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俊

(四川外国语大学 俄语系，重庆　400031)



从文化记忆角度看俄罗斯文学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冯俊

(四川外国语大学 俄语系，重庆400031)

摘要：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是19世纪俄罗斯思想文化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自然成为俄罗斯文学关注的对象。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也正是俄罗斯文学塑造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使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逐渐由文学形象成为俄罗斯民众和社会的文化记忆。在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中，屠格涅夫塑造的巴扎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的拉赫梅托夫等新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地下室人等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为俄罗斯社会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化记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关键词：文化记忆；形象；俄罗斯文学；平民知识分子

德国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指出：“文学作品可以产生新的，但是与记忆文化中象征的意义世界有联系的虚构的现实。在其中可以塑造自我形象，历史想象或是以一种简洁和形象的方式表达价值观和标准以及被忘却的事物，和记忆文化中不可表达的东西。它们也可以询问，解构，或者明显地改造已有的记忆叙述，并且修正历史形象，价值结构或是有关自我和他者的想象。” (冯亚琳等，2012：242)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是19世纪俄罗斯思想文化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自然成为俄罗斯文学关注的对象。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也正是俄罗斯文学塑造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使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逐渐由文学形象成为俄罗斯民众和社会的文化记忆。

平民知识分子是相对于贵族知识分子而言的，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不同成分’和家庭背景。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服役贵族(‘贵族解放’后就是退役贵族)，后者则都是非贵族的‘平民’出身”(金雁，2012：439)。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来自平民阶层，但“对这个词不能从汉语的角度来望文生义。俄国意义上的‘平民(разночинец)’既不是指城市的第三等级，也不是家境贫寒者，而是指纳税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过渡阶层，是在人口统计时还没有加入其他等级的人，从法律上讲也就是处在过渡状态的人” (金雁，2012：438)。

值得指出的是，平民知识分子登上俄罗斯历史舞台，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上与其父辈——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差别极大，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因此，人们在划分平民知识分子时，不仅看重其非贵族的出身，也把一些贵族出身但思想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平民知识分子相同的知识分子代表划分在平民知识分子范畴。

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19世纪60年代登上俄罗斯历史舞台不是偶然的。首先，19世纪俄罗斯处在要求进行社会大变革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的时代。“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 (余英时，1994：123)其次，西方文化不断深入人心，俄罗斯思想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日益尖锐。俄罗斯人从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打开俄罗斯通往西方的大门，到19世纪，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理性和功利主义在俄罗斯社会大受欢迎。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俄罗斯不由自主地向西方靠近。然而，千百年来形成的俄罗斯文化传统又顽强表示自己的存在和独立。俄罗斯越是向西方靠近，就越表现出与西方文化的对立，也越把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凸显出来” (朱达秋、周力，2010：142)。再次，各种思潮斗争激烈。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后，各种思潮在俄罗斯社会争奇斗艳，“既有从专制主义到泛斯拉夫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嬗变，又有从热闹一时到无立锥之地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失势，还有从民主主义到农民社会主义，再到民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激进主义的兴盛，俄罗斯各种社会思潮围绕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主题，不断斗争。这一切充分说明俄罗斯文化传统与西方化的矛盾已经成为19世纪下半叶文化发展的主线” (朱达秋、周力，2010：142-143)。再其次，沙皇政府的暴政，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催生激进主义思潮发展。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视反对派为洪水猛兽，坚决镇压，通过严格书刊检查制度，进行严格的思想文化控制，以致宪兵警察恣意横行，监狱人满为患。沙皇政权的暴力统治迫使力图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选择激进的暴力革命方式，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在所难免。正是在以上种种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在俄罗斯的历史舞台叱咤风云，随之俄罗斯文坛出现了一系列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1形象的发轫——屠格涅夫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屠格涅夫在1841创作的《安德烈·科洛索夫》中的安德烈·科洛索夫可以说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但在俄罗斯文坛上，第一次真正引人注目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则是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的巴扎罗夫。在屠格涅夫笔下，巴扎罗夫具有与贵族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

第一，出身平民，自尊自信。巴扎罗夫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出身，并引以为自豪。巴扎罗夫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退伍军医，巴扎罗夫则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与贵族巴维尔的论战中毫无自卑心理，表现出平民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自信。

第二，痛恨蔑视贵族及其制度、原则和权威。巴扎罗夫对贵族们标榜的自由进步不屑一顾，他公开说：“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这么一堆外国的没用的字眼！对一个俄国人来说它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屠格涅夫，2003：214)

第三，崇尚科学，注重实践。巴扎罗夫反对抽象的夸夸其谈，声称他不是只尚空谈缺乏实际行动的罗亭式人物，而事实上他也一直踏踏实实地潜心于科学研究。

第四，朝气蓬勃，富有战斗精神。巴扎罗夫被人视为“一头猛兽”，在与巴维尔的论战中他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与巴维尔的决斗中，他抱着蔑视和儿戏的态度，轻而易举将巴维尔打垮，甚至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破坏旧事物，所谓的“把地面打扫干净”，顽强的战斗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屠格涅夫塑造的巴扎罗夫在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引起了激烈争论。在激进派看来，巴扎罗夫是“对年轻一代的丑化，目的在于取悦于保守派”(德斯·米尔斯基，2013：255)。而保守派更不满巴扎罗夫在贵族自由主义面前处处占上风。尽管如此，从文化记忆的角度，也就是构建新的文化记忆形象的价值结构或是有关自我和他者形象方面来说，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展示了平民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特征。

(1)强烈反传统，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屠格涅夫在《前夜》中使用的词汇。屠格涅夫对虚无主义者的说明是“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 (屠格涅夫，2003：187)。按照20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虚无主义是极富俄罗斯特色的现象……俄罗斯虚无主义的典型是屠格涅夫用巴扎罗夫形象表现出来的”(Бердяев Н.А.，1997：280)。

巴扎罗夫大胆提出否定一切。不仅俄罗斯传统文明和现存制度在他眼中都一文不值，甚至诗歌艺术也在他否定之列。他认为，“普希金的诗……那是没有一点实际的用处的” (屠格涅夫，2003：210)，“一个好的化学家比20个诗人还有用” (屠格涅夫，2003：190)。难怪巴扎罗夫的同学阿尔卡狄称他是虚无主义者。这种强烈反传统、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正是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先锋青年革命精神和激进性的典型表现，成为人们辨识平民知识分子的独特标签。

(2)与实用主义原则结合的理性主义。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虚无主义者对优秀文化持怀疑态度，但却崇拜科学，即自然科学，期待自然科学解决一切问题” (Бердяев Н.А.，2002：129)。实际上，作为先锋青年，巴扎罗夫是唯物主义者，不仅否定一切人文价值，更有着对自然科学的执着的偏爱，当然他对科学的偏爱有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看重实用科学。从巴扎罗夫的性格特征中，人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平民知识分子希望用自然科学和理性来认识和改造俄罗斯民族和社会的美好愿望和真诚实践。在平民知识分子看来，俄罗斯之所以落后，不仅在于没有自由民主的制度，也在于缺乏科学和理性，因而希望用科学和理性来改造俄罗斯。越是对科学和理性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价值充满信心，就越是以坚定的信念去实践科学和理性。

2形象的典型——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

别尔嘉耶夫认为：“尼·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60年代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而且还是下一代人的思想领袖。” (Бердяев Н.А.，1997：285)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了乌托邦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小说“成为俄罗斯虚无主义的基本教义，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必备书目” (Бердяев Н.А.，1997：286)。

《怎么办？》集中塑造了拉赫梅托夫、韦拉、洛普霍夫、吉尔沙诺夫等众多的新人形象。小说的副标题就是新人的故事。与俄罗斯文学史上那些夸夸其谈、优柔寡断、一事无成的多余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具有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精神风貌。

第一，出身卑微，命运坎坷，饱经磨难。在《怎么办？》中，除拉赫梅托夫外，其他的新人都出身于俄罗斯社会下层，从少年时代起就不得不独立谋生，饱经磨难。

第二，朝气蓬勃，勇敢坚强，才干出众，对压迫深恶痛绝，敢于与命运抗争。正是艰苦的生活磨砺了新人们，使他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冷静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韦拉的经历就很能够说明问题。她向往独立自主的生活，通过顽强抗争，冲破家庭的牢笼，与洛普霍夫结合。结婚后不甘心成为丈夫的附庸，积极创办缝纫工场，引导许多妇女走向新生活，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出色的组织才干。

第三，热情诚恳，乐于助人，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韦拉曾在恶劣、污浊的生活环境中挣扎，是洛普霍夫帮助她跳出火坑，使她得以在新天地中自由呼吸。克留科娃是被蹂躏的、患重病的妓女，但吉尔沙诺夫不嫌弃她，而是怀着一片爱心启发她，教育她，把她从不幸遭遇中拯救出来，使她恢复了人的尊严，走向新生。”(任子峰，2010：214)

第四，有理想有抱负，又脚踏实地甘愿牺牲，愿意为祖国和人民利益而奋斗。新人们的理想旨在改造社会，要把俄罗斯大地变成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洛普霍夫就说：“我完全赞同穷人的愿望——但愿不再有穷人，这个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的，因为我们迟早总会安排好生活，使世界上不再有穷人。”(车尔尼雪夫斯基，1990：80)为了实现理想，新人们积极开展革命实践活动，积极宣传革命，把韦拉的缝纫工场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场所，组织革命小组，团结一大批大学生、学者、作家和军官，而杰出的新人代表拉赫梅托夫忠诚革命，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情感，放弃个人幸福，全心全意投入人民解放事业的思想和行为轨迹，更是震撼人心，成为革命者的典型代表。难怪普列汉诺夫会说，“在每个杰出的俄罗斯革命家身上都有拉赫梅托夫性格” (Плеханова Г.В.，1927：121)。

《怎么办？》作为社会哲理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主人公之口和旁白以及作者的插话，表达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对妇女解放、伦理道德、哲学科学和社会政治的见解和观点，政治性是《怎么办？》的一大艺术特点，因此其艺术性受到很多人的置疑。尽管如此，从文化记忆角度看，在巴扎罗夫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的新人形象为俄罗斯社会对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化记忆，续上了浓墨重彩的夺目篇章。

第一，充满社会革命的热情。在《怎么办？》中，不论是杰出的新人代表拉赫梅托夫，还是普通新人韦拉、洛普霍夫、吉尔沙诺夫都以改造俄罗斯社会为己任，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希望在俄罗斯大地上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他们开办工场，组织革命小组，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反沙皇政府的秘密活动，从新人们的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轨迹中，人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洋溢着的社会革命的热情，这一点也成为人们辨识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标志。

第二，奉行合理利己主义道德观。在《怎么办？》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倡导合理利己主义道德观，其要点在于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和谐统一，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新道德观本质上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极端利己主义格格不入。在新人们看来，人都有个人利益，但对一己私利孜孜以求是极端庸俗的，是狭隘的利己主义。只有把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密切结合起来的利益诉求才是合理的。一个人只有为他人的幸福着想，而努力争取，自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洛普霍夫就说过：“假定有谁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对自己又没有什么不愉快，那么照我看，他一定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给别人带来快乐，因为他自己也将从中得到快乐。” (车尔尼雪夫斯基，1990：283)洛普霍夫不仅这样说，也遵循合理利己主义原则来处理爱情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他发现妻子韦拉爱上了与她志趣相投的吉尔沙诺夫后，尽管他深爱着妻子，却为了成全他所爱的人的幸福，以假自杀的方式退出；对自己的行为他给出的解释是“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行为也有高尚的一面，但这行为的原动力却是我自己天性中的利己欲” (车尔尼雪夫斯基，1990：363)。正是奉行与极端利己主义格格不入的新道德观，使得新人们的形象在私欲横流的社会中鹤立鸡群，更加光彩夺目，成为人们追捧的楷模。

第三，崇尚禁欲主义的生活观。这在杰出的新人代表拉赫梅托夫身上有着具体的诠释。拉赫梅托夫出身于门阀世家，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接受革命理论后，毅然决然散尽家财。他几乎摈弃了浮华的物欲，生活极其简朴，他弃绝享乐，除了读书锻炼，全部时间都花在工作和劳动上，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甚至睡在扎有几百枚铁钉的毡毯上。他发誓不喝一滴酒，不接触女人，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他向深爱他的女人说道：“我应该抑制我心中的爱情，对您的爱会捆住我的双手……我不应该恋爱。” (车尔尼雪夫斯基，1990：323)所谓无欲则刚，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摈弃浮华的物欲的人方显英雄本色，更加难能可贵。在宗教传统深厚的俄罗斯社会，清心寡欲再加上道德崇尚，这样，圣徒般的人物让人顶礼膜拜也就不难理解了。

值得一提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问世后，引起俄罗斯文坛的轰动，尽管沙皇政府视其为洪水猛兽，严加查禁围剿，但《怎么办？》仍以手抄本形式不胫而走，秘密流传。意志坚定、性格顽强、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美好理想，献身于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新人形象激动人心，在俄罗斯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曾说：“谁没有读过和反复读过这部著名的作品呢？谁没有被它的主要人物的纯洁道德所激动呢？谁在读了这部小说之后不去深刻思考自己的生活，并严格地检查自己的个人志向和爱好呢？我们所有的人都从这本书中吸取了道德的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念。你能给我们指出哪怕一部就其对国家道德和精神的发展的影响可以和小说《怎么办？》相比的最优秀的、真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吗？”(Плеханов Г.В.，1927：114)

3形象的解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怎么办？》做出了典范，人们纷纷效仿，俄罗斯文坛出现了一系列描写新人的小说，如伊·奥姆列夫斯基的《稳步前进》、瓦·斯列普佐夫的《艰难时代》、尼·巴拉的《斯捷潘·鲁列夫》等形形色色的新人小说，一时间热闹非凡。与此同时，新人形象激进的革命性也引起立场不同的人们的反感，在俄罗斯出现了与新人小说相对抗的反虚无主义小说，其中皮谢姆斯基的《浑浊的海》、克留什尼科夫的《海市蜃楼》、列斯科夫的《走投无路》颇有代表性。这类小说的情节模式基本上都是：“主人公因受到‘邪恶力量’的诱惑而误入革命运动的‘歧途’，于是围绕主人公的‘善’与‘恶’、拯救者和诱惑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斗争的结局是主人公或者得救或者死亡。” (任子峰，2010：191)他们可以说是与新人大相径庭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另类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而在另类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地下室人、拉斯科尼科夫、彼得·韦尔霍夫斯基等最有代表性。

地下室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40岁左右的退职小官吏，几乎与世隔绝地在彼得堡的地下室待了20来年，由一个向往美和崇高的幻想家变成了内心充满痛苦、人格分裂的地下室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地下室人至少有几方面的性格特征：一是极其自尊又非常自卑。他阅读甚广，智慧不凡，对自己的思辨能力信心十足。可长期的地下室生活又让他很感自卑，自命不凡又自卑不已，使地下室人常常陷入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结束时称地下室人为“自相矛盾的人”。二是过度的思考。地下室人思想发达，洞明世态，聪明过人，常常能见人所不见，尤其偏爱分析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想得太多，又无能力行动，痛苦和怨愤只会在心中不断淤积，变成一种病态。地下室人毫不掩饰地说，过度的思考是一种病，实实在在是种病。三是自虐和虐待他人倾向并存。地下室人常遭人歧视和侮辱，决定报复而有心无胆，只好把满腔的屈辱和愤怒发泄在比他更卑贱更软弱的人身上，最后离群索居，退缩在与世隔绝的地下室里，诅咒人生，自我折磨，在痛苦的自虐中感受报复的快感聊以自慰。四是反对以西方模式构建俄罗斯社会。地下室人不仅对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自由主义的改良嗤之以鼻，对新人的合理利己主义和乌托邦理想更是深恶痛绝大肆批判。

拉斯科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拉斯科尼科夫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聪明敏感、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在贫困生活的消磨下，变得忧郁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检验自己能否成为一个主宰世界的强者——“不平凡的人”，是否有权利跨过尸体和血泊、逾越一切障碍为所欲为，拉斯科尼科夫进行了杀人实验，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其妹妹。然而，双手沾满鲜血后，拉斯科尼科夫灵魂战栗，精神崩溃，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在孤独和恐惧中饱受良心的煎熬与灵魂的拷问。他难以消除的负罪感使他六神无主，坐立不安，恶魔缠身，歇斯底里，濒于疯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精神的苦刑才是比外在的法律的肉体的惩罚更为重要的内在惩罚。

彼得·韦尔霍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原型是俄罗斯历史上名噪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策划制造了1871年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案件，这一真实案件成为《群魔》的创作素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彼得·韦尔霍夫斯基是个丧尽天良的阴谋家和阴险残暴的恶魔，是一个恬不知耻的政治骗子，对父亲充满幻想的宏论不屑一顾，打着革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公然自称“我是个骗子，而不是社会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517)。不仅如此，彼得·韦尔霍夫斯基更是一个嗜血的恐怖主义狂徒。他组织以他为首的五人小组，渴望流血，煽风点火，制造暴乱，宣称“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动荡将席卷全国……俄罗斯将变成一片昏暗，大地将会哭泣，怀念古代的神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519)。彼得·韦尔霍夫斯基还是一个凶残的恶魔，他与同伙恣意妄为，为满足个人私欲就残忍地杀害宣布退出秘密组织的沙托夫，致使沙托夫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也悲惨死去。

值得指出的是，《群魔》通过彼得·韦尔霍夫斯基及其同伙的形象塑造，否定虚无主义的革命，将批判矛头直指俄罗斯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也有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丑化革命者，抓错了魔鬼。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群魔》表达的“错误理论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变成魔鬼”这一对俄罗斯对人类未来的深沉忧思，还是极其深刻的。

值得强调的是，从地下室人到拉斯科尼科夫，再到彼得·韦尔霍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激进思潮——虚无主义的批判中，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另类形象。尽管出身可能不是平民，这实际上是对平民知识分子先进形象——新人的解构。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这种解构在当时符合官方所持的否定“新人”甚至将“新人”视为洪水猛兽的价值判断，因而受到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立场的人们的指责。可是，毋庸讳言，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已有的记忆叙述加以解构，明显的修正，改造，才使得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俄罗斯社会中更加丰满、完整，更加深入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俄罗斯社会激进主义思潮的狂飙突进，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形象日益高大，进而发展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其最典型的代表是从高尔基在《母亲》中塑造的巴维尔的形象开始的。到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苏联时期，官方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崇敬有加，对新人形象倍加赞扬，甚至在此基础上推出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显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形象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同特征，只是信仰有差别，一个是建立在合理利己主义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个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随着苏联的轰然垮台后，人们对俄罗斯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反思，对革命新人形象的主流评价又从一极跳向另一极，从肯定走向否定。然而，不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塑造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都永存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

参考文献：

Бердяев Н.А. 1997.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Исток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M]. М.: ЗАОСварог и К.

Бердяев Н.А. 2000.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M]. М.: Аст.ФОЛИО.

Плеханов Г.В. 1927. Сочинения Т.5 [M]. ИЗДАНИЕ 2-Е. М.: Го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车尔尼雪夫斯基. 1990. 怎么办？[M]. 蒋路，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德斯·米尔斯基. 2013. 俄国文学史(上卷)[M]. 刘文飞，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 2012.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金雁. 2012.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任子峰. 2010. 俄国小说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屠格涅夫. 2003. 前夜、父与子[M].巴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 群魔[M]. 臧仲伦，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余英时. 1994. 钱穆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朱达秋，周力. 2010. 俄罗斯文化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校：冯革

Image of Civilian Intellectuals in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FENGJun

Abstract:Russian civilian intellectuals possess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ssia. Moreover, they are the essential key link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of Russia in 19thCentury, which become the focus of Russian literature naturally.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 vivid images of civilian intellectuals constructed by Russian literature make them more and more popular, becoming Russian people and society’s cultural memory gradually. The Bazarov constructed by Turgenev, the Rahmetov by Chernyshevsky, the images i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by Dostoevsky are the most typical respresentative literary images among Russian civilian intellectuals, enriching Russian society’s culture memory of civilian intellectuals.

Key words:cultural memory; image; Russian literature; civilian intellectuals

作者简介：冯俊，男，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05-30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1-004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