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史通义·经解》分上、中、下三个部分。章学诚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章学诚在《经解上》里从文字起源之前谈起，探讨了“经”的定义、“经”的起源与发展，并将“经”与“传”作了详细的区分。其次，章学诚在《经解中》围绕“官师既分”的制度变化谈后世诸多经书的命名，将“六经”之外的其他“经”一概称之为“异教之经”。最后，章学诚在《经解下》中围绕“六经不可拟”的观点批判后世儒生。

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经；传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文史通义》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代表作。章学诚继承了浙东史学的优良传统，倡导经世致用，注重史学的研究。《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分为四个部分：《易教》、《书教》、《诗教》以及《经解》。章学诚在著作中综论“文”与“史”的规律，他在《易教》、《书教》、《诗教》中分别将《周易》、《尚书》、《诗经》定为后世“理”的典范、“史书”的典范、“文章”的典范。《经解》的写作目的是要判断、解释什么是“经”。

一、《经解上》：为“经”正名

章学诚在《经解上》主要论述了“经”的概念在古代的变化。《经解上》开篇说道：“六经不言传，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1]93意思是说，六经不自称为经，三传也都不自称为传。这就像是每个人对自己而言都是“我”，但是却不允许将“我”命名为自己的名称。下文继续讲上古没有文字，采用结绳记事，后来为了“宣幽隐”、“达刑名”、“布政德”、“齐法度”[1]93才开始使用文字记载事情。这是文字最初使用的目的。

章学诚强调：“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1]93他认为，文字在产生之初不是用以记录一家私言的，而应该记录周王的政典。后来，孔子为了传承先圣的法度，和学生一起陈述天道和人事。孔子死后“微言绝而大义将乖”[1]93，他精妙的言论断绝，重要的旨意被违背。于是孔子的弟子们将当初记得的经书的内容记载下来，并称之为“传”。这样，先前的记载就被“追封”称为“经”。章学诚在这里打了一个比喻：“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1]93他把“经”比作父，将“传”比作子，认为因为有了儿子，父亲才有了父亲的称谓。这个父与子之名的比喻生动形象，展现出“经”与“传”的关系与二者命名的先后。

章学诚还论述了“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1]94的论断。他认为当“官师既分”后，诸子纷纷使用文字表达一家之言。这时儒家尊重“六经”，孔门弟子开始命名“六经”的称谓。而在此之前，人们只将周王的政典“三代盛世典章法度”[1]94称为“经”，并不将一家之言称“经”。不过到了后代都将以上这些著作称为“经”。因此后代“经”的含义就比较宽泛了，不仅涵盖了“六经”，也包括孔门弟子的“经”，甚至还囊括了圣人精微的言论之经与群经的辅助言论之经。章学诚认为后世称之为“经”的大部分著书，其实只是古人所谓的“传”。

二、《经解中》：异教之经

章学诚在《经解中》分析了“异教之经”。《经解中》开篇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1]102事情有真实的依据，但是道理没有固定的形状。这句话不仅是《经解中》的开篇句，也是总领本篇论述的中心论点。他认为“经”的概念出现混乱是起自“官师既分”，“盖自官师既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1]102“官师既分”指官员与老师职责的分离。章学诚认为“官师既分”是导致“经”名称运用泛滥的制度根源。当官员与老师职责分离之后，官员身居政位，身份低下的人不敢僭越，因为官员的身份有据可查。章学诚在这里强调了“据”，即开篇“事有实据”的“据”。老师的身份没有据可查，因此“不肖者”纷纷以教师自居。后世各学派都将各自老师的著作称为“经”。这也是后来经称谓乱了的根源所在。

章学诚认为“据”非常重要，正是“官师既分”造成后世“师”身份的“无据”，继而弟子尊称老师的著作为“经”。弟子“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1]102，弟子依照自己的心意尊崇老师的书，也就可以依照心意冒用老师的书。因此导致“经”的名称被乱用。章学诚认为这一过程表面是制度上“官师既分”，本质是“据”与“无据”的区分，是实据与心意之间的矛盾。章学诚在这里讨论的“据”指事实依据，“意”指全凭一己心意。

《经解中》他将除了六经之外的所有经书著作都称为“异教之经”。章学诚分述了三种“异教之经”：“制度之经”、“术艺之经”、“谐戏”。“制度之经”指国家制度。章学诚认为国家制度本来就是经制。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作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是后代法令称“经”的开始。唐代把法律设为一门考试科目。明太祖颁布《大诰》以供臣民学习。“制度之经”取自《周易》“经纶”的概念。地理书也称“经”，取“经纪”的意思。如《山海经》、《水经》等地理书。章学诚认为这类著书“其余六艺之文，固无嫌也。”[1]103“术艺之经”是战国时期的人们为了使周公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不失传，因此口耳相传，继而记录在案的书籍。“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1]103因此到了战国，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籍一时间纷纷相杂出现，如《甘石星经》、《灵枢》、《素问》、《难经》等等。章学诚认为这些书的著作者不一定必须是圣人，后人在沿袭过程中将这些著作当成圣人尊崇，因此也就称其为“经”。章学诚在这里做了一个比方，他说这就像工匠拜鲁班，兵家拜蚩尤一样。“谐戏”在章学诚看来是“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1]103章学诚认为这些可有可无，是不值得评论的。

“制度之经”是国家制度，有国家颁布，由臣民尊奉。“术艺之经”也相对而言有据可查。章学诚认为最不被“据”所限定的这一类“谐戏”是最不可取的。章学诚这一观点有不合理之处，他没有看到这类书籍的价值，贬低了这一类书籍的地位。但就“据”与“意”的矛盾对立而言，章学诚自始至终维持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即肯定有真凭实据可查的“制度之经”、“术艺之经”书籍，否定仅仅凭一己心意而作的“谐戏”。章学诚认为，最符合“据”的书籍只有“六经”，其余都是“异教之经”，不遵循自身名分。面对“据”与“意”的矛盾对立，以及后人撰写经书种类丰富、数量繁多，章学诚很自信地认为。“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1]103六经的道理如同天空正中的太阳，不用因此而替六经担忧。

三、《经解下》：“经之不可拟”

章学诚在《经解下》中一一列举并批驳后世模拟“六经”的行为。章学诚认为儒家孔子的《论语》不应该称为“经”，因为《论语》“非政典也”[1]110。佛教和道家的书只是一家之言，后人强行加之“经”的名称是愚蠢的。扬雄写《法言》效法《论语》是“抑何谬邪”，多么荒谬啊。扬雄写《太玄》以比照《易》真是“弗思甚也”[1]110，太不慎重考虑了。因为“《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1]110。卫元嵩、司马光、刘歆、王通也都因拟“经”而一 一被章学诚批驳。之后，章学诚就束皙“补”《诗经》作《补笙诗》，皮日休“补”《周礼》作《补九夏》，白居易“补”《尚书》作《补汤征》进行论述。章学诚认为文人开玩笑“戏谑而不为虐。”[1]110但是名为“补”，就不能用文学家的“辞章家言”，不能用文人的语言补缀政治典章。在章学诚看来，政治典章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六经”地位也是非常高的，是后人无法企及也无法效法的。

针对后世照搬“六经”体例，章学诚以马融为例展开论述。章学诚认为马融模仿“六经”的错误有以下三点。一，“至《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1]110马融没有分别清楚“经”与“传”。《孝经》本身不应该称为“经”，而应该属于“传”。后代儒生因为尊重孔子的遗言，因此将《孝经》附在经部。二，“必标《忠经》，亦已异矣。”[1]111马融不应该将著书命名《忠经》与《孝经》相应。三，“乃至分章十八，引《风》缀《雅》，一一效之。”[1]111马融《忠经》不应该照搬《孝经》十八章的分章结构，不应该学《孝经》引用《风》、《雅》作为点缀。通过以上三点可以看出，章学诚反对的是后世学者对于古人“经”“传”认识不清，反对后人盲目效仿古人著作体例。不过，章学诚也没有把后人向“六经”学习的路堵死。他在随后的论述中认为马融可以“援经征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1]111认为马融如果通过征引经书和传，反复论述自己的观点，这样是可行的。同理，章学诚认为《女孝经》和《女论语》没有必要模拟经书，完全可以“自以其意立说”[1]111，按照自己的意思展开论述。

针对后世模仿“经”“传”体例的划分，章学诚以屈原《离骚》为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945对后世勉强划分“经”“传”进行了批评。从屈原创作辞赋没有命名，到汉代刘向、班固称之为《屈原赋》，再到王逸作“注”称《离骚》为“经”，到了宋代洪兴祖注《离骚》时认为《九歌》以下有“传”。屈原作品的“经”与“传”都是后人一层一层附加上去的。后人没有认识到屈原各篇作品之间本来没有区别，只因为第一篇得到重视就以此“依经而立传”，勉强划分屈原作品的“经”与“传”。这是在勉强效法《诗经》“正雅”为经、“变雅”为传的体例。章学诚反对这种简单照搬“六经”体例的“经”“传”划分。

针对后世模仿《春秋》著书，章学诚认为“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1]111这其中有得也有失。有得者，比如荀悦依《左传》体裁改写《汉书》所作的《汉纪》以及袁宏继荀悦而作的《后汉纪》。《春秋》写史书“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未尝不可法也。”[1]112荀悦、袁宏的史书章法是可用的，因为章学诚认为他们二人懂得《春秋》。有失者，如王通效仿《春秋》作的《元经》，没有真正理解《春秋》。章学诚认为，《春秋》不是后人理解的编年体史书这么简单，《史记》与《汉书》对于《春秋》的学习，也不仅仅是编年体。《春秋》有《左传》和《国语》作为它的内传和外传自始至终对《春秋》进行阐释。《史记》、《汉书》的书、志、表、传学习《春秋》的方法，作为传自始至终阐释本纪。

章学诚不但不赞同后人使用“经”的称谓，也不赞同后人补缀“六经”，还不赞同后人模拟“六经”。“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矣！”[1]112他认为“六经”从来就不是用来模拟形式的，而是用来学习先王政治典章以经世致用。“六经”来自政典，是政治道理。可以通过学习“六经”把握政治道理。把握“六经”的道理之后，可以化用到自己的著作中。章学诚认为“六经”的产生就是为了治理国家。倘若依托“经”之名去写“一家私言”，那么就与最初的“经”背道而驰了。这种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是章学诚反对后儒凭一己心意模拟“六经”的根源所在。章学诚以历史学家的视角阐述《经解》，考辨学术源流，以史的角度梳理“经”的渊源和整个变化过程。章学诚《文史通义》命名为“通义”，就是在寻找一个可以贯穿整个文学史学研究的通用的东西，即规律性的东西。“文”与“史”的规律就是遵循他眼中最完善的“六经”，经世致用，依照不同的时代与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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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靳希（1989-），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