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沐清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认知文学批评的生成与发展
——认知文学研究系列之二

熊沐清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400031)

摘要：认知文学研究的生成期主要体现在认知诗学的成形和认知叙事学作为认知机制两个方面，而认知文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以探讨研究范式为主体。认知文学批评经历了其自身生成与发展的阶段后已经实现了认知转向。认知文学研究一方面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同时也为文学批评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认知文学批评；生成；发展；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

0引言

由于认知革命的驱动与影响的扩散，认知文学批评在西方经历了孕育期、发轫期、生成期与发展期。孕育期与发轫期充分地表明认知文学批评经过了一种自然的演变。在演变的过程中，认知文学批评像其他重要的理论流派一样，自觉地吸收了各种理论，并渗透到整个英美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批评领域，其结果是导致了大量西方学者参与到认知文学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建构之中。认知文学研究的生成期主要体现在认知诗学的成形和认知叙事学作为认知机制两个方面，而认知文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以探讨研究范式为主体。认知文学批评经历了其自身生成与发展的阶段后已经实现了认知转向。认知文学批评将迎来广阔的前景。

1认知诗学的成形和认知叙事学的推进

进入21世纪，认知文学研究开始迅猛发展。新世纪的头10年，在认知文学研究史上有几部重要的著作问世，并涌现了一批积极的、不断产生影响的研究者。Stockwell(2002)的《认知诗学导论》和Joanna Gavins与Gerard Steen(2003)合编的《认知诗学实践》标志着认知诗学向学科目标发展迈出了一大步；Elena Semino和Jonathan Culpeper(2002)主编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认知文体学研究作了一个阶段性总结；David Herman出版了《故事逻辑》(2002)和编著《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TheoryandtheCognitiveSciences)(2003)。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和认知叙事学的这几部代表性著作同时问世，都是出版于2002年至2003年之间。

Isabel Jaén和Julien J. Simon(2012：13-14)在《认知文学研究：当前主题及新的方向》的“导论”中，把认知诗学视为认知文学研究最先出现的一种路径，并且指出：21世纪的头10年是认知诗学的 “稳固阶段”。认知诗学 “稳固”的标志是：《牛津认知语言学手册》专辟一章介绍了认知诗学(Geeraerts & Cuyckens, 2007)；《剑桥语言科学百科全书》(Hogan, 2011)有“认知诗学”词条，但没有“认知文体学”和“认知修辞学”词条；《劳特里奇文体学手册》也有“认知诗学”词条(Burke, 2014)；《布卢姆斯伯里认知语言学手册》同样有“认知诗学”词条(Littlemore & Taylor, 2014)。《普林斯顿诗与诗学百科全书》(2012)第4版增加了“认知诗学”词条。多数权威词典增加这一词条都说明认知诗学已经被西方学术界确认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这些都标志着认知诗学在学科意义上的“成形”或“稳固”。笔者认为，认知诗学之所以率先“成形”，进入 “稳固阶段”，一方面得益于它较早由Tsur所发起，但同样重要的是得益于2002、2003年两部认知诗学专著的问世：Stockwell的《认知诗学导论》和Gavins Steen主编的《认知诗学实践》。两本书在内容设计和编排上高度一致，前者侧重于理论阐述，后者则运用理论进行文本分析。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是Stockwell的个人研究成果，后者则由多位学者各自撰写而合成。因此，后者在理论、方法包括一些概念的解释上，并不亦步亦趋地追随前者。有一点需要强调：认知诗学不是文学对语言学在分析方法上的简单借鉴, 而是一种自然生成的文学理论体系。Stockwell、Gavins和Steen 等人以“诗学”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 映射出他们建构文学理论体系的雄心。事实上, 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也有所披露。

Stockwell( 2002) 在“前言”中介绍了“诗学”的含义, 指出: “在现代文学理论中, 诗学逐渐含有‘理论’或‘系统’之意。但我也看重它与其相关且又暗含的‘诗’这个词的联系, 暗示了在这个领域中思维的实用性与创新性。” ( 2002：8)所以, 认知诗学研究者们要考虑文学语境, 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 进行有价值的研究, 从认知的角度对有关概念和范畴进行评价, 构建系统的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 “认知诗学是对文学的一种思考方式, 而不仅仅是一种框架” (Stockwell,2002：6)。因此，认知诗学研究者们不仅运用认知科学的某些概念、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 而且在文本分析之外专辟章节探讨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如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功用、人物类型以及若干文学基本范畴如模仿、文本肌理、话语、意识形态、情感、想象等, 试图对传统文学理论作比较全面的重新审视(熊沐清，2008)。不管Stockwell他们实际上做得怎样，至少他们的本意不是仅仅做一些文体的研究。

在《文本肌理：关于阅读的认知美学》中，Stockwell把研究视域拓展到美学领域，围绕文本肌理(texture)探讨了诸如共鸣、移情、读者认同等美学和文学批评基本问题，提出了认知诗学的6个原则，即：经验主义、概括性、文体学传统、连续性、具身性(embodiment)和生态观。这些特点与作者2002年的《认知诗学导论》相比，表明他更注重文学的审美本质，使认知诗学更加“文学化”，同时作者也更具有理论建构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本书却又放弃了《认知诗学导论》中涉及的一些文学基本论题，如“文学作为寓言”(Literature as parable)、意识形态和想象等。此外，生态与认知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认知生态学”已经出现，但Stockwell并没有从这一角度进行认知诗学批评实践。全书的讨论主要还是在文体学的框架内，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评估：对文体学传统的强调和对语言学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倚重，使得人们把认知诗学归入文体学范畴，尽管Stockwell本人一直不承认两者属于同一领域。

Tsur的《走向认知诗学理论：拓展与更新版》(TowardaTheoryofCognitivePoetics:ExpandedandUpdatedEdition)对1992年版《走向认知诗学理论》进行了拓展与深化。作者在“再版前言”中坦承：经过25年的长期探索，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应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a coherent whole)。在“二版前言”中，他指出：自第一版出版以来，许多学者已经接受了“认知诗学”这一术语，使之得到广泛运用——虽然涵义颇有不同。

Tsur对认知诗学的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作了阐述，结合近年来认知诗学的发展，指出了当前认知诗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该书第一章依然讨论认知诗学的本质，而且对1992年版本没有任何改动，表明作者的观点不变：认知诗学是运用认知科学提供的工具研究文学的一种多元学科研究方法。他的“认知科学”概念相对比较狭窄，他仅仅提及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和语言学的某些分支以及科学哲学的某些分支。认知诗学就是要探讨认知科学对诗学的可能贡献，即：探讨诗歌语言与形式以及批评者的判断是如何受到人类信息处理(方式)的制约和形成的。他(Tsur, 2008：1)指出：认知诗学的目的是要运用认知理论去阐释文学，而不是利用文学作品去说明认知理论。它强调一般认知处理与出于文学目的的独特运用之间那些特别的和细微的差异，因此，它应该能够提供对特定文学作品之间以及作品内部做出有意义区分的种种手段。为此，它得与文学批评的传统学科、文学史、语言学以及美学结合起来。

Tsur具有宽泛的跨学科视角，从认知方面为诗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并对诗歌的细节进行了分析以便探讨读者对诗歌的直观感觉。有学者认为：“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看起来很科学，但有时难免偏离审美本身，因为文学是否美最终还得依靠主观感受来判断。印象式批评比较重视人的感受，但有时显得主观性较强，缺乏科学的严谨性。楚尔的认知诗学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为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何辉斌，2015：146)

随着“认知诗学”概念的日渐流行，一些分歧也开始出现。为反映这一现象，Brne和Vandaele编辑了《认知诗学：目标、成就与差距》(2009)，力图为认知诗学提供一个整体概括，反映目前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目标、成绩和差距，促进认知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话。这里的“差距”(gap)，既指成就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也指学界在认识方面的差距或分歧。因此，文集的编排别出心裁，每一章均配有一篇或两篇评议性文章甚至驳论，以便更为全面地反映学界对认知诗学的看法。两位主编为文集撰写了“批判性介绍”。他们指出：一般说来，文学研究者对认知研究方法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一些知名学者认为，不宜以同一标准去评判。后结构主义诗学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就认为，文学解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阐释学的，另一种是“诗学”的。所谓“诗学的”研究是从可被证明的意义或效果出发，去探寻这些意义或效果是如何取得的。这一看法类似于美国认知诗学名家玛格丽特·弗里曼对认知诗学的概括：重过程而不是结果。但编者自己的意见是：不必过分强调那种“诗学阐释学区别”(poetics-hermeneutics distinction)，认知诗学应该尽力去倾听同行的意见，把对心智科学的兴趣与由来已久业已成熟的文学阐释调和起来(Geert & Vandaele, 2009：3)。

同时， “认知文体学”(cognitive stylistics)也在认知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起到了推进作用。关于认知文体学，胡壮麟有如下论述：

认知文体学(Cognitive Stylistics)是国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最早出现于1996年Weber所编著的《文体学读本:从罗曼·雅柯布逊至今》一书中(Weber 1996)。从名称的简单组合看，它是将当代认知语言学的若干理论应用于传统的文体学研究。

在学术界真正奠定认知文体学地位的应数Semino & Culpeper (2002)合编的论文集《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与认知》的出版。(胡壮麟， 2012)

Semino和Culpeper主编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2002)收录了12篇文章。“序言”中指出：认知文体学是建立在语言学、文学研究和认知科学界面上的一个迅速扩张的领域(a rapidly expanding field)，它把对文学语篇进行明晰、严谨、详尽的语言分析的文体学传统，与关于语言生产和接收的认知结构、认知过程的系统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传统问题倾向于用语言理论或框架去解释或预测语篇的解读，而认知文体学“新”在它的语言分析是系统地建立在语言选择和认知结构与认知过程相结合的理论之上，这就使它能够对语篇和读者反应及解读提供更为系统和明晰的解释(Semino & Culpeper, 2002：ix)。

不过，“认知文体学”和“认知诗学”长期存在着缠绕不清的关系，胡壮麟(2012)指出，“不论国外国内，对认知文体学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论述还不够清楚，给人以认知文体学就是认知诗学，或认知修辞学，或认知叙事学，甚至就是文体学或文学文体学的印象”。究其原因，申丹认为，它们的“两种定义大同小异。Stockwell在前言中，也一再提到认知诗学与文体学的密切关联，并指出有的学者将‘认知诗学’称为‘认知文体学’。在2001年面世的《文体学词典》第2版中，Katie Wales就将两者视为同义名称。的确，‘认知诗学’在探讨读者对文学文体的认知时，与‘认知文体学’难以区分”(申丹, 2009)。这种缠绕制约了认知文体学的独立发展。因此，2007年出版的《牛津认知语言学指南》没有“认知文体学”条目，连“索引”里也没有，但却有一章介绍认知诗学(第45章)。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出版的两部文体学手册，即《劳特里奇文体学手册》(TheRoutledgeHandbookofStylistics)和《剑桥文体学手册》(TheCambridgeHandbookofStylistics)，也都没有“认知文体学”条目或专文，但《劳特里奇文体学手册》有“认知诗学”专文。看来，“认知文体学”似乎已经被“认知诗学”所取代。以后会如何演变，我们且拭目以待。但笔者认为，由于“文体学”或“普通文体学”还可以“包括那些对非文学语体或语域的分析”(胡壮麟、刘世生，2004：306)，因此，认知文体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上来说也可以如此，那么它就不能等同于“认知诗学”，尽管它们就文学语篇而言可能是重合的。此外，笔者也赞同申丹(2009)的界定：“‘诗学’一词比‘文体’一词可以有更广的涵盖面。”原因其实不难理解，毕竟“诗学”不等于“文体”，它的关注面更为广阔，这从后来的认知文学研究实践中即可看出。

认知叙事学与认知文体学的情况既有类似又有不同。两者都没有“成形”或者“定型”，可能因为它们一方面出现较晚，另一方面还没有一本系统的学科理论层面的专著出现。“认知叙事学”这一术语于1997年才在德国叙事学家曼弗雷德·雅恩的论文中面世(申丹，2010：222)。但与认知文体学不同的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方姗姗来迟的认知叙事学,目前已成为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后经典叙事学派之一”(申丹， 2004)。由于人们长期有着关注叙事、研究叙事的传统，“(从亚里士多德起)每隔一定的时期，人们就要关心叙述的形式”(巴特，1987：109)，所以叙事研究持久不衰，并且在认知文学研究中也一直是最为繁盛的领域。关于认知叙事学，申丹在《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中有一章专论，对认知叙事学的发展、涵义、特点、代表性人物等，作了准确且比较全面的评述，本文仅作一些必要的补充。

自21世纪以来，认知叙事学的发展势头一直非常强劲，研究者越来越多。概括而言，与以往相比有两个新的特点：其一是叙事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结合日益受到重视，出现了多个新的研究领域甚或新的交叉学科(如心理叙事学、小说生理学、神经美学等)；其二是将叙事与认知文化研究更多地结合起来，其中有不少是非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学者；其三是研究对象持续扩展到影视等小说之外的叙事作品。

Marisa Bortolussi和Peter Dixon的《心理叙事学：文学反应的实证研究基础》(2003)将读者导向的文学研究包括接受理论、叙事学研究、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心理学中语篇加工以及之前的文学研究的实证方法融合形成了心理叙事学，提出了心理叙事学实证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并讨论了一些研究背景如认识论问题，针对心理叙事学中的叙述者、事件和情节、任务和人物特性进行了论述。但是作者认为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记忆和注意、文本阅读、文本外信息、心理叙事学要素间的互动、叙述者和人物的联系、叙述者呈现和缺失、叙述者和故事世界的一致性。

Rob Allen和Nina Krebs撰写的《戏剧性心理故事讲述：运用表现性艺术和心理戏剧学》(2007)是心理学与叙事研究的结合，但侧重于叙事治疗。全书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戏剧心理故事讲述(DPS)模式的概念基础；第二部分探讨7种表达性艺术形式的相关性以及其在DPS模式中的直接应用；第三部分具体阐述三种心理戏剧性行为方法(如何在这7种艺术形式中运用)；第四部分介绍DPS在医学临床咨询、人力资源和教育3个领域的运用。作者提出了一种7个步骤的模式来分析顿悟和变化问题，模式固定于表现性艺术内容上和心理戏剧学(Psychotheatrics)行为模式上。这种模式可以将故事讲述的经验转化为描述挑战、策略和后果的现象学框架，最终促成主体间意义的生动展示。

Dames的《小说生理学》(2007)运用一系列19世纪关于阅读的人类生理学理论回答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怎样读小说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展示了维多利亚读者阅读时的思考方式以及他们的心智和身体可能泄露的信息。他详细研究了一批对神经科学感兴趣的小说批评家，结合他们对萨克雷、艾略特、梅雷迪思、吉辛等人的小说的阅读体验，提出维多利亚读者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安静地沉迷于阅读，相反他们已经意识到公众对神经运作的影响。小说生理学更新了我们关于小说阅读对个体读者的影响这一话题的认识，对于小说怎样影响阅读、反映、感觉的文化方式作了新的阐释。

Irving Massey的《神经的想象：艺术的美学和神经科学方法》(2009)把神经科学和审美结合起来研究艺术和技术，探讨神经科学如何提升我们对艺术某一特征的理解。作者指出：近几年来艺术和现代技术的结合发展很快，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神经科学与美学的联姻，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神经美学。作者阐述了对艺术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认为尽管存在差异，一旦接受想象这种现实，神经科学可以看成是艺术的合作者。

“文化”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文化的认知研究逐渐盛行，也逐渐影响到叙事研究，使叙事研究越来越关注文化维度，这样既拓展了叙事研究的领域，也更新了研究方法，Rukmini Bhaya Nair在《叙事引力：会话·认知·文化》(2002)一书中认为，人类好像基因上就具有编造故事的动力，从而使我们能从虚构故事中获得竞争性优势。人类通过故事的方式将 “真实”事件的通俗和逻辑解释与情感认知融合起来，所以在我们小时候起，直至我们整个一生，通过故事学到的东西构成了我们大脑中绝大部分重要信条的基石。作者的结论是：我们的故事塑造了我们，正如我们塑造了故事。Melanie C. Green等人主编的文集《叙事影响：社会及认知基础》(Nair, 2002)认为故事是一种能够引起人强烈兴趣的信息来源，公共叙事(如书籍、电影、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对于我们的所忆、所知、所信有着深远的潜在影响。对叙事影响进行系统化、聚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认知、情感以及社会进步，可以刺激我们思考学习和记忆的认知机制和社会机制、劝导机制和影响机制。Swirski的《文学与知识——叙事思维实验、进化及博弈论探索》(2006)在进化论框架下对从叙事到真实生活的过程做了新的阐释；并从博弈论、科学哲学、诗学和美学的角度，探讨文学小说在思维实验驱动下如何充当一种系统化的探索工具。作者自述该书是对当代批评理论的挑战，跨越了文学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不仅可以振兴文学研究，尤其还可以深化人们对文学的理解。

叙事文学的研究也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多学科视野中进行。Hilary P. Dannenberg的《一致与偏离——叙事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2008)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了叙事理论、认知文学、社会心理学、可能世界理论和女性主义探讨叙事的情景模式。通过对情节模式的分析，该著作探讨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如何讲好一个故事。Dannenberg提出了一种以读者为导向的新的认知理论模式，即：新的时间和空间叙事情节分析模式，用一致与偏离加以阐释，显示叙事小说的历时变化，突出其模式的多样性和发展性。

James Phelan(2007)的认知修辞学批评论述叙事中关于作者设计与读者反映的两个要素：判断和发展，引入了社会维度，聚焦于解释的、伦理的和美学的三种判断，并通过论证叙事运动“从开始到结束”这一原则来揭示小说阅读体验具有共享的可能性。

电影和戏剧成了21世纪认知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相关著作极多，其中以莎士比亚研究最为集中。Palgrave出版社自2008年起开始编辑出版“文学与表演的认知研究”丛书。第一辑是Bruce McConachie的专著《吸引观众：戏剧观赏的认知研究》(2008)。该书首先提出“剧场规约”(theatrical engagement)概念，剧场规约在两个方面发生，一方面，剧场的观众必须与演员有某种规约；另一方面，戏剧艺术家们又必须在演出之前与观赏者有某种规约。由于这种规约是同一时空条件下发生在活生生的参与者中，因而，与电影或网络相比，剧场演出与面对面谈话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因此，需要对观众做出真实判断。该著作分别讨论了戏剧观众的普遍认知、观看戏剧的社会认知和历史的文化认知三个方面的论题，涉及文化、历史、人类学、现象学、传播学和文学研究诸多理论和方法。Jonathan Gottschall的专著《文学、科学与新的人文学科》(2008)针对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人文危机”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将自然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精神应用于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研究中。本书主要分为理论与案例两部分，其中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大量的世界民间故事，试图验证文学与进化科学相关的假说，并以此说明自然科学对文学分析具有巨大的潜力。Jill Stevenson的专著《表演，认知理论和信仰文化：中世纪晚期约克的感性虔诚》(2010)探讨中世纪的戏剧表演作为视觉性宗教经历的功能，以及中世纪时期的观众如何从这种经历中获得对献身意义(devotional meaning)和理解。作者认为，一般的基督教信徒之所以发现其他的献身现象在精神层面很灵验，部分原因是与戏剧这样的媒介直接接触成为一种促使变化发生的模式(modes of becoming)，在观众的身体里面固定下来。全书涉及现象学理论、认知理论、中世纪视觉理论和移情等。

该系列目前至少有3本是专论莎士比亚戏剧的。Amy Cook的《莎士比亚的神经戏剧：以认知科学振兴戏剧的文本和表演研究》(2010)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工具，揭示“镜子反映本质”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居于中心地位，指出哈姆雷特的镜子无形地成为支撑我们理解沙剧的一个重要概念结构。基于概念隐喻、概念整合理论和情景认知等概念，Amy Cook重新考虑了哈姆雷特所处的历史和当代环境，力图为戏剧文本和表演的认知研究建立模型，其哲学出发点是心智的涉身性本质以及思维与感官来源之间的不可分割性。Angus Fletcher的《进化的哈姆雷特：17世纪英国悲剧和自然选择的伦理》(2011)探讨《哈姆雷特》等17世纪的英国悲剧如何有助于应对自然选择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作者分析了《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裘力斯·凯撒》等作品，认为17世纪的英国悲剧是我们在一个无意向的世界中解决意向性行为问题的特殊资源。比如，《哈姆雷特》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出一种意向性伦理学，去接受人生的无意向性。因为《哈姆雷特》是一个故事，它用语言告诉我们，我们的生物构造使我们具有理解的能力，我们有“讲述故事的大脑”(story-telling brains)。概言之，《哈姆雷特》为解决生物学问题提供了实际帮助。Evelyn B. Tribble的《环形剧场里的认知：莎士比亚剧场中的注意和记忆》(CognitionintheGlobe:AttentionandMemoryinShakespeare’sTheatre) (2011)通过“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莎士比亚的公司一周要表演六场不同的剧，需要面对巨大的记忆负担，演员们是怎么做到的？作者讨论了一个动态模型，包括的内容有：演员所承担的戏剧表演都在一定的水平区间，表演空间的物质条件，制品如角色、情节、剧本，公司的社会结构如训练、组织的方式，人的内部认知机制如注意力、感知、记忆以及演员与观众的动态性等。

本系列之外，还有不少以戏剧、电影的认知研究著述。比如，Mary Thomas Crane的《莎士比亚的大脑：运用认知理论的阅读》(2000)。作者意在考察文化形式及魅力、语言和认知的物质底物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互作用，通过认知阅读，考察了莎翁作品中文化和认知两方面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揭示莎翁在其喜剧中首次探索了主体形成的社会空间，如家庭、社会阶级、爱情关系等，并指出，莎翁的晚期作品重视揭示自我是如何在涉身体验中形成的，认为每部剧都是以一个单词和短语为核心传递多重意义，例如“act”“pinch”“pregnant”“villain and clown”，讨论了每组词是如何受现代早期意识形态结构影响的。该书展示了认知理论的独特解释力。Arthur F. Kinney的《莎士比亚与认知：亚里士多德的遗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2006)通过分析莎士比亚的戏剧，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知模式中视觉、知识与记忆之间的关系，结合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现代认知文学理论，探讨了沙剧中的几个关键意象——王冠、排钟、指环、墓穴、幽灵，其核心是剧作家和戏迷的想象。

丛书之外，还有一些专著或文集从认知角度研究戏剧或电影。Gordon Scott Armstrong的《剧场与意识：艺术中生物进化复杂性的本质》(2003)从进化的角度研究剧场意识，讨论了剧场意识、古代的奇迹以及剧场基因组等论题，认为，意识的基础源自人类与外在世界的本质意义进行交流的需要所产生的原动力，而剧场意识的本质是意识的核心，它是反射和不连续的大脑皮层的产物。McConachie和Har(2006)主编的《表演与认知：戏剧研究和认知转向》的核心观点是：认知理论，包括“体验心智”“认知无意识”“移情投射”“原初隐喻”等等，构成基于生理的表演手法的基础，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形成挑战，又丰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方法。戏剧与表演的共同点在于分享坚实的认知基础。该文集第一部分讨论表演理论与认知，介绍用认知途径研究戏剧和表演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讨论戏剧与认知，认为研究者要有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意识，并具体讨论认知模式作为分析戏剧文本的工具的有效性；第三部分是表演与认知，讨论演员培训和排演过程中的神经科学、创造性、图像和动作等问题，第四部分讨论观众的认知。Gordon Scott Armstrong(2003)的《戏剧与意识：艺术中生物进化情结的本质》以意识研究为背景讨论了一系列与理解戏剧现象相关的问题，包括：剧作家写作的动力是什么？这一问题涉及到创作实践的本质。不同戏剧作品如何反映人类意识？主流导演和戏剧制作人例如Artaud、Grotowski、Barba和Brook introduce 有什么新的思想？演员是否可以在他们所要饰演的角色中加入个人情感？木偶或牵线木偶优于演员吗？作者认为，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可以更好地理解剧场，从而促进剧场实践活动的新发展。Warren Buckland的《电影认知符号学》(2003)考察了米歇尔·科林(Michel Colin)的电影认知语义学理论、弗朗西斯科·卡塞蒂和克里斯蒂安·麦茨(Francesco Casetti & Christian Metz)的电影陈述理论、罗杰·奥丁(Roger Odin)的电影认知语用学理论以及米歇尔·科林和多米尼克·夏图(Dominique Chateau)在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框架中电影句法的认知研究，审视并发展了“电影认知符号学”，认为这是一个被忽视的融合了认知科学、语言学及符号学洞见的电影理论分支。在回顾了电影认知符号学的发展之后，该项研究重估了20世纪60年代电影符号学的价值、指出了北美电影认知理论的不足、挑战了电影理论中的“后理论”转向。

2认知研究范式的多层面发展与探索

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10年是认知文学研究的生成期，其主要标志是认知诗学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得以确立和稳固，那么第二个10年则是认知文学研究的发展期。第二个“10年”目前仅仅过了一半，却已经可以看出认知文学研究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主要标志是多种认知研究范式不断涌现，用“雨后春笋”形容绝不过分，乃至“流派”开始显露。概括起来，有这些主要范式：认知修辞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诗学、文学达尔文主义(literary Darwinism)、认知文化研究和狭义的认知文学研究。其中，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指认知修辞学、认知文体学和认知诗学，其特点是以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为主要理论基础，以修辞学和文体学为研究范式；第二种类型指认知文化研究和狭义的认知文学研究，包括文学达尔文主义，其特点是以文化理论和神经科学为主要理论基础。认知叙事学则介于两者类型之间。以上两大类型也可以看作“流派”。由于文学达尔文主义与认知诗学不同，而且与狭义的认知文学研究或认知文化研究的大多数研究取向也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把上述类型的研究视为三种“流派”。这只是笔者根据观察得出的“印象”，相关研究者大多没有这样的自我标榜，但这种分类或划分对我们了解并进一步观察和考察认知文学研究全貌，可能有一些助益，能提供某种线索。

不过，文学达尔文主义倒是时时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的。文学达尔文主义(literary Darwinism)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代表人物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的Joseph Carroll教授。最早的两部文学达尔文主义著作是Carroll的《进化与文学理论》(1995)和Robert Storey的《模仿与人类动物：论文学再现的生物发生学基础》(1996)。其中，《进化与文学理论》被称为是文学达尔文主义的“奠基之作”(Max， 2005：77)文学达尔文主义信奉适应主义(Adaptationist)的进化论，Carroll(2004)概括说：适应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把“适应的心智”看作是人类文化的基础。适应主义文学学者们同意，他们也力图把文学引入与适应主义理解相联系的认知和行为特征的领域里。他们把人类本性看成是一套在生物意义上受到制约的认知和动机特征，因而他们主张，人性既是文学的来源也是文学的主题。他们相信，通过适应主义的思考，他们可以更恰当地理解什么是文学，它有什么功能，它是如何工作的——它表征了什么，人们为什么要生产文学并且消费它，它们为什么要采用那些文学形式，等等(Carroll 2004：vi)。就艺术而言，文学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艺术提供了一种对于现实的情感的和主观的可理解模型，人类正是在这一模型中组织他们的复杂行为以便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因此，我们在自己所经验的世界中结构起来的想象模型并不仅仅是传递实用信息。它们通过进入我们动机系统的最根本之处——情感、理念、价值观——从而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运用这些想象模型去赋予世界以意义，而不是仅仅去“理解”它。通过叙事和其他艺术形式去给世界赋予意义，既是基本的心理需要，也是组织我们的行为以满足我们其他适应性需要的必要前提(Carroll, 2004：xxi)。Carroll(2011：10)主张从3个层面分析文本的意义：(1)基本的或普遍的人类的性情(人性)；(2)特定文化秩序中这些人性的组成；(3)被表征的主体、作者和读者的个体身份的独特之处。

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具有学术抱负，他们不满足于仅仅被包容在某种文学理论之中，不是满足于被视为某种流派或方法，而是要彻底改变目前的文学研究范式。他们想要与某些学科结盟，并最终把其他所有可能的方法都归于文学研究(Carroll, 2011：5)。但他们的立场比较极端，试图使自己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保持距离。Carroll宣称，文学达尔文主义提供的分析模式将要分析和反对在文学学术圈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假设。另一位文学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Gottschall也对现有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大加挞伐，批评的锋芒指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和酷儿理论等等，几乎无一幸免(Ryan, 2011：532)。因此，文学达尔文主义似乎有些孤芳自赏，导致一些认知文学研究者如Hogan和Richardson等人有意与之保持距离(Ryan, 2011：532)。Carroll自己也认为， Zunshine虽然采纳了进化心理学的一些成果，却也尽量避免引用进化论文学研究的文献，明白无误地将自己定位于那些与文学达尔文主义不相往来的群体之中(Carroll, 2011：8)。事实上，Zunshine与Carroll的观点是有显著不同的，虽然她认同进化理论“人类普遍性”(humanly universal)，但她同时主张“文化特定性”(culturally specific)(Zunshine, 2010：2)。不过， Salisbury评价说：虽然有些批评家力图把认知研究与进化论文学理论区分开来，但这两种研究方法都相信大脑结构是进化的产物。(Ryan, 2011：532)相比之下，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化研究以及狭义的认知文学研究则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他们认为认知研究对现有的文学理论是一种补充和参与而不是抵制或反对(Ryan, 2011：534)。Zunshine(2010：2-3)就曾明确指出：同一文化现象可以用多种不同的认知理论视角加以研究；有时，最好的策略就是多种方法论的结合。

认知文化研究和狭义认知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之发展迅速，各种不同的认知研究范式集聚其中。2010年以来，几本重要的文集反映了这种状况。Zunshine是美国肯塔基大学英语教授，专攻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领域还包括文化历史主义(cultural historicism)、叙事理论和文学的认知研究及文化研究，近年来特别关注心智和小说理论，代表作有《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心智和小说理论》(WhyWeReadFiction:TheoryofMindandtheNovel)(2006)、《认知文化研究导论》(2010)、《走进你的心智：关于流行文化认知科学能告诉我们什么》(GettingInsideYourHead:WhatCognitiveScienceCanTellUsAboutPopularCulture)(2012)等专著和编著。

文化多年来一直是学界普遍关心的论题。认知科学兴起之后，人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关注文化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在社会、语言、文学等领域的影响，而是进一步探讨文化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不过，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早在1962年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就曾预见到“把研究人脑进化的科学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的尝试将会遇到困惑与抵制”(Zunshine, 2010：7)。因此，这种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结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渐为人们所理解与接受，并逐步产生了对文学的认知文化研究。Lisa Zunshine主编了《认知文化研究导论》(2010)，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和介绍。她说：本文集收录的14篇文章反映了从认知角度研究文学与文化这一迅速发展的跨学科领域的成果，其特点是借鉴了来自神经科学、话语心理学、认知进化心理学、人类学、认知语言学和心智哲学等等领域的深刻洞见，把文学研究和文化分析结合起来，意在为未来10年的相关研究“确定领域”(shape the field)(Zunshine, 2010：1)。她对认知文化研究的界定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研究“进化的人类大脑”与“特定文化产生的特定阐释”之间的关系(Zunshine, 2010：8)文集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文学普遍性、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叙事学、认知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对话(后殖民研究、生态批评、美学、后结构主义)。

Ellen Spolsky的新著《虚构作品的契约：认知·文化·群体》(2015)从认知与文化的关系入手研究虚构作品。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人类通过进化产生了文化，并生活于社会群体中。这是一种认知研究成果得出的观点，认为猿人祖先的生存有赖于为合作性群体生活提供必要条件的遗传适应。然而，与之相随的还有一个反作用力，那就是：个体在群体中遇到种种困难，这一点也同时更加显而易见了。文化的种种好处并不是从个体自我塑造的努力中毫不费力地产生的。当它们传递和提供刺激时，它们也刺激竞争，诱发抵制，引起骚动。一句话，它们不是为了自由而来。为适应这种情况，故事讲述是帮助我们存活下去的低风险、适应性的本能特质。(Spolsky, 2015：xv)因此，要思考我们该如何利用想象的产品去完成既作为个体又生活在文化群体中的生存任务。虚构作品的产生与理解都受到社会契约的控制，这种契约控制着我们与不同媒介和体裁的叙事作品、图画以及表演之间的互动。因此，如果我们要想理解想象性作品是如何满足个体在社会层面上的需要，那就得思考那些促进和操控作品产生与使用的社会契约(Spolsky, 2015：xix)。随后，作者以大量篇幅讨论了复仇悲剧。

Lisa Zunshine的编著《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2015)是对文学的认知研究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汇集了多种认知研究范式。全书共30章，按主题归类分为五部分，某些部分又有若干论域，第一编标题是“叙事，历史，想象”，再细分为“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叙事学”“认知酷儿理论”和“神经美学”四组；第二编论题是“情绪与移情”，再分为五组，分别是“文学、电影和戏剧中的情绪”“认知后殖民研究”“决策理论与小说”“认知功能障碍”“道德情感”；第三编主题是“新的无意识”；第四编主题是“文学的实证和质性研究”；第五编讨论认知理论与文学经验。笔者(2015)最近有专文评述该文集，兹不赘述。

Isabel Jaen与Julien Jacques Simon也合编了一部文集，题为《认知文学研究：当前主题及新的方向》(2012)。该书各章研究的论域和方法与《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大多相同或相近，只是但全书仅12章。该书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题目是“当今的认知文学研究”，对认知文学研究的近期发展作了一个概述。第二部分是“对话中的认知科学与文学理论”，含两章，分别讨论文学的必要性和心智理论在叙事理解中的协调作用。第三部分讨论“文学研究的神经学方法”，含三章，分别讨论《堂吉诃德》与元小说、哈姆雷特缺乏男子气概的悲伤以及对卡夫卡的入睡幻觉的文学神经学分析。第四部分题目是“语言、文学和心智过程”，分为四章，讨论了概念整合、诗学象似性、诗歌格律和视角识解等论题。第五部分是“文学与人类发展”，含三章，讨论了诗歌与教育、游戏和小说心理学等问题。

以上几部文集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学者们对认知研究范式的广泛探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范式发展时间较长，相对成熟、已经或正在形成新的学科或学科分支，比如认知诗学、认知修辞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符号学等。此外，近年来还有一批已经出现且业已命名的研究范式，比如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后殖民研究、认知马克思主义、认知女性主义、认知生态批评、认知酷儿理论、决策理论与文学分析、神经美学、神经认知诗学等等，令人目不暇接。限于篇幅，本文仅简单介绍一下神经认知诗学和认知马克思主义。

“神经认知诗学”(Neurocognitive Poetics)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实验心理学、生物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专家阿瑟·M. 雅各布斯(Jacobs, 2011)教授在《神经认知诗学——文学阅读模式的要素》(Neurokognitive Poetik: Elemente eines Modells des literarischen Lesens)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神经认知诗学，从广义上而言，就是对通过眼或耳的(诗歌)文学接受，包括它的神经基础，进行跨学科的实证调查，并对之理论化(Jacobs,2011，2015a)。但该文是用德语写得，对学界的影响不大。今年，他又两次专文用英语探讨神经认知诗学的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认为神经认知诗学结合了形式分析(form analysis)、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s)和神经实验(neurocognitive experiments)(Jacobs, 2015b：143)，它与现有的认知诗学或其他文学接受的实证或理论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把文学文本的处理或体验与神经认知过程的考察结合起来(Jacobs,2015a)。从狭义上而言，神经认知诗学运用神经认知理论分析文学阅读中读者的认知神经过程，主要研究文学阅读中的神经机制，也就是对文学阅读激活的脑区及其相互关系，探讨文学阅读的情感、审美和移情等的神经机制，即：大脑如何处理与创建文学文本、大脑如何解释情感和审美体验，并对之理论化，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和情感体验阐释。

“认知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美国著名学者Frederick Luis Aldama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文学观。Aldama信奉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阶级规则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础上。人类必须继续斗争，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所有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不再是根据贪得无厌的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社会(Aldama, 2008：x)。Hogan评价说：Aldama作为唯物主义批评家，批判了主流的后殖民理论，反对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注意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要性，强调认知和动机的涉身性和情境本质。Hogan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认知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原则是阶级等级制度。社会变革需要改变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但这种变革离不开认知和动机的变化(Zunshine, 2015：331)。

Aldama本人的思想在《为什么人文学科重要：一种常识性的研究方法》(2008)一书中有清楚的阐述。他认为，所谓“自我”并不是一张白板上设计出来的观念构造物，而是能够改变现实也能在特定时空环境中被现实所改变的物质性主体。科学已经证明：人类既是他们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存在的产物，又是这种生物-社会-心理-历史存在的塑造者。(Aldama, 2008：x)他不赞成那种纯生物学的庸俗进化论观点，比如，他承认某些热衷于残忍与暴力的人的确有着基因的和心理的因素，但他同时指出：证据显示，那些癖性往往是在助长它们的社会环境中变成行动的(Aldama, 2008： xi)。因此，他说：“本书关注的中心不仅是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社会，没有什么是孤立的，而且在我们作为现代人的长途冒险行程中，我们通过进化使得自己能够改善、修正甚至创造各种新的文化现象，并且有能力去欣赏它们。本书关注的中心还在于：我们身处历史之中；我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造就历史，也被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条件所造就。”(Aldama, 2008：xii)他要采取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去研究自我，研究所有那些在我们改造自然又反过来被自然所改造的过程中被衍生出的东西(Aldama, 2008：xiii)。关于心智进化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在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处理图式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心智与社会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去发现文化现象如何反映心智、世界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心智确定了这个世界同时又为这个世界所确定，种种文化形式也是从这种心智与世界的互动中产生的。进化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各种现象的认知能力，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变化很快，所以，要适应这些变化既需要生物能力也需要快速处理和适应新刺激物的能力。(Aldama, 2008：243-244)

在他(2010)编撰的文集《走向叙事行为的认知理论》中，Aldama明确表示，自己很推崇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和乔姆斯基这样的大师，因为他们能够会通多个学科。这部文集汇集了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进化生物学等学科的前沿性研究，对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如艺术、音乐、文学和电影等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该文集的主要观点是：世界由相互联系的系统组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可以互相渗透。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总览，其中包括了神经科学理论、叙事、叙事移情、生物语言学转向、声音与感知、做梦与叙事理论6个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新方法选编，主要探讨叙事虚构作品如何触发甚至挫伤人们的心智理论能力。

3认知文学批评与研究展望

Lisa Zunshine(2010：5)在《认知文化研究导论》中指出：“如同在其他交叉学科领域中的情形一样，对文学和文化的最令人激动的认知研究来自那些发展了认知科学与更为成熟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界面的学者们。”认知文学研究发展30来年，应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路径，二是有可能将以往的研究向纵深推进。前者可说是“因”，后者可说是“果”。无论是侧重语言和心理的认知诗学，还是侧重文化和神经科学的(狭义)认知文学研究，都有可能使我们原来的研究方法或范式获得一种推进，不妨称之为“认知的升级”。比如，当我们熟悉了生态批评的方法后，还可以将生态批评方法“升级”为“认知生态批评”，从而可以进一步探讨生态在文学和文化中如何与人类认知相互影响。这就有可能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推进我们的研究目标，丰富我们的研究成果。而且，这种“升级”是建立在相对科学、客观、新近的学术发展基础之上的，不是纯粹主观的臆断。

认知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性”使它随时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比如认知语言学、心智哲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认知进化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话语心理学、决策理论、情感科学、神经科学、认知进化人类学等。随着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比较心理学、法学、音乐学、工程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等也已产生了与认知科学结合的交叉学科或研究范式，它们又将改写认知文学研究的版图。“包容性”则使认知文学研究与以往的和现存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方法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它与以往的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继承、发扬和深化的关系。对此，Zunshine(2010：2)有特别的提醒：一种包容当今所有文学研究方法的立场是富有成效的；今天，这一立场成了认知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特征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认知文学研究有待成熟和完善之处。它的边界太模糊，而且不断在扩张。这本身或许不是坏事，但至少让初来者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快速拓垦而少有停留下来细加耕耘，也造成了一些粗疏简陋，缺乏系统性的总结。

不过，我们应该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认知文学研究的这些不足。比如，对它的学科界限问题，实不必过于看重。Zunshine(2010：3)曾说过：不必担心认知文化和文学研究不同领域之间的模糊界线；认知科学家每天都在跨越学科边界，把新的学术领域吸引进他们的轨道。认知文学研究的庞大而多变的领域虽然往往令人望而却步，但仔细分析，这并不是问题：作为个人，无论我们研究哪一个成熟的、边界清晰的领域，我们都无法对它进行穷尽性的研究，而只能择其一块，因此，对于认知文学研究也理应如此，那么我们又何必在意它广袤的边界？至于现有的某些认知研究具体成果，我们觉得它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它或者可以给我们以警醒，或者给我们以启发，或者激发我们继续去完善。学术和科学的进步在这种不断纠错、不断改进中走向完善。

总而言之，认知文学研究是继新历史主义、后殖民批评及文化批评之后在西方崛起的一种最具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文学批评流派，也是今后文学批评的主流趋势。其发展速度迅速，并且易于与其他学科融合与交叉。例如2014年，John Benjamins出版社推出一套丛书：“儿童文学、文化与认知”丛书(Children’sLiterature,CultureandCognition,CLCC)，明显是认知文学研究的语境下的重要成果。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介绍。认知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兴未艾，将为我们未来的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我们不妨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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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肖谊

Pro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Literary Criticism:A Review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II)

XIONGMuqing

Abstract:The procreation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y is mainly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 poetics and cognitive narratology a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its development takes the exploration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as the main body. It is through its pro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that cognitive literary criticism has implemented its cognitive turn. On one hand, cognitive literary study is a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rought a broad prospect for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cognitive literary criticism; procreation; development; cognitive poetics; cognitive narratology

作者简介：熊沐清，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文学、认知诗学、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英美文学界认知诗学研究”(11XWW003)；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英美文学批评理论推介： 认知诗学的理论化与优化问题研究”(sisu2011zd0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1-15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1-0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