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耕森



史伯论“和合”“和生”“和同”

钱耕森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史伯既用了“和合”，又用了“和生”，还用了“和同”。对三者的异同，简要分析出：“和合”只具有方法的意思。“和”是生成万物的本原，万物是由“和”而生的。“和生”是哲学上本体论与生成论的范畴。“和同”，补充了史伯对“同”的看法，体现了他对“同”的视阈具有全面性。

史伯；和合；和生；和同

史伯既用了“和合”，又用了“和生”，还用了“和同”(《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这三个“和”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异同？简述如下。

一、“和合”

史伯在说到那些对天地有大功大德的人的后代，没有不得到表彰的问题，举出虞、夏、商、周四个朝代都有被表彰的人时，列举出虞幕、夏禹、商契、周弃等为代表。其中的商契，史伯是这样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契：人名，商的始祖，舜的司徒。司徒：官名，专管教化。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句话里，出现了“和合”。这是说，契善于综合运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来教化百姓，使他们能长期和谐相处。教化内容多达五种，契并非只选用了其中的某几种，或者是分先后采用了它们，而是把五种都用上，其方法就是“和合”，就是采用了综合运用的方法，把这五种美德，一个也不落下，同时都运用上了。

舜命令契用“五教”教化百姓的事，早就记录在《尚书·尧典》里，即当舜接尧位分配群臣工作任务的时候，他下令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意思是说：契啊！现在人民很不友好，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长幼之间，朋友之间，不能恭顺，你担任司徒这种官职，要对他们进行五种美德的教化，推行这五种美德的教化时，一定要本着宽厚的原则。

《尚书·尧典》更早地记载了舜作为尧的臣子，尧命令他用“五教”教化百姓的事。“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意思是说，舜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教化百姓，百姓都能听从而不违背。

可见，尽管尧与舜治国理政时都采用了“五教”“五典”、五种美德对百姓进行教化，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也是“和合”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写明采用了这个方法。只是到了史伯才开始写出采用了“和合”这个方法。

二、“和生”

所谓“和生”，并非是史伯的原话，而是史伯的原意，是我对史伯原意的概括。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实：副词，确实、的确的意思。这是说，“和”的确是能产生万物。我把他这句名言简括为“和生”。周幽王进行统治用人时，一方面完全排斥能够帮助他治国理政的忠臣和君子，另一方面专门勾结和他沆瀣一气的奸臣和小人。这就犯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史伯据此断言西周快要亡了。果然，周幽王很快就被打倒了、被杀了！完全证实了史伯的预见。史伯是一位很明智的政治家。

史伯还把他的政治思想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说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名言。这是史伯的论题。史伯用这句话回答了形而上学关于万物的本体论和生成论的重大问题。

那么，“和”是如何生成万物的？

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意思是说，用相同的东西相加，是不可能继续产生出新东西的，这东西够用了，就不再需要了，所以相同的东西是难以为继的。他举例证明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老是听一种声音就很单调，老是看一种颜色也是很单调的，老是吃一种味道是很乏味的，只有一种东西是没法比较的。但是，以不同的东西相加，并且让他们在互动中达到“平衡”的时候，即“和谐”的时候，新事物就会油然而生。不断地这样，则新事物可以持续出现，也就可以产生出万物。这是史伯的论据，也是史伯对“和”所下的定义。

在史伯以前尚无人给“和”下过定义，所以史伯对“和”所下的这个定义，实是“和”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定义。

史伯论据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它主要有两点：1) 具有多元的他，因为要生万物，所以构成万物的元素的他，多多亦善，上不封顶，但下限不能少于两个他，如果少了两个他，就剩下一个他，只有一个他就又回到了同，而同一、单一是产生不了新事物的。2) 两个他、多元的他互动时不能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应该在努力达到“平衡”“和谐”时，才能产生出新事物。他举出历史上的例证：“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先王认为万物是由土与金、木、水、火的五个元素组成，即五个他相互平衡、和谐而产生出来的。接着他还举出了很多例证。限于篇幅，从略。我们仅补充一例，人类的繁衍，靠的就是男女两性、两个他，孤男寡女、一个他是生不出新生婴儿的。单阴独阳是产生不了万物的，只有阴阳相结合，才可演化出万物。史伯的论据和实例，极其有力地证明了“和实生物”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有效性和普适性。

“和”所产生的事物、万事万物都应该或是真的或是善的或是美的。有真、善、美的事物，就有假、恶、丑的事物。而假、恶、丑的事物，是非“和”所产生的。老子的“道生万物”意味着天、地、人是道产生的，蝼蚁、稊稗、屎溺也是道生的。所以，史伯的“和生万物”与老子“道生万物”相比，其普适性就有了局限，这是史伯“和生”的特点。

史伯所提出的“和生”说，有论题，有论据，有定义，有例证，有影响，是一个很完整的哲学系统，早于老子和孔子，是他们的先驱。他也比西方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利斯(Thales)早。所以，史伯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甚至也可以说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

三、“和同”

史伯所提出的“和实生物”说是在与“同则不继”的对比中立论的。他为了否定“同”在生物中的作用，还说了“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以，史伯在中国思想、文化和哲学史上，率先提出了“和同之辨”，影响久远。后来的孔子就受其影响，并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但是，史伯对“同”并非完全否定，又有所肯定。如他提出的“务和同”。他说：“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谏工：谏官。讲：协和。这意思是说，所以，王占有全国九州的土地，接受土田上的收入来养育万民，用忠信教导百姓，百姓和乐如一家。象这样，是最和乐的了。于是先王聘娶异姓的王后，向四方求取财货，在群臣之中选出主谏的官员来协和万事万物，务必做到“和同”。可见，史伯在这里提出了“同”，而且是在肯定的意义上提出的。“务和同”与前面的“和乐如一”“和之至也”，并无多少差别，基本上都是所要追求的目的和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史伯这里的“同”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和”联用的，为“和同”，以有别于单独的、单一的“同”。“和同”之“同”，意味着此“同”也有“和”之义吧。这好比孔子著名的“大同社会”，就曾特意解读为“大和社会”。孔子所追求的这个理想社会，其实也可称为“大同和社会”或者“大和同社会”。可见，史伯又肯定了“同”的积极的和正能量的一面，他对“同”的看法还是两点论，还是全面的。

由上述可知，在史伯那里，“和合”只具有方法的意思。“和”是生成万物的本原，万物是由“和”而生的。“和生”是哲学上本体论与生成论的范畴。“和同”补充了史伯对“同”的看法，体现了他对“同”的视阈具有全面性。

Shi Bo’s “” “” and “”

QIAN Gengs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In his theory of(harmony bears new things), Shi Bo not only uses “”, but also “” and “” as well. As to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them, it concludes that “” merely means the method. And “”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and “” bears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ontology and generative theory. While “” supplements Shi Bo’s view on “” and manifests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his view on “”.

Shi Bo; “”; “”; “”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6.008

B2

A

1673-2065(2016)06-0052-03

2016-11-22

钱耕森(1933-)，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衡水学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