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楠



辽代宫廷医事活动研究

李浩楠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辽朝宫廷与中原王朝的宫廷不同，是一个以皇帝牙帐为中心按季节规律迁徙移动的游牧聚落，设置有相当数量的南北面医官。其宫廷医事活动主要有四：对辽代帝后进行治疗、对辽代贵族和官僚等进行治疗、药物管理、医书撰述等。其特点有二：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文献中对辽朝宫廷医官、医生的描写，存在一定的神化现象。

辽代医学；宫廷医官；辽代医药；医事活动

辽代医学一向是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料的缺乏。学术前贤对辽代医学的研究①，皆将辽代医学作为一个整体，并未专门对辽代的宫廷医学及医事活动予以探讨，故笔者不揣浅陋，拟结合文献及中医药学知识对辽代的宫廷医事活动及特点进行研讨，并求教于方家。

一、辽朝“宫廷”的定义及宫廷医官设置

众所周知，辽朝在中国古代史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统治地区横跨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但统治者并非如农耕民族建立的朝代统治者一般，常年居住在京城的宫殿或园囿之中。辽朝虽然陆续建立了五京，但五京从来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肖爱民先生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是“行朝”，“‘行朝’是一个以皇帝牙帐为中心的包括后妃等后宫寝帐、北南面朝官衙署、太庙和卫士等在内的游牧聚落，设小禁围和大禁围，有万余名契丹兵负责保卫皇帝的安全，是驻扎在捺钵中‘行宫部落’的核心”[1]154。农耕民族建立的朝代在京城中建有宫殿、园林等固定建筑和城墙等防御性建筑，而辽朝的“行朝”则是“由帐篷和车辆组成的，按照季节的变化，在草原上有规律迁徙移动的游牧聚落”[1]154。故，辽朝“宫廷”的定义应为：以皇帝牙帐为中心的在草原上按季节规律迁徙移动的游牧聚落。以移动性为主要特征，且宫廷的范围也比中原王朝的宫廷要大。

辽朝，“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2]685。宫廷医官、药官亦分南、北。北面官：“近侍局即掌著帐户。”[3]54著帐户，“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潄、尚饍、尚衣、裁造等役”皆充之[2]371。《辽史·百官志三》，“内侍省”下，有“汤药局”，长官为“都提点、勾当汤药”[2]784。此条史源系出自《辽史》卷一○九《王继恩传》和《赵安仁传》，林鹄先生认为，“继恩、安仁俱为汉俘，当即著帐户，此目诸职疑俱系宫官”[3]230。即北面宫官；南面官，辽末，耶律淳立北辽，有“提举翰林医官”李奭[2]344。《三朝北盟会编》卷八载李奭回宋朝童贯书，其结衔中有“知随驾翰林医官院使”[4]。翰林院属南面官，可知其设有“翰林医官”，且“随驾”。《辽史·百官志二》，“北面坊场局冶牧厩等官”下，局官有“太医局”等四局[2]731。陈述先生疑太医局都林牙即南面之翰林医官，林鹄先生认为，“按此四局，当系内侍机构，出此未安”[3]98。

二、辽代宫廷的医事活动

考诸史籍，辽代宫廷的医事活动主要有如下四类。

1) 对辽代帝后进行治疗。这是辽代宫廷医事活动的核心，也是辽代南北面医官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但是由于记载的缺乏，史籍中留下此类活动并不是很多。辽太祖时，“帝患心痛”，迭里特对其诊治，认为“必针而后愈”，最后“呕出瘀血，痛止”[2]1499。邓延政长于医，“兴庙(辽兴宗)时，皇太后齿疾，工治不验，因召入，遽以术止之”[5]488。按《辽史·本纪》及史泠歌先生所作《中国皇帝寿命、病症、死因统计表》辽代部分的统计[6]245-246，辽朝9帝，以虚岁计，平均寿命为48.22岁。而“宋代皇帝们平均寿命48岁”[6]64。按张国庆先生对辽代墓志所作抽样统计，辽代契丹族“墓志人”平均年寿为54.8岁，汉族则为57.1岁[7]。我们可知，作为医药学相对落后的辽代，皇帝平均寿命能与宋朝皇帝大致持平，其原因固然不少，但是宫廷南北面医官对其进行的治疗、保养，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帝王身份及生活的特殊性(征伐、政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压力大等)，辽帝尽管坐拥一流医生及医疗资源，但其平均寿命却并非最佳，反不如一般官僚士大夫及贵族等。而这些问题，绝非这些技术性的医官所能加以解决的。

2) 对辽代贵族、官僚进行治疗。首先，是对宫廷内部及其周边人物的治疗。辽朝宫廷，本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游牧聚落，除皇帝、后妃、百官、卫士外，尚有“辽内四部族”，即遥辇九帐、横帐三父房族、国舅拔里乙室己族、国舅别部等，“跟随皇帝四时迁徙，接近最高权力核心，成为驻扎在捺钵中的特权族帐”[1]81。陈国公主，开泰七年(1018年)患疾，“诏太医以选灵方，服良药而绝神效”，后“薨于行宫北之私第”[5]154。秦国太妃耶律氏，钦哀皇后之母，重熙十四年(1045年)，疾病发作，“王人国医，骆驿道路”，后“薨于潢河北好水泊之行帐”“皇上惨怛，素服临丧”[8]91。耶律骨欲迷已，患病后，仍然“促赴行在，于韶阳军东北郊以驻泊之。仍降御医数人治之”，于咸雍五年(1069年)“薨谢于行帐”[8]126。以上诸人去世地点有“行宫”“行帐”等语，耶律骨欲迷已所逝世的韶阳军，即长春州之军号[2]445，为辽帝春捺钵驻地，无疑说明这些贵族跟随辽帝四时移动，并在患病后得到了宫廷医官的治疗。

其次，对宫廷行朝之外的贵族、官僚进行治疗。辽帝尽管过着迁徙移动的游牧生活，但辽朝领土广阔、民族众多，需要大批官僚予以镇守，同时辽朝贵族有自己的“头下军州”，不时会居住在城市。故辽代宫廷医官不时会长途跋涉，从行朝奔赴辽朝各地，对相关人物进行治疗。从文献记载来看，有称“太医”及“翰林医”者，太平三年(1023年)，冯从顺任上京户部使，患病后，“赐翰林名医，尽针饵之术”，但终“薨于上京之公署”[5]170。耶律遂忠，重熙六年(1037年)患疾，“爰命太医验神方出针饵攻治”，后“薨于上京之私第”[8]74。二人均逝世于上京，但均得到“太医”“翰林医”的治疗，说明医生从行朝抵达上京，进行治疗。有文献更生动地描写了这一现象，乾统元年(1101年)，萧莹发病，“速遣使与翰林医院，驰驿而至，直赴辽阳”，但未至而卒[8]241。从移动的游牧聚落奔赴各地进行治疗，其长途跋涉之苦可想而知。

3) 管理药物，制作汤药。对病人的治疗固然需要医生为之诊断开方，但是药物的制作、熬煮亦不可忽视。从辽代宫廷药官设置来看，著帐户主管“汤药”等役[2]371。据《刘日泳墓志》，其子刘仲举，“娶故尚药奉御李公之长女”[5]245。“尚药奉御”无疑是宫廷管理药物的职官。会同九年(946年)，辽灭后晋，辽太宗遣使问后晋李太后，“吾有梳头妮子，窃一药囊以奔于晋，今皆在否？”[9]说明辽宫廷内部分药物是储存在“药囊”内，“药囊”相对“药箱”更为轻便，便于游牧生活。辽朝与周边政权的往来，有时涉及药物。会同四年(941年)二月，“晋遣使进香药”[2]49。应历三年(953年)九月，“汉遣使贡药”[2]72。这些药物，名义上是进献辽帝的，故无疑会为宫廷优先使用。会同四年，因皇族中有人利用毒药杀人，辽太宗命“族造药者”[2]937，说明随从辽帝的游牧聚落里有专业制作药物之人，且达到能制作“毒药”的程度。《老学庵笔记》卷七载，宋哲宗时赵挺之使辽，因得到辽方防冻药的治疗，辽朝主客者言：“此药市中亦有之。”[10]91此“市”无疑指行朝市场——随着辽帝四时移动的市场，说明辽朝行朝市场中有专门从事销售药物的商人，亦可推测宫廷中部分药物可能是从行朝市场中采购。

宫廷药官能熬煮汤药，由于史籍记载的缺乏，我们很难得知这些汤药的详细组成，但仍可窥之一二，宋人王易《燕北录》载辽朝皇后生产，如生子，则“服调酥杏油半盏”，如生女，则“服黑豆汤调盐三分”②。“黑豆汤”无疑为汤剂。赵挺之使辽，辽道宗见其耳有冻堕之虞，命小胡“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药，色正黄，涂(赵)挺之两耳周匝而去，其热如火”[10]91，从文献记载来看，此药为外服药，剂型以散剂、膏剂、丹剂或搽剂的可能性为大。

辽代汤药不仅用于治疗，亦用于外交交聘或赏赐。宋朝使者至辽，多种场合要被赏赐汤药，如“宋使告哀仪”中，有谢辽帝“远接、抚问、汤药”等[2]843，此“汤药”无疑为在辽帝接待宋使处制作。统和元年(983年)正月，“遣使赐于越休哥及奚王筹宁、统军使颇德等汤药”[2]108。这是汤药用于赏赐之例，至于在何地制作、熬煮则不得而知。

4) 医书撰述。辽代宫廷医官除从事治疗活动之外，亦从事医书的撰述和医学知识普及活动。吐谷浑人直鲁古，“太宗时，以太医给侍。尝撰《脉诀》《针灸书》，行于世”[2]1475-1476。辽兴宗重熙时，耶律庶成，“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2]1349。从事医学著作翻译、普及工作。遗憾的是，这些医书均未流传至今。从内容上看，涉及针灸学、方剂学、诊断学等，更多属于医疗经验和方法的总结及对其他民族医学著作的“拿来主义”，缺乏医学理论的探讨。

三、辽代宫廷医事活动的特点

首先，是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学术前贤对于辽代宫廷医事活动的探讨，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共识之一即是辽代医人治病的方式主要是中医、中药、针灸等。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见于《辽史》及辽代石刻记载的宫廷医生有：韩匡嗣、韩德崇、耶律庶成、萧敌鲁、直鲁古、耶律敌鲁、迭里特、邓延政等八人。迭里特，辽太祖时任迭剌部夷离菫，“会帝患心痛”，对其进行治疗[2]1499。直鲁古，“吐谷浑人”，少为淳钦皇后收养，“太宗时，以太医给侍”[2]1475。韩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2]1234，韩德崇，亦“善医”[2]1292，二人均出自玉田韩氏，而此家族随侍辽帝左右，文化取向上契丹化已为学界共识，此不赘述。故二人不可视为纯粹意义上的汉人。萧敌鲁，统和年间，“世预太医选”[2]1436。耶律敌鲁“精于医”，统和时，“初，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痾，易数医不能治”[2]1477，除出战外，枢密院作为辽朝最高行政机关，其长官皆随辽帝在草原上一同迁徙。故耶律敌鲁对耶律斜轸之妻的治疗，必在宫廷之内。耶律庶成翻译医书，若无一定的医学知识，必不能从事此工作。另，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宋知雄州贺令图等上言，辽朝“国事皆萧氏与韩(德让)参决，又近幸医工迪黑姑”[11]。“迪黑姑”，音与“敌鲁”相近，时间在统和初年，或指萧敌鲁或耶律敌鲁，又契丹只有耶律、萧二姓，重名者众，为另一医家亦未可知。8人中，耶律庶成、萧敌鲁、耶律敌鲁、迭里特为契丹人，直鲁古为吐谷浑人，然从小生长于契丹，随侍辽帝，相当程度上已经契丹化，韩匡嗣、韩德崇为契丹化的汉人，只有邓延政为中京地区汉人。《辽史》所列辽代宫廷医官、医生，皆为契丹人或契丹化的其他民族之人，固然与《辽史》所记以契丹人为多有关，但结合《辽史》及石刻文献，汉人医官、医生在辽代宫廷的“存在感”也未免太弱，与辽朝整体汉化的趋势不相匹配，这说明了什么现象呢？

窃以为，这种事实反映：因辽朝宫廷本质上是一不断迁徙的游牧聚落，辽朝皇帝及随其迁徙的庞大群体，从来没有脱离游牧生产、生活，很少居住于汉式的宫廷、园囿之中，与唐代中期迁徙到潢水流域的祖先相比，其生活方式并未发生太多变化。而契丹医生及长期陪侍辽帝左右的契丹化汉人、吐谷浑医生，他们或生于斯、长于斯，或长期跟随辽朝宫廷迁徙移动，熟悉了草原生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契丹皇帝及契丹人的体质、生活习惯、疾病谱及契丹地区天气气候等，相对汉人、汉地医生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相比之下，十六国、北朝、金朝、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王朝的皇帝、皇室，由于转向定居生活及活动区域转向南方低纬度地区，导致这些朝代的皇帝最首当其冲、不可抗拒的变化就是身体上对汉地区气候、环境及生活习惯的适应、改变，由于这种改变，无疑使得这些朝代的宫廷医官中，建立在汉地环境、生产生活及文化基础上的中医(汉医)医生对其更加得心应手③。

当代的医疗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上现象，在王一方先生和江晓原先生的对话中，江先生列举一本琳恩·贝厄的著作——《医学与文化：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的不同医疗方法》，并指出其中一些有趣的比较，如四个国家，“医生开处方的药量会有10至20倍的差别；美国的人均外科手术率是英国的2倍，乳房切除术的比例是英国的3倍，冠状动脉手术是英国的6倍”等等[12]4。琳恩·贝厄认为，“医疗中的这种巨大差异，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造成的”[12]4-5。现代医学尚且如此，古代基于不同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不同民族医学及其治疗活动无疑差异更大，故我们不能凭借“瘀血”“汤药”“针灸”等少数词汇，就认为契丹医家使用的是中医理论及其治疗手段。我们认为，他们使用的是基于草原环境及其产生的疾病，通过长期的实践经验而摸索出的一系列诊断、治疗、针刺、药物等方法，并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医学知识，只是未能如中医一般，诞生本民族的、系统化的具有一定理论特色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

其次，文献对辽朝宫廷医官、医生的描写，存在一定的神化现象。迭里特，“尤神于医，视人疾，若隔纱睹物，莫不悉见”[2]1499。耶律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原。虽不诊候，有十全功”[2]1477。萧敌鲁，“明医。人有疾，观其形色即知病所在”[2]1436。韩德崇，“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2]1292。以上记载的共同之处是：这些医生以望诊为唯一诊断手段，而且其诊断达到百发百中的程度。这种现象固然与“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有关[2]1349，但显然是违背常识的。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医生与患者的交流首先是言语上的交流，故问诊在诊断方法中占有重要地位，病历上的主诉，“指病人最主要、最明显的症状(或体征)及持续时间”[13]568，无疑通过问诊获得，同时，“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治经过、药物疗效、既往病史及其他有关内容，只有通过问诊才能得到”[13]58。当然，在指出辽代文献存在对宫廷医官、医生存在神化描写的同时，我们还要做“同情之理解”，正如王一方先生所言，在经验医学时代，“无论是望闻问切，还是视触叩听，都需要悉心揣摩，由‘臆’达‘悟’，随机的、现象的、比附的、主观的、非标准化的诊疗使医学中‘艺术’的积累与发凡有了海阔天空，当时的医学专著与病案记录也几近文艺作品”[13]28。如同中原文献对扁鹊等医生的神化一样，辽代文献对医生的神化也可同样视之。

中国的传统医学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中医学、民族医学和民间医学。以上三个部分均是辽代宫廷医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民族医学而言，契丹族人民在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治病、预防疾病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不同程度上为本民族的繁衍、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辽朝建国后，相当数量的优秀的契丹族医生在移动的宫廷中，为辽朝帝后、官僚、贵族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临床经验丰富，又首开与其他民族医学交流之先河，为契丹本民族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在本民族医学理论化建设的成果则相对较弱。就中医学而言，辽朝宫廷内有一定数量的南面医官，亦召入部分汉人医生入宫为帝后进行治疗，他们必然使用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并以中医理论作为治疗的依据。但是由于对草原环境、游牧生活的陌生和文化上的隔阂，他们治病的疗效可能较契丹族医生为弱。就民间医学而言，辽朝宫廷亦吸收了一些民间的医疗经验。辽朝宫廷医事活动及其发展，是中国古代宫廷医学及医事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组成部分。

注 释：

① 学术界对于辽代医学的研究，主要有：陈述：《十一十二世纪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民族医学——有关辽代医药的二三事》，《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黄震云：《辽代医学》，《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李红侠：《辽代医学概述》，《辽宁高职学报》2000年第4期；顾亚丽、刘怀军：《辽代医药学发展浅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于新春、孙昊：《论辽代医药及疾病治疗》，《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

②见陶宗仪《说郛》卷38，中国书店，1986年版。

③因为迁徙而到新的地方定居，与文化适应相比，身体上的适应是一个相对较快的过程，据学者对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尽管他们到达深圳从事本民族文化、民俗的表演，但对当地的气候适应还是较快的，其中一个采访对象甘肃藏族贡保加的谈话极具代表性，他评价自己在深圳，“回到甘肃老家时感到身体顶不住那边的寒冷。适应这边的湿热天气之后，贡保加回到家乡相反不太适应家乡的干燥气候了，嘴唇发干开裂，皮肤粗糙起皮。见马建钊、陈晓毅：《城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员工为例》，见周大鸣、马建钊主编：《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1] 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8.

[5]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6] 史泠歌.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

[7] 张国庆.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J].北方文物,2008(4):66-75.

[8]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9] 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6.

[10] 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 郭声波.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14.

[12] 王一方.医学人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戴万亨.诊断学基础[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Medical Activities in Royal Court of Liao Dynasty

LI Haon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China)

The royal court of Liao Dynasty is a nomadic settlement that moves with the transfer of the emperor’s tent and the seasonal regular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It assign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Khitan and Han medical officials. The main activities of it include the treatment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and the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drugs management and composing medical books. And it has two obvious characteris- tics: The royal court of Liao Dynasty possesses a certain national featur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urt medical officials and doctors in the documents is embodied with some deification.

medical science in Liao Dynasty; royal court medical officials; healing drugs in Liao Dynasty; medical activities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6.022

K246

A

1673-2065(2016)06-0124-05

2016-06-07

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红山文化暨契丹辽文化研究基地项目(2014J173)

李浩楠(1983-)，男，内蒙古赤峰人，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