策缺陷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

由于互联网平台缺乏专业严格的信息发布审核机制，且具备良好的隐匿性，任何人都可以以匿名者的身份在各社交平台及论坛上肆意发布信息，或在已发布的政治信息下跟帖评论，使得政治传播内容鱼目混杂，真假难辨。再加上政治传播本身缺乏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在微传播时代，极易在短小精悍的篇幅限制下脱离原本的事实背景及真相，给人们信息理解带来严重障碍，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诱导人们错误地理解政治信息，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而政治信息本身又具有敏感性，时常聚焦于人们的视线之下，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信息都极有可能成为误导民意、煽动群情，继而成为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在此过程中，若是政府及主流媒体不能准确判断该事件的性质，没能进行及时正面的回应或报道，放任各种言论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如QQ、微博、微信以及各种论坛等在广大网民中流传，不明真相的网民群体会逐渐相信这种言论并参与其中，最终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也是为什么网络群体性事件总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非理性因素的原因。

（二）政治传播模式及效果的变化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

网络时代的政治传播模式朝着日常化和生活化转变，一方面使政治传播更加为人们所接受，但另一方面，若是这种变化不加控制，超出一定的度，则也会使政治传播失去原有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当人们对政治信息产生质疑时，会逐渐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群众不再信任政府甚至厌恶、反抗政府，往往就会成为群体性事件产生乃至蔓延的根源。此外，政治传播模式的日常化改变，也会造成政治传播内容的复杂化，再加上政治传播环境、传播渠道及其传播方式的变动，以及传播主客体的心理的变化，都会极大影响政治传播效果。原本单纯的信息发布后，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或褒或贬的评论和质疑使得政治传播的后果难以预测和把握。这样一来，对网络政治信息的传播后果就无法提前做出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也是为什么一旦信息传播不当，引发骚乱，相应的处理显得缓慢滞后的原因。

（三）政治传播渠道不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

有效的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关键，而建立政府与网民之间畅通的传播渠道则是政治传播取得理想效果的关键。“截止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6.88亿，网民的数量不断扩大，网民通过网络发起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增大”［7］，然而相应的政治参与机制却尚未得到完善，广大网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规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进行表达，促使他们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常见的有“通过网络相互联系起来，组织集体性游行、示威、上访等集聚活动”［8］，或者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以此来引发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或借此发泄自己的愤怒，从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我国目前各方面都处于转型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房价居高不下，房屋拆迁纠纷不断，一些群众的合法利益在此过程中受到损害却无处宣泄，这些都容易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契机。

（四）传播受传者的地位及心理的转变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

在互联网时代，人人皆是传受者，政治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政治信息的传播主体，使得政治传播主体的权威性逐渐丧失，政治信息的可信度继而也受到挑战。政治传播自愿地通过大众媒介，毫无任何遮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津津乐道着政治活动的发展变化，对政治人物肆无忌惮地评头论足，政治传播在不断地朝着日常化、平民化转变，这种转变短期内使政治传播更加为公众所接受，但若不加控制的演变下去，则可能会使政治传播滑向戏剧性和娱乐性，一旦如此，势必会有损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如2009年，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就是因为政府机构人员在事件一开始便编造虚假信息，为逃避责任而欺骗群众，激起民愤，尤其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越试图掩盖只会越激发群众对真相的探求心理，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然而与之相对的网民群体的文化知识水平、道德自律等虽有所提高，却无法与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相匹配，更无法适应宽松自由的网络环境。故而在网络政治传播过程中参与政治传播的个体被群体淹没时，会出现匿名性和责任模糊的状态，且网络本身具有的匿名性和隐藏性，会使个人身上的道德自律脱落，再加上法不责众经验的驱使，使得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更加趋向一致，往往使网络政治传播带有极大的非理性和盲目性，这种心理的驱使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乃至失控。自媒体时代下的政治传播受众在享受政治参与自由，日益掌握政治传播主动权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网络政治传播带来的另一困扰，即由于政治参与门槛降低、政治传播渠道和平台增加，政治信息日益混杂，使受众在选择和接受政治信息时多了更多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多了更多的困惑。加上网络政治受众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情绪容易冲动，价值判断极易受“意见领袖”及有心人左右，使其行为极易偏激，这通常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四、政治传播学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化解

随着互联网与新兴媒体的发展普及，我国政治传播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复杂而显著的改变，这一系列变化虽为政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同时也暴露了我国政治传播在网络时代自身所固有的一些缺陷。而政治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改善又会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化解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看，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一）落实政治传播主体责任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政府部门应积极应对。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之所以出现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因为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政府部门和政治受众之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政治传播机制，故在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该做出迅速反应，充分利用政府网络平台，及时掌握民情，传播正确的政治信息，澄清事实真相，以遏制谣言的产生，预防和及时寻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首先，在网络政治传播环境下，政府部门应积极搭建网络对话平台，通过与网民之间的真诚对话以期达成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理解与认同，使政治信息透明化、公开化，加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政治信任，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权威专业的报道，并全程跟踪，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扩大化。其次，作为政治传播主体，不光要转变政治传播模式，使政治传播更“接地气”，同时还要保持政治信息的准确性及权威性，防止政治传播趋向于娱乐性，丧失政治该有的严肃性，造成广大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发展呈现难以控制之势。最后，要健全我国网络信息的监管体系，逐步规范网络传播秩序，既要保证网络信息传播内容的真实可靠，还应加强网民的诚信和道德建设，营造规范良好的网络环境，减少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和蔓延，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畅通政治传播渠道，建立合理的舆论引导机制

在众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由于政治传播渠道不畅而使得事态反复恶化的案例。如之前影响巨大的瓮安事件，就是由于政府在事情发展的进程中没能向公众传达及时有效的准确的信息，导致谣言四起，以至酿成政府与公众对抗的局面。因此，畅通政治传播渠道，建立良好的舆论引导机制，不光与政府公信力息息相关，更是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环节，只有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政府在解决群体争议性事件时才能站在有利的立场上。如当前许多政府网站会针对近日的一些热点问题设立相关论坛及专栏，而在许多的视频网站、新浪微博则采取了关键词和热门排行的方法，还有每日热点新闻推送点击等，通过这些途径，相关部门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舆论走向，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引导舆论，进行危机处理。总之，保证政治传播渠道畅通，建立合理的舆论监督及引导机制，正确说服引导网民，对于网民在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要以宣传解释、合理引导为主要的说服手段，这是预防和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三）政治传播受众的心理疏导

新媒体时代下的政治受众无论是在构成范围、所处的角色地位方面，还是在知识结构及心理机制方面都和传统时代不同，这就要求从政治传播受众的心理层面进行正确的分析，并加以疏通引导。如前所述，“新媒体时代的受众构成多以青年群体为主，这些年轻受众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对政治民主化程度要求更高，富有正义感，也具备猎奇求实意识。”［9］此外，新媒体使其在政治传播中更具选择性和自主性。然而，正因为是青年群体，他们对待事物往往缺乏应有的理智判断，情绪容易冲动，价值判断及行为取向易受“意见领袖”及有心人左右，使其行为极易走极端。他们的这一系列心理特征一旦缺乏正确引导，很有可能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预防和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要正确分析、及时掌握政治传播受众的心理特征，制定一套切实可用的心理疏导机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引导受众，及时澄清似是而非的政治信息，避免公民与政府之间产生信任危机。”［10］对政治传播受众的心理分析及疏导是预防和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不可缺少的一环。

（四）完善网络政治传播的制度法规

首先，应在发布政治信息的互联网平台建立专业、严格的信息审核机制，任何政治信息都应在第三方核实的情况下发布。其次，互联网时代下的政治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因而新媒体政治传播中介既要继续发挥政治信息把关人的角色，还应顺应时代要求，建立完善有效的政治传播机制。最后，应制定严格且具有可行性的政治受传者各自应遵守的制度，以此来精简政治信息。只有网络公共领域的制度法规得到完善，保证政治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网络群体性事件才能从源头上得到治理。

总之，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的发展无论是对政治传播主客体及中介，还是对其模式、内容及效果所引发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及发展。而政治传播在网络时代所呈现出的新特点，一方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诱发作用，另一方面，又为其预防和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如上所述，从政治传播学视角下探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案，如落实政治传播主体的责任，畅通政治传播通道以及对政治传播受众的心理进行疏导都是一些极为有效的治理措施。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不断推进，不论是政治传播学还是网络群体性事件都会随之发生改变，故而在以后对两者的分析研究中还需与时俱进，不断更换思路、改进方法，如此才能使政治传播顺应时代潮流，更为贴近生活，更加具有学科实效性。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EB/OL］.（2016-01-22）［2016-02-18］.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 /201601/t20160122_53271.htm.

［2］刘建成.网络时代湖南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4（8）：178-179.

［3］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特征、成因及对策［J］.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54-59.

［4］杨久华.关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3）：75-80.

［5］Pippa Norris.Political Communication：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Democracy［C］//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NewYork：Elsevier，2001：116.

［6］搜狐新闻.习近平与都教授，不止长得像［EB/OL］.（2014-07-07）［2016-02-18］.http：//news.sohu.com/ 20140707/n401867917.shtml.

［7］杨久华.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模式、原因及其防范［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4）：89-92.

［8］许蓉佳.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舆情引导能力建设［J］.党政干部学刊，2010（7）：55-57.

［9］徐蓉.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社会心理建设［J］.探索与争鸣，2009（11）：53-55.

［10］孙静.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心理特点与疏导［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2）：14-18.

［责任编辑：胡亭亭］

Research on Network Mass Inci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ZHAO Ai-xia1，ZUO Lu-ping2
（1.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2.School of Marxism，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ainly focuses on modes of transmission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provides good tools for us to analyse current political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twork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network mass incident deeply.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urrent China's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the network，analyses its features，then its induced effect on network mass incident，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online preven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to resolve mass inci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e Network Mass Incident；Self-Media

D630.8

A

1674-8638（2016）03-0057-06

10.13454/j.issn.1674-8638.2016.03.011

2016-04-28

江苏省2015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15_1444）

赵爱霞（1992-），女，甘肃陇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左路平（1991-），男，安徽庐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