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彬

重建乡村世界的精神信仰
——论叶炜的《后土》

王志彬

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对农民传统精神信仰造成很大冲击。叶炜的《后土》通过对“苏北鲁南”乡村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人与土地、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观照，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精神信仰的变迁与危机，表达了对重建乡村社会农民精神信仰的企图。对农民精神信仰的思考与关怀，尤其是民间信仰合理性地认同，使《后土》有了充分的乡土文学史意义。当然，重建乡村世界科学的精神信仰不能只是简单地重返传统民间信仰，必须要与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

叶炜；《后土》；乡土小说；农民精神信仰

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从事农业的农民一直是社会最庞大的群体。农民是乡土历史的缔造者，乡土文化的建设者，也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现代中国文学以审美方式表达乡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农民”、“乡土”和“农村”一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话语，这不仅因为“农民”、“乡土”和“农村”是文学表达的重要资源，而且书写农民和乡土的历史命运，也是现代中国文学重要的精神和使命所在。早在上世纪20年代郁达夫就指出：“我们中国的新文艺描写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是有了，讽刺军人的横暴残虐的是有了，代替劳动者申诉不平的是有了，独于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感情，农民的苦楚却还不见有人出来描写过，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新文艺的耻辱。”*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6》，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百年来，鲁迅、废名、赵树理、柳青、路遥、莫言、贾平凹、张炜等作家以不同姿态写出了乡土社会的常与变、美好与丑恶、眷恋与记忆、脆弱与忧伤，写出了乡村农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品格，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书写也因此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乡村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强大的现代化浪潮和城乡文明的日趋同质化，对乡土社会主体和传统乡土文明造成很大的冲击，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乡村政治的变化，乡土文明的变迁，农民物质、精神生活的变动，为当代作家反映社会、书写人情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当代作家也积极予以了关注与回应，其中也不乏像叶炜这样的青年作家。叶炜出生于苏鲁交界的农村，他对那里的土地和乡邻充满了情感和牵挂，温暖的记忆和与生俱来的恋乡情怀让他在文字的世界里不停地重返故乡。其新作《后土》更是以故乡三十年发展变迁为背景，通过对“苏北鲁南”乡村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人与土地、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观照，以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直面现代化冲击下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变化和信仰危机。

一、乡村世界农民传统精神信仰的危机

“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是传统乡土社会农民全部意义之所在，它不仅为农民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承载了他们人生的希望与悲喜。对温暖与温饱的渴望，对幸福与理想的祈求，对苦难与苦痛的趋避，让农民对土地始终怀有敬畏之情。出于对土地的深情和对精神力量的找寻，隐忍而又拙于表达的乡村农民把他们的敬畏连同自我的梦想都衍化为对土地神的信仰。叶炜在《后土》开篇写道：“在苏北鲁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个村子的东南角都会有一座土地庙。麻庄也不例外。麻庄人崇拜土地，视土地为娘亲。”农民对土地神的信仰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中，并乐此不疲地践行于日常生活之中。虽然历史上战争、自然灾害和国家强制力等多次冲击过农民精神信仰象征的土地庙，但并未冲垮乡土社会农民对土地神的信仰，土地庙旋毁旋建，人们对土地神的信仰反而愈加坚韧、虔诚和鲜活。乡土社会的农民不仅虔诚地信仰土地神，而且还不断地借助传说、神话故事去神化土地神，自觉地强化精神信仰的合理性和神圣性。在充满着沉重与苦难的传统乡村社会，土地神不仅是农民幸福诉求的庇佑者，苦难生存的救赎者，悲苦心声的倾听者，行为活动的决定者，更是农民命运的掌控者，乡村生活的最高审判者。“麻庄人的一切都要请教土地爷”，土地神信仰是“苏北鲁南”民间信仰最主要的形式，也是乡村农民精神信仰的重要内容。但改革开放以来，平静的“苏北鲁南”乡土大地开始沸腾起来。随着国家农村政策的转变，以及农民对改善生存境遇的自主要求和不懈努力，农民的生活、生存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上逐步解放的乡民们对命运的掌控逐渐由土地神向自我让渡。同时，由于国家的公民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苏北鲁南”乡村世界农民精神信仰日趋多元化，以土地神为主的传统精神信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陷入了某种危机之中。叶炜在表现“苏北鲁南”农民土地神信仰三十年来的前后变化后，指出了造成农民精神信仰危机的缘由在于人地疏离、现代化冲击以及外来宗教冲击等方面的原因。

土地养育了乡村民众，也孕育了乡土文化。土地改革激起了农村的活力，也激发了农民的想象。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和生存境遇，乡土大地上的子民开始逃离土地到“南方去”，“苏北鲁南”不再是他们生活最大的舞台，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离去”不仅解体了农民与土地那种密切关系，而且也剪断了他们固有的文化脐带。王忠厚是村里有名的好吃懒做，由于外出打工，他家田地里“草长的比庄家茂盛”，然而他不仅挣回了令村人羡慕的钞票，而且还领回了漂亮的四川女子如意。对外面世界的想象，让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原乡而奔赴城市，“麻庄从前年开始，陆陆续续出去了五六个，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开始很能挣钱，隔一个月就往家寄好几千块，村里其他年轻人看着眼红，也都准备出去呢。”“说是出去了就不想再回来了，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以后，发现城市真是个好东西，比麻庄要好上千倍。他们不再朝思暮想地思念麻庄，思念老婆孩子。”这些离开乡村的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是乡村传统文化主要的传承者和创作者，他们的离去，使得麻庄的土地撂荒了，麻庄的文化断层了，麻庄土地庙的香火黯淡了。与此同时，城市开阔了进城农民的视野，给了他们新的身份，也形塑了他们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观。土地神主宰不了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土地神不再仪式化地出现在进城农民的生活劳作中，他们和土地神只有梦回故乡时才得以邂逅和温存，他们乡村精神信仰因没有存放的土地而慢慢坍塌。

“无论从中国历史本身的脉络来看，或是从世界变迁的大框架景中来看，一个最能掌握中国近百年发展的性格的概念便是现代化。”*金耀基：《现代化、现代性与中国的发展》，乔健等主编：《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页。现代化的观念也同样冲击着麻庄，但叶炜认为“苏北鲁南”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他们把现代化单纯地理解为发展经济。“不管动哪里的土，都不能惊动土地爷，这是麻庄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谁也不敢破坏。”但是为了发展经济，人们不再害怕惊动土地爷。“土地爷，我这是替麻庄老小给你磕的头。为了麻庄人能早点过上好日子，村里要在东边建一个砖厂。老实说这事我们几个老家伙是不赞成的，但村里的年轻人要吃饭，要过日子，只好由他们折腾。”尽管“惊动土地爷”与乡民的传统信仰是相抵牾的，但为了“早点过上好日子”，村民们肆无忌惮地折腾土地，“以前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消失了，那时这里还生长着大片大片的庄稼，短短几年的工夫，平原变成了大炕。”皮之不存毛将不附，土地的渐进消失，附着其上的精神信仰必然不复如昨。“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成员的个体意识普遍觉醒，较为重视经济利益，对过上美好生活具有强烈的心理渴望，这就导致了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更加重视现实的生活质量，人们的生活态度更加现实化、理性化，功利主义的色彩愈加浓厚。”*温江伟：《乡村基督教信仰动机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土地爷虽然能给农民精神上的慰藉，但很少能给他们提供直接的、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在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麻庄，农民的信仰也逐步由拜神转换到拜金上。“现在村里有钱的人越来越多，谁有钱谁就活得舒坦，谁就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村长曹东风更是努力地“要成为麻庄人的崇拜对象，要麻庄人像崇拜土地爷那样崇拜他。”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化必然导致文化观念、信仰观念的变化。同时，随着现代知识的普及，乡村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愈加科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民众对神灵信仰的神秘性和敬畏感。当然，对于王远、曹东风、刘非平等一些共产党员们更是将土地神信仰视作为封建迷信的一种。“回家的路上，曹东风说了句：‘青松，你真信土地神吗？’刘青松楞了楞：‘信一点。’曹东风笑笑：‘你我可都是党员哪！’”尽管刘青松不时地为土地庙换个瓦片，填个土，对土地神心存敬畏，但他一直不敢公开承认自己信奉土地神。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知识的普及，弱化了农民传统的精神信仰。

“……初民对于自然与命运，不管是或则利用，或则规避，都能承认自然势力与超自然势力，两者并用，以期善果。”*[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三十年来，麻庄上空飘过的不再是单一的香火味，还有赞美诗的声音。“现在谁还信土地神呢，只有少数人还信那个！现在村里的老娘们儿接近一半的人都‘在主’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开始的，只知道现在他们发展很快，多为村里的老年人，还有一些中年妇女。”基督教这个历史上曾被农村革命和拒绝的宗教，却在改革开放后迅猛渗入到广大农村地区。新时期“苏北鲁南”的农民之所以信奉基督教，其中既有从中得到现实安慰的希望，也有对土地神信仰的失望。如意是麻庄的外来者，她始终觉得和麻庄有隔膜，但最先让她融入麻庄的是其对土地神的信仰。如意的丈夫王忠厚因为赌博而身陷囹圄，为了能把王忠厚早日解救出来，如意给土地爷磕了三个响头。但土地爷并没有给她庇护，她不仅遭受村支书王远和无赖李麻子的侮辱，而且丈夫王忠厚也因失去理智杀死李麻子而被枪决。如意后来“信主”了，“她们给如意讲，‘在主’以后，不但会得到神的保佑和宽恕，死后还能去往天国。最重要的是，教会信徒之间还会有美好的相爱相交的生活。在这里，不讲是非；不计算人的恶，学习原谅，学习宽恕；不轻看人，不轻看那些背景、学识、出身、样貌、才干不如别人的人，也不轻看软弱失败的人，这些人正需要别人特别的同情和支持；别人告诉的事，要守口如瓶，绝不转述。如此，教会便没有是非。”平等、博爱、相互守望和爱护本是民间美好的传统，但是这种美好已经不再，乡民们通过信仰基督教方式去重温过去的美好。外来宗教虽然冲击了麻庄传统的土地神信仰，但并未造成紧张关系，相反却和麻庄传统的土地神信仰构成了多元共融的关系。在《后土》中，王远的大孙子华儿生病两天仍不见好，如何治疗华儿的病，在王家形成了三种意见。王远妻子张秀英因信仰基督教而主张向神圣的主祷告，而王远大儿子则主张请村医张贵的妻子来家跳大神捉鬼，而村支书王远则主张赶紧送到镇医院。但最终王家选择了以跳大神的方式治疗孩子的病，经过一番捉鬼，王家的大孙子莫名其妙地好起来了。村支书王远因此对跳大神深信不疑，同时还主动请教如何祛除附宅女鬼。叶炜通过这一事件表明了当前乡村社会农民精神信仰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跳大神”为代表的封建迷信的兴起，以及外来宗教的普遍被接受，使农民精神信仰更加多样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麻庄农民传统的精神信仰，

二、重建乡村世界农民传统精神信仰

人类的生存，不仅是环境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当环境和社会转型的时候，人的精神信仰也应当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农村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传统的精神信仰已显示出时代的局限性，乡村民众需要一个与物质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精神信仰。新时期的农民应该拥有怎样的精神信仰呢？农民传统的精神信仰与土地劳作紧密相连，构成了乡村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衍化为日常生活习俗、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因而，从某种角度而言，农民的土地神信仰不仅是宗教的，也是伦理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叶炜在指出“苏北鲁南”农民精神信仰的危机中，发现了农民传统土地神信仰对于抵制乡村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仍然有着积极作用，因而他认为重建现代乡村民众的精神信仰需要“重返”前现代、民间本位的乡村土地神信仰。当然叶炜的“重返”，并不仅仅意味着对过去的拥抱，对神灵的信仰，而是寻找逝去的美好，希望用“传统”的、“民间”的美好去净化不断城镇化、现代化乡村民众的心灵。叶炜重建新时期农民精神信仰，具体地落实到重建人对土地的敬畏，坚守乡村的伦理道德，守护乡村文化秩序三个方面。

土地因胸怀的博大和温暖而让人亲近、敬畏，它是传统乡土中国的衣食所在，也是现代社会的商品资本，更是进城乡民的精神家园。乡村民众的“离去”和经济掠夺式的开发，导致“苏北鲁南”的乡村大地日益荒凉和消失。敬畏，意味着人和土地保持着密切联系，意味着合理地利用土地，意味着畏惧土地的神性。“我在麻庄这块土地呆了这么些年，看着麻庄雨顺风调，雪落花开，衰极而盛，盛极而衰，一代代一世世，生生不息，绵延不止。麻庄为何这么兴盛？因为麻庄人敬重土地，善待众生。可是现在的麻庄人越来越失去了对土地的敬畏感，不再信任本神，有的还皈依了外教。我这次托梦给与你，就是想让你告诉麻庄人，不要亵渎土地，也不要远走他乡，他乡的世界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金钱，满足享乐，却终将得不到最后的安息。”叶炜借助土地爷之口表达出，只有与生养土地生死相依，才能感受亲情、温暖、纯洁和幸福；只有敬畏生养的大地，才能抚平所有的创伤，得到心灵的安息。为了重返人对土地的敬畏，他让离开土地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重回乡土大地。在城市做小姐的桃子，她把美好的青春留给了城市，但城市没有给她幸福和尊严，乡村却给了她无限的怜悯与同情。大学生刘非平也回到了麻庄，麻庄给了他充分地施展才能和实现人生理想的空间。因为敬畏，土地成为麻庄人最后的支撑。乡村社会不能固步不前，社会主义新型农村建设需要现代化。为了重建人对土地的敬畏，叶炜让土地神去守望麻庄的现代化建设。麻庄建设小康楼时，犯了土地庙的冲，导致动工不顺、伤了人，重建土地庙后，工程建设才得以顺利。叶炜强调乡村无论怎样进行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都必须敬畏土地的神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形成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乡民们尊礼、尚仁、重情。然而随着农民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麻庄的风气真是越来越坏了！以前的淳朴越来越难觅踪影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为了金钱，麻庄年轻女孩们不惜去城里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了权力，村长曹东风密告自己的结拜兄弟刘青松超生；为了欲望，小学教师高翔奸杀女学生，玩弄农村留守妇女；为了财富，利令智昏的村民趁夜火烧了诗意的芦苇荡……。叶炜对乡村伦理道德沦落的深刻揭示，并非刻意去批判乡民的劣根性，而是呼唤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坚守。“人是一种时刻需要安慰和检视自己的活物，活着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总得问心无愧才好。”在麻庄每个人都活的不是很完美，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乡村自有衡量一个人思想、行为的道德标准，这种标准可能不合现代法制，但合乎情理，合乎人性。叶炜把乡村所要坚守的伦理道德集中投射到刘青松和刘非平刘家两代人身上。黄莉莉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大学生，因为家庭原因而一时“失足”，刘非平同情黄莉莉的遭遇，并在交往中渐渐地喜欢上了她。在战胜了自我内心的矛盾后，刘非平勇敢地迎娶了黄莉莉。娶个失身的女人是不被麻庄所认可的，他们之所以被乡村接纳，并非是他们忠贞不渝的情与爱，而是他们的结合充满着对他者的同情。翠香是村支书王远的远方侄媳，她命运悲惨，先是丈夫遭遇车祸，继而公婆相继死掉，后来大女儿被奸杀，她是当代版的“祥林嫂”。为了生存，她投奔王远，落户麻庄，但又被王远无情地糟蹋。刘青松对苦难、屈辱而又勤劳的翠香充满了同情与怜爱，并和她有了婚外情。虽然刘青松与翠香的婚外情充满了真爱和对弱者的关怀，但婚外情并不符合乡村伦理道德的，“翠香是个好女人，赵玉秀也是个好女人，他不能因为一个好女人而伤害另一个好女人。”出于愧疚和道德的谴责，刘青松最终结束了与翠香的往来。村支书王远侵占集体利益、欺男霸女，是新一届村领导集体斗争的对象。村长曹东风对王远处心积虑地进行打击，甚至要求刘青松、刘秋明、翠香等人联手欲置王远于死地。但刘青松坚持斗争不斗死，“大家都是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从小也是在麻庄长大的，咱们不能把他逼得太狠啦。”即使恶人也不置于死地，并不表明刘青松对王远的原谅，而是痛恨中有悲悯，有人性的温度。当刘青松的女儿苗苗落水后，被王远抢救活了以后，刘青松所有的恨，都化作了“有情后补”、知恩图报。土地神能洞察每个乡民的内心，叶炜通过刘家父子的情爱伦理和仁义道德的书写，希望“苏北鲁南”能重新回归到那充满美好风气和人情、人性的乡村世界。

“纵观百年来，我们会惊悚地发现，传统文化颠覆了，百年来所形成的新传统在文化消费主义面前不堪一击。物质、欲望、享受成为一种可怕的“新意识形态”肆虐侵蚀着从城市到乡镇、农村的当代人心灵。”*张丽军：《“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农民没有自己的历史”，但有自己的文化。在长期的土地神信仰中，土地爷不仅给了“苏北鲁南”农民美好的愿景，也给了他们丰富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生产劳作、生活习惯、民俗事象等多个方面。但是随着现代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传统乡村文化正在发生裂变和枯萎，乡村文化的品格与秩序遭到了破坏。在麻庄传统观念里，只有一定社会威望或地位的人死后才有资格为之树碑立传，然而现在情形发生了变化，“几个出去打工挣了钱的人回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翻盖瓦房，第二件事就是给死去的先人立碑。”曹东风是麻庄的外来户，他的父亲生前只是潦倒落魄的农民，王东周的父亲王忠厚生前是杀人犯，当曹东风和王东周富足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为他们的父亲迁坟立碑。金钱颠覆了麻庄的文化秩序。乡村社会的婚丧嫁娶都有各自的仪式或禁忌，而这些仪式和禁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但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以及城市文明的影响，与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节奏相配套的节庆仪式趋于式微，乡村民俗文化正在被民众淡化和遗忘，女子出嫁时令人心碎的哭歌只能唱响在遥远的记忆中，麻庄“过年的味道一年不如一年了。”为重建传统文化秩序，叶炜对“苏北鲁南”的地域文化进行大力书写，竭尽所能地将记忆中的乡村民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复活于文字中。同时，叶炜还着力塑造了刘青松这个文化混合体的人物形象。刘青松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农民，但他恪守乡村伦理道德，自觉践行传统文化。只不过在现代化的今天，刘青松的支撑与追求显得那么孤独。为了达到重建的目的，叶炜不惜神化刘青松，甚至把他直接变成土地神的人间替身。

三、重建乡村世界农民精神信仰的文学史意义与存在问题

“在现代中国社会，‘农民’一词具有愚昧、落后、狭隘、浅薄、自私等一系列与现代性标准背离的文化批判色彩。”*吴高泉：《乡村叙事》，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与农民相关的民间文化、精神信仰、乡村政治权利等大都被作为批判的对象。“现代以来，作为前现代(传统)的精神文化遗存，中国的民间信仰一直被作为封建迷信而遭到现代世界观的严厉批判”。“具体在现代中国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之中，民间信仰往往多是被处于主流地位的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进行批判性的书写。”*何言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民间话语》，《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麻庄是中国农村的缩影，叶炜敏锐地感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历史性剧变，自觉地关怀乡村农民精神信仰建设。虽然当代作家如阎连科、刘庆帮、蒋子龙等也注意到了乡村经济发展与农民精神建设之间的问题，但他们的书写更多地突出了传统民间信仰的落后性及其对现代化的制约，以及经济发展导致农民的精神扭曲等方面。而叶炜却认同乡村社会农民传统精神信仰的合理性，凸显了农民传统精神信仰对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他以重返“传统”的方式去建构新时期农民的精神信仰，为日益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乡村社会寻找精神建设之道。在此角度而言，叶炜不是以启蒙者和批判者的姿态去面对乡村世界农民精神信仰的，而是以历史见证者和时代思考者的情怀去探索新时期农民精神信仰建设的。他如此的姿态和情怀淡化了《后土》对民间信仰所隐藏封建迷信话语碎片的批判，对农民文化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乡村政治制度和权利关系的批判。叶炜笔下乡村农民总是那样的隐忍、勤劳、尚俭、善良，乡村政治越来越民主、法制、开明、开放。如此的姿态和情怀也淡化了《后土》对农村和童年的苦难叙事，无论是写乡场、芦苇荡、小树林或守夜熬年，叶炜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乡村逝去的美好，和时时可以触摸的幸福感。叶炜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对“民间”话语批评的模式，《后土》因此而获得了文学史的意义。乡村依然应该是文学表达的对象和创作资源，对乡村文学表达的缺失或遮蔽都有损当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随着乡村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乡村民众大规模地迁徙进城，城乡人口格局和城乡文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作家们面对城乡文明的变迁，他们的创作更多地集中于对城市新文明的思考与反省*2012年《中篇小说选刊》公布的“古井贡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以及第四届“茅台杯”年度获奖的中篇小说，没有一部是农村或乡土题材的。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仅有贾平凹的《带灯》、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以及叶炜的《后土》等几部作品涉及农村题材。，而叶炜却是近年来少数几个书写农村题材的70后青年作家之一。农民的精神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人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时期以来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中，不乏对农民命运的关怀，对乡村政治权利的批判，以及家族文化书写等方面的作品，但鲜有对农民精神信仰的书写。叶炜把书写指向农民精神信仰、农民精神文化建设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因此叶炜的《后土》也有着乡土文学史的意义。

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进步导致农民信仰观念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虽然叶炜感受到了三十年来农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结构变化导致了乡村世界农民精神信仰的危机，体认到当代农民不仅要改善物质境遇，还要重建精神信仰。然而，这三十年来农村的土地性质在变，科技对于农业的作用在变，农民的身份、观念在变，农村变革及其农民精神信仰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叶炜作为有过农村的生活体验而又现居城市的70后作家，他与现实的乡村和农民有近二十年的“时空”距离，这给他把握三十年来整个乡村社会发展变迁带来了困难，导致了他的乡村经验的传达掺杂了一定的想象成分。具体而言，叶炜所传达乡村农民精神信仰很多时候依赖自我内心的想象，并非农村现实的真实摹写。叶炜笔下的“苏北鲁南”过去是美好的，因对土地敬畏而有了良好的生态，因对传统道德伦理尊重而有了良好的风气，因对文化秩序的守护而有了丰富的乡土文化。他希望“苏北鲁南”未来会在“民间”传统精神信仰规范下，既发展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也保留传统乡土美好的个性。这样的乡村社会是民众既能过上经济发展、政治开明的幸福生活，同时又能保持纯朴的民风民俗和伦理道德。在《后土》结尾中，叶炜设计了麻庄在新一代领导人刘非平的带领下，土地重新焕发出了生命活力，不仅开发了文化观光业，成立了以绿色食品开发和生产为中心的现代超级大农场，全村的百姓都成为了农场工人，进城农民重又返回了乡村。而且刘非平也从拒绝土地神，到主动跟着叔父刘青松去跪拜土地神。叶炜的喻意是明显的，希望乡村传统的精神信仰世代永续，并且包容现代文明，促进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但这个乌托邦化的设计只是叶炜一厢情愿的美好。传统必然有其合理性的存在，乡村世界农民传统的精神信仰有价值性和合理性，当然也有落后性，叶炜只选取了其合理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其落后性对阻碍农民现代精神的接受以及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批判。负面性的视而不见，会让我们对其所建构的新农民精神信仰的可能性有所质疑。同时，农民传统精神信仰观念对于抵制乡村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有积极作用，它所蕴涵的朴素理念与现代科学、理性的精神信仰有相通之处，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今天农民应该拥有的精神信仰，因为它没有经过现代意识的洗礼。换言之，建设科学的、与日益发展的经济相适应的农民精神信仰，既要和传统的信仰相结合，也要和现代科学思想相结合，而叶炜把传统“民间”信仰合理性等同于现代科学精神，至少说明了他对乡村世界农民科学精神信仰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根本所在，它孕育了乡村社会的文化和精神信仰，承载了乡民的苦痛、生死、情义、命运与追求。土地的流失、变革，尤其是农民对于土地的态度，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乡土中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叶炜在“苏北鲁南”的“后土”中一次次地精神返乡，通过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他以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艺术地再现了现代化冲击下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变化和信仰危机。尽管他并未真正意义上为乡村世界的农民建构起科学的精神信仰，但他的努力是显见的，《后土》让叶炜的创作越来越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王志彬(1973-)，男，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南京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