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不纯与眼高手低：史学批评家遭受的诘难与辩护

2016-03-16刘开军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1期

关键词：章学诚

刘开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动机不纯与眼高手低：史学批评家遭受的诘难与辩护

刘开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史学批评家臧否人物，论说古今短长，稍有不妥，便会招来问难、诋毁甚至谩骂。吴缜批评《新唐书》，章学诚批判戴震，均曾被指控为动机不纯。其实，吴缜作《新唐书纠缪》是出于对本朝修史事业的使命感，对历史撰述抱持的那份神圣感。而章学诚的“攻戴”是在学术交锋中辨别瑕瑜与异同，属于正常的学术商榷，不可遽尔谓之动机不纯。在关于史学批评家的批评中，极有杀伤力的一条就是批评他们眼高手低——对他人评头论足头头是道，自己却没有写下大部头的史书。这似乎戳到了史学批评家的“软肋”，实亦不然。刘知几、章学诚与邵晋涵等批评家在见识上卓尔不群，确实“眼高”。但“眼高”未必“手低”。刘、章诸人或因生不逢时，或为生计所迫，或因官私应酬、体弱多病，未能在作史上实现其学术抱负，然而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眼高手低的证据。

关键词：史学批评；刘知几；吴缜；章学诚

史学批评家臧否人物，论说短长，即便评论得公允客观，也未必能为被评者所接受，倘若稍有不妥，便会招来问难、诋毁甚至谩骂。史学批评史上的几位重要史家都是颇受争议的人物。无论是唐代的刘知几，还是宋代的吴缜、郑樵以及清代的章学诚，或曲高和寡，生前寂寥无闻，或纠弹古今，身后为人诟病。其中，有关动机不纯的猜疑和眼高手低的讥讽，是史学批评家遭受的较为突出的两种诘难。史学批评家的这些遭际也折射出史学批评中学术与世俗、作史与评史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动机不纯”的指控与申辩

史学批评动机是指为什么而批评的问题，它是学术评论的原点。评史动机一旦偏离学术，沾染上世俗的利益或个人的恩怨，就触犯了动机不纯的禁忌，史学批评的价值也随之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动机的讨论涉及史学批评的科学性问题，因而也是史学批评之批评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宋人吴缜作《新唐书纠谬》，批评欧阳修和宋祁的《新唐书》，这是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较早被指控为动机不纯的典型案例①史学界围绕吴缜因怨著史的具体史实已作出了有力的考辨，认为报仇说是对吴缜的一种诬陷。陈光崇考证吴缜是治平（1064—1067）年间中进士。吴缜“初登第”时，《新唐书》已修成至少五年。吴缜不可能请求参修《新唐书》，至于欧阳修以“年少轻佻”拒绝吴缜，更无从谈起了。（参见陈氏的《吴缜事迹考辨》，载《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39—244页。）此外，柴德赓的《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曾贻芬的《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敏辉的《纠摘谬误传信求实——吴缜<新唐书纠谬>新探》（《殷都学刊》1996年第3期）诸文也都不赞成吴缜作史有意攻击欧阳修的说法。不过，从史学批评动机的角度予以梳理和辨析，以窥探史学批评的复杂性，进而讨论史学批评家的命运问题，仍有其价值。。关于吴缜撰写《新唐书纠谬》的原因，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吴缜批评《新唐书》乃是为了报仇雪耻。这种说法又有两个版本。一说吴缜为父亲吴师孟复仇：“世传缜父以不得预修书，故为此。”[1]107另一种版本则说科举得意、年少轻狂的吴缜欲参修《新唐书》，未得欧阳修的允可，吴氏对此耿耿于怀，《新唐书》刊布后，故作此书纠弹欧阳修。此说的史源见于南宋学人王明清的《挥麈录》：

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谬》一书。[2]100

这是从著书本意上批判吴缜的学术动机。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后来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经籍考》时便沿袭此说，其余响至今犹在。这两个版本虽略有差异，但不管是吴缜为父复仇，还是为雪己耻，总之是因为参修《新唐书》的愿望落空，便发泄私愤而作是书。千百年来，吴缜史学批评的动机不纯几成定谳。

直至清代，史学批评家在清理和总结历代关于吴缜著史动机的批评时，才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一派仍遵从王明清的说法，批评吴缜动机不纯。钱大昕说：“吴廷珍初登第，上书欧阳公，求预史局，公以其轻佻，不许。及新史成，作此书诋毁不遗余力。然廷珍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擿多不中要害。”[3]465接着又说：“廷珍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欧公以轻佻屏之，宜矣！”[3]466四库馆臣则直接援引王说，“王明清《挥麈录》，称欧阳修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今观其书，实不免有意掊击。”[4]410-411这一派虽也承认《新唐书纠谬》的价值，“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牴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4]411但在评论之初，已经预设了吴缜心术不端，因此对吴缜的肯定总是小心谨慎，而批判则是大张旗鼓。

另一派则认为吴缜的纠缪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考辨，不能一概否定。周中孚说得很明白：

夫文章天下之公器，本难防人之诋疵，其后廷珍于《新书》反复参究，正属好学深思之士，而乃为修怨起见，一则谓其复父仇，一则谓其报宿怨，说已两歧，恐非实录。[5]283

周中孚的时代稍后于钱大昕，对批评派的见解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这番话也是对诘难者的一种回应。文章千古之事，学问天下公器，自然要接受世人的批评。吴缜本此旨趣反复探究，不但不是心术不正之徒，相反，可谓“好学深思”之人。换而言之，吴缜之纠缪与所谓动机不纯风马牛不相及。

还有一些批评家如章学诚，转换评论的视角，对“吴缜案”予以新的释读。《新唐书纠谬》刊行后为何招来这么多的批驳呢？一是因为“欧公为当代文宗，史学非所深造。学者多喜美疢之护，不容一言有所诋呵，况于专著一书，攻击不遗余力者哉？”[6]68-69另一个原因是，“攻摘本无所非，而人情不容一人独是，故击人者人恒击之。”[6]639吴缜纠弹欧阳修之谬。王明清、钱大昕和四库馆臣又批评吴缜。在这个批评之批评的链条上，人们只是关注吴缜批评欧阳修的动机问题，却忽视了后人批评吴缜的动机！章学诚花费笔墨来解释吴缜被批评的原因。弦外之音是，那些针对吴缜的批评者们动机才是有问题的，这就把讨论引向了更深层，也更加耐人寻味了。

剥去附着在吴缜著史缘由上的种种传言、推测，吴缜批评《新唐书》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出于对本朝修史事业的使命感，对历史撰述抱持的那份神圣感。

在吴缜眼中，秦汉以降至于北宋，没有哪部史书是尽善尽美的。班固、陈寿、范晔等人写史时何尝不追求曲尽其善，以求传之将来，永为典范。但他们的史著仍引来了各种批判。即便是被奉为史学开山的《史记》也被指控为“谤书”，“博雅”不足。至于《三国志》回护、曲笔之论从未停歇，班固“受金”、陈寿“索米”诸说甚嚣尘上。只有那些“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7]《新唐书纠缪序》很显然，《新唐书》没有达到吴缜“信史”的标准。吴缜于公事之暇批阅《新唐书》，发现了很多问题，“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牴牾穿穴，亦已太甚”[7]《新唐书纠缪序》。故而“感愤叹息，以为必再加刊修，乃可贻后。”[7]《新唐书纠缪序》从中可见，吴缜是一位具有学术担当的史学家。在他看来，《新唐书》乃“集当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万载，自为一家，岂容方来，复有异论。”[7]《进新唐书纠谬表》意思是说，既然本朝所修《新唐书》存在纰缪，理应及时勘正，难道还要等到后人考订。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即吴缜称《新唐书》是“集当世之名臣”编修而成，言语中对欧阳修和宋祁是非常尊重的。至于吴缜所说的“感愤叹息”不是对未能参修《新唐书》的愤慨，而是对当朝修成的史学巨著质量尚未臻于完善的痛心。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学术使命感却让他背负了长达九百年的动机不纯的指责。平心而论，吴缜《新唐书纠谬》确有批评过当、失于琐碎之病，但得大于失。尽管书中的具体考辨不免讹误，但并不能由此而逆推其志，以为动机不纯。《新唐书》体大而思欠精，《新唐书纠谬》尽心考辨，乃欧、宋之诤友。二书合则双美，理当相辅而行于世。

令人唏嘘的是，吴缜批判欧阳修而招来非议在史学批评史上并非特例。传统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章学诚也有着与吴缜类似的遭遇。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较雠得失”[6]86，是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专著，代表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最高成就。从学术渊源上来看，司马迁、刘勰、刘知几、郑樵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有明显的影响。师友之中，邵晋涵对章学诚的学术与人生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先哲与时贤都在史学批评有所成就。当然，章学诚的史学成就与他的秉性与悟性密不可分。20岁前后，章学诚渐窥史学堂奥，“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6]93可见，章学诚治史之初，便侧重讨论史学的“利病得失”，显示出他在史学批评上过人的天赋与高度的自觉。在论著、信札及日常言谈中，章学诚常常评骘古今，气概非凡，但有时言辞激烈，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6]224。

章学诚与当时学界领袖戴震之间的相互批判，至今仍是人们回望清代学术史时热议的话题。当时，戴震学问、声望甚高，又代表着学术主流，但章学诚对戴震的史学见解却颇不以为然。有人指责章学诚攻击戴震的动机乃是为了“报怨”。章学诚在给邵晋涵的信中写下了一段很有分量的话：

爱美玉者，攻其瑕而瑜乃粹矣，仆之攻戴，欲人别瑕而择其瑜，甚有苦心，非好为掎摭也。或谓戴氏生平未尝许可于仆，仆以此报怨者，此则置之不足辨也。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己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而于通人之所得，何尝不推许称说，几于老估评值，未尝有浮抑矣，又何修怨之有哉！[6]646

对于强加给章学诚的“罪名”——批评戴震乃因戴氏不认可章氏的学问，是为“报怨”，章学诚并不十分在意，他甚至认为这没有申诉的必要。因为，章学诚自信他之批评学术如同经验丰富的商贾估量物价，不曾故意抑扬，他是不屑于因一己之私而衡评天下学问的。章学诚的自我辩词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学术批评的目的在于“攻其瑕而瑜乃粹”和“欲人别瑕而择其瑜”，即通过批判，辨别学术之优劣。章学诚的“攻戴”是在学术交锋中辨别瑕瑜与异同，属于学术商榷的范畴，不可遽尔谓之动机不端。

钱大昕也说过与章学诚相似的话：“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8]《序》这不足五十个字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历代史学批评家的心里话，将他们开展学术批评的动机表露无遗。史学不是一人一时之事业，而是一代又一代人赓续相连的学术活动，祛除其中的可疑之处，才能使史书的记载更加可信。“见其美”是“指其瑕”的落脚点。他们不是简单地一驳了之，也不是要与前代史家一较高下，更不是要把前贤贬斥得一无是处，而是要通过批评，减少前史的讹舛，进一步彰显前代史学之美，嘉惠后学，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这正是批评家的良苦用心所在。

从吴缜到章学诚，批评家所作的各种具体评论或有偏颇，但其出发点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人们的推敲的。因此，所谓史学批评家动机不纯的指控，不具有普遍性，对于吴缜、章学诚的指证更无法成立。

二、“眼高手低”的非难与审视

如果说动机不纯是对评论者心术、人品的质疑的话，那么眼高手低则是对史评家学术功力的否定。批评家批判他人，同时也接受着同时代的学人以及后人的批评。在关于史学批评家的批评中，极有杀伤力的一条就是批评他们眼高手低——评骘他人学术的不足可谓口若悬河，但自己却没有写下大部头的史书，这似乎戳到了史学批评家的“软肋”，实亦不然。这是一个需要作具体考辨的理论认识问题。

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位大家刘知几就很不幸地得到了眼高手低的评语。晚唐时期，柳璨著专书《史通析微》，采用逐篇批评的方式“讥诃刘子玄《史通》”[9]6359。五代至北宋初年，赞宁有《非史通》六篇，孙何也撰《驳史通》驳斥刘知几①关于柳璨、赞宁和孙何三人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可参见王嘉川的《清前<史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4页。。北宋时期，宋祁（字子京）明确批评刘知几“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9]4542，意谓刘知几对他人修史指手画脚，自己的史学业绩却并不高明。晁公武以为“子京之论不诬”[10]295，赞同宋祁对刘知几的批判。

有关刘知几“拙于用己”的批评刺激到了与刘知几一样以史学批评为志向的章学诚。他起而为刘知几辩护道：

刘子元以不世出之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如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肥臃肿，坐啸画诺，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牴牾不入，良可伤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迁，退撰《史通》，窃比元揲，盖深知行尸走肉，难与程才，而钓弋耕渔，有素故耳。欧、宋之徒，不察古人始末，以为子元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嗟乎！使子元得操尺寸，则其论六家、二体，及程课铨配之法，纵不敢望马、班堂奥，其所撰辑，岂遽出陈寿、孙盛诸人下。[6]225

章学诚首先高度评价刘知几乃是不世出的史才，只是因为生不逢时，监修掣肘，才未能在史书编纂上实现他的抱负，不得已“退撰《史通》”。从刘知几关于史书编纂的论述中来看，倘若他能操史笔、尽情抒发其怀抱的话，那么刘知几所撰的史书纵不能比肩司马迁和班固，也至少不会逊色于陈寿和孙盛。章学诚的申辩是有道理的。刘知几于长安二年（702年）担任史官，始撰起居注。翌年，他与朱敬则等人撰《唐书》80卷。唐中宗神龙年间，刘知几又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开元四年（716年），刘知几和吴兢一同编撰了《睿宗实录》20卷。此外，刘知几还参与重修了《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与刘知几一同修史的朱敬则、徐坚、吴兢都是唐代有才学的史学家，他们皆推崇刘知几的学识。可见，刘知几是有修史素养的。《唐书》《武后实录》等书亡佚，刘知几只留下了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古代书籍之亡佚是常见的事情，有些史书即便写得很好，也会因战乱、灾祸、保存条件等原因散失。倘若由此即断定刘知几是眼高手低，不仅十分草率，而且实在不妥。

目睹前辈刘知几多舛的命运后，章学诚感到如芒在背。这是因为，章学诚一生评论文史，卓有建树。在修史方面，他虽也编纂了大量方志包括《永清县志》《和州志》《湖北通志》等，且在《湖北通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方志不同于国史，难称“大著述”。

为了应对眼高手低的反诘，章学诚计划重新撰写一部宋史。“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6]81章学诚要在宋史的撰述中实践自己的理论，把史意落到实处。他对这部宋史的心理期许，是胜过明人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和邵经邦的《宏简录》。可惜的是，章学诚生前未能完成这部宋史。重修宋史原本是对眼高手低的有力回击，结果却事与愿违。宋史编纂以失败告终，这让反驳显得更加苍白，也给那些持“眼高手低”论调的人以新的“把柄”了。倘若果真如此评判学术，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是与学术规律相背离的做法。章学诚重修宋史的失败与“眼高手低”不能划等号。这样说的依据是，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重修宋史的愿望化为泡影是由于他既不愿草草成书，又不具备作史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学术资源。章学诚中年以后迫于生计，不得不奔走于江湖，把精力用于讲学、修志和撰写碑铭，终于无暇从事宋史的撰写。

在清代，如同章学诚一样具有重纂宋史理想的还有邵晋涵。有意思的是，邵晋涵似乎也有眼高手低之嫌。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号二云、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邵晋涵由刘统勋举荐，充四库纂修官，“在四库馆与戴东原诸先生编缉载籍，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11]545《南江文钞》卷十二中收录的《史记提要》《汉书提要》《后汉书提要》《晋书提要》《通鉴前编提要》等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见识不凡，是为“眼高”。不过，邵氏著述虽多，但“词简事增，过正史远甚”[3]744的《南都事略》已佚。传世的《南江文钞》《南江诗钞》《南江札记》《旧五代史考异》《史记辑评》《尔雅正义》或为诗文集，或为读史札记、史书考异，终究算不上历史撰述上的大手笔。

邵晋涵与章学诚是学术上的同道，二人相互引为知音。不过，邵晋涵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和所处的学术生态都优于章学诚。邵晋涵之所以要撰写新宋史，是因为在他看来，元朝官修的《宋史》芜杂不堪，重修的难度也最大，故而迎难而上：“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6]177，名曰《宋志》。当段玉裁听闻邵晋涵要重修宋史时，说“此事非先生莫能为，则日中必昃，尚勿迟缓。”[12]388“将来删削繁芜，继踪马、班”[12]389，希望邵晋涵能够抓紧时间，撰写一部可以与《史记》《汉书》相媲美的史学经典。邵氏较之章学诚，围绕《宋史》已作了许多考证和校勘工作。在与朱筠的信中，邵晋涵写道：“近又取《东都事略》与《宋史》对勘，核其详略同异，先成《考异》一书，为将来作《宋志》稿本。”[13]卷八《与朱笥河学士书》可见，在宋史研究和撰述方面，邵晋涵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并有所撰述。

无独有偶，邵晋涵生前也没有完成《宋志》的撰写工作。这又再次给人以眼高手低的口实。然事实缘由尚需进一步分析。邵晋涵之所以未能撰成宋史，是因为“君之于学，无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广猝，不易裁见。……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课，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体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间，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6]177乾隆三十八年后，邵晋涵入《四库全书》馆校勘史部，撰写提要，又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籍，使《旧五代史》重见天日。他还历任《八旗通志》《万寿盛典》纂修官，“朝廷大著作，咸预讨论”[3]743。这些工作占去了他中年时期的大量时光。邵晋涵耗费十年光阴撰《尔雅正义》，又花大力气参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凡此种种，消耗了邵晋涵的大部分精力。再加上性格嗜博、人事应酬、精力分散、体弱多病，以及重修宋史工程浩大，“《宋志》功用浩繁，随时编辑，要当期以白首”[13]卷八《与吴衣园书》等原因，以致于邵氏纂修《宋志》美志不遂。然从其一生学术成就来看，邵晋涵绝非眼高手低之辈。

刘知几、章学诚等人在历史著述方面不能尽如人意，甚至未尽如己意，确属实情，但如果就此认定他们眼高手低则非中肯之论。总之，“眼高”未必“手低”，倒是“眼低”之人很难“手高”，因为思想见识的高下对历史研究的成败更具有决定作用。

作史、考史和评史是史学研究的三个重要部分。倘若因未能留下优秀的历史著作，或流传的史书中存在缺陷就被评价为“眼高手低”的话，那么历代史学家大多难逃此厄了。一位史学家不管是“眼高”还是“手高”，二者居其一，已足矣。个人的秉性不同，机遇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在史学上的作为自然也就不同。苛求一位史学家既能作史，又善考史与评史，这本身就不符合学术评论的精神。更何况刘知几、章学诚凭借其史学批评成就已然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而论之，史学批评家如同“关榷估物，市司评贾”[6]336，易于招致问难。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关键在于，史学批评家命运多舛，生前身后遭受了各种诘难，在自我申辩之外，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为之辩护，以更好地发挥史学批评在沟通史学与社会，引导学术发展方向，净化学术风气等方面的学术功能。

参考文献：

[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王明清.挥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 //钱大昕全集: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6]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吴缜.新唐书纠谬[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