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理论视点

论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黄光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理性与理论的关系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人理性与个人观点、思想和理论的关系，一种是民族理性与民族、国家的意志、思想和理论的关系。个人理论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个人理性直接对应个人的观点、思想和理论，个人理性与个人理论具有直接对应的统一性关系。国家理论的形成并不否认民族理性的作用，但是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并不具有直接对应的统一性。民族的理性过程和结果并非直接等同于国家理论的形成，国家理论深受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参与的影响。理性并不决定一个民族、国家，理论决定一个民族、国家。科学的国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价值。

理性；理论；民族；国家；阶级；历史人物；非理性

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其原因不在于民族的理性，而在于国家的理论。理性并不决定一个民族、国家，理论决定一个民族、国家。个人理性与个人理论具有直接对应的统一性关系。而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并不具有直接对应的统一性。国家理论是一种指导思想，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所以，民族的理性过程和结果并不就是直接等同于国家理论的形成，国家理论深受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参与的影响。

一、个人理性与个人理论，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

近代中国以来，中华民族饱受欺凌，中国人民千辛万苦寻求出路终于成功，但其中也走了很多弯路。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为什么会不正确、有偏差；对一个事物的实践，为什么却达不到目的、事与愿违？究其原因，很多人认为这与中华民族缺少理性有关，也就是说，理性缺失导致这些问题。他们深深自责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性缺失的民族。相反，也有一些人把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归因为中华民族的辉煌理性，他们认为古代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理性智慧的结果。显然，这两种说法都把民族理性摆到决定社会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这样的分析、判断，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这不是民族理性的原因，而是国家理论的原因；或者说，这并不仅仅是民族理性的缘故，更是国家理论的缘故。国家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在国家生活中极其重要，它是行动指南，是一面旗帜、一种精神和一个灵魂。古今中外，有科学的国家理论，国家兴；没有科学的国家理论，国家衰。我们需要正确认识理性与理论的关系。

理性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它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形成概念和概念体系即理论。当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时时做到、事事做到，从这个角度讲，中华民族好像的确是一个缺少理性的民族。但是，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判断，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不单是中华民族缺少理性，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民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比较哪一个民族更有理性，哪一个民族更没有理性。另外，我们也不能把中国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为理性，道理很简单，在同一个时期的前后两个时间段，这时的人类理性、民族理性能力应该一样或相差不大，但是这两个时间段的社会发展情况可能相差较大或完全不同。这就不是用民族理性这个东西就能解释得了的。

从概念上来讲，理性与理论的关系并不复杂。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它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即“理性直观、理性思维能力”［1］147，它是指能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和概念体系即理论体系的能力［1］144。这种本质属性，体现出人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力量和能力，所以，它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能量。理性是一种能力，而理论就是理性能力的结果，即理性认识。当然，理论这种理性认识也是在非理性因素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共同起作用［1］147。

但是，具体到现实中的个人、民族和国家，理性与理论之间的情况就显得比较复杂。个人拥有理性，民族也一样。民族是人与人有机构成的一个整体，即人群共同体，所以，民族也可以看成一个人一样，它也是有理性的。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备理性，在自己的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下，那么就会形成思想、观点，如果形成一定的逻辑体系，就成了个人理论。那么，是否也可以认为，同样的，民族理性就会形成民族理论、国家理论？对于民族理论、国家理论相并列的这种说法，它的成立是因为，现在，国家一般都是由民族构成，国家是民族国家，这种所谓的民族的理论其实就是国家理论。于是，一些人就断然认为，同样的，民族理性就会形成民族理论、国家理论。所以，他们的逻辑是民族理性——民族理论即国家理论。总之，这里出现了个人理性与个人理论之间的关系，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区分清楚的是，前者之间的关系与后者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这里的民族理性并不意味着就会形成民族理论、国家理论。

人都具备理性，有自己的意志、思想、观点，如果形成一定的逻辑体系，就成了个人理论。这种过程是一个理性过程，是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不可否认，这个过程在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下共同进行，这时的非理性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在理性因素的主导下发生和完成的。个人理论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个人有怎样的理性能力，就会有怎样的理论水平。有怎么样的个人理性就会有怎么样的个人理论。换言之，个人的理性与个人理论具有直接对应的统一性关系。所以，个人理性与个人理论的关系就比较简单。

但是，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的关系却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情况与个人理性与个人理论之间关系有所不同。每一个民族都拥有理性，这是民族理性，但这种民族理性的过程和结果就不一定能够形成国家理论。民族理性与民族、国家理论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里，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存在比较复杂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确，国家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它也是一种理性认识，如果没有理性的参与，不可能形成理性认识、形成理论，显然，国家理论的形成是一个理性过程。然而，国家理论不是一种一般的理性认识，而是上升到国家指导思想层面的理论，它的形成比较复杂，原因在于，国家理论深受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的影响。国家理论的形成牵扯到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这里涉及自发与自觉的关系，民族性与阶级性的问题。民族的理性过程和结果并不就是直接等同于国家理论的形成。换言之，并不是有什么样的民族理性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国家理论。所以，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并不具有直接对应的统一性。

为了突出说明这种情况，甚至应该这样认为，民族只有理性，没有理论，有民族理性这个说法，而没有民族理论这个说法。民族没有理论，只有国家才有理论。这也就是在上文中讲到的为什么甚至说没有民族理论这个说法、而只有国家理论这个说法的原因所在。

二、国家理论与阶级、历史人物和非理性

我们知道，国家理论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显然，国家理论是与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阶级是基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人群共同体，阶级斗争是为了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整体行动，所以，阶级必然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和领导核心。显而易见，国家理论是打上阶级烙印的，具有阶级性，而且，国家理论也深受该阶级中的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的巨大影响，留下了历史人物的历史痕迹，因为，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策划者、发起人和组织者［1］231。

相对于个人观点、思想、理论来讲，这种国家理论的形成更加具有自觉性。这意味着，个人的观点、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这个理性认识的过程具有更大的自发性。国家理论作为阶级的指导思想，它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以便更好地统治，这种理论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所以，它更加有自觉性。也就是说，它的自觉性程度是个人理论的自觉性所根本无法比拟的。当然，我们不否认个人理论认识形成过程的自觉性。另外，相对于阶级而言，也相对于民族而言，这种阶级中的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是少数人，历史都留下他们的烙印。国家的权力由这些少数人来行使，国家理论就是由他们制定和实施的，于是他们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因素就会极大地影响国家理论的形成。这些非理性因素一般是指动机、欲望、信仰、习惯、本能、幻想、想像、猜测、顿悟、直觉、灵感等等［1］148，它们对政治领袖的意见、主张、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的确，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因素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形成理性认识的过程中，非理性因素也是时时刻刻参与其中发挥制约作用，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的发动与停止、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与抑制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的作用［1］148。可以说，这些政治领袖的理性能力可能代表、等同或者统一于整个民族的理性能力，但是，他们的非理性能力却在国家理论的形成上发挥出重大作用和巨大影响。这种状况就是导致民族理性和国家理论并不具有直接对应统一性的根源。这里呈现出历史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人民群众与历史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辩证关系，承认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又不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承认历史人物的重大作用［1］229，231。

这种辩证关系，具体来讲，既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强调国家理论与民族理性的统一关系，在总体上，国家理论不能脱离民族理性；又深刻认识到英雄人物对历史的重大作用，承认国家理论与民族理性的差异、区别，国家理论与民族理性并不具有直接对应的统一性。作为一种国家理论、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它是民族理性和理智的结晶，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民族理性，是不可能形成这种科学的理论的。这种科学的指导思想是以整个民族的民族理性为基础和前提的，国家理论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这种民族土壤，其实就是指民族理性。但是，国家理论有它的阶级性，所以它与政治集团的关系密切，深受政治集团的影响，而且，它与政治领袖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当然，强调国家理论的特征，这个时候的民族理性还是存在的。重要的是，这里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理性和非理性，二是民族理性的民族性和国家理论的阶级性，三是民族理性的自发性和国家理论的自觉性。如果打个比喻，那么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的关系可以说成是水与舟的关系，民族理性是水，国家理论是船，同样的水在那里，但是，船只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不同的船，二是相同的船，但是，船只驶向的方向和速度也是不同的。不管哪种情况，我们应该清楚，民族理性仅仅是水而已。这是能被历史证明的事实。

三、历史中的国家理论

在上面，笔者分析了民族理性与国家理论不同的原因，从而指出把历史发展状况归结为民族理性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是一个能够用历史证明的经验事实。民族理性这种理性直观、理性思维能力，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这种力量是一种实践的结果。一般而言，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是逐步提高的，越来越接近事物的本质，越来越接近真理，所以说，人类的理性力量是逐步提高的，后一时期的理性力量高于前一时期的理想力量。一个民族理性能力的提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并不是直线上升的，有时有反复、甚至后退。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历史是发展的，但是，并不是说后面的任何时代就比前面的任何时代要好。有的时候，紧跟着的前后历史时期就完全不一样，前面的就比后面的好。这是民族理性问题吗？显然不是，这是国家理论问题，这是国家指导思想问题。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多见的，比如唐朝的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虽然都是唐玄宗李隆基主政时期，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前期的唐玄宗和后期的唐玄宗完全不一样，前期和后期的国家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思考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和“文革”时期的中国。从人类理性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理性程度来讲，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比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高明一些，但是，文化大革命却是中国的十年浩劫。这是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理论是科学的，我们有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那时的理论根本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显然，理论不同的原因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人类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随着整个人类发展、前进，中华民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性和理智。但是，民族理性的拥有，并不代表国家理论的拥有。总体上讲，民族理性在发展、提高，但是，国家理论却是有时科学、有时不科学。

也有人或许会说，中华民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五千年辉煌灿烂历史，这不是理性的作用吗？而且，那些时候没有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这些人认为中国的辉煌历史是由于理性的原因，是靠理性获得的。五千年的辉煌历史，的确有理性的功劳，没有理性，就没有人类的发展进步，但是，这种理性的作用是通过形成理论而发挥出来的。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实践证明了的事实。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时代，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这些时期社会取得进步，这是拥有科学理论的缘故。这些时期，国家的指导原则和治国理念都比较科学，比较正确解决了经济、政治、民族、社会、宗教问题，如果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和政治领袖都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这些时期的国家都能保持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

当然，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时期的国家的指导原则和治国理念是不能称为科学理论的。这是因为这些原则和理念并没有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出现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子”。但是这些治国理政的理念、思想非常靠近、趋向历史唯物主义，于是，我们在这里还是把这些理念和思想称为科学理论。这些时期，由于国家有了科学理论，所以，国家能够保持稳定，从而社会获得发展，人民得到好处。

其实，科学理论是分层次、有范围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理论正确认识社会、实践和人的关系，科学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所以它是最根本、最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这种发展规律理论在以前任何时期是没有被把握的。除此最根本、最一般的科学理论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某一条件下的科学理论。这些科学理论正确处理某些关系，从而也成为指导思想，这个从古到今都有，中国古代有些时期的治国理念并没有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它们也因为正确处理某些关系而呈现出极大的科学性，从而成为科学理论。这种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使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国家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文化大革命”是一段让我们“绕不过去的历史”，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由于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党内党外的实际情况，它的发生自有它极其复杂的原因。有的人分析这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缺少理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理性缺失的十年，这段历史就是理性缺失的历史。其实，“文化大革命”不是民族理性的问题，而是国家理论的问题，它是“左倾”思想或说极左思想的原因所导致。那时的国家指导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国家理论缺失的十年。

这是“文化大革命”史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发动“文化大革命”和结束“文化大革命”，这都是国家理论的原因。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进行“拨乱反正”，结束“文化大革命”，以经济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开创新时代，原因就在于有了科学，有了科学的国家理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国家理论是不科学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当时结束“文革”，进行“拨乱反正”这不是随随便便能做到和做好的事情，其中的艰难困苦已为世人所知，让理性放出智慧之光极其不易，因为科学的国家理论很难形成发展和坚持贯彻。

四、国家理论：“中国梦”思想

可见，如果认为理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前提、基础，这是值得肯定的观点。五千年辉煌历史，的确有理性的功劳，没有理性，就没有人类的发展进步。但是，如果进而认为理性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或者认为理性的进步就会带来社会的进步，把理性当做社会进步的根源，这种说法就不正确。理性仅仅是社会前进、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它并不是全部。显然，理性问题不是根本的问题，理论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原因不在于民族理性问题，而在于民族、国家理论问题。同样，古代中国所创造的高度文明，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民族理性、而在于国家理论。国家理论即国家指导思想，它对一个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才具有根本意义。

这就是说，理性并不决定国家，理论决定国家。我们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痛定思痛，从理论上、历史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理论。虽然讲，本文没有详细论述如何才能形成科学的国家理论。但是，笔者也讲到这么几点，国家理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它与整个民族的民族理性有关，与阶级有关，与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有关。这意味着，科学的国家理论的形成与这些有紧密的关系。科学的国家理论这是天大的事情。不然的话，就是激情昂扬，雄心万丈也没用，只会干更多的蠢事，所谓的千方百计，千辛万苦也不过是一些错误的想法和做法。这也更加要求我们必须十分珍惜科学理论，一是好好重视，二是好好使用。居安思危，居安思治，居安思久，特别是在一个稳定、太平的国家，我们必须知道国家理论的重要性。在历史和平、安定时期，国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并没有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但在多事之时，它的影响就得到明显体现，这是付出付出血和泪的代价所得到的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有鉴于此，联系现实，在“中国梦”时代，“中国梦”思想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家理论，我们就要高度重视这个指导思想。“中国梦”思想，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论述中国梦思想。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53。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宣示“中国梦”。他第二次详细阐述中国梦是在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3。后来，他又多次阐述“中国梦”思想。“中国梦”其实是“人民的梦”，就是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全国人民需要深刻领会“中国梦”思想的内涵和实质。“中国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道组成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梦”时代，我们要完成“筑梦工程”，实现人民的梦想，这是非常伟大的事业。这更加需要科学理论。如果没有这种国家思想的科学指导和引领，我们的后果就是：国家不可能富强，民族不可能振兴，人民不可能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中华民族的全面衰亡就会来临。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希望系在国家的指导思想即国家理论之上。“中国梦”思想在“中国梦”时代显得尤其重要，具有特殊意义。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科学理论。我们要坚持科学的理论，学习、领会、贯彻。我们要再一次的铭记：历史证明，“文革”十年酿成历史悲剧，就是丢掉了科学的理论；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拥有了科学的理论。现在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还是继续进行伟大和艰巨的改革开放事业，“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于是，我们希望，在“中国梦”时代，也能做到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一样拥有科学的理论，学习、领会、贯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只有坚持“中国梦”思想，才会实现这个目标。可见，坚持“中国梦”思想，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1］陈先达，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中国梦我们的梦［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姜玲玲］

The Nation Rationality and State Theor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UANG Guang-qiu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the theory includes two cases，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reason and personal point of view，thought and theory，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reason and nation，state's will，thought and theory.Personal theory in individual rationality，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directly corresponding personal point of view，thoughts and theory，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individual theory have corresponding unity relations directly.State theory does not den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rationality，but the reason and nation theory does not have a direct corresponding unity.National 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results are not directly equal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theory，state theory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groups and political leaders.Rationality does not decide a nation or state，whereas，theory decides a nation or state.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state has fundamental meanings and value.

rationality；theory；nation；state；class；historical figures；irrational

D032

A

1674-8638（2016）03-0005-05

10.13454/j.issn.1674-8638.2016.03.001

2016-01-18

黄光秋（1979-），男，浙江苍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