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未希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71）

论学生导演纪录片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考问

杨未希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71）

学生导演是未来纪录片的裁断者。他们脑中的思考与行动上的能力，决定着纪录片未来的命运。从当前学生纪录片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学生导演们着眼于社会底层人群，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反映出的是大学生导演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于执掌社会的成人们的考问。

学生导演；纪录片；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思想电影；人文关怀

每年秋季，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International Studen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of Beijing Film A-cademy）在北京电影学院拉开序幕，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影视学院的学生带着他们精心准备的作品轮流展映播放。在这个作品展上，能够看到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作品不仅仅是给中国人看，或者德国的作品给德国人看，而是各个国家的作品都能在轮流放映和现场交流的过程中达到文化方面的融汇贯通。这些作品不仅在视听感受方面可以和院线大片相媲美，而且在思想层面也十分有深度。在这些作品中，每年都有几部带有人文关怀视角的纪录片备受瞩目，原因就在于它们体现出了当代各国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以特殊人群的视点，拍摄特殊人群的生活经历，反映现当代社会和人类的共同问题，对这些人类社会主题追问、探究和记录。这些作品有的明确地传达出导演的观点，而更多作品是导演用隐晦的表达方式，提供给观者自我反思和思考的巨大空间。

一、学生纪录片作品的典型形态——思想电影

每年的学生导演纪录片作品，都带有思考电影的影子。在表现类型上，学生导演们都不约而同地摒弃了华而不实的表现手法，取代以最纪实的摄影风格、简洁实用的剪辑手法和大量使用同期声和自然音响，忠实、坦诚地展现被摄者的生活，记录他们的思想。不虚假，不矫揉造作。

“思想电影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为米哈伊尔·罗姆、阿仑·雷乃、克劳德·朗兹曼等，它以独立的个人视点拷问历史，反思人类重大主题，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气质。”［1］从苏联导演米哈伊尔·罗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20周年之际拍摄的纪录电影《普通法西斯》开始，纪录片有了一种以深刻的思考与追问建立起的思想电影类型的典型形态。这种电影类型理论根源来自于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提出的理性蒙太奇，是对于人类的重大问题进行考问做出的独立思考。这类纪录片有着全新的其他类型纪录片无法替代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是透过层层表面现象下所被导演深挖出来的事物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摄像机并不是一个仅仅用以观察纪录的工具，即使拍出来的镜头晃动、构图不是那么的完美、焦点不实，通过这种手段和方法来调查和观察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社会，所得到的作品也比那些技巧娴熟、设备专业的要好，因为导演有着诗意之眼，有人说过“摄影师的眼睛应该是镜头后的诗意之眼”［2］130，这样拍摄的作品一定是蕴含着睿智和深度的。

思想电影这种艺术方法是拍摄纪录片一种很好的方式，是最能够接近拍摄对象、最能够接近真实的一种方式。从学生导演们的纪录片作品中，可以看出影像在这类片子中被用来表达自我而非赢利的手段，导演在实践中始终关注着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学生导演们的纪录片作品从主题上来看都是切合现当下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从深远的角度看也都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所面临和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战争问题、移民问题、落后地区的生存环境问题、民族习俗问题、女性地位问题、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带来的人性贪婪问题、环保问题等等。这些世界性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过、感受到的，而在这些学生纪录片作品中，观众看到银幕上的影像故事，就会感觉到事件发生时，自己仿佛就在现场，因为摄像机就像“趴在墙上的苍蝇”一样，使观众感觉到自己与事件的联系十分紧密。思想电影的精髓被学生导演们继承下来，成为一种能够很好地传达导演个人经验和感受的独特且有力的纪录方式。

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相比，思想电影更具有导演的个人主观思想，它是导演窥视现实的一扇窗。“如果说纪录片基本的表达方式是 ‘用事实说话’，那么‘用事实’只是手段，‘说话’才是纪录的终极目的和重心所在”［3］。因此，将可以呈现内心情感的表现主义用于传达理念与思想，同记载客观真实的再现主义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呈现出来的作品即是思想电影这种通过记录客观现实、展现真实生活、表达导演思想、引发观众思考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是通过一部影片对自身观察世界的特定表达方式。在学生导演们的纪录片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作品中都带有导演对其选择主题问题的态度。在默默地记录事实的内容后，学生导演们都采用画外音，或借片中人物之口，或者隐喻蒙太奇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理想态度。

如在影片《夏天》（北京电影学院第十二届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观众喜爱作品奖）中，导演用冷静客观的表达方式记录了一群在砖厂里自由成长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在这里打工赚钱。他们因为语言、生活习惯以及经济条件等原因，没有去学校读书，但是他们过得很快乐并且有着超出常人的生存能力。在这部纪录片的最后，导演用了一个大逆光的镜头，夕阳西下，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孩子们站在高处唱着曲不成调的的歌儿，童声清脆而稚嫩，画面中只有红色的夕阳和一排孩子的剪影，画外传来大人们的笑声，祥和、欢乐、幸福的味道就这样从画面中传达出来。这里的生活虽然苦，条件虽然差，但是挡不住乐观积极的人们幸福的生活。“不可否认的是，记录者每时每刻都在有意无意地传达自己的主观意识。然而影像天然地具备还原客观世界本来面貌的功能。现实时空是纪录片的基本结构，现实素材是它的物质基础。于是，取材于现实的纪录片天然地呈现出最接近于现实的特征。然而，纪录的真实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事实，它更加包括了价值意义上的真实性。”［4］在学生纪录片中，导演主观意识的这种表达是极其隐晦的，不用刻意说明和评述，一切尽在不言中；导演的态度,观众都能够从画面中体会得到，而更多的空间留给观众自己去评价，余味无穷。

二、学生纪录片题材内容的现实意义

“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电影不是娱乐大众的社会媒体，它肩负着教育、宣传的责任。他将纪录片的功能提到了社会层面，认为真实的影像对公众的影响非常大，能够进行直观的描述，通过使用节奏和丰富的想象力具有雄辩的社会说服力。强调“纪录片是把锤子，而不仅是一面镜子”［5］，这一提法引导了尔后国内外纪录片创作者在拍摄选题上将更多的目光投到了社会底层，即所谓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引起的社会问题上来，用纪录片这把锤子敲动大众内心的感动，敲响政府对其重视和关怀的警钟。在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中，学生导演纪录片的内容题材多是以关注民生疾苦、关注个体命运和现实社会为主的独立纪录片，各个国家的大学生们作为这个时代人类社会集新鲜、前沿、精英为一体的群体代表，他们视线所关注的、他们脑中所思考的、他们心中所秉持的，都在他们导演的纪录片作品中集中呈现。学生导演们的纪录片作品的题材选择、内容陈述、导演思想与现实社会有多少相关性，对于现实社会而言有何意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上述纪录片《夏天》中，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一切都未经修饰的破旧的贫困的生存环境，和一群像小猴子一样野生的孩子。破房子、拖拉机、泥巴地、脏兮兮的像是永远都洗不干净的衣衫和自己的小脸。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打闹、玩耍，由心底里发出孩童的欢笑；偶尔和同伴发生了摩擦便委屈地放声大哭，唯一接受的教育就是犯了错误之后父母的责骂，但转身就忘记了刚刚的争吵，又哈哈笑着玩在一起；一个水龙头、一个小水坑他们就可以玩得很开心。他们的成长和生存环境没有关系，排除这样的环境，他们和生活条件优越的孩子们一样，甚至比条件好的孩子有更多的快乐和更自由、更丰满的童年生活。但从某些角度，我们看到的仿佛又不是一群孩子，而是这样生活着的一类人群。当画面里出现他们熟练地搬砖、垒砖、开拖拉机的身影，他们的神情俨然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早已融入成人世界，早已习惯劳力工作的成年人。而这样的生活对这群孩子来说，一切是那么的驾轻就熟、理所当然。他们没有思考过他们的整个人生可能就是在这里；他们可能还不会思考，可能以后也不会去思考。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搬砖”是使他们生存，使他们过上好生活的唯一途径。这种生活或者说是生存方式，是他们这类人群一直以来的方式，未曾有人想过这样的日子是不是苦、甘不甘心、要不要改变等等。但是从影片中看不到任何的不满、悲伤、绝望等负面的消极的人物生存状态。生活给于他们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这或许也是导演将镜头对准这类人群中10岁以下孩子的原因，他们的状态是这类人群生活更加单纯、纯粹、质朴、简单的反映。

导演将影片交叉剪辑，孩子玩耍的部分、孩子学大人样子做事的部分，以及孩子像大人一样工作的部分。这三个部分或曰三种状态的画面在观众面前反复交叉地出现，产生了一种对比的张力。从这群孩子身上，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这样一群贫困落后地区生活的孩子，而是这样一类人群，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环境中生存的一类人群。他们这种特殊的生存状态，或许对观者来说是很艰难的，但是他们的状态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应有的样子。在片尾，孩子们跑上高处，一个逆光，唱着听不懂也没有调的歌，同期声里还有当地妇女的笑声。这个镜头和这个片子的整体感觉一样，那就是对于这类人群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导演并没有表露出居高临下地怜悯、同情等情绪，更没有任何的负面情绪，而是站在平等的角度去记录这个地区人群自己的一般生活状态。

除了关注社会底层，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方面，另一部分的作品集中反映的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记录和思考。“人的命运是纪录片关注的重点之一，而人的命运往往是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在这种互动中，人成为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承载点。人和人的存在中所具有的社会性（并非审美的属性特点），只有通过具体的行为活动折射进入审美关系之中，才能获得某种审美的意义。”［6］1622014年的《创可贴》（北京电影学院第十三届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中国最佳学生作品奖）和2015年的《女儿债》（北京电影学院第十四届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国际学生优秀作品奖）两部作品，就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人命运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给予的关注和探究。两部作品的导演都是通过述说主人公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所经历的个人故事，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特定历史时期下个人命运与社会的关系。

《创可贴》是对一个生于英国、在1993年作为第一批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的外国人——江森海（Dominic Johnson-Hill，生于1972年）进行的采访和记录。该片讲述了一个一无所有但勇往直前的老外在北京的漂泊奋斗史，他也同时见证了这个国家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在这部片子中，能够看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在这个变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任何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积淀过程中，大浪淘沙和不断地建构，最后完成意义生产过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如果没有时间这个过程，这些文化的生成，全是空的。在影片中，导演拍摄的这个老外除了乐观、开朗、健谈以外，还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这个异乡心中怀有的深厚情感。导演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将他作为一个可以跳出中国又深深了解中国的特殊视角，通过他的经历、他的生活、他的思想看法、他的讲述给观众展现出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中国。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观察中国的视角。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在于它的经济多么的发达、军事力量多么的雄厚，更在于它的社会是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体现在它是否能够容纳不同文化种族的人民，同时是否能让不同文化种族的人民在其生活过程中有存在感、融入感。当主人公江森海从影片开头说及初来北京时，北京专门有一片区域是给外国人进行活动，到影片快结尾时江森海在胡同中自如地和放学路过的中国小学生们打招呼、开玩笑时，导演思想已经呼之欲出。而《女儿债》将镜头对准美国的越南裔女性，与生于不同年代的“她们”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看她们如何在买婚、抢婚和一夫多妻制等苗族文化传统下生活。全片对准的是女性，民族、习俗、信仰和女权是其中的关键词，体现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观念。每一个人的人生和追求，与其他人的人生和追求相比较情况下，应该怎样更好地看待自己的生命。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自我觉醒，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以及未来。这个世界给女性的眼光、社会给女性的定位、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以及女性对于自身角色在未来社会中的希冀都在这个片子里得到关注和反映。和《创可贴》的表现形式一样，《女儿债》通过个人命运讲述的是女性主义、民族习俗和信仰的主题。此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导演将女性主义这个话题放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即在一个特殊的民族、习俗和信仰的背景下，呈现女性的生存情况、生活状态、社会地位，以及心理活动；她们怎样被男性对待，以及她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女儿债》的导演是一位女大学生。她作为一名生活在美国的越南裔女性，遵守着民族的习俗、崇拜着民族的信仰，被民族所束缚，同时又接受着美国开放的教育，生活在男女平等的西方社会。她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思和自己必须遵守的民族秩序格格不入，甚至相互抵触。因此，她的特殊身份，更给她带来了对于女性主义的深入探究和思考，以及对于男女平等的渴望。当观众跟随她的脚步看到从她奶奶到身边的朋友这一代一代越南裔女性的生活，从她的视角呈现出来的这个女性主义的主题，更加地生动、更加地深刻、更加地耐人寻思。

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关注，也是学生导演纪录片的一个选题。战争是一个自古以来就被中外各国所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人们的关注点大多在于战争本身；战争中的一个边缘群体——难民群体却很少被人关注。《伊朗移民》（北京电影学院第十二届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亚洲最佳学生作品奖）则探讨了家是什么、归属感对于一个人来说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移民居住在新西兰超过20年，一个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回到伊朗，没有什么地方像家一样，因为它不存在。经过17年的缺席，她考问社会自己是否仍会被视为外人，即使在所谓的“祖国”。世界一直以来都充满战争、纠纷、冲突，归根到底是人群和人群之间的不了解，这是当今这个世界最糟糕的问题。现代世界互联网如此发达，媒体如此发达，但人和人之间互相并不了解，人群和人群之间的了解特别极端。对一个人来说家和归属感可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概念和最终的归宿，然而对于这样一类人群来说，文化、时间等各种因素使他们陷入的是仿佛自己哪里也不属于，没有任何一处落脚地的空虚感。“人对自身的审视也是一种人性化的体现。自我探索、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其实也是从人类普世价值和道德追求出发对社会的一种探索、反省和批判。”［6］163人是社会性动物，都是想跟人打交道的；从本质上讲，没有人是喜欢孤独的，都有沟通的欲望。而对于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怎样、花多少时间才能彻底地融入和被接受，对这群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人生问题。

从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上展出的各国学生的纪录片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些学生导演们的创作理念——即关注社会的底层人群，关注文化物质生活落后的非主流边缘人群。可以看到学生导演们选取了很多成年影视工作者甚至是一些成功的影视大师们都不关心或不愿表现的主题和内容：有从人性角度出发关注战争带来的移民问题；有从人文关怀角度着眼于表现落后山区孩子的生存状态；有从文化习俗方面探寻特定社会群体中的女性人权问题等等。这些作品都是采用参与观察的拍摄方式，都是以人为拍摄对象，企图用纪录片来表达出这个人或这群人真实的生活。“生存方式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显现，当一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人的特殊的生存方式时，这种饱含文化内涵的生存方式就明显地带有了人性的内涵。 ”［6］161

三、学生纪录片的承载——关注人类生存发展

纪录片关注社会的底层人群，是从弗拉哈迪导演的《北方的纳努克》开始的。弗拉哈迪将目光锁定在了因种族歧视而被看作社会底层人群、文化物质生活相当落后的非主流边缘人群——爱斯基摩人。为了拍摄和反映这一群体，弗拉哈迪进入艰苦的拍摄环境，与拍摄对象进行了长期的相处和沟通，彼此之间产生了信任、友谊，由此了解到爱斯基摩人真正的生活状态，拍摄对象也可以自然地面对镜头，将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在影片之中。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不是摄影机传达出的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视角，而是永远充满了对这样一群人的关爱和对平等的追求，甚至是对拍摄对象的赞美。弗拉哈迪的这种创作思路带有极强的人文关怀，即对与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

在学生导演纪录片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人文关怀的思想被很好地继承下来。学生纪录片基本上都采用限制视角和公开叙事的叙事策略，不论是画面还是声音，影片都没有试图以上帝的视角高高在上地透露片中人物行为背后的含义，而是跟随着导演的眼睛，通过不懈的观察和探索去一步一步解开各种谜团。可以感受到的是，虽然目前现实生活世界是非常浮躁的快餐式，但各国的大学生中不乏用时间流淌这样过程记录的方式，在抵御着这一切。在这些学生纪录片中看到的一个个故事的核心，是这个社会里生存着的所有人类都应该关注和关心的问题。从影展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们的选题基本都落在最终对人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上。这些社会问题可能是他们自身的经历，或是他们偶然的获知，但他们敢于接触和探寻这些关于人类社会深层次的问题、社会底层问题。

从表现方式上，也可以看出学生们所具有的国际视野。透过外国人的眼睛看中国、穿越国界穿越民族寻根等等表现手段都体现出大学生们最关注的点，还是落在社会底层人民、边缘人和普通大众的生存、生活上，而并没有被浮华的现世迷惑双眼。每个时期每种主导形式的代表人物都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对社会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代表的是人类社会的未来，不论片中关注的人群是多么的底层，生活坏境是多么的恶劣，但是从学生们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除了对他们的关注以外，还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憧憬。

“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来处理和选择素材固然重要，但影片制作者心灵深处的感受，他对于事物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往往决定了这部影片的最根本的价值。”［7］相信观众观看过这些学生作品后，会被学生导演们关注的人类生存的人文主义精神所感动，甚至震撼。这是这类优秀纪录片应具有的力量，促使人们思索的力量。学生导演们对社会和人类生存和发展历史的考察、对现今生存环境的关注、对未来变化发展的展望全都体现在了影片当中。这些带有人文关怀的视角将是引发观众深思的一个楔子，相信未来这类纪录片会取得更多的关注。

余论

在张同道老师对纪录片导演阿尔伯特·梅索斯的采访中，问到他对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有什么建议时，阿尔伯特说道：“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选择你真心想要拍摄的纪录片选题，你自信能够完满讲述的，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用你自己的方式拍摄纪录片很重要，选择合适的题材。采用直接电影的拍摄方式，你不用控制现场，故事会自己呈现。影片拍摄之前你就应该很自信地告诉自己，电影会自己向我讲述生活故事，这样在现场，你就能观察拍摄到重要的场景，影片中的人物也会感觉得到了体面和尊敬的对待。”［2］131学生纪录片在拍摄方式上采用的是旁观手法，大多数片中一直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讲述现实中的动人故事，用他善和爱去记录生命中最动人最美丽的瞬间，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是唯有爱和希望不可辜负的理念。

[1]张同道.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96-397.

[2]张同道，李劲颖.直接电影是纪录片最好的方式——阿尔伯特·梅索斯访谈[J].电影艺术，2008，320（3）.

[3]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63.

[4]崔醒群，程橙.从《小人国》看真实电影中的编导渗透[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2，28（3）：35.

[5]秦扬.锤子与镜子——对纪录片功能的思考[EB/OL].[2013-12-16]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3/1216/c372504-23851615.html.

[6]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片运动[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205.

（责任编辑：杭长钊）

2016-01-20

杨未希，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院2015级艺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视编导与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