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博弈

2016-03-16刘宇峰

环球市场 2016年10期

关键词：中心论勒斯文明

刘宇峰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围绕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博弈

刘宇峰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历史学家们在整体历史的写作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与尝试，但始终无法解决整体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的契合问题。为了彻底解决西方中心论给世界历史带来的窘困境地，历史学家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

西方中心论；文化形态史观；世界理论体系

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历史学家们在整体历史的写作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与尝试，但始终无法解决整体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的契合问题。博杜安和波丹通过基督教会和宗教信仰建立整体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性；伏尔泰提出“文明史”概念，试图无限扩大整体历史在时间维度上的包容范畴，从而将空间维度纳入世界历史的统一性；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摈弃了整体历史的“古代——中世纪——近代”时间三分法，其中，斯塔夫里阿诺斯选取1500年这一时间点，通过人类社会在时间线上的发展进步以及在地理上的大面积发现探索来搭建整体历史中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联系。然而，种种努力逐渐暴露出了整体历史的一个核心矛盾：如果要想真正理解世界历史，尤其是当代世界历史，就必须构建具备全球意义的整体历史；问题在于，构建整体历史所需的世界性联系无法避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布雷萨赫就曾指出：“只要历史家不把西化作为使他们的世界成为整体的主题，他们就会流于仅仅是对各种文化的列举。许多历史家就是这样在连续的各章节中简单地列举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过去，而让书籍装订者用胶水、装订线和硬纸板来将其合成一体”[1]。为了彻底解决西方中心论给世界历史带来的窘困境地，历史学家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

张广智教授在《西方史学史》一书中认为，直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史——全球史——出现之前，史学界一共存在着四种类型的世界历史：“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波利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圣·奥古斯都——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以及“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2]总体型世界史和基督教神学型世界史，笔者在此前部分将之归入整体历史的“普世史——整体史”阶段，而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背后所带有的浓厚的政治史色彩使其不能够被归入整体历史中去。至于施本格勒[3]和汤因比的思辨型世界史，实际上也就是“文化形态史观”理论。

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施本格勒认为，研究世界历史，即是研究世界上每一种文化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发展，正是世界上各种文化兴盛与衰亡的体现。文化是一种有机体，并且像所有生物有机体一样，具备生、老、病、死的不可改变的生命周期，每种文化都必须经历“前文化阶段”、“文化早期阶段”、“文化晚期阶段”和“文明时期阶段”的变化周期。“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变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上、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变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4]施本格勒认为世界上一共曾经存在过八种主要文化，即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5]、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施本格勒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试图通过文化形态论所呈现出的文化多元性来打破传统上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施本格勒不无得意地宣称：“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做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作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6]。

就在施本格勒提出文化形态论的同时，汤因比也在从事世界各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施本格勒的观点在诸多方面与汤因比不谋而合，却也不尽相同。汤因比反对施本格勒以宿命论的心态看待文化的生命变化周期。在汤因比看来，施本格勒在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观点过于模糊，各个文明的变化周期都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表整齐划一地进行，而对于为什么会这样进行，施本格勒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解答成为了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中的主要内容。汤因比系统罗列了人类六千多年历史上总共出现的21种文明社会，分别是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文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地斯社会、墨西哥社会、于加单社会、玛雅社会。[7]其中，东正教社会可以被分为拜占庭东正教社会以及俄罗斯东正教社会，远东社会则可以被分为中国社会以及朝鲜韩国社会。关于对施本格勒遗留问题的回答，汤因比将之归因于“挑战与应战”规律。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的关键在于人类对外部“挑战”是否采取了成功“应战”，“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或者我们把这种神话的形象表述变为科学术语的陈述，起源则是一种交互作用的产物”[8]。“挑战”必须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根据人类过去的经验，在何种形势下，挑战才能真正激起具有创造性的应战呢？如果我们转而考察如果我们转而考察人类社会已经受过的各种刺激，那我们便会毫不迟疑地否定流行的观点，即文明趋向于在易于人类生活的各种有利的环境中产生。”[9]这当然不意味着环境越困难，也就越能刺激文明的成长，强度过高的挑战对文明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文化形态史观”理论似乎可以被归类为全球史，其实则不然。虽然施本格勒和汤因比强调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同时他们也反对西方中心论，但是文化形态论之下的整体历史实际上无外乎于对世界不同种类文明的机械性堆砌，这与全球史探究世界范围内各地区相互之间交流活动的主旨是相违背的。更重要的是，施本格勒和汤因比在深入论述“文明形态史观”的过程中也滑向了他们所声称反对的西方中心论。施本格勒认为，除西方文化之外的其余七种文化都已经走完各自的生命变化周期，而“西方的没落”则等同于人类文明的没落。加之施本格勒所宣扬的西方文明的神圣精神和特殊使命，文化形态论几乎沦为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方中心论。在这一点上，较之于施本格勒，汤因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汤因比罗列的26种文明社会中，16个已经彻底衰落，2个正在衰落，7个正在被西方文明同化和消灭，而借助于“人”这一文明推动力量，西方文明似乎将长盛不衰。这样看来，“文化形态史观”只能算作全球史理论出现之前，对尝试构建整体世界历史体系和解决西方中心论问题的一次尝试。

如果说施本格勒和汤因比企图呈现文化的多元平行以达到破除西方中心论的目的，那么沃勒斯坦则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方法。与过去的历史学家们不同，沃勒斯坦没有通过破除西方中心论来解决西方中心论问题，反而通过承认西方中心论来解决西方中心论问题。沃勒斯坦于1974年开始出版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并最终形成四卷本的鸿篇巨著。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沃勒斯坦最为系统详尽地阐述了被他自己称为“世界体系分析法”的世界理论体系。沃勒斯坦强调西方社会经济力量的全球性扩展效应，并力图以此论证“西方中心地区”的合理性。

沃勒斯坦摒弃了，更确切地说是弱化了“主权国家”这一单位的概念。[10]他将存在于人类历史上的存在划分为“微观体系”和“世界体系”。[11]微观体系是指“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单一的文化，只存在于简单农业、狩猎和采集社会中”[12]。世界体系并不一定指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它可以包含多个“主权国家”、多个区域或是多种文化。世界体系主要包括“世界帝国”以及“世界经济体”。世界帝国的特征是“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区域的单一政治体系，无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13]。这种单一政治体系是世界帝国的核心力量，“其力量在于它能凭借暴力（贡品和赋税）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来保证经济从边缘向中心流动”[14]。世界经济体一共包括三个部分：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半边缘地区。中心地区的国家大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以及一种民族文化；边缘地区的国家则普遍不具备独立的国家力量，甚至于有的尚不能称之为“国家”。“世界经济体的分工包含有各种职能性任务的层级体系，其中，需要较高水平的技能和较大资本含量的各项任务由较高层次的地区来承担”[15]，也就是由中心地区来承担；边缘地区则负责较低水平的经济分工，包括粮食生产、原材料的供给和初加工以及密集劳动力输入等；半边缘地区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扮演着过渡的角色，它们一方面充当着中心地区的“边缘地区”，又为边缘地区提供“中心地区”的力量。

围绕着世界理论体系，沃勒斯坦延伸拓展了诸多领域的学说。沃勒斯坦认为，在一个世界经济体内，中心地区是会不断转移的，甚至在中心地区内，国家之间也时刻上演着激烈的竞争。世界经济体也拥有一个生命周期，经历从形成、兴起到衰落的过程，并最终归于消亡，形成一个崭新的世界经济体。在生命周期过程中，世界经济体往往会转化为世界帝国。唯一一个没有转化为世界帝国的世界经济体就是存活了五百多年并持续至今的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还将当今世界的对立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对立，另一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这两种对立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中心地区就可以凭借其经济优势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转嫁到边缘地区中去。

沃勒斯坦的世界理论体系在某些方面与依附理论相类似，两种理论都区分了世界上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并论述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两种理论都将重点过于放在经济因素和外部因素之上。基于经济标准的世界理论体系不承认政治权力所扮演的作用，也不能解释政治或军事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的集中与分散。部分历史学者将世界理论体系视为全球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此，笔者谨持有怀疑态度。全球史的理论研究并不从西方中心出发，而且致力于回溯更早的整体历史时间线。世界理论体系则恰恰相反，它“关心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上其他地区产生影响”，“把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发展看做是理解现代世界社会的核心所在”。[16]

［1］E.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Moder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400.

［2］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7-338页。

［3］即斯宾格勒。

［4］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页。

［5］即希腊罗马文化。

［6］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页。

［7］汤因比认为至少还存在五个停滞的文明社会，即波里尼西亚社会、爱斯基摩社会、游牧社会、斯巴达社会以及奥斯曼社会。

［8］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城、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9］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城、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10］“我找到了一种典型的单位，而不是各种单位中的单位。”

［11］沃勒斯坦预言将来可能会出现第三种存在——世界政府。

［12］赵自勇：《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透视》，《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