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扬 张勇军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430079）

试论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批判与范式建构

张 扬 张勇军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430079）

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经过多年积累取得了诸多的有益成果，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在认识论上缺乏本体意识、主体观念较为淡薄；在方法论上，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以至于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在构建新闻史研究范式上，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而“人本主义范式”“媒介生态范式”“民族主义范式”三种研究范式，是对上述研究范式的扩展和创新，为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提出一些思考。

新闻史；研究方法；范式建构

一、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批判

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多年来取得重要成果，已经基本建立起结构完善、层次多样、理论扎实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更是突破了原有框式，获得了快速发展，大量专著等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问世。方汉奇先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史以1978年为断点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史；后一阶段则较为全面地研究新闻史。丁淦林则以 《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三本著作作为新闻阶段的划分标准。李秀云抛弃了政治新闻史的观念和研究思路，将新闻理论形态作为划分的基准，培养了新的学术品质，具有一定意义［1］。分析新闻史研究自身的问题，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法，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可以为新闻史的发展提供长久的动力。

（一）认识论范畴：本体意识缺失、主体观念淡薄

新闻史研究本体意识的萌发，是学术界自觉性的反思成果。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一直依附于革命史，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建立起与政治学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结构虽然有失偏颇，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气候却是相适应的。但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原有的结构受到质疑，强调新闻史研究独立性的呼声越来越高。深入分析新闻事业发展的独特轨道，研究新闻史发展的特有规律，是对新闻科学的尊重，也是对这一学科研究所应有的态度。宁树藩先生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有“本体意识”，认为新闻史研究要清除政治斗争思想，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本体意识［2］。除了坚持“本体意识”，他还提出“两条腿走路”。所谓“两条腿”，实际上是新闻史研究的两个方面。一是报刊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二是报刊自身的发展历史，即新闻事业产生及其动态变化的历史，尤其是新闻观念的变迁和经营管理的进步［3］。因而树立起本体意识，强化主体地位应该成为新闻史研究者工作中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尽管这种意识逐渐成为共识，却缺乏行动力，在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原有思维依旧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思维改造的任务就落在了具有活力的期刊上。在思考中被当做原因的，在行动中就会被当做规则。培根的这句名言告诫人们，思想的解放一定会引导实践，最终促成事物的改变。

（二）方法论范畴：单一、孤立、片面的研究方法

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数量可观，种类也十分多样，涵盖中国通史、断代史、地方史等类别。但是纵观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新闻史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重视史料，对史料做深入挖掘，做思维与理论上的研究与分析，的确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符合方汉奇先生提出的“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的理论，但这种僵化、刻板的研究模式，容易使史学研究陷入孤注一掷的尴尬境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而多样，既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又有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首先，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并长期主导学者的研究思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没有激发学术百花竞放，而是强化了新闻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理念。其次，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与国外新闻史研究脱节，割裂了中国新闻事业与外国新闻事业相通、相连的普遍属性，导致中国学者孤立地、片面地研究新闻史。再次，新闻史研究多是闭门造车，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交流，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实证史料作为新闻史研究的方法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自司马迁时代由来已久。清代出现了考据学，近代一批史学大家将中西方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这种实证史学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新闻史的研究，传统新闻史研究方法应该面向现代，不断创新，以促进新闻史学科的繁荣。

二、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闻史研究缺乏系统和科学的范式创新，受制于方法单一、千篇一律的藩篱。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藩篱逐渐被打破，许多学者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探索性思考，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三范式”是“革命史范式”“民族国家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统称，其提出依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纵向的结构范式。“革命史范式”长期以来一直占据新闻史研究的主流，以阶级斗争和政治为核心，作为评价新闻史的标准；“现代化范式”将新闻史研究放在大的时代背景里考察，以现代化作为新闻史考量的指标；“民族国家范式”不同于前两种范式，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则，考量新闻能否促进社会发展、民族进步［4］。由此可见，以上无论哪一种范式，都是以新闻史的价值和目的为导向，这种提法科学与否，姑且不予置辩，至少在宏观上对新闻史方法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丁淦林提出的“两范式”论也颇有影响。作为一种横向结构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体制与媒介范式”和“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两种。“体制与媒介范式”的核心观点在于“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它将“报纸”自身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强调“媒介经营”的重要性；“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则立足于“功能性”，是将“新闻事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媒介的“政治功能”［5］。丁淦林的“两范式”论以突出某项研究为重点，自然有轻重难以顾全的弊端，但它们都以新闻自身为主要研究对象，凸显了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本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下列三种新的研究范式。

（一）人本主义范式

所谓人本主义范式，就是以人为中心，通过人所在的历史阶段来反映新闻史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播规律。该范式将新闻从业者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通过新闻人的活动历程与思想变化来探索新闻历史规律，把握新闻发展特点。人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主导者；离开人，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新闻史研究也缺乏重要的依存点。因而，从人自身出发，建构人本主义的范式尤为必要。以人为中心做传播史的方法研究，并非否认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以人为本，注重史料，通过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新闻活动来研究新闻传播的特殊规律。科学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要善于利用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来考察［6］。高文虎很早就看到了人在新闻史方法研究中的作用。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以新闻人的传播活动为中心，注重人的基础作用，以此来构建新闻史的范式结构。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借用于新闻史的研究中，是他对人本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当前人本主义的范式并没有过多地引起注意，学界采用的还都是传统的研究方法，这种现状与国内新闻史长期受苏联模式影响有很大关系。过去也有对新闻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的文献，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新闻思想、新闻实践等领域，较为单一，很少有对人物的心灵、情感、认知等方面的研究，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有鉴于此，建立人本主义的新闻史研究范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二）媒介生态范式

“媒介”本是传播学词汇，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各时代传播的讯息，而是各时代具体的媒介属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力。媒介生态视角是社会技术论的体现，它将媒介自身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考察媒介自身、媒介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来分析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媒介生态范式的创新之处，在于既强调了技术在研究新闻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承认了史学研究的关联性，抛弃了传统研究中单一、孤立的研究方法。媒介生态系统通常分为媒介群落和媒介生存环境两层。媒介群落体现媒介内部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变化，着眼于媒介的新闻实践和业务；媒介生态环境更看重媒介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关联和互动，着眼于制度和媒介体制的变化，以开放的思维和视野来探究事物深层的原因。将媒介生态作为分析新闻史的方法和视角，体现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观和媒介观，既突出微观元素的创新视角，又能从全局把握历史元素本身与环境因素的各种变化关系。此外，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引进新闻史学中，又体现了学科研究的交叉性。学术研究并非象牙塔里的孤立活动，学科之间的互动与借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媒介生态范式是一种大文化视野、一种整体思维，有利于深入把握媒介与其他因素的紧密联系。研究新闻史不能避开各时期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与媒介自身的生存观结合起来，方能构建起完整科学的媒介生态范式。

（三）民族主义范式

所谓民族主义范式，是指研究新闻传播史要从本民族的特殊性出发，将探索新闻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民族主义融合起来。这种范式不同于李彬的“民族国家范式”。“民族国家范式”认为，一个国家的新闻事业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民族主义范式，更多折射出民族的特殊性，反映出民族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构建民族主义范式过程中，可以引进“大历史观”思维。“大历史观”能够在跨度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由表入内地研究历史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中国新闻事业是国外传入的，但是其自身的发展却具有特殊性和变异性的特点。中国历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具有特殊性。中国有特殊的办报环境，有特殊的办报主体，有特殊的新闻理念和追求方向。研究中国新闻史，必须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改革和发展的大历史背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发展规律。研究民族主义范式，研究中国新闻史，必然要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新闻主体深入发掘。研究中国新闻史，既要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又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还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特征，引进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借鉴其他民族的有益成果，推动民族自身的发展。因而，民族主义范式的构建出发点既是充分尊重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又将其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起来，构建一整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体系。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世界观的体现，新闻史研究同样需要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传统的新闻观念已经被戴上了研究的桎梏，创新的思维和方法能够为新闻史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和方向。关于新闻史研究范式的创新，诸多学者皆有论述，上文所列举的三种新闻史研究范式都是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的创新拓展和简要说明，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但无论何种方法，研究新闻史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充分尊重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并且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结合；二是避免孤立的、主观的研究，要建立跨学科、跨文化的多样化的方法论体系。总之，构建完整、科学的新闻史结构范式既要遵守常规路径，又要突破僵化模式，不断创新、止于至善。

［1］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

［2］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M］//宁树藩文集.广州：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3］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J］.新闻记者，1998（9）：29-32.

［4］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J］.新闻与写作，2007（1）：39-40.

［5］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J］.新闻大学，2007（1）：28-32.

［6］吴文虎.从本体论角度研究中国新闻史［C］//方汉奇.新闻春秋: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邢香菊）

2016-04-10

张扬，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张勇军，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媒介融合、新媒体。