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琪

苏北鲁南的文学考察作家生活的精神证词
——关于“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对话

夏 琪

夏琪：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评价您是“70后”新乡土小说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的确，70后作家中写乡土文学的不多了。为什么您会一直持续投入乡土文学的写作？

叶炜：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但无论是乡土中国，还是城乡中国，都有一个“乡”在里面。在我看来，“乡”是中国的底色所在，即便是在已经充分城市化的地方，仍旧有着乡土的痕迹。那些满布在城市阳台上的花盆，弥漫的依旧是乡下泥土的气息。现在的中国，依旧是处于乡土时代；现在的农村，依然是最需要作家去关注的地方。这些，决定了中国文学的乡土底色不会改变。无论从文学审美维度来看，还是从读者需要来说，新乡土文学依然是文学的主流。

在70年代出生的这一拨作家当中，持续进行乡土文学写作的的确不多，这一方面与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渐渐与乡村远离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缺少能够触发写作热情的乡村经验。我在《文学报》写过一篇长文《在路上的漂泊者》，提出这一代作家的特点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这一代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有过乡村的生活经验，但为了工作和生活，他们来到了城市，这导致了他们的精神和灵魂经常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徘徊。在徘徊中，许多作家舍弃了乡村，转向了城市写作。作为70年代末期出生的青年作家，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乡村，关注着苏北鲁南，关注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我知道自己从未离开过那个村庄，因为那里是我出生的“血地”。那里已经成为了我创作的永远的精神出发地。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还乡。我清醒地知道，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将成为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

夏琪：中国的乡土文学最为成熟，前面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你的写作，是否会有压力？会不会想着如何超越？

叶炜：中国的乡土底色蕴育了乡土文学的成熟与成就，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乡土文学作品和作家。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文学经典都属于乡土文学。可以说，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在由上海作协、上海大学和《文学报》为“乡土中国三部曲”第二部《后土》举办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尽管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但这个顶峰并不是不可逾越。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乡土写作”，这种“新乡土写作”是对此前写作的继承与超越。随着时代环境的宽松和作家知识结构的改善，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技巧上，“新乡土写作”都有着巨大的进步空间。《后土》出版后，我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写过一个创作谈性质的学术论文《小说“大说”——谈〈后土〉的创作和对“大小说”的初步思考》，提出大小说(人类学小说)的概念。这里的“大小说”，着眼点就是在思想上对传统乡土文学写作的继承和超越。其实，这一点早在“乡土中国三部曲”第一部《富矿》的写作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在刚刚出版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第三部《福地》的创作中，我又提出并尝试了超现实主义写作。所谓超现实主义，是区别于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技巧和写作手法，它一方面注重和现实的紧密勾连，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与游离，让小说在更加贴近现实的基础上，调动起作家创作的所有感官技巧，增强小说的可读性和思想性，进一步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在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继承，更是超越。

夏琪：从校园系列《大学.COM.羊》，到都市言情小说《糖果美不美》，到《富矿》《后土》和《福地》，您的创作一直在努力地寻求转变，您认为这种转变成功吗？在艺术手法上，这些年的写作经历了哪些变化？

叶炜：从2000年大学时代开始创作以来，我的写作领域几经改变。从一开始的大学青春写作，到参加工作以后的都市言情写作(其实这种写作也可以看作是大学青春写作的延续，只不过更加渲染了社会、城市的底色)，直到“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和《福地》，我的创作一直在求变求新。这一点正如评论家汪政先生在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办公室和江苏作协联合在北京召开的《富矿》研讨会上所说，此间的创作转型对我的意义重大。我个人认为，这种创作的转型是成功的。转型的过程，也是我寻找“创作领地”或者说“根据地”的过程。《富矿》之后，我找到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开始深挖新乡土文学这口文学之井。在“挖井”的过程中，我先后经历过紧贴现实、游离现实、在紧贴和游离之间的变化，也先后尝试了现实写作(大学系列长篇小说)、先锋写作(动物系列小说写作)和超现实主义写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艺术手法，最终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写作领域和创作技巧。

夏琪：在《后土》中，您写到了四代乡村干部带领乡民建设家乡的艰苦历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对于农村的情况您如何驾轻就熟，做了哪些写作上的准备？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尤其是《后土》的写作，其写作经验和资源有两个：一是青少年农村生活的储存与记忆；一是对当下农村生活的深刻体察。我之所以能够对农村的情况驾轻就熟，是因为我从未离开过那片土地。即便是在城市工作以后，我也保持着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老家去看看的习惯。那里有我的父老，有我的乡亲，是我出生的血地。可以说，我的精神从未远离那个小小的山村。为了写作《富矿》，我先后多次返乡，深入煤矿考察；为了写作《后土》，我积累了厚厚的一摞资料，对老家的乡村干部进行采访，听老人一遍遍讲述过去乡村的故事；为了《福地》的写作，我频繁往返于老家和工作地，广泛搜集资料，调动自己的全部乡村生活经验。这些，都为写好作品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夏琪：您的作品带有很浓郁的乡土气息，鲁南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语言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叶炜：我的新乡土写作一直没有离开苏北鲁南，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乡村。在创作“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时，我努力让这些小说的语言尽可能地带上浓郁的泥土气息，让这些新乡土小说充满真正乡土的味道，这种味道除了体现在小说的内容方面，更体现在语言上面。我认为，只有内容和语言的高度乡土化，才可能真正让小说氤氲在浓浓的乡土气息当中。语言是区分作家写作的主要标志，一个杰出作家其语言应该是独特的，是带有显著标识的。鲁迅就是鲁迅，汪曾琪就是汪曾琪，张爱玲就是张爱玲。不能确立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不可能是一个杰出作家。我一直在努力尝试和追求属于自己的文学语言，“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写作，让我找到了锤炼自我语言的路径。

夏琪：《后土》采用了二十四节气的结构，但不是连续的节气，而是根据故事所要发生的时间设置了不同的节气，而且这些节气的出现横跨了三十多年。此前郭文斌的作品也采取过这样的结构。纯属偶合吗？

叶炜：《后土》以二十四节气作为全书结构，打破传统小说使用的章节样式，这一方式契合于作品的题材，形成浑然一体的“土地味”。对我而言，或许这是一种神启吧。

郭文斌的那个偏散文写作的小说作品，我此前并没有读过，但从目录来看，并不是以节气来结构的，他写到的是中国传统节日(不是节气)比如元宵、春节、端午等。一个是传统节气，一个传统节日，完全是两码事。

夏琪：“苏北鲁南”为您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能谈谈脚下这片土地对您的影响吗？

叶炜：我之所以把苏北鲁南作为我的文学地标和文学地理，一方面，我的老家在枣庄，属于山东南部，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而我的工作地在徐州，属于江苏北部。我对这两个地方都很有感情。它们一起构建了我的苏北鲁南。苏北鲁南是中国东部地区的“西部地区”。什么意思呢？它是在两个发达的省份里边最不发达的地方。为什么我把这三部作品命名为“乡土中国三部曲”呢？我觉得自己笔下的“苏北鲁南”可以代表着中国的农村，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典型的标本。这个地方保留了中国乡村最原始的、最淳朴的东西，包括土地庙这些本土的乡土中国的信仰所在，在苏北鲁南都完整保存下来了。把这个地方写好了，就等于把乡土中国写好了。苏北鲁南处于中国的南北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有许多最能代表中国的东西。我觉得苏北鲁南比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更丰富，这个地方可以代表中国的乡土，至少应该成为一个地标。

夏琪：在长篇小说《后土》中，“土地神”的形象贯穿始终，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隐喻。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隐喻，在把握上有怎样技巧？

叶炜：《后土》有一个意象——土地庙，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在苏北鲁南的每个村子，几乎都有一个土地庙。村里年轻人结婚时，都要到那里拜一拜，人死了出丧也到那个地方去“报到”。土地庙就是他们的一个信仰，一个小小的信仰体系。《后土》就是以这个土地庙为意象，串引了一个苏北鲁南小村庄的发展史。

有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很少有人信仰某个神，中国人不怕下地狱，不信仰上帝。但我认为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是有信仰的，他们的信仰是敬天法祖，是对土地的迷恋，是对鬼神的敬畏。他们可以不跪拜上帝，但他们必须敬拜祖先；他们不跪拜各路神仙，但他们遇到红白喜事常常要去问问村头的土地庙。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信仰。我在《后土》中写到了土地神，在我看来，土地神就是中国农民的信仰。

夏琪：在一次创作谈中，您提出小说既可以“小”到街谈巷议，也可以“大”到国家政治和中国形象。目前看，作家传统的讲故事的“古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读者阅读了，现在读者需要的是一种“大小说”。在《后土》的创作中，您试图向着这种“大小说”靠拢。现在看您的靠拢成功吗？

叶炜：“大小说”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命名为“人类学小说”，这种小说“涵盖了一个无尽的可能性系统。与之以往的以情节织体为主的小说方法比较，这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开放体系”。那么，“大小说”“大”在何处？我以为，这里的“大”不仅是小说的题材和创作手法，更主要的是指小说所展现出来的气象和社会作用。在这两个方面，“小”说的“大”作用的确不可小觑。小说虽“小”，但它可以折射大时代，大政治，大命运。在“乡土中国三部曲”特别是长篇小说《后土》创作过程中，我有意识地让这部新乡土小说带上“大小说”的色彩。在《后土》的创作中，我试图向着这种“大小说”靠拢。现在看，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无论如何，写作者终究要回到故乡，回到内心，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人类的大悲悯、大感动、大气象。我期待着，期待着一次次地重新出发，不断抵达“大小说”的超脱与遁入。

夏琪：长篇小说《福地》是“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取材于以抱犊崮、微山湖为中心的苏北鲁南，小说以麻庄为故事主要发生地，突出地表现出苏北鲁南是一块“福地”的创作理念。作品既反映了的鲁南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又反映了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建设成就。近日在故事发生地召开作品座谈会上，您有怎样的收获？

叶炜：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召开作品座谈会，初衷是要听听家乡的声音，请家乡父老对这部作品做出评判。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在这方面，他们最有发言权。座谈会的成功举办，家乡父老的肯定和褒扬，让我确立了继续书写家乡的信心和决心。我在新近完成的一篇创作谈中谈到，地域的特殊性让苏北鲁南成为文学的“富矿”、思想的“后土”和精神的“福地”。由此，我的写作不会游离苏北鲁南。我用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乡土中国三部曲”。对我来说，这三本书是这十余年生活的一个精神证词，也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思考收获，更是我对苏北鲁南的文学考察。这次座谈会更加坚定了我的文学理想，那就是追求思想的文学表达，以艺术来体悟思想，让文学更有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在《雨花·中国作家研究》发刊词中所说的要追求一种“有力量的文学和有思想的学术”。“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学实践。不仅是文学创作，在我所不多的学术研究中，我也有着同样的思想追求。最近，我发表在《南方文坛》上的一篇关于丁玲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就是一个证明。文学的脚步不曾停歇，思想的追求永无止境。接下来，我还要完成一个新的长篇，我会努力把这个长篇写得更好，力求不但让其成为文学“作品”，还要成为思想的“艺术品”。

夏琪(1980-)，女，《中华读书报》记者(北京 1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